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累计发放救灾资金7240万元（论文文献综述）
王巍[1]（2020）在《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地震分级应急响应机制经过2008年8级汶川地震、2010年7.1级玉树地震、2013年7.0级芦山地震、2017年7.0级九寨沟地震等大地震的实践检验和经验总结得到不断完善。每次地震后对本次应急响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能力评价对各级政府和部门来说都很重要。然而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科学客观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指出应该对地震应急响应哪些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价?以及如何进行评价?因此,本文立足地震应急响应阶段,提出构建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提供评价方法,这对于提升地震应急响应能力、减轻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倒逼地震应急准备能力建设,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多次国内外地震应急响应事件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利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首个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的评价模型,探索了可用于它方评价的路径,可以对发生的重大地震灾害事件进行应急响应能力评价,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首先,提出了重大地震灾害和应急响应能力的概念,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在构建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方面,创新性地提出从响应主体的角度进行一级评价指标的划分,4个一级评价指标为政府应急响应能力、社区应急响应能力、救援力量应急响应能力、和群众应急响应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14个二级评价指标和48个三级评价指标。其次,在确定评价体系中各个指标的评价标准时,结合了大量的相关政策、法规、文献、及案例,首先明确了评价指标的内涵,再确定出各个指标的评价标准和计算方法,以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分析评价指标C1队伍响应能力时,结合在地震应急救援方面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关于《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地震响应标准工作程序》的标准初稿作为本研究的成果之一。再次,在修正评价指标体系和确定指标权重时,共进行了两次专家问卷调查工作,征求专家意见,第一次专家问卷调查得到499份反馈,根据反馈结果修正和完善了评价指标体系;第二次专家问卷调查得到276份反馈,根据专家打分结果,运用SPSS软件和MATLAB工具计算了各级指标的权重。最后,以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四次地震为例,利用本文所提供的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模型,具体评价了四次地震中的政府应急响应能力。最后,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探讨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明确了继续研究的方向。
姜浩[2]（2020）在《基于智慧气象的宁夏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城市化、工业化高速推进,温室效应不断积累引发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极端气象灾害呈现多发频发的趋势。气象灾害不仅会给金融市场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带来剧烈冲击,而且会造成社会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稳定和地区公共安全。因此,提升气象灾害预警服务能力,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防灾减灾赢得时间,最大限度减轻或者避免气象灾害造成的生命及财产损失已经迫在眉睫。事实证明,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气象服务需求,原有的灾害预警和服务方式不足之处逐渐显现。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城市以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为基础,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智慧气象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防灾减灾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和新挑战,当前城市气象灾害防御和应对措施有哪些问题和不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气象科技竞争,应当如何抓住云计算、大数据高速发展有利契机推进城市防灾减灾智能化、集约化、信息化的现代演变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以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为例,立足实际,指出发展智慧气象是提升暴雨灾害预警服务能力的关键。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基础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案例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以及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全面分析了基于智慧气象的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国内外智慧气象预警服务体系、系统以及移动APP的先进经验,结合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业务发展实际,从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强化部门间信息共用共享、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推进气象科技创新、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强智慧气象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对国内外其他城市开展智慧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攀[3]（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黄彦琳[4]（2019）在《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强烈,提出了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需求,但目前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普惠金融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的问题。普惠金融旨在推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使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都能获得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实惠和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群体为那些较少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及中小企业,在我国这部分群体主要为农户、城镇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财政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财政可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财政具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从中长期角度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加强调公平（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为高收入者提供理财、保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也可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储蓄、结算、贷款等收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要。中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提倡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与普惠金融所倡导的观念一致。本文紧紧围绕“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理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等多方面作用,可以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并不断优化结构,全方位多层次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文章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按照“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进行测度?——财政如何影响普惠金融?”的逻辑展开,从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财政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递进阐述。通过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对普惠金融的作用,且多数都是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从定量的层面上分析的较少。第三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基础。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财政通过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补贴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性,财政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中小企业等）、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等）和弱势群体等,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拥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的职能高度契合,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积极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理念高度契合,此外,普惠金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帮助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章主要对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我国普惠金融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2）2000年-2005年:发展性微型金融阶段;（3）2006年-2010年: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4）2011年之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目前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优惠及减免、贷款贴息（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等）和其他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财政扶持普惠金融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利用率受限、财政专项资金申报门槛较高、财政专项资金反向激励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的受益面有限。