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朝鲜加快经济开放步伐（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张古悦[2]（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提出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杨帅[3]（2020）在《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Based on the theme of loc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on in consular protection,this paper studiesthe problems e)a sting in Jinan municip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on in consular protection by using public management theories such as risk management theory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eory and dual jurisdiction theory.This paper introduoesthecharacteristicsof Jinan citizens’ overseas security incidents at thisstage,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Jinan’s consular protection work in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the security protection mechanism,innovating the publicity of consular protection,and taking the lead in dealingwithc onsular protection emergencie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verseas consular protection cases in Jinan City,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Jinan municip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on in consular protection work are analyzed,and the problems are analyzad from the lack of diversified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too scattered foreign affairs resources,failure to 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consular protection,and the convergence of prevention and warning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safety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regions and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ork of consular protec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diversified handling of emergency cases,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resources,variou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citizens in preventive consular protection,and enhanoe the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safety and happiness of the masses,and to resolve the social governance problem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Jnan’s participation in consular protection,ref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on in consular protection,and propos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the aspects of preventive consular protectio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emergencies,so as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overseas consular protection incidents,so asto provide a new period for local governmentsto participate in consular protection The protection work provides reference for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of citizens and enterprises "going out" in thejurisdiction and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nsular protection.
丁贵梓[4]（2020）在《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演变（1988-2018）》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此后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不仅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内部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亦是反映东北亚地区局势的重要指标。自1988年韩国进入第六共和国时代至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总体倾向上表现为和平统一大框架下保守政策和进步政策的交替,但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在朝韩对话会谈、朝韩经贸合作、朝韩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和朝韩人道主义问题四项基本议题上却不乏分歧。历届政府在整体政策倾向和具体议题态度上的差异造就了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摇摆不定。以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议题为基础,通过朝韩对话机制和朝韩交流合作两项指标衡量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情况,可以发现: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发展波动较大,具体可划分为三段发展上升期（1988-1992年、1998-2000年、2001-2007年）、一段发展停滞期（1993-1997年）和一段低位波动期（2008年以后）。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波动不定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韩国国内政党纷争、国内经济情况、国民对朝政策倾向和韩国对朝威胁认知程度等国内因素,影响了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美韩联盟关系变化、东北亚国际体系变动等国际因素又共同影响了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自主性。实际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就在于延续性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限制程度、以及两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政策的综合影响。当两类因素的限制程度较小时,韩国政府即可相对保证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自主性,政策包容度也相对较高;而当一方因素的限制增强,对朝政策包容度会有所下降;通常情况下,自主性因素的变化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延续性因素既已塑造的对朝政策包容度状态。在延续性因素和自主性因素的双重限制下,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延续性不高且执行自主性较差。当前形势下,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得不面对延续性因素限制的波动不定和自主性因素限制的持续强化,韩鲜半岛内部的和平繁荣之路尚未明朗,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仍存诸多不稳定因素。
