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自办教育”改革

一、日本大学的“自主办学”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元^[1]（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程敏^[2]（2021）在《日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推进机制研究 ——以“全球顶尖大学计划”为例》文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高等教育逐渐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各国都将高等教育视为科学技术进步和先进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支柱。日本政府为改善大学的教育与研究功能,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2014年,提出了为期十年的竞争性资助项目“全球顶尖大学计划”。并为了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建立了完善的项目评价制度。我国近年来推出的“双一流”建设在项目性质、实施形式、建设目标等方面,与日本“全球顶尖大学计划”具有较强的相似性。所以,本研究通过对日本“全球顶尖大学计划”项目评价推进的研究,分析日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如何利用评价机制推动项目的调整与发展,以期为我国建设“双一流”评价制度提供借鉴。日本“全球顶尖大学计划”以外部机构评价为主、大学内部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入选的37所大学改革进展状况和项目整体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全球顶尖大学计划”从项目实施初期就建立了完善的遴选评审制度,采用自上而下的评审方式,进行项目选拔。项目正式实施后,分别采用年度评价、阶段评价和终期评价相结合的三阶段评估模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项目建设过程监控。其中,2017年和2020年两次阶段评价作为推进项目改革的重要手段,及时反馈项目问题、提出意见,项目主体及时改进,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日本“全球顶尖大学计划”评价机制具有目标清晰、指标明确、多元参与、公开透明、持续改进等特点。具体表现为以大学自我评价为基础,第三方评价为主体,注重多元评价相结合;评价委员会成员构成多样、稳定,成员所属主要来自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为拓展评价视角奠定基础;评价指标构建实行项目共同发展与分类评价的原则,确立了共性要求与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注重量化指标的构建;评价过程公开,体现公平、公正原则,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按照评价规则开展项目评价;评价结果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利用评价结果,建构项目评价的应用与公开反馈机制,推动项目的持续改进。总体而言,日本“全球顶尖大学计划”评价推进机制上,强调多主体间的相互配合,发挥政府、评价机构、大学三者的作用,形成合力。政府为评价的实施提供物质基础,保障评价机构有序实施评价活动,建设大学积极配合,持续推动项目改进。各建设主体的有机配合,充分发挥评价的效用,共同推进项目的发展。

孟园园^[3]（2020）在《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针对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探析,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进行个案研究,通过采用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东京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特征,内部治理结构功能实现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加强对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认识,丰富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理论,或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建设提供些许参考。本论文在对日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日本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于两校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配置状态进行分析及比较。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特征:东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具有分工明确,相互制衡;校外参与,民主管理;制章立法,与时俱新的特征。庆应义塾大学内部治理呈现出在权力分配:经营与教学相对分离;治理特色:法制性、公共性、自主性;治理模式:教授会自治三个方面。之后进一步对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内部治理机构功能的实现情况进行分析,从功能的有效实现及目前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切入,东京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在内部治理功能的有效实现,在大学组织运营,财政运行,人员参与,教育质量,科研成果,院校声誉方面取得了有效成果。对于目前面临的挑战: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目前均面临校长权力过于集中,由此进一步导致权责出现不一致等方面的挑战。最后本论文尝试对日本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特征进行概括,阐述外部治理对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提出些许建议供参考。