下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普惠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和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第五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量的增长、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和需求方,从而缓解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三是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受众群体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财政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主要体现为财政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平衡。一是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发展的平衡,推进普惠金融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普惠金融城乡发展的平衡,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排斥,推进普惠金融在城乡平衡发展。三是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存在高度一致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倡全面共享,鼓励“人人享有”的概念,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第六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首先,本章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步骤主要有是无量纲化、确定权重分析和指数合成。本文测算的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基本特征有:（1）在各省的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程度也越高。本文指数框架和指标选取维度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保障性金融服务覆盖程度,弥补了对保障性金融服务测度的不足;该指数与焦瑾璞等2015年编制的传统金融普惠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编制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但指数更多地侧重于描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情况。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首先建立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2016年-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定量刻画财政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有:1.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作用。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变动情况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作用。2.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渗透性、使用性和保障性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方面成效较大（更多地体现为“量”的方面）,而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用性效果较弱（更多地体现为“质”的方面）。此外,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与普惠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在经济发达的组别,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在经济欠发达的组别,系数较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第七章是“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聚焦在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和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阐述财政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选择了“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和“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的案例。“财政惠农信贷通助力家庭农场规模翻番”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增加居民收入的观点;“财政惠农信贷通圆创业梦”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促进创业的观点;“宁夏固原市蔡川村早拔穷根”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助推脱贫攻坚的观点。第八章是“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本章主要是介绍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代理银行、移动支付、多样化的供应商、国有银行改革、消费者保护、金融身份认证等6个方面开展,且目前国际上致力于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主要有国际金融公司（IFC）、扶贫协商小组（CGA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都在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努力。国际发展经验为我国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立法制度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财政支持小额信贷和新型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等。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从“量”、“质”和“结构”多方面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且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目标。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多重作用,来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且不断优化结构,多层次多角度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2.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此外,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影响。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方面成效较大,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效果较弱,从下一步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还需要在普惠金融“质”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质”的提升更多需要综合性财政手段的协同配合,以及中长期的持续发展。4.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更多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协同配合。此外,不考虑直辖市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冲击程度更小。因此,在直辖市增加财政对普惠金融的支出,可能取得效果更佳。5.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6.财政政策需要兼顾“量”、“质”和“结构”,保持和优化作用于普惠金融“量的增长”的相关政策、发展和创新作用于普惠金融“质的提升”的相关政策,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质效全面提升的局面。针对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门槛和力度,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此外,拓宽财政支持的覆盖面,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二是应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多支持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等。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事业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助于流程精简、改善融资慢和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之间的矛盾。三是应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积极营造普惠金融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财政具有分类引导金融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财政可以积极支持大中型金融机构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流向普惠金融体系;财政应积极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等。财政可以支持担保、征信体系的完善,积极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财政政策应该保证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四是需要理顺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得“量”、“质”的发展相统一,相互促进、“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财政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财政通过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可以积极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支持要有战略性的思维和眼光,为力争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的“2020年建立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供高效的保障,强有力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李向远[5]（2019）在《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文中研究说明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战时的“钱”、“粮”问题,而推行的一项必要的财政经济制度。