胡玥[5]（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林高松[6]（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于京婉[7]（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因“萨德”风波中韩外交出现危机,导致两国关系跌至历史低谷。文在寅上任后对华如何施政,中韩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事关两国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发展,而且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与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为选项,基于三层考量:从中韩关系层面看,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拥有广泛共识与利益契合。对其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韩了解,扩大双边合作领域,有效落实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从半岛安全层面看,韩国是朝鲜半岛属地国,而中国始终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参与国。对其研究有助于两国寻求共识,求同解疑,更好地推动半岛和平和地区安全与繁荣。从中美战略竞争层面看,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地区和半岛事务中受美国牵制。对其研究有助于增进双方政治和安全互信,增强共同维系半岛及地区安全稳定的信心。鉴于上述动因,本文试从五个方面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第一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外部环境是引发内部思考与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文在寅上任正值韩国“内忧外患”的政治乱局,诸多焦点问题成为文在寅政府的必答题。本章选择“由外至内”为视角,即地区、双边、国内,以三个新变化为焦点,对文在寅上任后韩国的时局背景进行剖析。三个新变化:一、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其突出表现为韩国在中美两国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窘境、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对话的新气象、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冲击韩国外交,日韩争端持续升级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等四个方面。二、中韩关系新变化。主要论述了“萨德”问题重创中韩关系和贸易往来受挫刺激中韩关系,以及渔业纠纷问题激化中韩关系这三个痛点。三、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主要围绕韩国执政党的变化、领导人更迭、韩国国内对华态度的新变化这三个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上述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无疑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导向产生重大影响。第二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政策目标是国家行为主体通过政策实施为获得某种效果或达到某种标准。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东北亚地区局势不断恶化、中韩因“萨德”问题出现外交危机、韩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文在寅政府为摆脱这一政治乱局,积极调整了韩国的对华政策。笔者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从政治、安全及经济层面,归纳梳理出其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在政治层面上,文在寅政府试图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施平衡外交来稳定中韩关系,并借助中国提升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在安全层面上,首要目标是缓解中韩两国“萨德”危机,在此基础上争取中国共同应对朝核问题,同时要加强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文在寅政府为获取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红利,携手中国共同抵御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继续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不过,其也在试图通过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进而适当降低韩国对华经济的过度依赖。第三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和手段。政策资源是实施政策的先前条件,而政策手段是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与方法,两者相辅相成,均是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依托,本章主要通过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美韩同盟三个视角,审视文在寅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可以利用的“抓手”和有利“王牌”。其一、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政治价值。其二、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经济价值。其三、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方法,笔者以政策资源要素为铺垫,重点论述了文在寅政府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对华政策手段。政治手段重点是通过两国高层互动增强政治互信和适当拉开与美国距离的方式,实现快速修复与巩固中韩关系。安全手段主要通过对“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管控的方式,达到缓和与加强中韩关系。经济手段则侧重于“合作+防范”的方式,来深化与发展中韩关系。第四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政策实施是运用综合手段实现政策目标的行为过程。本章基于对文在寅政府对华各项主张和举措的综合分析,着重从政治、安全、经济三大层面论述了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其中,政治和经济层面是本章论述的重点。在政治层面上,文在寅政府旨在修复与巩固中韩政治互信。举措一、为恢复两国政治关系,通过双边高层互动、提升中国战略地位、加强领导人沟通等措施,积极向中国示善示好。举措二、为缓和两国安全关系,通过加强双边高层对话和对“萨德”进行环境评估并作出“三不”声明,积极向中国发出和好声音。举措三、为平衡中美关系,主要通过在美国“印太战略”立场上采取模糊态度,在半岛问题上强调韩国主导作用,在美日韩三边发展军事同盟关系上持否定态度,在“反华为”事件上持保留态度,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等诸多之举,有意向中国做出倾斜。在安全层面上,文在寅政府力求拓展中韩安全合作的新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协调处理朝鲜半岛事务和提升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在经济层面上,文在寅政府谨慎深化中韩经贸依存关系。主要包括: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这些都是文在寅政府顺应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之举。第五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展望与应对。本章的重点是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结果进行效能评估,对其执政后期中韩关系走势做出研判,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政策应对。效能评估是对应政策目标的三个层面,即政治、安全、经济层面开展的。通过逐项分析和综合考量,笔者认为,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实施的“上半场”,总体来看取得的成效较为显着。其主要表现:中韩关系开始转圜,聚焦的“萨德”问题按下了“暂停键”,经贸合作总体恢复元气,这充分体现了文在寅政府对华的诚意和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看到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局限性,解决朝核问题仍任重道远,美韩同盟仍是中韩关系的“夹心层”。展望文在寅政府后期的中韩关系,笔者综合各种复杂因素,作出以下判断:两国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得到维持,但短期内中韩关系难以再现“蜜月期”,其局部风险仍不容忽视。本章最后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中国政策应对:第一、明晰战略定位。第二、深化战略互信。第三、扩大共同利益。第四、增强危机管控。第五、推动多边合作。
刘丽敏[8]（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谢斌[9]（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申达宏[10]（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二、2000年朝鲜加快经济开放步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朝鲜加快经济开放步伐（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案例分析法 |
| 1.3.2 比较研究法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论文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研究难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领事保护 |
| 2.1.2 预防性领事保护 |
| 2.1.3 安全风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管理理论 |
| 2.2.2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3 双重管辖理论 |
| 第3章 济南市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现状与案例研究 |
| 3.1 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情况 |
| 3.1.1 我国领事保护工作相关制度发展 |
| 3.1.2 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对象和职责的范围界定 |
| 3.2 济南市参与2017年巴厘岛旅客滞留事件案例研究 |
| 3.2.1 应急处置机制 |
| 3.2.2 外事资源整合 |
| 3.2.3 预防性领事保护宣传 |
| 3.2.4 旅游领域信息预警预测 |
| 第4章 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中问题 |
| 4.1.1 应急处置手段单一 |
| 4.1.2 外事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
| 4.1.3 预防性领事保护宣传效果不明显 |
| 4.1.4 预防预警信息缺乏约束力 |
| 4.2 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2.1 缺乏多元化应急处置机制 |
| 4.2.2 外事资源过于分散 |
| 4.2.3 未能有效调动公民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
