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孩子、尊重孩子、理解孩子——2002年“孙老师热线”回顾

一、认识孩子 尊重孩子 了解孩子——“孙老师热线”2002年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王聪^[1]（2020）在《小学教师语言暴力的教育分析》文中认为近年来,新闻媒体对“教师语言暴力”的相关报道屡见不鲜,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语言暴力呈现很大的隐蔽性和伤害性,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教师语言暴力的成因、类型和防治对策,业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小学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尚未健全,相比其他学段,小学生的“向师性”最强,面对教师的语言暴力,大多小学生都无力反抗,也缺乏反抗的意识,因此,小学是教师语言暴力的重灾区。本文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教师语言暴力的相关研究,以教育学为视角,走访了调查四所不同类型的小学,针对学生、家长和教师发放了不同类型的问卷,了解当前小学教师语言暴力的现状,通过课堂观察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小学教师语言暴力的突出特征,从而探求对教师暴力语言的改造和积极语言塑造的建议,对丰富教师语言暴力的理论研究和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小学校园内教师语言暴力现象普遍存在;大部分小学生在面对教师语言暴力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甚至认为语言暴力是教师的权利;教师语言暴力施暴对象多为成绩较差、各方面表现均不突出的小学生;语言暴力的施暴者特征在学科上多为主科老师,在性格上多表现为脾气较为暴躁的老师;对待教师语言暴力多数家长和教师都持反对态度,其中家长的担忧超过老师;通过观察研究发现教师语言暴力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较大的伤害性、暴力的形式多样、多表现为教师霸权主义且对学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延迟性。研究认为,小学教师语言暴力与历史传统、人类的本能、教育场域和教师角色定位密切相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师语言暴力违背了当代教育学的核心观念,不符合教育人文性的要求。研究建议,小学教师语言暴力溯本求源是教师对语言的运用不当,缺乏教育教学语言的艺术和批评教育的智慧,应从教师语言本身入手,积极应对小学教师语言暴力问题。一方面,在小学教师暴力语言的改造上,首先,应该从道德教育和法律约束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和危机意识。其次,要运用个人教育和集体教育相结合提升教师个人修养、保证教师队伍的先进性。最后,从教学反思和教育机智入手帮助教师巧妙化解教学突发事故,并在反思总结中走向专业化成长道路。另一方面,在教师积极语言的塑造上,首先,小学教师应该用赏识性语言应对小学生思维跳跃的问题。其次,小学教师要多用鼓励性语言应对小学生成绩落后。再者,小学教师应用关爱性语言应对小学生叛逆心理。最后,面对小学生品行不端问题,教师要用启发性语言耐心教导。如此双管齐下,才能有效抑制语言暴力。

胡幸^[2]（2020）在《初中学校积极德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的初中学校德育呈现出消极化色彩。学校德育热衷于矫治学生的不良行为,忽视其积极品德的发现与发展。对不良行为的矫治又往往扩展为对其他众多行为的规训,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被赋予绝对的支配性甚至暴力性权威。“消极德育”构成了学校德育的现实困境,阻碍着学校正向德育价值的实现与学生德性的生成与发展。初中生特殊的道德发展特点与因特点而导致的道德发展问题将放大“消极德育”的破坏力。突破学校德育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变革学校德育思维,以“积极德育”取代“消极德育”。在内涵上,积极德育继承赏识教育的优势,凝聚积极的德育态度。针对消极德育过度关注矫治不良行为的德育“偏轨”现象,积极德育强调聚焦与甄别学生的积极品德。在理念上,积极德育将道德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以追求生命的整全、成全个体的幸福为期盼而存在。德育不是限制而是助人发展的积极通道。对不良行为的矫治无法勾勒出学校德育的全貌,德育应激发个体的积极潜能,造就个体优势。积极德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形成道德发展中的积极自我,即具备内在的道德发展动机与外显的积极道德行为的积极个体。塑造积极自我,需要建构学校道德共同体与班级实践共同体以筑造学生道德发展的积极宏观条件,更需要在宏观的环境条件中建立起积极的人际关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性情感联结。积极环境、积极关系和积极自我并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孤立的三种要素,相反,在自我与外界的互动、共生中,积极德育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系统的、稳定的、动态的作用与运行体系。积极德育重构了现代德育的方法观,它并不追求一时的效率,与学生当下行为的改变,而更看重道德发展中学生积极自我的养成。在初中学校积极德育的实践中,教师需要把握好三点基本要旨:和善而不娇纵、倾听而不评价、激励而不赞扬。共同体的构建是实践积极德育的前提,在共同体中,积极德育更新了德育的惩罚观,摒弃消极德育中教师单方面对学生施加惩罚的行为,主张教师赋权学生,通过师生合作、同伴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在合作中收获积极体验,形成与维持积极关系,并塑造责任感、同情心、关怀力、参与力等积极品德。