1941年6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正式颁布了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政策,田赋征实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河南田赋征实始于1941年11月,抗战时期共举办了4个年度,共征得粮食约8 531 369市石,占四年全国征实总量的3.7%。这个数字看似一般,但需要注意的是,河南是在损失半数县份,且天灾、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勉为输将的,河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河南田赋征实有其特殊性和研究价值。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河南田赋征实进行探讨:绪论部分回顾了学术界对田赋征实的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相关概念的界定等。第一章介绍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的出台,主要涉及国民政府颁布田赋征实政策的背景和经过。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由于地方自治财政的需要,国民政府将田赋一项税收划归地方。但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主要税源地的沦陷,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关税、盐税和统税,这三大财政支柱。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军公民食,国民政府必须推行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政策。第二章介绍河南推行田赋征实所面临的黄水泛滥和三面临敌的困境,以及河南艰难推进征实的准备工作,主要有征实的宣传、新县制和土地陈报等。河南在田赋征实政策开始推行之前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为了阻滞日军西进郑州,国民政府下令在黄河花园口段决堤。决堤确实起到了“以水代兵”、“以黄治敌”的作用,但其后遗症——黄泛区,却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豫北、豫东和豫南相继落入敌手,河南半壁沦陷、三面临敌。土地陈报和新县制在河南推行的较早,分别为田赋征实提供了征收依据,争取了地方势力支持。而征实宣传,也为征实工作的开展作了充分的群众动员。作为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三章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重灾之下,河南征实的经过。由于黄泛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黄河下游气候的恶化,1942年河南及周边省份遭遇了特大旱灾。河南各地收成仅有平年的二三成,灾民被迫外出逃荒觅活。在河南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决定拨赈、减赋,但河南人民依然需要负担巨量的军粮。河南人民将一切都贡献给了国家,几乎罄（倾）其所有。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介绍了河南征实的成效和弊病。河南历年征实率几乎都高达100%以上,田管处长等人多次受到嘉奖,省主席李培基也为此获得了景星勋章。但由于田赋征实政策是国民政府的战时仓促因应,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漏洞,而这些漏洞又给了粮吏仓管制造了舞弊之机。国民政府虽然惩治了滞纳粮户和部分舞弊官吏,但田赋征实执行的过程中依旧弊病百出。结语部分,从河南征实看全国田赋征实的状况,既肯定了田赋征实的战时意义,又指出了其先天不足、后天脱轨,并最终影响了国内经济状况和政治走向。
卫平光[6]（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周璇[7]（2019）在《强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职业伤害风险转移程度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对高危行业的职业伤害实行无过失的雇主责任制,雇主需要规避自己的责任风险,或者政府采取措施保证雇主能够履行赔偿的责任,就会建立一系列的风险管理制度,在这些风险管理制度中,保险是被人们普通接受的风险转移和分散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在转移雇主责任风险方面有两类保险,其一是工伤保险,其二是安监局在试点地区推行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强制实施的保险,在是否分散了企业的责任风险方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雇主事后的赔偿负担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成本,二是企业职工受到职业伤害后能否得到全面的补偿。这是由于雇主要根据工伤补偿标准落实自己的赔偿责任,雇主为了减少成本的支出可能会使员工得到的补偿不全面。我国工伤保险实施已久,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于2006年开始出现并逐渐向全国铺展,作为在工伤领域推行的新险种,在多大程度上分散了工伤保险剩余的雇主责任风险值得研究。关于我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推行缓慢的原因以及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以上的研究仅仅是从理论的层面上分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实施情况,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对雇主责任风险的转移程度以及产生结果背后的实际原因。然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多大程度上转移了雇主的责任风险是这个险种推行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该险种能否持续推行下去最重要的内容。本文在介绍研究方法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从政策的层面上测算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分别对雇主职业伤害责任风险的转移程度,以量化的方式呈现两个险种在雇主责任风险上的转移情况。然后深入企业调查,运用案例研究分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对非煤矿山企业风险转移现状,进一步印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理论上的责任风险转移程度。并且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更深层次地去探索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工伤补偿方面对雇主责任风险转移现状的原因,使其更有说服力。最后,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设计的建议和对策。本研究对于案例企业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来说,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不赔偿企业因工伤亡职工的医疗待遇和死亡待遇。由于保险制度设计的欠缺,企业也无法获得保险公司在伤残待遇上的赔偿转移。因此,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没有转移工伤保险对企业责任风险转移之外的责任风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的效果与安监局推行该险种的初衷是相背离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企业、保险公司和安监部门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考量,在强制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下做出不同的对自身有利的行为选择。由于高危企业职业伤害管理的同质性和风险治理制度的一致性,上述案例企业得出的结论可以推及到全国的高危企业。
刘阳阳[8]（2019）在《农村贫困人口精准救助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历来是世界各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好农村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研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治理问题,对于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贫困治理的重要民生制度,按照十九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需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进行深耕,精细雕琢来实现制度的精准发力。论文聚焦于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首先,运用嵌入式理论和精准社会治理理论,分析目前农村精准扶贫的嵌入式特点与农村贫困问题精准化治理的必要性。其次,通过运用社会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在对相关概念及内涵进行重新梳理与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与评价。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对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主要存在救助对象识别、救助项目设计、救助工作管理等问题。再次,利用数理统计的因子分析方法,分析农村贫困人口精准救助需求,指出主要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贫困影响因素,为“后贫困时代”的贫困人群构建出一个精准化的社会救助机制。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精准扶贫政策具有嵌入性特点,面对目前的脱贫攻坚时期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后贫困时代”后的大量相对贫困人口问题,亟需将精准扶贫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相衔接。二是目前农村社会救助主要存在救助对象识别模糊、救助项目设计宽泛、救助工作管理混乱等问题,需要从这三方面入手进行社会救助制度的精准化改革。三是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教育、资金、人口、医疗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要因素。四是根据目前精准救助的探索实践,论文从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机制、救助项目精准施策机制、救助工作精准管理机制三个方面来对社会救助进行精准化机制构建,并进行机制的长效联动保障体系打造。
