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2000名本科生一次性就业率居教育部直属高校首位

一、西安交通大学2000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位居教育部直属高校并列第一名（论文文献综述）

马梅花^[1]（2020）在《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以B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振兴本科教育为时代背景,以民族院校落实“四个服务”为使命背景对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进行初步探究。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是立足少数民族,面向民族地区培养卓越、创新、拔尖旅游人才的关键,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旅游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但目前,以B大学为例的民族院校在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中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教材、实践基地各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应加以重视并采取进一步优化的对策。基于上述背景和问题分析,本研究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AGIL）模型初步分析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的现状、问题、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本研究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交代了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研究背景是基于时代背景、使命背景、行业背景以及自身发展的综合环境。第二部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分别对民族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民族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中,根据特定时期社会发展将民族院校发展历程划分为初探阶段、关键阶段、重创阶段、重建阶段、稳定发展五个阶段。第三部分结合文献法、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研究设计、研究实施、研究结果汇总对当下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教材、实践基地进行了整体描述,系统掌握B大学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的现实情况。第四部分主要剖析了以B大学为例的民族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背后原因。通过分析发现,问题非均匀地分布在目标、课程、师资、教材和平台各方面。基于此,总结出导致这一系列现实问题背后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有布局原因也有落实原因,有文化层面也有物质层面,是一个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系统。第五部分阐述了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就是要以党和国家战略为指导思想,以回顾历史、遵循规律、以人为本、突出特色为建设原则,明确民族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建设的目标,探索其建设优化路径。总体而言,就是要发挥目标的导向作用,彰显课程的育人价值,聚焦师资的主要力量,扮演好教材的纽带作用,打造实践基地的教学平台。本研究初步尝试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AGIL）应用于专业建设研究,并试图构建了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的AGIL模型。