吴艾蔓^[3]（2020）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实践 ——一位退休教师专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一直受到教育学界广泛关注。虽然国家强调要不断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但是部分地区的教师专业发展仍然深受诸如地理位置、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导致教师质量难以提升,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退休教师即便早已退出教学岗位,仍然是教学工作不可多得的优势资源和经验借鉴对象。退休教师群体作为我国社会变迁和教育发展进程的亲历者,其在外部社会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动性交互影响下的专业发展历程同样值得回顾和深探,为当下教师专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提供经验借鉴。退休教师在长期的专业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往往伴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并在他们的生命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以一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知青返乡、教师“民转公”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小学退休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阐述个体的生命实践历程。进而试图回答,社会变迁对教师专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教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专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研究发现,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生命轨迹不仅由其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联系点所决定,也是个体主观能动性持续影响的社会化过程。在每个专业发展的社会化阶段中对应着相应社会角色期望,教师专业发展也因关键生命事件的出现而产生重大转折,进而导致教师专业发展的生命轨迹产生相应的转轨。生命事件决定了教师专业发展轨迹的变化及方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则决定变化的程度。从生命历程研究视角将教师专业发展置于教师个体生命历程的整体脉络和时空场域中对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旨在进一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融合,并加强对教师个体的人文关怀。教师专业发展历程是在社会时代制约下通过外部支持环境和主观能动性共同构建而成,外部支持环境通常不以教师个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教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则相对稳定,并成为教师个体形成专业自我发展的精神内核。提升教师专业发展需从社会支持与生命自觉两个维度加以思考,社会支持强调要营造有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而生命自觉则强调教师个人的实践努力与信念坚守。前者从外部因素的维度出发,提出完善政府职能以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制度支持,同时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以提高教师生活场域的物质保障,引导社会舆论正确评价教师社会地位以提升社会对教师职业认同的情感共鸣,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撑。后者从教师个体内部因素的维度出发,提出教师个体应在外部环境规约下以树立坚定的职业理念为精神源泉,建立正确的教师职业价值观从而形成内部驱动力,并通过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自觉能动的专业发展意识依托终身学习促进自我完善,最终完成“幸福”与“幸福感”相统一的生命实践。

张瑾帆^[4]（2020）在《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批判性思维最早可见于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同时,其现代涵义源于杜威的反省性思维,在批判理性主义及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推动下,批判性思维获得蓬勃发展,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目标之一。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集理性、反思性和建设性于一体的思维,能够促进人和社会的理性,是人的认知发展的重要力量。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其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及自身理论研究和育人功能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激发大学生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此有效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应将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论文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当前关于批判性思维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首先,借助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到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虽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有所提升。但同时还存在着融入的范围不够全面、方式较为单一、效果不够显着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由尊师重道优秀传统文化催生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方的心理阻碍和实践灌输理论的误区和困境,以及缺乏全面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等。其次,针对调查研究所发现的问题,基于实践及理论的经验,得出应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批判性思维全面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的结论。具体来讲,批判性思维应实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估等环节的融入,同时,高校应注重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倾向,为批判性思维的融入提供优秀的教育主体。

