世界银行和印度农业发展局

一、世界银行与印度农业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何文岸^[1]（2020）在《印度“绿色革命”农业科技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绿色革命”是印度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印度在独立之后农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粮食问题始终困扰着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1966年在经历尼赫鲁以制度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战略遭遇失败,印度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印度转变农业发展道路,选择了新的农业发展战略——“绿色革命”。在“绿色革命”中印度主要通过农业科技的实施与推广来促进农业的生产和发展,“绿色革命”的实施使印度成功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并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不利影响。总体而言,印度在“绿色革命”中通过农业科技的投入促进农业发展是成功的,利大于弊。印度在“绿色革命”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下非洲国家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由前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前言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研究重难点和研究思路。正文内容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分析印度“绿色革命”实施的背景,重点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印度绿色革命”,探讨国内和国际两个主要因素是如何推动印度“绿色革命”于1966年实施启动的。第二章主要探讨印度“绿色革命”农业科技实施的推动力、实施主体以及具体措施。第三章主要分析农业科技实施的效果以及印度“绿色革命”产生的影响,主要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对印度“绿色革命”的影响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是对印度“绿色革命”评价,探析印度“绿色革命”对于非洲国家以及中国的启示,对印度“绿色革命”的利弊进行反思总结,并对印度今后的农业发展道路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探讨。结语部分在总结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指出,作为一个印度农业发展上的重要转折点,印度“绿色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何松龄^[2]（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提出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孙晓华^[3]（2020）在《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虽然主要国家及时实施了金融救助并加大了财政刺激力度,但过去的11年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缓慢。幸运的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亮点,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角色,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且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调整中发出了新兴大国的声音。《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保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中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最为抢眼,一方面,两国正在引领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且转移速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持续需求,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值得世界关注。然而,引起世界对中印两国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近年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相似性,更是两国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两个初始国情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增长道路上迥异,最主要的表现是两国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国通过快速的外向型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工厂”。相比之下,印度的增长经验不但没有显示出快速工业化的迹象,而且绕开工业化走上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增长之路,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尽管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差异,但两国都抓住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机遇,都享受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红利,随着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链条整合,结构红利效应将逐渐减弱,中印两国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是两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综观前人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中印比较的文献比较少。但从实践发展看,两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并重的时期,研究这两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对就业和生产率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研究如何实现要素数量型增长向要素效率型增长的转变,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中大国的增长实践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从这个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印两国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现状进行比较,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初的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印度则在1991年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本流动所带动。中国的工业主导型模式为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条件,中国因此被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称为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并被赞誉为“中国模式”,但也为此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诸多代价。而印度的服务业主导模式使印度经济增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中高速,过去20年平均每年超过6%。印度的结构变化有利于迅速增长的服务业,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没有那么成功,这就是印度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无就业增长”的原因,而且印度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印度经济也存在结构性缺陷,修复起来难度较大。其次,论文对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印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速度慢于中国,而印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有利时机,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再次,通过偏离-份额法对中印的部门内效应、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部门内效应,也就是说两国的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最大;就资本转移效应而言,中国的资本转移效应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印度,说明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稍高于中国,而中国的劳动转移效应大于印度,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低于印度。最后,论文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中印产值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印度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3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仅带动0.2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中间产品制造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41个百分点,而印度则仅带动0.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工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和印度的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概而言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比印度更为激烈,范围也更广。两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与结构变化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密切相关。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滞后发展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进程,也阻碍了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因此,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谭力川^[4]（2020）在《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文中认为印度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重要国家,更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成员之一。其国土资源辽阔,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人口数超过13亿,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且拥有年轻化的人口结构。除石油外,印度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藏量丰富,同时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如一把“匕首”直插印度洋心脏地带,俯瞰这一连接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海上交通枢纽,加之绵延的海岸线和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构成了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2014年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上台执政,先后推动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和“智慧城市”等刺激经济增长的宏伟计划,同时还加快实施国内的制度性改革,包括推动征地法案改革、劳动法案改革、破产法案改革、国营部门私有化并在全国范围统一“GST税制”,还于2016年下达“废钞令”以打击印度的地下经济产业,以期改善印度的营商环境。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和制度安排,印度的营商环境有所好转,在最新公布的营商便利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90个国家中位列第63位,相较于莫迪执政之前排名大幅上升了一倍之多。与此同时,经济数据也有所起色。2018年印度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在莫迪执政期间平均增速达7%以上,经济表现一路高歌猛进,一时间在世界出尽风头,媒体舆论甚嚣尘上,似乎那个“不可思议”的印度又回来了。有学者就曾将印度比作行动迟缓的大象,或是缚于笼中的老虎,意在指印度的经济实力正在渐渐释放。但是,2019年以来,印度经济摇摇欲坠,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印度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以及莫迪执政以来所面临的印度经济增长特征和挑战,探究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以期对印度经济增长前景有一个初步的预判。首先第一部分是对印度自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描述,主要分为90年代改革以前和90年代改革以后两个时期。第二部分是分析自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经济表现出的特征和挑战,并分别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等宏观数据对印度经济的现状进行进一步剖析,然后从国内消费、经济结构和就业方面阐述了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此外,还从通货膨胀危机、双赤字危机和基础设施障碍等角度分析了印度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印度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利用GDP支出法等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和进口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哪些,接着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探寻印度GDP增长与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最后一部分是莫迪2.0时代的前景分析,通过分析莫迪再次连任总理后印度经济增长的表现,以及莫迪在第二任期所实施的主要经济举措分析所谓“莫迪经济学”是否奏效,并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前景进行了简单判断。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虽然莫迪在第一任期实施了许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在积极推动国内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在自由化、市场化的道路上没有走回头路。但由于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遭到反对派、工会和农民等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抗,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经济改革举措虽然影响广,跨度大,力度强,但反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冲击。前期印度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其国内强劲的消费需求能力,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业部门的逐步提升以及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所致。诚然,印度虽然具备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但还得看莫迪在第二任期能否继续保持改革的定力,继续向改革的深水区推进,挑战更多既得利益群体,同时还要看国际环境能否为印度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有利条件。短期内,印度的经济增长显现出了一定疲软态势,从最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从5%已经跌至4.5%。但本文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印度依然具备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调整国内的发展道路。在投资方面,印度可以继续以“印度制造”为支点,撬动国内外的投资资金向印度聚集,并依靠其优势部门在全球吸金。另外,印度还需提升国内工业制造品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实现更多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额以改善目前糟糕的贸易逆差问题。最后,在未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等着力点为契机发展本国经济,不断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扬长避短,定能实现莫迪口中的“经济强国”愿景。