姚延婷[9]（2018）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科学技术是农业的第一生产力,农业技术创新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有效途径。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经济增速放缓,以前依靠大量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惨重的环境代价,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造成的土壤和水体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显然,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的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不得不把环境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使得我国逐步进入依靠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强调环境和资源变量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以低投入、绿色、可持续性为目标来带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国内外学者基本认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及促进作用,但由于视角和方法的原因还缺乏系统研究。在实践中,我国也较早地探索面向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创新,但依然存在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主体模糊、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阻碍着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的推动。鉴于此,本文将环境友好理念、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农业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农业技术扩散理论等,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通过耦合机理分析、现状测度、关联分析、贡献分析、路径设计五个层次,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系统的分析与探究,主要研究工作及研究结论如下:（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耦合关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加入环境规制的驱动因素,在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活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加速提高创新主体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改善与优化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从而带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形成,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反过来,农业经济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市场需求,促进更多创新资源的投入,在新需求引导下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并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过程。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从而为我国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2）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且区域发展不均衡。（1）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基本呈上升趋势,2015年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年份;（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虽逐年提升,但农业科技投入政策还缺乏稳定的机制;（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运行能力与最优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在0.7左右徘徊,证明仍需要完善各种模式的农业科技合作平台;（4）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支撑能力一直波动上升,受公共性、高风险性与弱质性等特征的影响,使支撑能力与国家的农业科技支持政策与配套体系息息相关;（5）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总体趋势不断上升,但没有完全转化为农业生产力,表明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扩散与应用仍存在阻力;（6）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存在三个阶段,与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两型农业转型同步;（7）区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由“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梯度递减趋势、东中西部内部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以及整体水平较低的特征。通过测度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水平与变化特征,为我国以农业技术创新驱动农业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现实支撑。（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但时间上有滞后性。首先,在整体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0.1408%,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0.5432%;其次,短期内,在滞后1期到滞后3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度能持续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在滞后4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才缓慢地显现出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三,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从实证角度较好地验证了二者的耦合关系,拓展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研究领域。（4）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平稳增长的。第一,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实现年均增长为2.87%,表明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增加的,且主要来自于农业前沿技术进步水平的驱动,但农业技术效率相对缓慢;第二,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存在“高速区域”、“快速区域”、“中速区域”、“慢速区域”,各省份之间农业生产率增长及来源差异十分明显,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构成了中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生产前沿面,成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最佳实践者”;第三,从时间趋势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一直是平稳波动且较为缓慢地上升。通过明确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内在动因,赋予了传统农业生产率研究新的内涵,为后继的路径选择提供实证依据。（5）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需坚持政府主导模式。第一,搭建政府主导创新模式,提供创新促进增长的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改革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机制、优化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环境与激励驱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来实现;第二,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缩短创新对增长的滞后期,提出从解决农业技术扩散中供需不对称与加强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两方面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与应用;第三,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创新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强调重点加强农业技术效率的驱动能力与因地适宜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活动两个层面来驱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以上路径选择与实施,有效地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方圆[10]（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成就斐然。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与媒体的介入分不开的。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的方法、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个案剖析法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力图拓展公益慈善事业研究的学术空间,廓清人们对公益慈善的误解,以及深化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研究。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第一章是对改革开放以前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近140年的历史进行历史回顾。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并不只是存在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前,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就已经出现并影响到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轨迹。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历史,需要将其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之中,尤其是在对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前期历史回顾中得出贯穿始终的经验和规律。