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金融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唐菁菁,徐永佳[1]（2020）在《西部大开发推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了吗？——基于PSM-DID的经验研究》文中提出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是鲜有文献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4-2012年我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估计（DID）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估计（PSM-DID）方法对西部大开发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明显,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由于西部大开发实施后,西部地区政府过度倚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大量信贷资源形成挤占,同时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难以有效吸引外商投资掣肘产业结构转型,最终难以有效促进地区金融发展。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徐璋勇,葛鹏飞[3]（2019）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资本错配——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准自然实验》文中研究指明政府干预是资本错配的原因之一,那么政府政策是否必然会导致资本错配呢?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较早实施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关于其对资本错配影响的探索可以解答这一困惑。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没有恶化西部资本配置,反而通过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显着缓解了资本错配问题,缓解效应表现出"先大后小"的动态特征。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改善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的资本错配,对外资企业、出口企业的影响不显着。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会强化西部大开发对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资本错配的改善作用,也会加剧国有企业、出口企业的资本错配问题。
公丕宏[4]（2019）在《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从时间维度看,集中体现为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从空间维度看,表现出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态势与不充分状态。本文旨在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经济格局演化,基于对经济空间的几何解析,结合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具体形态,从散点尺度研究乡村、从节点簇尺度研究城市群、从轴线尺度研究基础设施、从域面尺度研究区域、从立体尺度研究海洋,运用科学隐喻与归纳综合的方法,提出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作为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顶层设计。第一部分是理论准备。首先对经济空间演化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系统梳理国内、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立足研究现状,确立理论逻辑基点,在明确研究对象、主体框架的基础上,从空间几何要素切入,解析经济空间要素,基于对场理论的科学隐喻,形成经济空间场理论。运用经济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构成,构建以乡村演化散点、城市群演化节点簇、基础设施演化轴线、区域演化域面、海洋演化立体为主体的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提出建设以经济空间势、经济空间熵、经济空间流、经济空间集、经济空间域为变量的五度经济空间场。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空间的多尺度分析。乡村散点、城市群节点簇构成了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微观支撑,从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变轨迹出发,研究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与系统,分析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的分析,进一步总结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空间演化的轴线,拓展了演化的地理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推进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乡村经济的通道优化;从区域经济空间演化视角来看,四大板块呈现出点线网面的演化态势,京津冀网络型演化、长江经济带联通演化、“一带一路”开放演化正在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海洋经济空间立体演化的两大支撑是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第三部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对策建议。把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相结合,依据五度经济空间场的作用机理,把增强经济空间势、降低经济空间熵、加大经济空间流、丰富经济空间集、拓展经济空间域,作为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实践进路,从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能、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值两个维度,持续强化城乡经济空间的微观支撑,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的中观融联,推进陆域、海洋经济空间的宏观统筹。以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现代信息传输体系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持续增大经济空间流,贯通微观支撑、中观融联、宏观统筹。第四部分结语,对论文的可能创新点进行简要归纳,主要是构建了五维经济空间分析框架,得出了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的规律,提出了建设中国五度经济空间场的理论与进路,使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的历史与建设高质量经济空间场的逻辑辩证统一。最后对论文的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总结,指出定量分析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
徐永佳[5]（2019）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PSM-DID的经验研究》文中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八年来,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在战略推动下是否也取得了显着成就?本文从深入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基于“反事实框架”,运用PSM-DID法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净效应做出了检验,希望对各地区的深化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大开发战略总体上并未推动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2）分组检验表明西部地区省份之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因此政策搭配需要因地制宜;（3）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短期经济增长,过度挤占了地区的金融资源,项目投资回收期长、盈利性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催生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最终抑制了金融效率。（4）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并未被金融扶持政策所激发,相反,掌握资源优势的国有企业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使企业长期出现高产能、低盈利甚至亏损的情况,导致信贷资源未被合理利用,形成了不良贷款,最终抑制了地区金融发展。西部地区未来的金融发展应当侧重培育多种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提升地区执法水平,提升科教文化等软实力。