杨莹莹^[5]（2019）在《中小学教师教学思维及其形成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优秀思维品质形成及培养,如反思思维、创新思维等。尤其关注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促进学生相应思维品质的形成,又称为思维教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和关键能力得到重视的同时,关于教师应当具备的思维品质研究却相对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教师如何看待课程与教学活动,直接关乎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深度。教学思维作为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转换中介,同时也是教师的教学思想向实际教学过程转换的桥梁。通过文献分析,本文从两个方面理解教学思维的内涵,教师如何看待教学以及教学如何进行教学两个方面,即教师对于教学的看法和教师如何进行教学的构想。从理论层面而言,教师关于教学的看法即是教学观念;从实践层面来看,教师如何进行教学的构想即是教学方法论系统,是从理论出发对于教学活动的整体构思。因而将教学思维定义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学活动及其构成要素的理性认知与思考,是具有指导性的的思维系统。教学思维是一种的特殊的教育思维,内含着教师独有的教学认知方式。教学思维就其性质而言,分为正向积极的教学思维和负向消极的教学思维。正向积极的教学思维,促使教师时刻反思其教学活动,并关注教学活动组织的适切性,有助于教师教学深度的达成和教学意义感的生成。负向消极的教学思维则会阻碍教师对于教学活动及其本质的客观理解,对于教师优秀思维方式和教学观念的形成起到阻隔作用。本文聚焦于教师正向积极的教学思维,即通常而言的优秀教学思维,探究教学思维的内涵、结构、构成要素及其形成阶段,并进而分析优秀教学思维形成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支撑策略。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访谈的方式探讨优秀教师身上的正向积极教学思维对于一般教师教学思维形成过程的借鉴意义。而教师正向积极教学思维的形成过程,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教师教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而来,并不断处于修正完善过程中。因此,本文采取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试图选取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和教研员作为样本对象,探究他们身上正向积极教学思维思维的形成阶段。通过多次访谈以及案例分析发现,教师正向积极教学思维的形成过程大致会经过以下四个阶段:自我探索阶段、外部借力阶段、内化吸收阶段和思维成熟阶段。在此基础上,结合访谈资料中教师正向积极教学思维形成的影响因素,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探索正向积极教学思维形成的支持策略。从内部而言,要求教师确立动态、发展的知识观,树立主体意识和资源意识,以及教学反思的逐步常态化。从外部支撑策略而言,则是要求关注教研组层面、学校层面以及区域师资培养层面对于教师正向积极教学思维形成的支持。

葛金金^[6]（2019）在《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伴随着全球化深入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面临着如何在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文化自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创新性转化成为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事关国家文化安全。藏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当前诸多政治、经济和媒介力量的合力作用下页被整合融入到现代语境中来,藏族本身的社会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也被迫发生了变化。藏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也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不断传承发展。藏族聚居区自然风景壮美,雪域高原气质淳朴圣神,地理环境生态文化特征独具特色,藏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并在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坚毅顽强、乐观向上的性格,尊重知识、崇尚贤明的传统以及敬畏自然、热爱环境的精神品格,是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的重要资源;经过梳理发现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像转化从早期西方探险家对藏族日常生活和民俗文化活动记录开始,此后藏族传统文化通过影像形式不断呈现;通过梳理藏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藏族传统文化具有影像转化的空间和优势,实现藏族文化传承发展,影像转化是有效途径,探索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的路径和方法:首先要不断深入挖掘藏族传统文化内涵;借助丰富的影像叙事手法诠释藏族传统文化精髓;应用不同的媒介技术手段和媒介品台呈现和传播藏族多彩传统文化。梳理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的发展脉络,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受到不同时期政策的制约,当下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像转化不仅能够传承和传播藏族文化,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担当藏族传统文化“传播者”的本土导演在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过程中肩负重要职责,既要努力挖掘藏族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有效、多样的影像转化,又要谨防在高度发达的媒介社会中过度消费,甚至颠覆扭曲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