徐婷婷^[5]（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张文凤^[6]（2019）在《印度的贫困问题：源与流》文中认为近年来印度创造的经济奇迹受到世界瞩目,与此同时,其突出的贫困问题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印度社会因此显得复杂而怪异,一边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繁荣,而另一边是贫困引起的食不果腹。印度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贫民窟也不乏贫困人口的身影。经济发展虽然是反贫困的有力工具和手段,但印度贫困问题的形成还受到其他因素,诸如土地改革不彻底、种姓歧视、宗教信仰、分配制度的缺陷、经济发展失衡等的影响。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印度的减贫效率,但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社会携手坚持,在反贫困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印度减贫成效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减贫目标并未实现。印度在当前阶段的减贫成效虽然不高,但其在减贫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助于其未来的减贫工作,也同样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结与思考。发展中国家将印度的反贫困经验和教训与本国的反贫困相结合,其中的经验借鉴学习,而教训则作前车之鉴,从而规避一些弯路。在反贫困过程中,要以政府为主导,在反贫困战略制定上要符合本国实际。同时团结国际国内各方力量,保证反贫困的资金来源,不断加大反贫困力度。经济增长的同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进行更加合理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成果更加倾向于一般收入家庭和贫困家庭。此外,要提高政府的执政效率,坚决打击贪污腐败,使政府的扶贫计划行之有效。这样,印度反贫困工作才会取得好的成效,为其经济可持续发展扫清一些障碍,从而助益其大国战略的实施。