李冠男^[4]（2020）在《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筑波大学是由日本政府于1973年创立的新型国立大学,它的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采用新的办学理念,以教学与科研并重、注重实践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开放式大学”着称于世。尤其是,筑波大学作为一所跨学科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跨学科教育、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世界大学之林中独树一帜。筑波大学进行的各项体制创新,与日本近年大学改革的方针,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并且,筑波大学的“开放式大学”办学理念,在日本的大学也很普及。筑波大学创设时的“新构想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本研究针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问题,以筑波大学40多年的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为主线,以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为研究思路,以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和科研组织形式、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为研究内容,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总结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经验。自1973年创立以来,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作为日本政府制定大学改革政策的引领作用,筑波大学在学校自身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其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经历了“探索奠基”、“评估整改”和“深化改革”这三个历史时期。在探索奠基期（1973-1981年）,筑波大学基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确立了学群这一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相继设立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体育专门学群、医学专门学群和艺术专门学群。同时,筑波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组织相分离,建立了学系这一教师所属的新型科研组织,鼓励教师进行合作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将跨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此外,筑波大学还设立了教学和研究中心,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起到辅助作用。筑波大学重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在本科阶段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开设文理融合的综合课程,注重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的跨学科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结合实际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筑波大学在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实施了三学期制、班级制和“学生担当教官制度”等。在评估整改期（1982-2003年）,随着1981年第三学群的首批毕业生步入社会,各学群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均步入正轨,筑波大学对新构想理念下的组织运营、跨学科整合型的综合课程、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教育、教师教育意识与学生指导等涉及人才培养的各关键环节进行了自我评估。特别是筑波大学重点分析了学群制度,在肯定其在日本大学改革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诸如教学组织内外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教师对本科课程教学的投入度不高等问题,对学群学类的重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由于1991年日本重新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筑波大学也朝着强化大学教育职能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着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这一时期,筑波大学主要对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实施了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在深化改革期（2004年以来）,由于2004年日本实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成立,筑波大学由“新构想大学”时代迈进法人化大学时代。这一时期,筑波大学基于《筑波大学的将来设计》报告,对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科研机构、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重组学群、学系和教学研究中心,制定本科教育及通识教育标准,改革本科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在这些改革措施的驱动下,筑波大学以“未来构想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以及国际化大学的作用,培养能够解决全球性课题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筑波大学在40多年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中,始终坚持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始终坚持组织建设与制度改革,始终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始终坚持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形成了“理念领先”、“体制创新”、“通专融合”、“追求卓越”的特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实践,为我国大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统筹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路径,打造通专融合和跨界培养的育人模式,构建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综合课程体系,坚持特色发展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金玥^[5]（2020）在《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研究 ——以第二期中期评价为例》文中提出2004年,日本进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将国立大学由政府下属机构转变为具有自我负责能力的法人。法人化改革后,日本搭建政府监督高等教育、第三方机构评价大学办学质量、各国立大学法人自主办学的制度框架,政府从大学办学主体转变为办学监督者。伴随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进程,国立大学法人评价成为联系日本政府与国立大学法人的纽带,以此实现了有效的政府治理、规范的大学办学和专业的社会评价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是由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对各国立大学法人中期目标达成状况的综合性评价。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与日本国立大学在大学性质、主要经费来源、建设周期与建设目标、社会期待等方面具有较强相似性,研究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评价结构、评价过程、评价指标等,能够为完善我国“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提供新思考。基于此,本研究选取评价时间最近、评价过程最完整的第二期国立大学法人评价为代表,根据《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概要》、《独立行政法人大学改革支援·学位授予机构概要》、《第二期中期目标期间国立大学法人业绩评价实施要点》、《第二期中期目标期间国立大学法人业绩报告编制要点》、《第二期中期目标期间国立大学法人教育研究评价实施要点》、《第二期中期目标期间国立大学法人教育研究评价手册》等官方发布的政策文本,梳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评价结构与评价程序,归纳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评价特点,并基于国际比较视野思考我国“双一流”建设评价的未来走向。本研究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为绪论,包括研究缘起、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实施背景,即从日本高等教育进入第三次改革时期入手,分析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制度带来的变化和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评价结构,聚焦日本以国立大学法人自我评价为基础,独立行政法人大学改革支援·学位授予机构开展教育研究评价,文部科学省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开展大学业绩评价的评价结构。第四章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评价程序,即按照具体评价流程对国立大学法人自我评价、国立大学法人业绩评价、国立大学法人教育研究评价进行深入分析,还原其评价程序与评价指标体系。第五章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的特点,本研究指出其具有实现日本政府对国立大学法人进行契约式管理、促进大学办学质量改进、以各学院·研究生院现状的逐一评价为基础、以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的教育研究评价为核心、将质的评价融入量化评价指标体系等特点。第六章为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给予我国完善“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的新思考,本研究在分析中日大学评价相似性的基础上,提出依法落实大学法人地位、推动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大学评价、健全第三方评价制度,将一流学科评价作为一流大学评价基础、完善“双一流”评价过程,明确大学评价导向、建立“双一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利用“双一流”评价结果、实现大学办学质量的稳步提升等建议。