唐罗^[7]（2019）在《基于CE模型探究相声中砸挂类幽默的认知机制 ——以德云社相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相声是频繁制造幽默话语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其最大特点就是利用语言与非语言等多种表现手法来制造笑点。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修辞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方面分析了相声文本的幽默语言,但尚未有学者从幽默文本的连贯性角度探究幽默的成因,更没有相关文章系统论述相声中的砸挂类幽默。据此,本文主要研究“砸挂”,即演员常用“褒己贬他”原则戏谑地取笑搭档、同行等人的一种制造包袱的手段。这类幽默语言具有针对性、趣味性,且含有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将认知参照点模型（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Model,简称CRP）与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CM）有机整合,结合“褒己贬他”的语用准则,建立CE分析模型,并将其用于分析相声中砸挂类幽默对话。本文以德云社相声为研究对象,从中提取100条砸挂类幽默对话建立封闭语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以能探究此类幽默语言的认知机制。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选题理据、写作目标、研究方法、论文布局。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包括对言语幽默的经典理论、基于现代语言学的相关研究,相声的研究现状,以及不足。第三章针对上文所指出的不足提出理论框架,尝试将ECM、CRP和“褒己贬他”整合为CE分析模型,试图对前人研究之不足做出补充和完善。第四章为语料分析,从德云社相声中抽取100条砸挂类幽默对话,并使用新建CE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以及详解。第五章为总结,提出本研究的意义以及不足之处。本文主要有以下发现:（1）尝试基于ECM、CRP与“褒己贬他”原则建立CE模型,并以此为理论框架解释相声中砸挂类幽默对话,这不仅体现出相声中所含事件的层级性,兼顾了不同事件域之间的整合。“褒己贬他”是产生幽默的一条重要语用原则。（2）通过分析发现100个砸挂类相声语段根据其内容有如下分布:身份类（24%）>伦理类（21%）>人品类（18%）>外貌类（17%）>能力类（11%）>其他（9%）。德云社的相声贴近人们的生活,常从身份和伦理的角度调侃对方,体现了人爱占便宜的心理状态,带有市井文化色彩。（3）根据ECM发现,砸挂语料的不同层级分布如下:B（43%）>C（27%）>E（13%）>A（10%）>D（7%）。砸挂类幽默以人为主要对象,因此在ECM当中更多在人物及其特征层面产生冲突引发幽默效果,能产性较强。本文尝试探析相声中砸挂类幽默形成的生成机制,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幽默的产生,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ECM的阐释力,也希望对言语幽默的创作有所借鉴。

王敬^[8]（2018）在《觉解之境 ——五位小学专家型教师专业学习的叙事探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教育改革浪潮的推进,教师专业学习被视为教育质量提升、学校改进和学生学业成就提高的重要途径,成为教育政策关注的焦点。然而,受工具理性导引,教师专业学习多被视为教学技能和学生成绩提升的手段,更关注结果和效能。基于此而设计的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教师专业发展活动大多把教师置于“被动”、“客体”的位置。教师作为完整人的自由意志和情感体验很少得到关注。在教师专业学习这件教师自己的事情上,教师拥有多大的自由呢?我们有必要了解教师在真实教育生活中的学习状态,倾听教师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学习的,倾听、观察他们在关键学习事件发生时的感受、体验和行为,理解他们在学习事件中的选择与放弃。本研究以五名小学专家型教师为研究对象,期望用叙事探究这一方法呈现他们在专业发展历程中专业学习方面的经历、现状及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深入探究。这一目标要依靠质化研究可资获得的丰富、鲜活信息方能实现。质化研究方法的特点决定了本研究不追求推广性,但力图还原几位普通教师通过专业学习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左冲右突的真实学习状态。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研究,教师专业学习的概念仍没有统一的界定,教师专业学习研究的内容也因各自理论基础不同而涵盖教师专业学习的方方面面。论文的主体部分将围绕教师专业学习的基本问题,以“教师专业学习是什么、教师为什么学习、学什么、怎么学”为基本框架展开。主要由引言部分、正文（共五章）和结语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及核心概念进行了阐释,并对国内外教师专业学习的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评析。第一章着重介绍了研究设计,包括本研究待探讨的教师在专业学习中的主体性与完整性这两个研究问题,以及围绕研究问题而设定的研究目标、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并对本研究所采用的质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章呈现了五名走在觉解之途上的小学专家型教师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基本情况,对包括研究对象的来源与选择在内的研究的基本过程进行的翔实记录。第三章将教师专业学习的主体性觉解（即教师为什么而学）作为剖析重点,分别从教师的“教师专业学习观”（教师个体对教师专业学习的认知）、学习动机（错综复杂的教师专业学习动力机制）、学习机会（机遇与挑战中的“挣扎”）透视教师在专业学习路上的情感体验、抉择和思考。第四章以教师专业发展的标志阶段为线索,对教师个体不同阶段对于学习内容的选择进行呈现。第五章通过关键事件和重要他人、教师主要学习方式来展现教师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选择学习方式和途径,并对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基于前文的深描和分析,结语部分归纳出几点研究发现。一是,教师专业学习具有不同的境界,教师觉解境界的提升,意志自由的获得,是通过学习、修养实现的。专家型教师大多处于道德境界,他们自觉觉解专业学习的意义,拥有更大的精神自由,可以超脱于制度、条件的限制追求自主专业学习与发展。二是,教师专业学习是一种资本,是教师实现专业阶层跃迁的资本。三是,小学教师在专业学习上具有的是合法而有限的自由。教师在制度性学习中缺少话语权抑制了学习动机,自下而上、教师有话语权的制度设计或许能激发教师学习,破解制度困境。四是,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在教师培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得到关注,是提升教师专业学习有效性、实现教师“深度学习”的关键,从而也成为推进学校深度变革与持续改善的有效策略。