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新的传媒技术进入中国社会并改写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社会开始借助于刊印书籍图画宣传慈善观念、募款赈灾,其中《申报》就是典型;此外还仿效西方办义演、游园会进行慈善活动,在与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结合后,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自此,无论是公益慈善的组织形式还是规模,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益慈善事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原来由社会兴办的公益慈善功能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公权力之上,新生政权直接参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左”倾思潮不断发酵并达到高潮,对媒体的管控,尤其是媒体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的管制愈来愈严密,进而造成了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在这一时期并不突出,陷入停滞。需要指出的是,要合理客观地看待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停滞状态,这里停滞更多是媒体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而非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公益慈善的整体状态。第二章是对复苏时期（1978-1994）的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梳理,着重探讨公益慈善复苏的历史条件、传统媒体的发展及其特点、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复苏的表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大,经济上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公益慈善事业复苏的经济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公益慈善事业走向复苏,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政府救灾思想由对国外的救助由拒绝到接纳的转变;由政府包揽到民间帮助的转变,为公益慈善事业复苏提供了思想条件。改革开放进程之中,传统媒体的发展与公益慈善的联系也在不断深化,以电视、报刊、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的发展,为公益慈善信息的传播准备了媒体条件。媒体对公益慈善的“复苏”表现在:推动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知和理性回归;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公共慈善事业;弘扬符合公益慈善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念,等等。第三章是对成长时期（1994-2004年）的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作用进行梳理。首先探讨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成长的态势:报刊杂志助力公益慈善事业的成长;电视媒体参与公共慈善事业;手机成为公益慈善事业募捐的新媒介;互联网开始引入公益慈善事业。其次探讨了媒体推动公益慈善理念的传播:倡导现代公益慈善意识;把公益慈善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动群众参与公益慈善;倡导现代财富理念。再次以“希望工程”为例探讨了媒体推动公益慈善品牌的创建的问题。最后,还就媒体监督公益慈善的信息公开和以1998年抗洪为例,探讨发挥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作用。第四章对发展时期（2005至今）的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作用进行梳理。这一时期,新媒体不断崛起,新旧媒体由并行竞逐到融合发展,带来传媒生态的重构,为媒体介入公益慈善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传统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展现出新格局:报纸纷纷展开与新媒体的联姻,推出了网络公益频道、网络版报纸等电视媒体借助于新媒体通过创新策划,制作了 一批既有娱乐性又包含了公益因子的电视节目;公益慈善评选与展会在新旧媒体的推动下兴起。随着门户网站、网络论坛、博客、社交网站、微博的等互联网媒体的陆续出现,公益慈善的信息传播方式、资金募集途径、组织动员的路径、舆论监督手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对公益慈善的介入从“传声筒”成为主导公益慈善新力量。作为互联网媒体介入公益慈善的典型案例——“免费午餐”充分利用依靠网络建立起一个公益慈善项目高效发展的新模式,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最大程度整合利用了各种媒体资源,拓宽了项目的宣传渠道及传播内容、有力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既有类似汶川地震中正面推动,也有“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机构公信力危机。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带来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制来解决。《慈善法》的颁布,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从此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二、宁夏累计发放救灾资金7240万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夏累计发放救灾资金7240万元（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小结 |
| 1.3 选题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章节安排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本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地震灾害等级 |
| 2.1.2 地震应急响应阶段 |
| 2.1.3 应急响应能力 |
| 2.2 基本决策方法 |
| 2.2.1 头脑风暴法 |
| 2.2.2 德尔菲法 |
| 2.2.3 问卷调查法 |
| 2.3 现代综合评价方法 |
| 2.3.1 层次分析法 |
| 2.3.2 模糊综合评判法 |
| 2.3.3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2.3.4 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 |
| 2.3.5 灰色综合评价法 |
| 2.3.6 几种比较新的综合评价方法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 3.2 评价指标的类型 |
| 3.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1 一级评价指标的确定 |
| 3.3.2 体系的初步构建 |
| 3.3.3 体系的修正 |
| 3.4 指标内涵和评价标准 |
| 3.4.1 政府应急响应能力 |
| 3.4.2 社区应急响应能力 |
| 3.4.3 救援力量应急响应能力 |
| 3.4.4 群众应急响应能力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
| 4.1 样本数据的分析检验 |
| 4.1.1 样本数据信度分析 |
| 4.1.2 样本数据效度分析 |
| 4.1.3 专家权威性和样本修正 |
| 4.2 构造判断矩阵和一致性检验 |
| 4.3 评价指标权重排序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本文结论与原始数据的对比 |
| 4.4.2 样本筛选与分类对比 |
| 4.4.3 政府应急响应能力评价指标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实例分析 |
| 5.1 灾情回顾 |
| 5.2 四次地震政府应急响应情况对比 |
| 5.3 四次地震政府应急响应能力评价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第一次调查问卷内容 |
| 附录2 第二次调查问卷内容 |
| 附录3 标准草稿 |
| 附件4 第二次调查问卷结果原始数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文章 |
|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2）基于智慧气象的宁夏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暴雨灾害 |
| 2.1.2 气象灾害预警 |
| 2.1.3 公共气象服务 |
| 2.1.4 智慧气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基于智慧气象的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现状 |
| 3.1 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概况 |
| 3.2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现状访谈与调查设计 |
| 3.2.1 对智慧气象业务系统建设相关负责人访谈设计 |
| 3.2.2 对政府部门问卷调查设计 |
| 3.2.3 对社会公众问卷调查设计 |
| 3.3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的机构和职能 |
| 3.4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的机制 |
| 3.4.1 政府主导机制建设情况 |
| 3.4.2 部门联动机制建设情况 |
| 3.4.3 社会参与机制建设情况 |
| 3.5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的平台建设 |
| 3.5.1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系统总体框架 |
| 3.5.2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建设已实现的平台功能 |
| 3.6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的流程 |
| 3.6.1 暴雨灾害性天气会商流程 |
| 3.6.2 暴雨预警信号制作签发流程 |
| 3.6.3 暴雨预警信号制作服务流程 |
| 3.7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的典型案例分析 |
| 3.7.1 石嘴山市2018年“7·22~23”大暴雨灾害概况 |
| 3.7.2 石嘴山市2018年“7·22~23”大暴雨灾害预警信息的发布 |
| 3.7.3 基于智慧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的石嘴山市2018年“7·22~23”大暴雨灾害应对 |
| 3.7.4 石嘴山市2018年“7·22~23”大暴雨灾害服务效果和社会评价情况 |
| 第四章 基于智慧气象的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预警服务存在的问题 |
| 4.1.1 气象灾害部门协作联动效率不高 |
| 4.1.2 气象预警服务信息传播渠道单一 |
| 4.1.3 智慧气象数据分析处理功能尚未完全发挥 |
| 4.1.4 智慧气象公众认识程度较低 |
| 4.2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预警服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政府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 |
| 4.2.2 智慧气象预警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
| 4.2.3 智慧气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不足 |
| 4.2.4 专业技术人才相对匮乏 |
| 4.2.5 智慧气象建设宣传不到位 |
| 第五章 国内外智慧气象暴雨预警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
| 5.1 日本:全球智能气象业务系统 |
| 5.1.1 观测设备“现代化” |
| 5.1.2 暴雨预警服务“智能化” |
| 5.1.3 推进机制“协同化” |
| 5.2 美国:国家暴雨洪涝灾害预警服务系统 |
| 5.2.1 暴雨洪涝灾害实时预警系统 |
| 5.2.2 暴雨洪涝灾害精准服务系统 |