陈沛酉^[2]（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提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熊祎^[3]（2019）在《MTA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旅游业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的旅游市场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旅游市场的繁荣带来了对旅游人才大量需求。然而目前我国旅游人才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状。我国旅游高端旅游人才的输出基本依靠于学术型研究生及少数博士生,为解决旅游市场人才供给不足的状况,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0年3月批准设置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TA）,并于2010年9月被国家列入2011年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计划。截止到2018年,MTA教育已经成立7年,在这7年里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由最初的57所院校,扩招到现在的94所。MTA的创办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旅游人才的培养体系,有效的优化了我国旅游硕士研究生的结构,早先的学术型只是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研究,而MTA专业型的设立开辟了旅游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道路。但是从整体反馈情况看,MTA培养的旅游人才质量不尽如人意,主要问题出在培养的环节,现在的九十多所院校的培养模式大同小异、培养目标模糊、并且没有统一的培养评价标准,难以对各个学校的培养质量进行评价,不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数找到培养薄弱环节以此来提高培养质量。本文对国内外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特色院校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从而构建出MTA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制定的,将质量管理理念融入到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将会用到科学的评判标准来进行指标的制定。对于MTA培养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当前的2018年MTA的第二次合格性评估,对相关定义进行界定,同时对欧美国家的旅游专业、我国具有代表性的MTA院校的研究生培养现状进行了分析,目的是找到其培养特色,并将培养特色转换为培养质量影响因素,为后文中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将制作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进行修改并完善,然后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利用李特五量表分析对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最后将制作出来的指标体系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MTA进行验证。本文的宗旨在提出提高我国MTA培养评估的路径,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二是确保良性循环的评估周期;三是扩大评估的影响,増强各高校MTA良性竞争的意识;四是建立评估纵向对比,以确保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如果将来MTA能够拥有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会对促进各校MTA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滕曼曼^[4]（2018）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文中指出大学毕业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高校教学绩效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关键观测点。然而,由于国情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各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差异显着,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困惑性,而这不利于探究大学本科毕业率所反映的真正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放眼全球,大学本科毕业率表现出三点特征:国别差异、院校差异和个体差异。例如,美国与法国的大学本科毕业率（学制内）不到40%,英国与日本（学制内）则达到80%,而这些国家同属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国家内部,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学生个体在大学本科毕业率上同样存在差异。与世界经验不同的是,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现状呈现整体偏高（98%的平均值超过任何一个OECD成员国）且院校间差异不大（不同类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率不存在明显差异）的特征。目前,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高的现状遭到多方质疑,为了追溯根本问题所在,首先需要揭示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探究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直面问题解决之道。从理论层面探究发现,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本质上,大学本科毕业率,即学生群体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而高等教育质量体现为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满足程度。因此,客观地说,大学本科毕业率和高等教育质量之间存在“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并可能引发矛盾。所谓“一元”,指的是大学本科毕业率仅意味着学生达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程度,评价者仅为大学;“多元”指的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期望,评价者为多元利益主体。“一元”与“多元”关系可能引发的矛盾是,大学评定“合格”的毕业生未必为其他利益主体所认可,由此可能会出现大学本科毕业率高,但高等教育质量低的现状,反之亦然。因此,不能简单线性地使用大学本科毕业率的高低来判断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关键是要看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是否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严守大学学业要求,达成人才培养目标;二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而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则是首要的一项;由此来看,以上两个条件是密切相关,首尾相合的。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一元与多元”的关系,要求以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视角对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借助“系统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院校影响理论”,从大学的外部系统环境和内部管理两个维度入手,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探究。在“大学本科毕业率质量内涵分析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提出自身价值期望,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同程度的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大学。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管理思维和方式仍然支配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表现为教育行政部门简单划一的刚性评价制度和绩效性教育经费分配机制;就业市场上对“学历本位”的推崇仍然牵制着高校的办学行为,体现为各类社会企事业单位对“双证”的要求;我国社会传统的文化观念依然强有力的“浸润着”大学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呈现为社会对大学生不毕业的无法接受。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大学不得不追求高的本科毕业率,甚至于采取了一些明知是错和自损质量的措施,例如“清考”制度。因此,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过程,而且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可预见的是,如果不采取相关的改革措施,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未来仍将保持高走位趋势。在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一元与多元”的逻辑关系下,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多元影响因素,表明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表层问题”——大学内部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严格性不足”或“灵活性不够”,造成部分学生未达到大学的学业要求或者人才培养目标而毕业,造成毕业率的“虚高”,违背了大学本科毕业率的“一元”本质;而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则是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计划性”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性”的多元需求,造成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需求。应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表层问题”和“问题本质”,需“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学坚守学术标准并不畏艰难地进行相关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二是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社会的各方力量的协调和支持,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基于质量视角,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协调好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达到互融共生。

王莹莹^[5]（2018）在《基于PNHS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备受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随着高校就业工作的理念和内涵不断变化,就业率难以全面科学反映“质”的缺陷凸显,为能够真实地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市场供需比例和毕业生就业前景,就业质量概念应运而生。2013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要求教育部直属75所高校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足以体现就业质量对于高校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评价机制反映各高校就业状况及办学质量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判断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最直观的工具。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成为提升就业质量基础,构建合理、可操作评价体系成为研究核心。本研究在总结、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过程论（Process theory）、需要理论（Need theory）、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满意度理论（Satisfaction theory）,简称PNHS,构建出一套系统的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与着重解决的问题,在分析国内外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部分对评价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关键概念与相关理论进行了论述,并根据PNHS理论构建研究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在总结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指标备选集,通过PNHS理论对指标进行筛选、匹配,建立包含通用评价和特色评价两个维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第四部分对指标体系构成、用法、各指标含义及计算方法进行介绍,采用FAHP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构建综合评价模型;第五部分是以天津某大学作为样本高校,运用已构建的评价体系对毕业生就业质量进行评价,验证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