陆佳琦^[7]（2019）在《产业发展视阈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由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组成的“金砖四国”,于2006年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合作构架。2010年底,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仅使作为国际政治实体的“金砖四国”正式更名为“金砖国家”,同时标志着发展中的“金砖国家”已经从成立之初的投资代表拓展为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十年来金砖国家携手前行,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为指引,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低迷以及世界经济疲软和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等多重挑战,并在贸易投资、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以及金融融资等方面展开了多领域、多层级和多元化的务实合作,成为风险共担、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享的战略伙伴。2017年9月,由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的中国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各国领导人共同展望金砖国家第二个金色十年的蓝图,致力于超越以往,寻求并建立金砖国家具有“新关系、新理念、新道路”的行稳致远之路。2018年金砖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第十次会晤圆满落幕,金砖国家已经携手前行历经1 1年的风雨历程,金砖合作已取得多项成果。如今“金砖+”朋友圈在逐年扩加,从2017年厦门会晤首创的“金砖+”模式,在2018年的金砖会晤上已经有22个非金砖领导人加入到“圈内”的合作对话会议中,在共同协商各国经贸合作模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推动建设具有开创性和包容性的开放型世界。“胸怀天下、立已达人”是过去十一年来金砖国家并肩合作经验中得出的重要启迪。目前,金砖国家乃至世界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经历着全球化发展陷入困境、世界秩序紊乱崩坏、国际格局紧张动荡、全球要素竞争激烈等一系列问题,在充斥着“变”与“乱”的世界格局中,金砖国家亦受波及。一方面,整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使得金砖国家赶超发达经济体的时间被延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分化格局会导致金砖国家产业布局与原目标产生分歧。在全球经济放缓与分化的大环境中,金砖国家遭受着外界质疑的同时,各国内部近年来亦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金砖并未失色,每一个金砖成员国都密切关注国际时局的变革,紧随世界格局演变的进程而做出及时调整,金砖各国经济增速虽有暂时性减缓,但各国经济仍处于稳步成长阶段,具备长期稳定增长的潜能和趋势。现代经济增长实际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其本质是产业结构持续演进的动态调整过程。金砖国家携手同行,共同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速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优化各国产业结构,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以期突破发展瓶颈,助推金砖国家经济活力,在深化各领域合作机制化的同时形成联动发展格局,进而将金砖国家贸易合作推向新高度。本文依据产业结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近十年来金砖国家产业结构改革的成效和贸易合作的发展进程,本文共分七章,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包括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是本文进行相关实证分析和实证研究时所依据的理论,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第三章为金砖国家产业发展分析,本章节通过使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具体测度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每一个金砖成员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分别从金砖国家国内总体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和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全面剖析。在分析金砖国家国内总体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时,选取金砖各成员国从2008年至2017年经济总产值为数据样本,对每一个金砖成员国近十年产业结构的内在构成与产业发展优劣进行详细分析。在分析金砖国家国内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时,选取2008-2017年共9个年度阶段的三次产业经济数据,依据指标具体分析金砖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通过对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进行梳理,分析各国产业结构演进对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第四章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发展分析,首先梳理了金砖国家携手历经1 1年的风雨历程,以及在经贸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基于此分析了新形势下中国与金砖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本章通过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先将所有进出口贸易产品细化为17类,按照细化的行业分类分别分析中国与巴西、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南非在观测期间内进出口贸易结构现状以及相关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从而更加精准地分析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近十年来的贸易合作现状,进而厘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和互补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分析,通过使用Stata计量分析软件对面板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估算了贸易非效率模型中的贸易合作阻碍因素和可能实现贸易最大化的促进因素,进而得出影响中国与金砖国家进出口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的具体算数值,从政治、经济、法律、关税、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政策效果和发展潜力。第六章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结合第三、四、五章节的实证分析,从明确产业定位,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打造先导性产业园区来优化金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从健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完善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并深化贸易合作领域,合理布局贸易价值链体系和推动金砖自贸区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第七章为结论。综合全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金砖国家国内产业经济易受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较为剧烈的变化;第二,金砖国家各领域的贸易合作有待进一步横纵推进;第三,金砖国家在提高贸易合作效率的同时,要寻求创新驱动新动力来拓展合作新前沿。

刘海丽^[8]（2019）在《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是印度政府为了促进印度农业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农业的具体政策和计划。本研究围绕印度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背景、历史演进、支持水平等问题进行研究,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印度农业发展概况、经济社会背景条件进行阐述,分析了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的制定实施机制。随后以印度绿色革命为时间节点从第一次绿色革命前、第一次绿色革命时以及第二次绿色革命以来对印度的农业支持政策演进行了梳理。对土地最高限额政策、农业研究政策、直接利益转移政策政策、农业市场政策、国家农业保险计划等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在对印度农业支持政策追溯的基础上,运用OECD政策分析体系重点对印度的农业支持水平从生产者支持水平（PSE）、消费者支持水平（CSE）、一般服务支持水平（GSSE）以及总体支持水平（TSE）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总结了印度农业支持政策存在的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效应给我们留下了成功的经验如高度重视提升农民收入、合理运用农业土地、注重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为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提供了启示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提升农民的素质,建立农民参与的长效机制;制定科学的农业支持政策,完善农业支持政策的执行体系,加强对农业贸易信息化的支持,促使农业生产结构多元化,并促进中印在农业发面的交流合作。