王璟谛[6]（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宋红团[7]（2018）在《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文中认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迫于周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亟需在具有战略纵深的中西部地区建立稳固的大后方。于是,一场以军工企业建设为主体的三线建设浩浩荡荡的拉开了序幕,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成了一大批包括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核等多个行业的骨干企业,生产出一大批支撑国防安全的武器装备,保证了当时复杂国际局势下的国防安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主要内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三线军工企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贡献、社会责任及经验教训的解读;二是对三线军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三是对三线军工企业顺应时代发展应对策略的探讨。本文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回顾了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历史沿革,分析了“备战备荒”、“军转民”、“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发展历程中的五个阶段。围绕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决策历史背景、形成、实施及特点,分析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三线军工企业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贡献,总结其经验教训并进行当代反思。从社会责任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同时运用“SWOT”工具,系统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分析了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探讨三线军工企业积极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对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在大量数据印证、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力求全面对整个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面貌进行勾勒,使我们对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深入分析三线军工企业历史特点、现实环境,借鉴先进的理论与模式来丰富实践,系统阐述三线军工企业的阶段性特点、历史贡献、发展经验、正反两方面启示和未来发展战略。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军工企业建设的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得失,为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提供系统理论体系和全面路径规划,对助推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改革创新和快速发展有较大的正面价值。三线建设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军工体系建设,而且对地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反映了我国政治国防、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几十年来的命运变迁。鉴古而知今,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历史及发展演变,探讨其形成发展及其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战略思考,从中提升出相关理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发展两个维度,探索三线军工企业顺应时代发展的对策,希望对新形势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有所助益。
郭裕湘[8]（2018）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以广西H学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西部地方高校的发展及其学术竞争力的提升对推动西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被认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作为西部地方高校在学术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优势能力,在支撑西部地区实现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文化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现实是,西部地方高校发展速度和学术水平都难以承担起这一历史赋予的责任,因而探索西部地方高校及其学术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就成为一个理论和现实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试图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对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进行一些尝试性探索和研究。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和概括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和要素系统,在辨析和借鉴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概念和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从起点、路径、关键点、外部引擎四个方面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理论价值;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从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起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路径——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关键环节——学术自生能力获得,以及外部引擎——政府和市场作用发挥等四个方面构建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EASV-MG”分析框架,并运用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在“EASV-MG”框架下对案例高校——广西H学院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在总结案例高校渐进式发展路径经验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厘清了比较优势发展路径与特色化发展路径的异同。论文深入探讨了案例高校遵循基于比较优势发展学术竞争力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并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角度提出了发展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学术生产活动的特点,从资源、成果、过程三个层面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内涵和要素系统进行了诠释。从资源要素看,高校学术竞争力是高校学者、学术物力、学术财力有机结合的综合优势能力;从成果要素看,高校学术竞争力表现为学术发现、综合、传播和应用知识的综合优势能力;从过程要素看,高校学术竞争力是高校技术创新、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等要素协同作用所体现出的综合优势能力。以上三个层面的十个要素构成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一般要素子系统。而西部地方高校所拥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地域性、民族性和自然性特殊要素则构成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特殊要素子系统。