赵丹彤^[6]（2016）在《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专业课程体系再设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课程体系是育人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和依托,它规定了培养目标实施的规划方案。依据课程体系中观层面内涵为研究逻辑,以提高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为根本目的,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统计测评学等方法,构建[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模型]并编制测评量表对应届毕业生实施测试,测试结果将作为对运动训练专业本科培养课程体系再设计的依据。研究结果如下：1.办学之初所实行的“大体育系”办学模式是运动训练、体育教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流向趋同的原因之一。2.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模型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专业能力（执裁能力、计划制定与效果评价能力、指导组织专项训练能力、差异性训练与指导参赛能力、竞赛组织管理能力、训练监控与运动损伤防护能力）；方法能力（体育科学研究能力、专业发展与数字化能力、批判性反思能力、信息整合评价能力）；社会能力（人文关怀与沟通协作能力、运动队管理与教育咨询能力、职业伦理道德）。3.依据职业能力模型,编制了包括13个分量表和65个题项的[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问卷】。4.毕业生在执裁能力、指导组织专项训练能力、差异性训练和指导参赛能力、信息整合评价能力、人文关怀与沟通协作能力、运动对管理与教育咨询能力、职业伦理道德等7种职业能力得到肯定。计划制定与效果评价、竞赛组织管理能力、训练监控与运动损伤防护能力、体育科学研究能力、专业发展与数字化能力、批判性反思能力等6种职业能力有待加强。5.培养方案的修订流程有待完善,修订指导思想与现实结果偏差大、缺乏对行业发展需求的整体预测、用人单位的循环反馈、专业对口就业岗位的工作任务分析。6.目标定位宽泛和模糊导致毕业生就业流向与专业培养不对口、授课教师较难进行针对性课程设计。7.教练员认证体系标准的分类、分级不详阻碍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认知。8.学生不能合理规划课余生活,造成课余时间浪费；选修课程自由度大,但缺少对学生职业规划引导,学生选课仅关注课程是否易通过；专业实践课程开始时间较晚,形式内容单一；课程分科过细,不利于学生完整知识体系的建立；培养规格与毕业要求模糊,不利于学生培养质量的提升。9.培养方案与课程内容更新较慢,授课方式与实际社会岗位需求脱节。

陈琦^[7]（2014）在《高校资产资源配置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学科建设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优化高校内部的资产资源配置，以提高高校办学效益，是目前政府、社会和高校极为重视和亟须解决的问题。资产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提高资产效率的有效手段，绩效是评价资产配置的重要工具。因此，对高校资产资源配置进行绩效研究很有必要性。学科作为高校构成的基本单元，承载着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学科的建设汇集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共同投入，牵动着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其发展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以促进学科建设发展水平为评价目的，对高校资产资源配置的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法。在内容结构上，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其次界定了大学学科、绩效和高校资产资源的内涵，分析了投入-产出理论和绩效技术理论，以及理论对资产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研究的指导意义。第二部分，对比国内外各大机构的高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标特征，总结出对建立以学科为导向的高校资产资源配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三部分，在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原则的指导下，从学科建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初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德菲尔法和专家评审会对指标系统进行修正，进而确定了最终的评价指标系统。在此基础上，对以学科建设为导向的高校资产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项的含义、特点、类型、结构和选取标准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第四部分，运用数据对指标体系进行运行验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学科建设的视角，以促进学科建设发展为目的对高校资产资源配置进行绩效评价。构建了以学科建设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丰富了评价视角，扩充了评价内容、完善了评价结构，引申了评价内涵。