| 4.2.4 预防预警信息和旅游安全信息衔接不畅 |
| 第5章 国内外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经验借鉴及启示 |
| 5.1 国外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经验借鉴 |
| 5.1.1 美国地方政府创新部门间协同机制 |
| 5.1.2 日本东京都加强预防性领事保护机制建设 |
| 5.1.3 英国各地注重多方参与领事保护工作 |
| 5.2 国内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经验借鉴 |
| 5.2.1 成都市联合外交部领事司打造专业领事保护宣传队伍 |
| 5.2.2 北京市打造领事保护融媒体平台 |
| 5.3 国内外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经验启示 |
| 5.3.1 优化参与领事保护工作部门间的协同 |
| 5.3.2 加强政府与各类组织合作 |
| 5.3.3 发挥融媒体在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中的作用 |
| 第6章 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
| 6.1 参与应急案件处置多元化 |
| 6.2 创新开展外事资源利用工作 |
| 6.3 加强对公民在预防性领事保护方面的培训 |
| 6.4 增强预防预警信息的强制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演变（198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既有研究评析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意义 |
| 第一章 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历程 |
| 第一节 对朝政策的演变 |
| 第二节 对朝政策的四项议题 |
| 第二章 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 |
| 第一节 对朝政策包容度的组成 |
| 第二节 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测量 |
| 第三节 对朝政策包容度测量结果 |
| 第三章 韩国政府对朝政策演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的界定与测量 |
| 第二节 影响因素的测量结果 |
| 第四章 韩国政府对朝政策演变的逻辑 |
| 第一节 对朝政策的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对朝政策的总结与评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 (一)对外政策 |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致谢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 |
| 第一节 兵役法律制度的科学界定 |
| 一、相关概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实体法律制度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程序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制度的法律特征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时代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容特征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
| 二、兵役法律制度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组织兵役工作的有效规范 |
| 第二章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我国古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二、我国近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三、新中国兵役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体系构成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实质内涵 |
| 三、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客观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优劣之处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 |
| 第一节 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 |
| 一、依法参加兵役是公民和法人的基本义务 |
| 二、参加兵役人员依法享有各种基本权利 |
| 三、正确处理兵役权利与兵役义务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 |
| 一、兵役必须以实现国家价值优先 |
| 二、公民通常是实现个人价值优先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调节器 |
| 第三节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 |
| 一、国防是全体公民的国防 |
| 二、兵役实质是少数公民参加兵役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一的平衡器 |
|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
| 一、公平与效率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兵役法律制度优先考虑军事效率 |
| 三、兵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
| 第五节 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 |
| 一、追求国家和平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 |
| 二、保障国家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 |
| 三、统筹和平权与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 |
| 一、经济实力 |
| 二、法治环境 |
| 三、军事改革 |
| 第二节 国家严峻安全形势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一、国家统一困境 |
| 二、周边事态纷争 |
| 三、西方大国遏制 |
| 第三节 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 |
| 一、信息化局部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 |
| 二、高技术武器装备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 |
| 三、高素质的兵员成为信息化战争胜负的关键 |
| 第四节 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 |
| 一、尊重军人共识 |
| 二、优待军人传统 |
| 三、军人权益维护 |
| 第五节 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 |
| 一、独生子女成为军队服役主体 |
| 二、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
| 三、入伍后退兵比例呈逐年上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完善之道 |
| 第一节 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 |
| 一、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组织领导 |
| 二、统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规划计划 |
| 三、科学组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起草拟制 |
| 第三节 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 |
|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兵役法律意识 |
| 二、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确保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
| 三、严格组织对违反兵役法律制度行为的惩治 |
| 结语: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应处理的几个关系 |
| 一、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其它军事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 |
| 二、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新时代强军要求的关系 |
| 三、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7）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对既有文献的反思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 |
| 一、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 |
| (一)韩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窘境 |
| (二)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对话的新气象 |
| (三)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冲击韩国外交 |
| (四)日韩争端持续升级双边关系不断恶化 |
| 二、中韩两国关系新变化 |
| (一)“萨德”问题重创中韩关系 |
| (二)贸易往来受挫刺激中韩关系 |
| (三)渔业纠纷问题激化中韩关系 |
| 三、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 |
| (一)韩国执政党的变化 |
| (二)领导人更迭 |
| (三)韩国国内对华态度的变化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目标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一)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二)实施平衡外交稳定中韩关系 |
| (三)提升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一)缓解“萨德”危机 |