杜树阳^[6]（2020）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及动因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特点日益明显,国家间竞争的范围和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其中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教育发展水平,为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而高等教育有序发展和培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考的推进和把握。日本高考自二战后逐渐探索出一条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考试相结合的道路,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日本高考是如何在历次改革中坚守基本内核的同时寻求革新的,其中在日本高考改革的背后有哪些改革动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动因间有何种关系,以及该怎样正确认识这些改革动因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本研究选择高考模式为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考试相结合的日本为研究对象,并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动因,旨在阐明日本高考改革过程中具体内容的变化,考察大学在高考改革背景下的具体实施状况,最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特点和改革动因。本研究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日本政府官方网站及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搜集日本高考改革的政策文件,并通过对案例大学官网中高考内容的查阅,分析日本高考改革内容及大学的实施,在此基础上,收集相关研究型文献对日本高考改革动因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内容及大学招生考试实施,日本高考改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考试机构的专业化;二是对考试公平与效率的不懈追求;三是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考试的优势互补;四是国公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的互动式发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动因的纵向考察和横向对比,发现日本高考改革是在作为基础作用的经济动因、内驱作用的教育动因、诱因条件的社会动因和保障作用的政治动因的“协调”推动下开展和实施的,各改革动因彼此平衡、互为依托。改革动因间的关系定位和作用方式深刻影响着高考改革的实施进程和成效,而其综合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合力,推动高考改革稳步开展和完善。因此,研究高考改革动因及动因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对理解日本高考改革的深层路径至关重要。

徐亦宁^[7]（2020）在《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现代大学如何选取一种合理的运作方式去应对日益变化的外界环境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大学内部治理改革,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完善的运行机制,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成为了当下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课题。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高校稳定向前发展,但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是日本行政改革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具体体现,法人化改革的成果受到广泛认可。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研究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对于完善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在探究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理念及制度的基础上,对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法人化改革后国立大学形成的三级内部治理组织机构,分为校级、学部级、讲座级。在校级中校长和理事会为决策机构,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为审议咨询机构,事务局负责全校的行政执行工作,此外还有校长选举委员会和监事;学部一级中有学部、研究所、图书馆、事务部等部门,本文主要研究作为学术组织的学部和行政管理组织事务部;第三级为讲座一级,是日本国立大学最小的教学组织单位。运行机制是大学内部各因素之间互相作用的机制,本文中把日本国立大学运行机制分为“以校长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学部层面学术独立和自治机制”、“内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注重绩效的目标管理机制”四个方面进行撰写。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依靠合理的治理结构与规范的运行机制提高了办学效果和整体办学质量、推动国立大学市场化,同时也相应产生诸如教师学术自由受到侵害等问题,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还需要在不断摸索中完善。法人化改革距今已17年,其先进的治理理念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坚实的法律后援,支持着国立大学改革的道路,使国立大学依靠合理的治理结构与规范的运行机制,促进大学的有效运营与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法人化改革改带来的问题,吸取经验教训,在结合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大学治理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菁菁^[8]（2020）在《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培养是个人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复兴的核心与关键;不同教育阶段的协同与贯通,是人才连续性培养的基本保障,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意义更为重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不同衔接政策的颁布,我国已建立以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为中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考试中心”式衔接无法建构高中与大学协同贯通的教育衔接体系,易引起其体系中人才培养适配性、多样性、连贯性的不足。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需要政策的指导,然而,政府至今仍未出台独立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文本。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人才培养标准的改革运动;2015年,我国“双一流”改革的开展,同样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人才培养标准的革新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更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人才来源。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中的人才培养,即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来源。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历来重视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政府通过颁布不同的衔接政策探索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2016年,日本政府颁布《“高大接续”体系改革的最终报告》,是其教育界近年来展开的最新的、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开启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成为“全面整体”式衔接的新篇章。本研究以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为背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明确界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和阐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梳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实状况、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最后在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展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发展走向。本研究有利于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为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提供理论逻辑,从而促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独立文本的出台和协同贯通教育衔接体系的建立,具体而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理论探讨是本研究的基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即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需要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本研究在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后,确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分析标准的框架与内容,确立其构成要素与具体指标,最终建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是本研究的前提。只有明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了解其现状何以形成。本研究以日本历史上所颁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重要的政策为分界点,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成型与改革四个时期,系统梳理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政策文本,提炼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主要特点,探寻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演进逻辑。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状分析是本研究的重点。只有深刻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才能理解其政府如何进行“高大接续”改革。本研究在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事实分析标准,从政策环境、政策内容与政策过程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现状分析,明确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事实层面的优势与不足。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探索是本研究的升华。价值来自于事实,也隐藏于事实。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分析价值;只有分析价值,才能理解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背后真正的逻辑。本研究在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分析标准,从人才适配性培养、人才多样性培养、人才连贯性培养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价值分析,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中日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比较借鉴是本研究的落脚点。通过中日两个的比较研究,才能认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否以及哪一部分适合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本研究在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日本在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先行经验,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提出合理性的建议,明确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未来走向。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政策分析的视角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研究,从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历史演进、现状反思、价值探究、比较借鉴等内容进行刨析,并形成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实质上反映的是“如何建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其本质为人才培养政策。每当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其政府感觉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出现问题之时,便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日本而言,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从“粗放直通”式衔接走向“全面整体”式衔接的发展趋势。