| 5.2.3 智能网络科普系统 |
| 5.3 贵州:“气象+大数据”助力防灾减灾 |
| 5.3.1 灾前:提高预防与研判能力 |
| 5.3.2 灾中:加强决策与救援力度 |
| 5.3.3 灾后:提升评估与分析效果 |
| 5.4 湖北:“e天气”APP |
| 5.5 对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建设发展的启示 |
| 5.5.1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障智慧气象发展 |
| 5.5.2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引入市场化机制 |
| 5.5.3 努力提升气象科技含量 |
| 5.5.4 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准则 |
| 第六章 基于智慧气象的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优化对策与建议 |
| 6.1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制定智慧气象科学发展规划 |
| 6.2 建立协同联动的智慧气象技术体系,强化部门间信息共用共享 |
| 6.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智慧气象预警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
| 6.4 大力发展气象科技,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
| 6.5 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气象预警服务技术创新 |
| 6.6 扎实推进智慧气象宣传工作,发挥气象宣传工作的导向功能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石嘴山市气象局智慧气象建设现状访谈提纲 |
| 附录B 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调查问卷(政府部门) |
| 附录C 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调查问卷(社会公众)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
| 1.3.2 普惠金融概念辨析 |
| 1.4 论文逻辑和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逻辑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普惠金融内涵及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2 普惠金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2.2.2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 |
| 2.3 财政政策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4 财政政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研究动态评述 |
| 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财政的必要性:财政解决普惠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 |
| 3.1.1 正外部性理论 |
| 3.1.2 不完全信息理论 |
| 3.2 财政的有效性:财政对普惠金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 3.2.1 国家分配论 |
| 3.3 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属性 |
| 3.3.1 财政与经济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属性 |
| 3.3.2 财政与社会和谐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属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 |
| 4.1.1 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
| 4.1.2 支付体系的建设 |
| 4.1.3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
| 4.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及成效 |
| 4.2.1 税收优惠及减免 |
| 4.2.2 贷款贴息 |
| 4.2.3 专项资金 |
| 4.2.4 其他财政政策 |
| 4.3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3.2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 |
| 5.1 量的增长: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 |
| 5.1.1 普惠金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 5.1.2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 |
| 5.1.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需求方 |
| 5.2 质的提升: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5.2.1 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 5.2.2 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 |
| 5.2.3 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 |
| 5.3 结构优化: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
| 5.3.1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区域发展平衡 |
| 5.3.2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城乡发展平衡 |
| 5.3.3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 |
| 5.4 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 |
| 5.4.1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 5.4.2 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式”的生产性功能,促进创业 |
| 5.4.3 生活性补助与生产性金融服务并举,助推脱贫攻坚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测算 |
| 6.1.1 指数测算的作用 |
| 6.1.2 指数测算的基本框架 |
| 6.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采集 |
| 6.1.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6.1.5 指标的无量纲化 |
| 6.1.6 指数的计算 |
| 6.1.7 指数的主要结果 |
| 6.1.8 指数评价 |
| 6.2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计量分析 |
| 6.2.1计量分析框架 |
| 6.2.2 模型的设定 |
| 6.2.3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4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6 稳健性检验 |
| 6.2.7 模型结论与评价 |
| 6.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
| 6.3.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测算 |
| 6.3.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分析 |
| 6.4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结构的实证分析 |
| 6.4.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行政区域划分) |
| 6.4.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经济发展划分) |
| 6.5 实证结论 |
| 7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 |
| 7.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 |
| 7.1.1 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三农”见成效 |
| 7.1.2 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
| 7.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 |
| 7.2.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案例分析 |
| 7.2.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促进创业的案例分析 |
| 7.2.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助推脱贫攻坚的案例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
| 8.1 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概况和发展阶段 |
| 8.2 普惠金融国际组织 |
| 8.3 欧美发达国家 |
| 8.3.1 发展概况 |
| 8.3.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4 亚洲发展中国家 |
| 8.4.1 发展概况 |
| 8.4.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5 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 |
| 8.5.1 发展概况 |
| 8.5.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6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9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 |
| 9.1.1 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考量标准和力度 |
| 9.1.2 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 |
| 9.1.3 拓宽财政支持覆盖面,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协同发展 |
| 9.2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 |
| 9.2.1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
| 9.2.2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赋能 |
| 9.2.3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中的科技创新企业 |
| 9.3 丰富财政支持形式,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9.3.1 财政分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
| 9.3.2 支持保险行业发展,持续完善担保、征信体系 |
| 9.3.3 进一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
| 9.4 统筹财政资源,激发普惠金融生产性来缩小收入差距 |
| 9.4.1 理顺普惠金融量、质、结构关系,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 9.4.2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 |