基于此,本文提出,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是西部地方高校学者获取和利用学术设施、资金、设备,以及西部地区特有学术资源等,在技术创新、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影响下,以学科为基本单元,在发展知识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集学术发现竞争力、学术综合竞争力、学术传播竞争力和学术应用竞争力为一体的综合优势能力。本文尝试运用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研究的视角,对西部地方高校学术发展的理论困惑和现实困境进行解析。新结构经济学是建立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成败经验总结基础上的一门发展经济学理论,它也可作为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为同样欠发达的西部地方高校,在“先决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快速提升学术竞争力,提供一条可供选择借鉴的新路径。该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与过往的趋同模仿的发展模式相比,该理论视角更重视内在要素禀赋在提升学术竞争力过程中的作用;与当前的特色化发展理论视角相比,它在研究起点、发展战略、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根本差别。而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方高校来说,这一来源于欠发达经验总结的新研究视角显然对其学术竞争力提升具有较强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运用该视角研究欠发达高校学术发展的研究非常少,研究欠发达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专题研究基本没有。因而,将该理论视角应用于分析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和发展,是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本文借鉴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核心概念思想,以“要素禀赋结构（E）—比较优势（A）—发展战略（S）—学术自生能力（V）”为内生路径,以有效市场（M）和有为政府（G）为外引两翼,构建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EASV-MG”分析框架。通过广西H学院的案例分析发现,“EASV—MG”框架,它既是分析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一个新理论框架,也是引导欠发达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一条新实践路径。在实践中,“EASV—MG”框架不仅为西部地方高校提供了一条遵循基于自身学术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学术竞争力的合理路径,还为西部地方高校提升学术竞争力指明了一条“欠发达”追赶“发达”高校的渐进式“结构变迁”路径。这条渐进式的“结构变迁”路径,既包含因学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带来的比较优势结构及其比较优势战略、学科专业结构的升级和变化,还伴随有政府制度结构的变化。在循序渐进的“结构变迁”中,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欠发达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可实现向发达高校的渐进式追赶和提升。从广西H学院的案例出发,运用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分析了目前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存在政府作用过度、市场作用不足,以及西部地方高校学术自主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表面上是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过程中政府、市场和西部地方高校三个主体间关系的不和谐,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府权力过大,而政府权力过大则是政府计划思维惯性制约、有效学术市场机制缺失,以及高校学术竞争意识不足等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西部地方高校要摆脱学术竞争力的落后状况,一方面需要遵循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学术竞争力,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学术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因势利导学校发展优势学科专业、完善软硬基础设施、解决外部性问题等作用。就我国当前转型发展时期而言,政府当务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合理定位角色因势利导学校发展、健全社会主义有效学术市场机制、改革高校评价标准实施分类评价等,以帮助西部地方高校更快更好地提升和发展学术竞争力。
张世俊[9]（2018）在《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已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阻力。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别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统筹推进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四大发展板块,以有序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时期,在众多的发展战略中,于2000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18年,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深入挖掘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8年来,虽然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组织推进政策落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区域发展失衡的现象仍然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所推出的政策设计问题还是政策的执行问题值得探讨,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角度切入,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本论文以西部地区为例,在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各经济子系统发展现状和政策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总结现有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的弊端;进一步运用计量模型考察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子系统内部运行状况;最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PSM-DID方法,分别从宏观经济子系统内部协调运转、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绩效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效益和缺陷,进而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绩效有所回落,持续性、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力度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而明显提高,但这种增长状态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从社会消费能力看,西部各地区之间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并没有明显改善这一局面;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维持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而在2012年以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地区之间的投资差异依旧较大。（2）政策运行体系与政策工具体系是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两个重要维度,存在政策纵向失真、横向孤岛、工具错位、效果虚化等问题。首先,政策运行体系主要由中央部委和省级机关的相关职能构成,并具有层级性和多属性,政策实施目标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战略实施的目标约束较多,不同目标分别指向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多元参与者的复杂网络关系。