吴飞^[9]（2015）在《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困境及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研究》文中指出自200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致使老年人口的数量直线上升。截止到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总数已经突破2亿人。另一方面多年来推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负效应开始凸显,“四二一”家庭成为主力促使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少子化社会风险的显现、代际人口的空间分离、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使原有的家庭代际支持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代际支持失衡造成家庭养老强度降低,也就是说子代对父母代提供的养老福利支持程度减弱。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限定了养老服务问题上的供给结构,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失衡使养老需求被迫向社会转移。但是养老需求向社会移转并不预示着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模式的摒弃,社会化集中养老就成为一种新的取向。经过调查显示不管代际支持处于何种状态,中国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特别是居家养老的选择性偏爱一直没有改变。因此结合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二者之利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就成为当前弥合家庭养老供给与需求差异的优化方案。以代际支持变化下养老模式的演变轨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代际支持平衡期,小农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与传统孝道文化共同支撑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而建国后虽然经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迁,但在计划经济、单位保障制度和集体至上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代际支持仍处于相对稳定期,在这个时期单位保障制家庭养老模式成为主流;改革开放后,由于宏观与微观诱因,代际支持失衡趋势愈加明显,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意愿仍未改变,在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与新孝道文化的支持与推动下,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的转变有着合理的逻辑。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视角切入,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主体不但包括家庭,还应加入政府、市场与社会。具有独立性的多元主体在参与、分权与竞争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功能,满足居家老人多样化养老需要。因此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转变包括以下四种驱动因素:家庭养老服务自我变革的诉求,政府角色转变下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居家养老的社会服务主体生产能力显着提升,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迅速。家庭、政府、社会、市场的共同驱动增强了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满足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我国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根据自身财政收入水平,社会、市场养老服务业发展状况,试点推行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上海建立了政府主导下的购买服务制度,苏州推行政府+商业企业合作下的虚拟养老院,宁波尝试政府+NGO合作下的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式。各地的大胆创新,受到居家老人的一致好评。但是我国目前的居家养老实践中政府作用仍然较大,即使与社会、市场组织合作,服务承接者的类型也大多为依附、非竞争指定型,缔约规范模糊、合作对象固定,造成社会、市场参与积极性较低,另外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水平不高、服务监管缺位等致使居家养老供给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质疑。有鉴于此,具有文化同源性与家庭主义相似性背景,又共同面临代际支持失衡下老年人的居家偏爱,东亚日韩两国经过多年政策改革与创新,社会化居家养老体系已相对成熟,对我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首先两国不约而同针对家庭照料构建了较完善的正式性支持体系以缓解代际支持失衡造成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政府与社会、市场组织进行范围广泛的协同合作;在健全的专项法规指导下建设多层次功能特定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设施,并根据老年人的照护等级,有针对性地为居家老人提供急需的养老服务。此外严格的照护人才资质准入和照护服务效果评价制度,保证了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综述所述,我国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应改变之前单一碎片化的供给结构,创建一种多元协同式的供给框架。首先,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设计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的主体,在明确服务“提供者”（政府）与“生产者”（家庭、市场、社会）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划定各个主体的职责权限。其次,根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对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架构进行构建,明确协同供给的主体、规则、工具、内容,并设计完善协同供给网络。最后,健全社会化居家养老多元协同供给模式的运行机制,建构文化与制度激励机制、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多维监管评价机制以保障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够顺利得以实现。