| 9.4.3 财政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苦撑待变：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 |
| 第一节 严重的经济危机 |
| 一、东南沦陷,税源枯竭 |
| 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的出台 |
| 一、田赋征实政策的酝酿 |
| 二、田赋征实政策的颁布 |
| 第二章 临危负重：河南启动田赋征实 |
| 第一节 洪水与日寇 |
| 一、良田变黄泛 |
| 二、半部沦陷,三面临敌 |
| 第二节 征实的行政准备与宣传 |
| 一、新县制与田赋征实 |
| 二、田赋征实的宣传工作 |
| 第三节 实施土地陈报 |
| 一、土地陈报的推行 |
| 二、利用陈报结果核定新赋 |
| 第三章 勉力输将：河南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经征与经收 |
| 一、经征与经收制度 |
| 二、征收制度的演变 |
| 第二节 粮食的储运 |
| 一、粮食的仓储 |
| 二、粮食的运输 |
| 第三节 报灾与减赋 |
| 一、灾旱的河南 |
| 二、报灾与勘灾：河南与重庆的博弈 |
| 三、核减田赋：“包”与“石”之间 |
| 第四节 救灾中的征实：先顾军粮,后筹民食 |
| 一、河南灾荒的救济 |
| 二、灾荒中的征实 |
| 第四章 民力耗尽：河南田赋征实的完成 |
| 第一节 历年的额征数和起征数 |
| 一、历年征实数目明细 |
| 二、本省征实与全国征实 |
| 第二节 征实结果的奖惩 |
| 一、征收官员的奖惩 |
| 二、纳粮户的滞纳处罚和奖励 |
| 第三节 河南田赋征实的特点 |
| 一、推行难度大 |
| 二、完成度高 |
| 三、弊端百出 |
| 第五章 “虫”蚀“鼠”窜：田赋征实下的社会弊端 |
| 第一节 制度上的缺陷 |
| 一、税负不均 |
| 二、册籍错乱,手续繁杂 |
| 三、运输路程规划失误 |
| 第二节 执行中的不当 |
| 一、严厉催征,强征强购 |
| 二、浮收摊派,鲜有依据 |
| 三、敲诈勒索,收受包袱 |
| 四、掺假掺杂,盗卖中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7）强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职业伤害风险转移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高危行业职业伤害现状研究 |
| 2.职业伤害的责任保险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关于高危行业职业伤害及治理手段研究 |
| 2.职业伤害责任保险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评述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危行业 |
| (二)职业伤害 |
| (三)风险转移 |
| (四)责任保险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风险理论 |
|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三章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职业伤害风险转移程度的理论测算 |
| 一、工伤保险职业伤害责任风险转移程度测算 |
| (一)工伤保险待遇变迁历程回顾 |
| 1.工伤保险待遇变迁过程 |
| 2.工伤保险待遇变迁比较分析 |
| (二)工伤保险制度对雇主职业伤害责任风险转移程度的理论测算 |
| 1.各省市地区劳动能力丧失等级待遇赔偿 |
| 2.工伤保险对企业职业伤害责任风险转移程度测算 |
| 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由来与发展 |
| 三、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对职业伤害责任风险转移程度的理论测算 |
| (一)企业缴纳的保险费 |
| (二)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 |
| 第四章 案例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职业伤害风险转移现状调查 |
| 一、案例企业介绍 |
| 二、企业的职业伤害风险情况和参保情况 |
| (一)企业职业伤害风险情况 |
| (二)企业的参保情况 |
| 三、工伤保险对职业伤害责任风险的转移程度 |
| (一)基本情况 |
| (二)伤残待遇支付情况 |
| 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对职业伤害责任风险的转移程度 |
| 第五章 案例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风险转移现状与政策目标背离的原因分析 |
| 一、安监部门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政策目标分析 |
| (一)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使用效率低下 |
| (二)安监部门的安全监管工作存在问题 |
| (三)企业试图规避缴费负担 |
| (四)安监和社保部门的利益分割 |
| 二、背离政策目标的原因分析框架 |
| 三、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利益相关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
| (一)非煤矿山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 |
| 1.非煤矿山企业的成本分析 |
| 2.非煤矿山企业的收益分析 |
| (二)保险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 |
| 1.保险公司的成本 |
| 2.保险公司的收益 |
| (三)安监部门的成本收益分析 |
| 1.安监部门的成本 |
| 2.安监部门的收益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雇主职业伤害责任风险转移制度的对策建议 |
| 一、劳动者双重赔付问题的讨论及政策建议 |
| (一)两险可以叠加问题的讨论及政策建议 |
| (二)拒绝两险赔偿叠加的讨论及对策 |
| 二、职业伤害预防问题的讨论及对策 |
| (一)工伤保险预防功能问题的讨论及对策 |
| (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与工伤保险预防功能的互补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北京市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 |
| 附录2 |
| 致谢 |
（8）农村贫困人口精准救助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任务仍然繁重 |
| 1.1.2 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存在是一个长期问题 |
| 1.1.3 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精准能力有待提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社会调查方法 |
| 1.5.2 比较研究方法 |
| 1.5.3 数据统计与定量分析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农村贫困人口 |
| 2.1.3 精准救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嵌入式理论 |
| 2.2.2 精准社会治理理论 |
| 2.3 社会救助制度的精准化要求 |
| 2.3.1 社会救助制度精准化必要性分析 |
| 2.3.2 社会救助制度精准化可行性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1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初创时期 |
| 3.1.2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发展与衰退时期 |
| 3.1.3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与成熟时期 |
| 3.2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成效 |
| 3.2.1 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基本确立 |
| 3.2.2 农村社会救助范围不断扩大 |
| 3.2.3 农村社会救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 |
| 3.2.4 农村社会救助机制初步形成 |
| 3.3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1 缺乏完善的识别机制 |
| 3.3.2 缺失科学的施策机制 |
| 3.3.3 缺少系统的管理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工作实证研究 |
| 4.1 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概况 |
| 4.1.1 贫困人口区域化集中分布 |
| 4.1.2 .贫困标准设置偏低 |
| 4.1.3 生活生产设施落后 |
| 4.2 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实施现状 |
| 4.2.1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
| 4.2.2 农村五保供养 |
| 4.2.3 医疗救助 |
| 4.2.4 其他专项救助 |
| 4.3 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存在问题分析 |
| 4.3.1 救助对象瞄准模糊 |
| 4.3.2 救助项目设计宽泛 |
| 4.3.3 救助工作管理混乱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精准化需求分析 |
| 5.1 社会救助精准化需求分析原理概述 |
| 5.1.1 因子分析法概述 |
| 5.1.2 因子分析模型 |
| 5.2 农村贫困人口的致贫指标来源与选取 |
| 5.2.1 选取指标的标准 |
| 5.2.2 指标的选取 |
| 5.3 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会救助精准化需求的定量研究 |
| 5.3.1 数据指标的预处理 |
| 5.3.2 统计分析过程 |
| 5.4 因子分析模型的分析评价 |
| 5.4.1 模型评价 |
| 5.4.2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贫困人口精准救助机制构建 |
| 6.1 社会救助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成功实践 |
| 6.1.1 打好精准救助组合拳 |
| 6.1.2 精准救助助力精准扶贫 |
| 6.1.3 社会救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 |
| 6.2 精准社会救助目前改革开展实践 |
| 6.2.1 精准社会救助目前改革现状 |
| 6.2.2 精准社会救助目前改革存在问题 |
| 6.3 农村贫困人口精准救助机制构建 |
| 6.3.1 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机制 |
| 6.3.2 救助项目精准施策机制 |
| 6.3.3 救助工作精准管理机制 |
| 6.4 精准救助机制长效联动保障制度研究 |
| 6.4.1 实施救助与扶贫工作相衔接 |
| 6.4.2 加强与其他相关配套制度有机整合 |
| 6.4.3 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河南省贫困户访谈问题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环境友好”理念的演进 |
| 1.3.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 |
| 1.3.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 |
| 2.1.1 农业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 |
| 2.1.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思想 |
| 2.2 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及影响因素 |
| 2.2.1 农业经济增长的内涵 |
| 2.2.2 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 |