其次,无论是中央部委、西部地区省市还是对口支援西部的省市,均综合运用了自愿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强制性政策工具这三类政策工具的组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由于央地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诉求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运行体系上表现出纵向失真和横向孤岛的现象,政策工具选择上则表现出工具错位与效果虚化的现象。（3）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经济、投资、财政三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子系统的协调运转情况并不理想,处在明显的失调状态,西北地区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明显低于西南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三大子系统发展,但这一推动作用有限,甚至出现了片面性的发展趋势。（4）通过运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法的双重差分模型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绩效进行检验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但对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却并不显着,甚至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抑制效应。本文进一步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各经济子系统的作用,发现这一战略仅提升了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由于战略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诸多弊端,这一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贸易、财政和社会消费购买子系统的推动作用并不显着。
金德谷[10]（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金融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金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西部大开发推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了吗？——基于PSM-DID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与逻辑架构 |
| （一）短期促进效应 |
| （二）长期抑制效应 |
| 三、数据与模型构建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 （二）模型构建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
| （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
| （三）PSM-DID估计结果 |
| （四）模型动态效果检验 |
| （五）政策效果机制检验 |
| （六）2013年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 |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
| (2）政府要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资本错配——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分析 |
| (一) 政府政策对资本错配影响的理论分析 |
| (二) 西部大开发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分析 |
| 1．企业税收优惠机制 |
| 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善民营企业环境 |
| 3．对外贸易机制 |
|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1．模型构建 |
| 2．变量说明 |
| 五、实证研究 |
| (一) 西部大开发对资本错配影响的基准模型 |
| (二) 平行趋势检验 |
| (三) 安慰剂检验 |
| 1．构建虚假实验组。 |
| 2．构建虚假政策实施时间。 |
| (四) 西部大开发对资本错配的动态影响 |
| (五) 西部大开发对资本错配影响的企业税收优惠机制 |
| (六) 西部大开发对资本错配影响的所有制机制分析 |
| (七) 西部大开发对资本错配影响的分出口类型分析 |
|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
（4）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向的选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的述评 |
| 三、经济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 |
| 四、经济空间演化的分析框架 |
| 五、中国经济空间的分维研究 |
| 六、结论与展望 |
| 第一章 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空间演化的文献分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研究述评 |
| 一、马克思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的发轫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代表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空间演化思想的深化与实践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经典区位理论 |
| 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 三、新经济地理学 |
| 第四节 国内空间经济学中的经济空间演化研究述评 |
| 一、经济空间演化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 二、运用经济空间演化相关理论进行综合性分析 |
| 三、经验性研究某一区域的经济空间演化 |
| 四、研究某一产业的经济空间演化 |
| 第二章 经济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主体框架 |
| 一、研究对象 |
| 二、主体框架 |
| 第二节 几何分析 |
| 一、空间的基本要素 |
| 二、经济空间的界定与属性 |
| 三、经济空间的要素解析 |
| 第三节 经济空间场理论 |
| 一、空间场相关理论 |
| 二、经济空间场作用机理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空间尺度层级与经济空间场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空间层级结构 |
| 一、乡村演化散点 |
| 二、城市群演化节点簇 |
| 三、基础设施演化轴线 |
| 四、区域演化域面 |
| 五、海洋演化立体 |
| 第二节 五度经济空间场 |
| 一、经济空间势 |
| 二、经济空间熵 |
| 三、经济空间流 |
| 四、经济空间集 |
| 五、经济空间域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散点尺度:乡村 |
| 第一节 乡村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轨迹 |
| 一、传统乡村经济空间的均质性分析 |
|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经济空间 |
|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空间 |
| 第二节 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化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 |
| 二、乡村经济空间的系统解析 |
| 三、土地制度跃迁的演化影响 |
| 第三节 乡村经济空间的演化机制 |
| 一、需求导向下的市场机制 |
| 二、政府调控下的空间演化 |
| 三、乡村主体的空间区位选择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节点簇尺度:城市群 |
| 第一节 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特征与模式 |
| 一、城市群概念演化 |
| 二、城市群空间演化的本质特征 |
| 三、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模式 |
| 第二节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的演化机制 |
| 一、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 |
| 二、城市群空间演化的政策变迁解析 |
| 三、全球化与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特征 |
| 一、城市群是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主体 |