管辉^[9]（2018）在《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7年印度独立,宣告英国近2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独立之后获得新生的印度,根据本国国情并借鉴他国经验,在批判地继承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同时,也确立起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印度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重大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为此,阐明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深化印度社会的认识以及为现有的中产阶级理论或思想提供佐证或反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中产阶级文化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他们的形成与成长也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与印度中产阶级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相比,目前的研究力度显然是无法匹配的。目前,虽然有关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娱乐、文化等领域的成果不少,但总体上说来,大多还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做相应的研究,鲜少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对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演变轨迹、结构成分、政治地位、婚姻家庭状况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领域作系统性的研究。本文选题的出发点正基于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吸收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分层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关于阶级划分的理论,透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多维视角,本文沿如下逻辑顺序对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和分析。第一章,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从历史的“纵轴”分时段考察印度中产阶级历史变迁过程。第五章,辨析了独立以来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间的联系。第六章,分析了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婚姻、生活方式与教育状况在历史“横轴”上的各个截面。最后,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近期转变、未来问题、提供的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中产化道路等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有如下收获。一是对南亚地区进行中产阶级的“个案研究”,结合史实,在现代化背景下考察印度中产阶级的历史变迁,厘清其60多年的兴替荣辱。二是拓展了史料的来源,使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印度部分地区所获得社会调查资料,以解决无法赴印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相对困难的问题,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阐明了现代化进程对印度中产阶级变化的影响,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揭示印度中产阶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形式和途径,认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个“平稳——波动——平稳”的运行轨迹。四是论证了印度中央政府主导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是印度中产阶级兴衰荣辱背后的引领者和决定者,只有在国家主导下,才能逐步解决印度种姓阶级教派的纷争、社会政策与中产阶级的培育、中产阶级经济政治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婚姻家庭、教育投资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指出经济增长是印度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提升的最根本动因,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战胜阶层与贫富分化的可行选项,也是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印度中产化理想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的变通和创新之外,还需置身于开放和流变不拘的世界格局中,采用通行的准则来考量本国的中产阶级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本文将澄清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历史演变的主要节点,展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构建超越西方经验的印度中产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我们理解当代印度中产阶级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曾泳心^[10]（2017）在《印度旁遮普邦农业发展及其影响、启示研究（1966-2004）》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印度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找寻到粮食迅速增产的方法迫在眉睫。此时,国际社会对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基因改造及其实现高产的关键投入的研究已取得重大突破。墨西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率先将此研究进行实践并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国际社会称此为“绿色革命”。1966年,印度英吉拉·甘地政府综合多方考虑最终决定采用此农业发展新战略,挑选旁遮普邦等农业条件突出的区域进行重点推行。旁遮普邦在扎实农业基础上继续构建完善的农业投入体系,利用高产品种创造了粮食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奇迹”并成为印度其他邦的重要示范。同时,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俱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通过集中研究印度“绿色革命”最为成功的地区---旁遮普邦,阐述其过程、成就及其影响,分析经验教训,最终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借鉴。全文由前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分为四个部分。前言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缘由及意义、学术史回顾、概念及时段界定、理论依据与方法、研究思路、论文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一部分回顾旁遮普邦“绿色革命”的国际、国内背景及其农业条件。该部分考察了“绿色革命”由来及印度政府为何坚决采用此农业新战略,并阐述旁遮普邦被选择为实施区域的主要原因。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旁遮普邦“绿色革命”的表现、阶段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发展的有利因素,揭示其成功的原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对农业以外领域的深远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同时,对旁遮普邦“绿色革命”是否成功做出评判。最后,针对当前旁遮普邦农业发展现状提出合理的前景分析。第四部分根据旁遮普邦“绿色革命”的成就及其问题提炼经验教训,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镜鉴。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将旁遮普邦“绿色革命”与第二次“绿色革命”进行对接,指出旁遮普邦“绿色革命”仍旧存在较大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银行与印度农业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银行与印度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绿色革命”农业科技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印度的贫困问题：源与流（论文提纲范文）

（7）产业发展视阈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印度旁遮普邦农业发展及其影响、启示研究（1966-2004）（论文提纲范文）

四、世界银行与印度农业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绿色革命”农业科技问题研究[D]. 何文岸.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2]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3]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 孙晓华. 吉林大学, 2020(08)
• [4]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的特点、动力与前景[D]. 谭力川.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印度的贫困问题：源与流[D]. 张文凤. 云南大学, 2019(03)
• [7]产业发展视阈下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研究[D]. 陆佳琦.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研究[D]. 刘海丽. 湘潭大学, 2019(02)
• [9]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D]. 管辉. 云南大学, 2018(12)
• [10]印度旁遮普邦农业发展及其影响、启示研究（1966-2004）[D]. 曾泳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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