| 2.2.3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 2.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原理 |
| 2.3.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
| 2.3.2 农业经济增长支撑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 |
| 2.3.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与区域特征分析 |
| 3.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 |
| 3.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2.2 指标体系的初建 |
| 3.2.3 指标筛选与说明 |
| 3.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 |
| 3.3.1 模型选择 |
| 3.3.2 评价过程 |
| 3.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4.1 区域视角下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
| 3.4.2 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
| 4.1 关联分析中变量、数据与方法的选择 |
| 4.1.1 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
| 4.1.2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4.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的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
| 4.2.2 Johansen协整检验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G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脉冲响应函数 |
| 4.2.6 方差分解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 5.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下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变化 |
| 5.1.1 投入变量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要素的纳入 |
| 5.1.2 产出变量中非期望要素的纳入 |
| 5.2 贡献分析中模型选择与设计 |
| 5.2.1 模型选择的前提 |
| 5.2.2 模型设计 |
| 5.3 变量界定与数据处理 |
| 5.3.1 传统投入变量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要素投入变量 |
| 5.3.2 期望产出变量与非期望产出变量 |
| 5.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及源泉变化 |
| 5.4.2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分布 |
| 5.4.3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空间分布中的最佳实践者 |
| 5.4.4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时间趋势 |
| 5.4.5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基本结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设计 |
| 6.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
| 6.1.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目标 |
| 6.1.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 |
| 6.1.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初步路径构建 |
| 6.2 构建政府主导创新模式,提供创新促进增长的制度环境 |
| 6.2.1 确定政府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主导作用 |
| 6.2.2 完善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各项配套制度 |
| 6.3 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缩短创新对增长的滞后期 |
| 6.3.1 解决农业技术扩散中供需不对称 |
| 6.3.2 加强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
| 6.4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对经济的贡献份额 |
| 6.4.1 重点加强农业技术效率的驱动能力 |
| 6.4.2 因地适宜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活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论文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10）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历史分期问题 |
| 四、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历史追溯 |
| 第一节 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兴起 |
| 一、刊印书籍图画宣传慈善观念、募款赈灾 |
| 二、《申报》——近代慈善事业的亲历者 |
| 三、仿效西方办义演、游园会募款赈灾 |
| 第二节 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停滞 |
| 一、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日趋式微 |
| 二、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逐步陷入停滞 |
| 第二章 媒体介入复苏时期的公益慈善事业(1978-1994) |
| 第一节 公益慈善事业复苏的历史条件 |
| 一、公益慈善复苏的经济环境 |
| 二、公益慈善复苏的政治环境 |
| 三、公益慈善复苏的思想条件 |
| 第二节 传统媒体的发展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复苏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传统媒体的发展 |
| 二、传统媒体报道公益慈善的特点 |
| 第三节 传统媒体助推公益慈善的复苏 |
| 一、推动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知回归理性 |
| 二、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公益慈善 |
| 三、弘扬符合公益慈善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念 |
| 第三章 媒体介入成长时期的公益慈善事业(1994-2005) |
| 第一节 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成长的态势 |
| 一、报刊杂志助力公益慈善事业的成长 |
| 二、电视媒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端 |
| 三、手机成为公益慈善事业募款的新媒介 |
| 四、互联网引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初始 |
| 第二节 媒体推动公益慈善理念的传播 |
| 一、倡导现代公益慈善意识 |
| 二、公益慈善事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发动群众参与公益慈善 |
| 四、倡导现代财富观念 |
| 第三节 媒体推动公益慈善品牌的创建 |
| 一、公益慈善品牌的创立 |
| 二、希望工程品牌的创建 |
| 第四节 媒体监督公益慈善的信息公开 |
| 一、媒体监督的定义和作用 |
| 二、接受媒体的监督:他律的强制性 |
| 三、借助媒体主动发布信息:自律的必要性 |
| 第五节 媒体动员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以'98抗洪为例 |
| 一、报刊成为宣传报道的主阵地 |
| 二、电视赈灾义演取得的非凡成绩 |
| 三、邮票、彩票发行成为新型的募款渠道 |
| 四、通过举办展览、印刷画册宣传抗洪精神 |
| 五、余波:企业失信催生《捐赠法》出台 |
| 第四章 媒体介入发展时期的公益慈善事业(2005至今) |
| 第一节 新媒体的崛起及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 |
| 一、新媒体的崛起彻底颠覆传播格局 |
| 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从并行竞逐到融合发展 |
| 第二节 传统媒体介入公益慈善发展的新格局 |
| 一、传统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
| 二、公益慈善评选与展会兴起 |
| 第三节 互联网:从“传声筒”成为主导公益慈善新力量 |
| 一、互联网公益慈善的发展历程 |
| 二、互联网公益慈善与传统公益慈善之间的差异 |
| 三、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转变 |
| 第四节 “免费午餐”推动形成公益慈善发展的高效模式 |
| 一、理想照进现实——“免费午餐”发起的背景及成绩 |
| 二、媒体在“免费午餐”项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三、行动改变中国:“免费午餐”的特殊意义 |
| 第五节 媒体对公益慈事业发展产生的双向作用 |
| 一、汶川地震中媒体的正面推动作用 |
| 二、“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机构公信力危机 |
| 第六节 媒体介入公益慈善所带来的问题及其法制化解决 |
| 一、媒体介入公益慈善事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
| 二、媒体介入公益慈善挑战的法制化解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宁夏累计发放救灾资金7240万元（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重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能力评价研究[D]. 王巍.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2020(02)
- [2]基于智慧气象的宁夏石嘴山市气象局暴雨灾害预警服务研究[D]. 姜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3]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黄彦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D]. 李向远. 河南大学, 2019(01)
- [6]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7]强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职业伤害风险转移程度研究[D]. 周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1)
- [8]农村贫困人口精准救助机制研究[D]. 刘阳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9(06)
- [9]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姚延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10]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介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研究[D]. 方圆.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