何仕^[8]（2014）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就业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就业理论为指导,揭示就业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立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以经济学之“药”疗治中国大学生就业之“疾”。就业是民生工程。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包统配”、改革开放初期“抽成调剂、分级安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由一定范围的“双向选择”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制度转变。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发展,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考察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并以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工程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和闽南理工学院等不同办学层次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进行的实证分析,认为大学生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毕业生供求形势日趋严峻：方面,高校连年大幅扩招,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国际金融危机等导致毕业生市场需求动力不足。二是毕业生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毕业生扎推一二线城市、国企、大企业就业,同时高校毕业生类型不同,就业率差异明显等。三是多数毕业生的就业期望难以实现。梦想与现实存在差距,跳槽频繁。四是“被就业”现象时有发生,就业统计掺杂水分。同时,出现了“北漂”、“蚁族”、“啃老族”以及“海待”“零薪就业”、“公务员热”等特殊就业现象。就业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剖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突出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转型,拉动就业乏力。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增速放缓等诱发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剧就业困难。二是高等教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源配置跟不上跨越式发展步伐、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同性、专业结构改革滞后等,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三是就业体制与制度存在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制度分割、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导致毕业生择业流动困难和就业歧视。四是就业市场存在的问题：劳动力市场“多峰叠加”,市场就业信息不对称等,影响毕业生就业。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和就业难的原因,比较借鉴日本、印度、英国等国大学生就业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经济学思考：一是稳定经济发展,拉动就业需求；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增强就业发展动力；三是发展绿色就业,拓宽就业市场；四是着力扶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五是适应经济发展,深化高教改革。

孙永建^[9]（2014）在《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研究》文中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全民的就业问题。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是国家建设的新生力量，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社会群体，已经并仍将继续大大提高中国人口素质，有力推进各项事业发展进步。而毕业生非理性就业，影响着毕业生顺利、及时就业，造成了一些社会风险。所以，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要实现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个人梦和中国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开展毕业生求真务实就业观培育工作。在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的研究中，贯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体采用访谈调查法、文献调查法、比较和总结方法等。为实现毕业生就业行为改变的目的，这需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结合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实行为，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界定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新概念，阐述非理性就业观由来，考察非理性就业行为表现，考察其危害，分析其原因，建构就业新观念，提出全社会大力支持毕业生就业。主要内容包括导论、正文一至七章和结语。导论内容主要阐述选题意义，介绍国内外对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的相关研究概况，介绍可能创新的主要内容，最后简要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第一章界定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概念。通过考察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等概念，结合毕业生就业实际，得出非理性就业观主要是指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脱离客观实际，并且放弃个人努力。第二章考察非理性就业观的历史由来。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前后的高校招生、培养和就业的变化，讨论非理性就业观产生过程。第三章呈现非理性就业典型行为。毕业生就业行为出现一些非理性现象，有：缺乏责任担当，只顾按照个人利益诉求就业；回避艰苦奋斗，只想要过富裕的美好生活；无视就业形势只想个人意愿实现；不顾自身条件只想谋取高薪工作；消极被动应对就业，没有积极主动自主自觉求职。第四章分析非理性就业行为产生的危害。直接危害是造成有业不就，降低就业率，劳动力没有与生产资料结合，没有创造社会产品和服务，没有创造个人和社会财富，导致低质就业，高能低用，学非所用，间接危害有浪费社会资源、影响社会稳定。第五章讨论非理性就业行为产生的根源。着重讨论毕业生观念上偏重个人利益，忽视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利益，偏重物质追求，忽视精神追求，受到错误思想观念束缚，因而个人就业行动受到制约。第六章提出求真务实就业观念。指出毕业生要把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与国家需要联系起来，把向往美好生活与艰苦奋斗联系起来，把个人就业与个人努力就业联系起来，把个人就业定位与就业形势、自身条件联系起来，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第七章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解决，还需要政府统筹主导，舆论正确引导，学校精心指导，用人单位积极吸纳，家庭主动配合，全社会大力支持，共同帮助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结语，主要阐述可能的创造性结论、见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里有限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徐娟^[10]（2013）在《我国弱势高校的发生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末开始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与特性。