| 二、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负外部性 |
| 三、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的异质性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轴线尺度:基础设施 |
| 第一节 经济空间中基础设施的属性与功能 |
| 一、基础设施的内涵界定 |
| 二、基础设施的属性特征 |
| 三、基础设施的重要功能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的拓展 |
| 一、基础设施对经济地理空间的拓展 |
| 二、基础设施对经济生产空间的延展 |
| 三、基础设施对经济生活空间的扩展 |
| 第三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空间优化 |
| 一、基础设施供给与经济空间结构优化 |
| 二、基础设施与城市群经济空间优化 |
| 三、基础设施与乡村经济空间优化 |
| 第七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域面尺度:区域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空间的演进历程 |
| 一、西部经济空间的开发演化 |
| 二、东北经济空间的振兴演化 |
| 三、中部经济空间的崛起演化 |
| 四、东部经济空间的率先演化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空间的点-轴-网-面演化 |
| 一、东部经济空间的多极网络演化 |
| 二、中部经济空间的轴线-网络演化 |
| 三、东北经济空间的节点-轴线演化 |
| 四、西部经济空间的多中心节点演化 |
| 第三节 中国全域经济空间的融合联通 |
| 一、京津冀经济空间的网络型演化 |
| 二、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的联通演化 |
| 三、“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开放空间 |
| 第八章 中国经济空间演化立体尺度:海洋 |
| 第一节 中国海洋经济空间宏观构成 |
| 一、中国的海洋国土 |
| 二、中国海洋经济区空间格局 |
| 三、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的延展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空间演化布局 |
| 一、海洋经济空间的演化基础 |
| 二、海洋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
| 三、海洋经济空间的区域演化 |
| 第三节 拓展蓝色经济空间 |
| 一、完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
| 二、建立海洋经济创新体系 |
| 三、促进海洋经济对外开放 |
| 第四节 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
| 一、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 |
| 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现实困境 |
| 三、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优化路径 |
| 第九章 中国高质量经济空间场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空间与经济空间场理论 |
| 一、五度经济空间场的建设 |
| 二、中国经济空间场建设的顶层设计 |
| 第二节 强化城乡演化节点的微观支撑 |
| 一、提升城市群经济空间势 |
| 二、降低乡村经济空间熵 |
| 第三节 构建泛在高效的基础设施空间 |
| 一、完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 |
| 二、建设现代能源供给体系 |
| 三、构筑现代信息传输体系 |
| 第四节 推进区域经济空间的协调融联 |
| 一、多维推进区域融联 |
| 二、构建协调制度体系 |
| 第五节 陆海统筹拓展海洋经济空间 |
| 一、陆海统筹的顶层设计 |
| 二、陆海统筹的主要内容 |
| 三、陆海统筹的制度创新 |
| 四、推进海洋治理现代化 |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 一、可能创新之域 |
| 二、有待完善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PSM-DID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 模型设计、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2.1 模型设计 |
| 3.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第四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 模型回归结果 |
| 4.1.1 战略实施效果的初检验 |
| 4.1.2 模型PSM匹配 |
| 4.1.3 模型DID-PSM检验 |
| 4.2 模型动态效果检验 |
| 4.3 政策效果机制检验 |
| 4.4 分组检验 |
| 4.4.1 分组异质性检验 |
| 4.4.2 分组动态检验 |
| 4.4.3 分组机制检验 |
| 4.5 资源型城市检验 |
| 4.5.1 资源型城市DID检验 |
| 4.5.2 资源城市机制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附录2 各省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文件 |
（6）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主要研究范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4 文献述评 |
| 1.5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与财政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国家治理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3 财政职能划分 |
| 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财政相关理论 |
| 2.5 构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意义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1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3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4 民族自治地方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再认识 |
| 3.5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对财政问题的影响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问题分析 |
| 4.1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
| 4.2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水平分析 |
| 4.3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收入分析 |
| 4.4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5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的制度分析 |
| 5.1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财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 5.2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 |
| 5.3 民族自治地方分级财政体制问题 |
| 5.4 民族自治地方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5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 5.6 民族自治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缺失 |
| 第六章 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 |
| 6.1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总体构想 |
| 6.2 建立并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夯实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
| 6.3 坚持并完善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财政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 |
| 6.4 .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提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治化水平 |
| 6.5 创新配套地方性法规和制度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二、主持或参与研究的课题 |