| (二)中韩合作共同应对朝核问题 |
| (三)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一)最大获取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 |
| (二)携手中国抵御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 |
| (三)适当降低对华经济依赖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 |
| (一)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政治价值 |
| (二)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经济价值 |
| (三)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手段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手段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手段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 |
| 一、修复与巩固中韩政治互信 |
| (一)恢复两国政治关系 |
| (二)缓和两国安全关系 |
| (三)平衡中美关系 |
| 二、拓展中韩关系的新增长点 |
| (一)协调处理朝鲜半岛事务 |
| (二)重视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三、谨慎深化中韩经贸依存关系 |
| (一)积极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 (二)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 |
| (三)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展望与应对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效能评估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效能评估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效能评估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效能评估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关系展望 |
| (一)两国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得到维持 |
| (二)短期内对华关系难以再现“蜜月期” |
| (三)局部风险不容忽视 |
| 三、中国的政策应对 |
| (一)明晰战略定位 |
| (二)深化战略互信 |
| (三)扩大共同利益 |
| (四)增强危机管控 |
| (五)推动多边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后记 |
（8）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外边界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界交涉 |
| 一、俄国的东侵与中国游牧民族的抵抗 |
| 二、早期中俄的边疆冲突 |
| 三、中俄边界战争与边界确定 |
| 第二节 中朝边界交涉 |
| 一、明朝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交涉及清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 二、清朝与朝鲜的勘界交涉 |
| 三、长白山定界与莽牛哨设置交涉 |
| 第三节 中越边界交涉 |
| 一、清初中越边界演变与交涉 |
| 二、越南对华领土索求与清廷的应对 |
| 第二章 中外边民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民事务交涉 |
| 一、中俄“逃人”事件交涉与越境边民问题 |
| 二、边民管理及交涉之法律程序 |
| 三、中俄私越边境之法令条例及相应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一、17世纪前期的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二、17世纪中后期的中朝边民管理及交涉 |
| 三、清廷让步与朝鲜边民管理权的加强 |
| 第三节 中越边民事务交涉 |
| 一、清越边民管理机构设置及管理 |
| 二、越南对在越华侨的政策 |
| 第三章 中外边贸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贸事务交涉 |
| 一、早期中俄贸易与俄国对华贸易障碍 |
| 二、中俄边贸管理机构与“停市”交涉 |
| 三、贸易地点交涉与税收交涉 |
| 四、边境走私贸易交涉与边贸欠款追讨 |
| 第二节 中朝边贸事务交涉 |
| 一、后金武力威胁与入关前的金鲜边贸 |
| 二、入关后的清鲜边境贸易 |
| 第三节 中越边贸事务交涉 |
| 一、中越陆路交通要道与互市关口 |
| 二、清越边贸管理 |
| 第四章 中外边务交涉之比较 |
| 第一节 边界交涉之比较 |
| 一、边界交涉的实质 |
| 二、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宗藩道义之较量 |
| 三、从模糊的“边疆”到清晰的“边界” |
| 第二节 边民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民事务交涉的实质 |
| 二、封贡体系下边民问题交涉比较 |
| 三、边民管理权争夺与比较 |
| 第三节 边贸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贸交涉的实质 |
| 二、边贸税收与边贸场地 |
| 三、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之比较 |
| 第四节 借鉴与启示 |
| 结语 |
| 附录一 17-18 世纪中外边务交涉大事记 |
| 附录二 17-18 世纪中朝越俄四国君主在位时间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9）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10）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前言 |
|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与结构设计 |
| 第一章 俄罗斯东北亚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因素 |
| 一 欧洲—大西洋主义 |
| 二 现代斯拉夫主义 |
| 三 新欧亚主义 |
| 第二节 历史文化因素 |
| 一 俄罗斯文化特征 |
| 二 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下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
| 第三节 面临的国内外不利现实因素 |
| 一 外部影响因素 |
| 二 内部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出台的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回眸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 |
| 一 二战后苏联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 二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 第三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内容 |
| 一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要点 |
| 二 俄罗斯落实东北亚政策的策略和措施 |
| 第四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
| 一 谋略性 |
| 二 务实性 |
| 三 可行性 |
| 四 机制性 |
| 五 持续性 |
|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东北亚国别政策 |
| 第一节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领域合作 |
| 第二节 俄罗斯对日本的政策 |
| 一 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外交纪实 |
| 二 俄罗斯与日本的经济交往 |
| 三 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博弈 |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 一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 |
| 二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 |
| 三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走势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走向 |
| 一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
| 二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
| 三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
| 四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仍很棘手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内的整体发展布局 |
| 一 政治上稳形势、推改革 |
| 二 经济上推创新、促增长 |
| 第三节 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2000年朝鲜加快经济开放步伐（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02)
- [3]地方政府参与领事保护工作的问题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D]. 杨帅. 山东大学, 2020(02)
- [4]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演变（1988-2018）[D]. 丁贵梓. 外交学院, 2020(07)
- [5]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7]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于京婉. 吉林大学, 2020(08)
- [8]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9]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10]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