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在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同时，其内部分化也日益加剧。根据伯顿·克拉克对高等教育系统等级形成类型的划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等级结构主要是以声望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地位等级。而这种声望的获得更多是国家行政力量主导、控制的结果。近几年，我国的高等学校数已经接近系统容量的极限。目前的在校生规模大约只能供2000余所的高等学校维持正常运转。这就决定了必然有一批高校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并沦为弱势高校。这种高校的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弱势高校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覆盖面不断扩大，薄弱程度不断增强。这些弱势高校普遍表现出计划内招生指标难以完成、缺乏资金艰难运转、毕业生就业率低和就业质量差、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管理落后等典型特征。弱势高校的存在会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性。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取决于社会结构为其设计的制度环境所具有的容量。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条件下，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行政控制的资源配置机制，制度环境掌握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分配权，将弱势高校置于三类资本的边缘位置，使得弱势高校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两方面，制度环境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间经济资本分配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在国家行政权力逐渐收缩的现实背景下，精英大学处于“圈子”的中心，而弱势高校则渴望进入圈子内，形成一种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同时，被贴上不同标签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高校被建构成了一个个分离的群体，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没有被贴上标签的弱势高校，会因象征资本的缺失而越来越形成一个具有较多相似性表征的群体。制度环境在弱势高校形成中的作用机制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强制机制并非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过资本分配作用于弱势高校，因此是一种弱意义上的强制机制。在这种激励机制的影响下，不少弱势高校陷入了合法性陷阱。在弱势高校形成的过程中精英大学对其施加的影响、控制不可忽视。重点大学制度、重点学科建设制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制度这三大重点建设措施保证了精英大学拥有各种资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使其成为游戏规则的建构者。规则的建构者与被建构者是资本分布状况的表征。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对于精英大学来说，规则成为一种精英大学用于规制其他高校行为的资源。规则的真正作用，一方面是直接决定行动，另一方面是对高校的生存环境进行建构。由于本身就具有模仿潜质的弱势高校成为被建构者，当其面临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不确定性时，它就选择模仿精英大学的办学方式。模仿机制就成为精英大学建构的逻辑规则在弱势高校中的实践方式。除了制度环境和精英大学的影响外，弱势高校自身的策略选择也是造成其陷入困境的一大关键因素。弱势高校的非理性组织行为主要体现为信息不对称中的机会主义、组织结构的无序化倾向、角色混沌下与区域利益的分离以及“位置感”缺失。这些非理性行为诱发普通大学组织功能异化，进而产生了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的增加使一所普通大学组织走向生命的老化阶段，逐渐沦为弱势高校。在实践中弱势高校的组织演化有两种类型：超稳定型和灭绝型，Y学院和W学院可能属于前者，H学院可能属于后者。任何一个固定的大学组织，只要它不可能向新的结构转化，那么功能异化必然全部表现为无组织力量的增加。由于缺乏负反馈调节机制以定期清除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因此，弱势高校的非理性行为使其走向老化进而演变为弱势高校将变得不可避免。对于一种功能，总能找到一种对应的组织结构；相反，对于一种结构，则对应着多种功能，即同一结构的多功能性，其中能够决定组织存在的是维生结构。从系统哲学的角度看，大学组织演变为弱势高校是由于功能异化产生的无组织力量破坏了自身的维生结构。大学的维生结构由资源子系统、组织子系统和大学精神子系统功能耦合而成。维生结构的瓦解，使得大学一旦沦为弱势高校就很难扭转局势，因此具有不可逆性。

二、西安交通大学2000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位居教育部直属高校并列第一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安交通大学2000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位居教育部直属高校并列第一名（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以B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MTA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PNHS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专业课程体系再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7）高校资产资源配置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学科建设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弱势高校的发生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安交通大学2000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位居教育部直属高校并列第一名（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院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以B大学为例[D]. 马梅花. 中央民族大学, 2020(11)
• [2]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
• [3]MTA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D]. 熊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4]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D]. 滕曼曼. 厦门大学, 2018(06)
• [5]基于PNHS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研究[D]. 王莹莹. 天津大学, 2018(07)
• [6]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运动训练专业课程体系再设计[D]. 赵丹彤. 北京体育大学, 2016(02)
• [7]高校资产资源配置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学科建设的视角[D]. 陈琦.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8]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D]. 何仕.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9]高校毕业生非理性就业观研究[D]. 孙永建.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10]我国弱势高校的发生机制研究[D]. 徐娟.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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