| 后记 |
（7）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 |
| 1.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下的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发展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历史沿革 |
| 2.1 企业、军工企业和三线军工企业 |
| 2.1.1 企业的特点与分类 |
| 2.1.2 军工企业及其存在样态 |
| 2.1.3 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存在样态 |
| 2.2 三线军工企业的特殊性 |
| 2.2.1 独特的地域布局 |
| 2.2.2 以奉献为核心的三线文化 |
| 2.2.3 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行业 |
| 2.2.4 以国家优势资源构成主体 |
| 2.3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沿革 |
| 2.3.1 以“备战备荒”为目标的创建与发展阶段 |
| 2.3.2 以“军转民”为调整改造核心的再创业阶段 |
| 2.3.3 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为标志的大发展阶段 |
| 2.3.4 以逐步完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为依托的发展新阶段 |
| 2.3.5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三线军工企业生产力 |
| 第三章 三线军工企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3.1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 |
| 3.1.1 国际局势 |
| 3.1.2 国内政治局势(备战为主) |
| 3.1.3 国内经济发展的导向 |
| 3.1.4 工业布局调整 |
| 3.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
| 3.2.1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 |
| 3.2.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部署 |
| 3.2.3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实施 |
| 3.3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特点 |
| 3.3.1 以国家安全目标为基础 |
| 3.3.2 以均衡发展战略为目标 |
| 3.3.3 以领导集体对形势的洞察为判断 |
| 3.3.4 以强有力的体制为支撑 |
| 第四章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反思 |
| 4.1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贡献 |
| 4.1.1 三线军工企业历史贡献的界定准则 |
| 4.1.2 三线军工企业历史贡献 |
| 4.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4.2.1 三线军工建设的经验 |
| 4.2.2 三线军工建设的教训 |
| 4.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启示 |
| 4.3.1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遵循时代规律 |
| 4.3.2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4.3.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 |
| 第五章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当代反思 |
| 5.1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基本原则 |
| 5.1.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发展 |
| 5.1.2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与范围 |
| 5.1.3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5.2 三线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 |
| 5.2.1 三线军工企业的政治及国防责任 |
| 5.2.2 三线军工企业的社会发展责任 |
| 5.2.3 三线军工企业的工业布局及科技经济发展责任 |
| 5.3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启示 |
| 5.3.1 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新内涵 |
| 5.3.2 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
| 第六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SWOT分析 |
| 6.1 市场经济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
| 6.1.1 市场经济的含义 |
| 6.1.2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典型特征 |
| 6.1.3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6.2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 |
| 6.2.1 环境和资源的优势 |
| 6.2.2 技术和人才优势 |
| 6.2.3 精神和文化优势 |
| 6.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劣势 |
| 6.3.1 地域方面的劣势 |
| 6.3.2 政策机制方面的劣势 |
| 6.3.3 管理方面的劣势 |
| 6.3.4 历史方面的劣势 |
| 6.4 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6.4.1 国家经济总体布局调整的机遇和挑战 |
| 6.4.2 国家发展经济新举措实施的机遇和挑战 |
| 6.4.3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七章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战略思考 |
| 7.1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对策 |
| 7.1.1 多种所有制混合发展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2 社会主流价值观变迁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3 改革开放利益共享背景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4 区域差异背景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2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
| 7.2.1 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 |
| 7.2.2 探索军民融合的新思路 |
| 7.2.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7.3 三线军工企业面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思考 |
| 7.3.1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 |
| 7.3.2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 |
| 7.3.3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制度 |
| 7.3.4 积极探索适应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分类改革 |
| 第八章 三线军工企业改革发展实践案例研究—以黎阳公司为例 |
| 8.1 历史沿革 |
| 8.1.1 独立分散的合作机制 |
| 8.1.2 统一的行政指挥机制 |
| 8.1.3 松散的公司制管理机制 |
| 8.1.4 统一的现代化企业机制 |
| 8.2 公司基本状况 |
| 8.2.1 总体人员状况 |
| 8.2.2 产品基本情况 |
| 8.3 公司社会责任发展实践与探索 |
| 8.3.1 利益相关方责任 |
| 8.3.2 地区发展责任 |
| 8.4 未来改革发展探讨 |
| 8.4.1 把握两机重大专项机遇,牢固中小推力的地位 |
| 8.4.2 把握军民融合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 |
| 8.4.3 把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机遇,加快梳理非航空产业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以广西H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设计 |
| 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基本概念与内涵 |