陈静^[10]（2015）在《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失能化状况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家庭结构转变引发了传统家庭养老服务功能的持续外溢和释放,由此产生了庞大且增长迅速的老年社会服务需要与当前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面对这一问题,建立和完善具有适应性的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就成为满足老年人社会化服务需要,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的必然选择。此过程中,“谁来供给服务”成为研究者与政策部门要明确认知与清晰界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结果偏好实际上形成了对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的不同认知。在社会政策学科领域,“供给模式”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福利供给体系核心要素和典型特征的概括和认识。不同的供给模式导向不同的政策体系建构,从而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审视,依据供给主体的不同,世界范围内的老年社会服务供给呈现出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福利国家模式以及东亚社会的家庭——政府二元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显现,学者们在批判福利国家供给模式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引导福利政策变革的新理论和新范式。福利多元主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之一。福利多元主义突破了传统的政府或是市场的福利供给二分法,构建了包括政府、家庭、社会和市场部门在内的多元福利供给结构。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的政策分析范式,福利多元主义的不仅意味着多元主体参与福利供给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不同主体通过参与、分权、独立、竞争实现多元协同和多元整合的技术路径。20世纪末期,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在我国传播,并恰如其分的契合了当时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与“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政策导向。基于现实需要,多元福利供给模式成为我国福利体制建构的目标,尤其是在老年社会服务这一具有需要多样性、层次性与变动性的福利供给领域,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具有较好的切入性与前瞻性。依据福利多元主义所建立的政策分析框架,本研究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扬州市广陵区和南京市鼓楼区老年社会服务供给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市中的老年社会服务供给已经初步具备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形态,家庭、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市场组织的作用都在其中有所展现。但是,深入探讨当前供给结构的实质,发现其内存深刻的问题,包括供给主体责任的失衡,政府责任的回避,服务供给的福利性缺失,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与“非竞争性”取向,以及市场主体的参与不足,等等。这就使得现行老年服务供给结构仅仅停留在形式意义上的“准多元”状态,还远远不能称之为实质意义的“多元”供给模式。要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推动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首先要明确城市老年社会服务“多元”模式的应然状态。基于我国文化传统、制度惯性、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及现实需要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政府主导的多元服务供给模式是适应我国国情社情的政策选择。在这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需要确立政府作为“主导者”的角色意识和责任范围,坚持家庭组织作为老年服务“最先供给者”的首要意义,明晰非营利组织的身份性质,并探索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作为服务“生产者”和“传递者”参与并发挥优势功能的渠道。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家庭、社会和市场的协调整合机制。多元供给模式构建的意义在于推动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由“准多元”向“多元”结构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供给主体责任重塑与结构平衡的过程。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要,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需要通过下述途径予以实现:重塑政府责任意识,强化政府职能;明晰非营利组织的身份与性质,推动非营利组织的适应与参与;发展家庭支持政策,维护激发家庭养老功能;引导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意识与消费能力,构建市场参与的渠道。

二、认识孩子 尊重孩子 了解孩子——“孙老师热线”2002年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识孩子 尊重孩子 了解孩子——“孙老师热线”2002年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小学教师语言暴力的教育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初中学校积极德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实践 ——一位退休教师专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小学教师教学思维及其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CE模型探究相声中砸挂类幽默的认知机制 ——以德云社相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觉解之境 ——五位小学专家型教师专业学习的叙事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9）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困境及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认识孩子 尊重孩子 了解孩子——“孙老师热线”2002年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学教师语言暴力的教育分析[D]. 王聪. 江南大学, 2020(01)
• [2]初中学校积极德育研究[D]. 胡幸.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实践 ——一位退休教师专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D]. 吴艾蔓. 西南大学, 2020(01)
• [4]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D]. 张瑾帆.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中小学教师教学思维及其形成研究[D]. 杨莹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藏族传统文化影像转化研究[D]. 葛金金.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基于CE模型探究相声中砸挂类幽默的认知机制 ——以德云社相声为例[D]. 唐罗.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8]觉解之境 ——五位小学专家型教师专业学习的叙事探究[D]. 王敬.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1)
• [9]代际支持失衡背景下家庭养老困境及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研究[D]. 吴飞.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D]. 陈静. 南京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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