徐清清^[9]（2020）在《近十年来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发展研究 ——基于对G30和SGU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善于模仿、创新的发达国家。作为与中国同属于非英语圈国家的邻国,日本近年来为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值得我们探究与学习。本研究以“日本顶级院校全英语课程项目（G30）”和“日本全球顶尖大学项目（SGU）”为重点,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以时间发展为脉络,对近10年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现状进行梳理并总结其特点、成果与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在近十年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进程中,以课程为发展重点的“日本顶级院校全英语课程项目（G30）”在实施5年间提升了大学整体英语化水平和师生的多样性,不过也产生了英语学位课程“出岛型”现象,导致项目后期出现较高项目弃学率和校园内部不和谐等问题。经过重新定位,2014年“日本全球顶尖大学项目（SGU）”出台,旨在整体上提升大学国际化水平并对国际化各项指标给予明确数字要求。通过5年的发展与努力,项目实施大学已经逐渐建立了师资、校园、课程、服务、资金等多方面相对完善的国际化体系,虽实行过程中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整体上国际化水平与质量在稳步提升。通过分析日本近10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两大主要政策,可以清晰看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是日本政府的主要国家战略之一。近十年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的重要成就离不开明确的政策目标与政府的积极引导。此外,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出现的问题也启示我们在国际化政策实施过程中,既要注重数量成果也要重视发展质量。通过对东亚邻国日本近十年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分析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建议。

汪怡^[10]（2020）在《日本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研究 ——以京都大学等六所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大学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专业人员,其“教育力”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声誉,在新的时代和社会需求下,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来提高教师及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已非常迫切。为应对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适龄人口减少的新挑战,同时转变以往日本大学教师“重研轻教”的倾向并使其关注教学,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FD制度化进程的推进和建设,并在各大学实施了一系列有效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FD活动,成效明显。反观我国在高等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方面虽成立了不少教师发展中心,但总体尚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FD运行机制。鉴于此,本研究综合性地应用了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对日本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课题进行了整理概述。通过梳理案例中六所大学的FD具体运作和实施,拟发现日本FD的成效和问题并进行反思,以应用于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本研究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并回顾了日本大学及FD制度形成背景及其发展历程,笔者将其划分为“自由发展期”、“准制度化”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各阶段分别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其次,笔者概括性地介绍了日本FD制度的相关政策法规,包括对于FD发展日本政府给予的经济支援等,并从国家、区域、大学三个层面呈现了FD目前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具体到大学层面,日本FD实施组织属于大学主导型,本研究以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六所代表性大学的FD推进组织为例,对FD中心的创建目标、主要任务及其实施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试图分析日本大学公、私立系统之间由于理念、政策、教师意识等不同造成的差异,发现日本大学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化建设上,仍总体存在国立、私立、公立的先后排序;最后基于上文的研究基础总结了日本大学FD制度发展的经验和不足,力求从中得到一些有益于我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启示,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可以从教师内驱力、各大学层面的机构设置、FD活动形式以及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逐步推动我国的大学教师专业发展。

二、日本大学的“自主办学”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大学的“自主办学”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推进机制研究 ——以“全球顶尖大学计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研究 ——以第二期中期评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及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十年来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发展研究 ——基于对G30和SGU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研究 ——以京都大学等六所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本大学的“自主办学”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2]日本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推进机制研究 ——以“全球顶尖大学计划”为例[D]. 程敏. 扬州大学, 2021(09)
• [3]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D]. 孟园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D]. 李冠男. 河北大学, 2020(08)
• [5]日本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研究 ——以第二期中期评价为例[D]. 金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6]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及动因研究[D]. 杜树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法人化改革后日本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研究[D]. 徐亦宁.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8]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D]. 周菁菁.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近十年来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发展研究 ——基于对G30和SGU的分析[D]. 徐清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日本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研究 ——以京都大学等六所大学为例[D]. 汪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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