| 2.1 西部地方高校 |
| 2.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 |
| 3 新结构经济学与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理论分析 |
| 3.1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与影响 |
| 3.2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概述 |
| 3.3 新结构经济学对西部地方高校提升学术竞争力的理论价值 |
| 4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EASV-MG分析框架 |
| 4.1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 |
| 4.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战略选择 |
| 4.3 西部地方高校的学术自生能力 |
| 4.4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市场和政府作用 |
| 4.5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EASV-MG发展路径 |
| 5 基于EASV-MG框架的案例分析——以广西H学院为例 |
| 5.1 案例对象及其选择缘由 |
| 5.2 广西H学院学术竞争力发展案例分析 |
| 6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
| 6.1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问题 |
| 6.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6.3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 |
| 2.2 市场 |
| 2.3 公共政策 |
| 2.4 政府与市场关系 |
| 2.5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
| 2.6 西部大开发政策绩效评价 |
| 2.7 西部大开发研究评述 |
| 3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理论 |
| 3.1.1 政府与市场关系范式 |
| 3.1.2 系统论 |
| 3.1.3 公共政策理论 |
| 3.1.4 博弈论 |
| 3.2 基于博弈均衡视角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分析 |
| 3.2.1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均衡分析 |
| 3.2.2 政府、市场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特征事实 |
| 3.3 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架构 |
| 3.4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构建 |
| 4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分析 |
| 4.1 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文件回顾 |
| 4.2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运行体系 |
| 4.2.1 高位推进:党委领导下的纵向与横向高位推动机制 |
| 4.2.2 纵向维度: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层级性 |
| 4.2.3 横向维度: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多属性 |
| 4.3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体系 |
| 4.3.1 强制性政策工具 |
| 4.3.2 混合性政策工具 |
| 4.3.3 自愿型政策工具 |
| 4.4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
| 4.4.1 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纵向失真与横向孤岛 |
| 4.4.2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选择:错位与效果虚化 |
| 5 西部大开发前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
| 5.1 经济总量 |
| 5.2 财政收支 |
| 5.3 社会商品购买力 |
| 5.4 固定资产投资 |
| 6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系统运行计量分析 |
| 6.1 经济发展子系统计量分析 |
| 6.1.1 生产模块 |
| 6.1.2 劳动力模块 |
| 6.1.3 工资收入模块 |
| 6.2 投资、消费与贸易子系统计量分析 |
| 6.2.1 投资模块 |
| 6.2.2 消费模块 |
| 6.2.3 对外贸易模块 |
| 6.3 财政与金融子系统计量分析 |
| 6.3.1 财政收入模块 |
| 6.3.2 金融模块 |
| 7 西部大开发宏观政策绩效评估分析 |
| 7.1 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宏观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
| 7.1.1 宏观经济子系统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7.1.2 宏观经济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 |
| 7.2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各子系统运转的经济绩效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经济增长视角 |
| 7.2.3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
| 7.2.4 PSM-DID与宏观经济子系统政策绩效的检验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性与针对性有待提升 |
| 8.1.2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运行体系和工具存在复杂多样化利益冲突现象 |
| 8.1.3 西部地区宏观经济子系统的协调运转效率需要提高 |
| 8.1.4 多层级的政策运行体系引发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间出现“过滤”机制 |
| 8.2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构建思路 |
| 8.2.1. 政府层面 |
| 8.2.2. 市场层面 |
| 8.3 西部大开发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构建的政策建议 |
| 8.3.1 推动地方政府自身改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 |
| 8.3.2 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推动宏观经济子系统协同发展 |
| 8.3.3 提升西部政府认知能力,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体系 |
| 8.3.4 构筑法制思维和信用体系,化解层级政府间利益制衡博弈困境 |
| 参考文献 |
（10）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金融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西部大开发推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了吗？——基于PSM-DID的经验研究[J]. 唐菁菁,徐永佳. 当代金融研究, 2020(06)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资本错配——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准自然实验[J]. 徐璋勇,葛鹏飞. 产业经济研究, 2019(04)
- [4]中国多尺度经济空间层级演化研究[D]. 公丕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PSM-DID的经验研究[D]. 徐永佳. 广西大学, 2019(01)
- [6]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7]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D]. 宋红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8]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以广西H学院为例[D]. 郭裕湘.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3)
- [9]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研究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例[D]. 张世俊. 浙江大学, 2018(07)
- [10]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