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周言艳[2]（2021）在《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教育全球化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各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但与此同时,各国在教育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科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得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继而转变为全球性的人才竞争。在人力资本理论和软实力理论的影响下,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教育全球化趋势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把教育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自身软实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阵地。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两国都十分重视教育水平的提升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俄两国互为最大友好邻邦,且都拥有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加强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双方提高各自教育水平,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直面教育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此外,人文交流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双边和多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点领域。发展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提升两国人文交流水平和推动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俄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合作程度也不断加深,逐渐实现机制化和多层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因此,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论文主要围绕苏联解体以来的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展开研究,以中苏教育交流与合作作为论文的逻辑起点,以梳理和评价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效为关键环节,落脚于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以期对我国在全面了解掌握中俄教育与合作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制定新时代对俄教育政策有一定的咨政作用。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与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思路与结构。第一章:中俄（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本章主要对从新中国建立到苏联解体的中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行回顾,阐述并归纳这一阶段不同时期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背景、主要成就和特点、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这一时期,中俄（苏）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受两国关系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十分密切;当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时,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则逐渐走向低谷;当两国断绝来往时,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则处于停滞状态;而当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逐渐恢复正常并发展起来。第二章: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就。本章主要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基础进行梳理,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果进行整理与评价。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阶段,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程度逐渐加深,交流与合作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形成了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化。第三章: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问题。本章分别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存在的部分交流活动及合作机制成效不佳、留学生培养质量有待提高、语言障碍以及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的留学吸引力不足这四个问题进行了探究,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第四章: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本章首先分析了两国国家关系和教育合作基础、两国的教育战略以及国际环境（全球化和中俄美三边关系的变化）对两国未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促进作用,然后阐述了两国的教育政策和新冠疫情对双方目前及未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可能造成的影响,最后对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系统总结,在归纳中俄各时期教育交流与合作内容、分析未来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走向的基础上,指出中俄未来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李秦宇[3]（2021）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文中指出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冰雪产业的发展更为急迫。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包括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Chinese Ice Hockey League,简称CHL）在内的冰雪产业组织,研究国际国内产业组织发展理论,学习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路径趋势,对于增强中国冰雪运动项目实力、满足大众冰雪运动产品的需求、推动中国冰雪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冰球联赛CHL（2019年8月2日开赛）目前属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视角出发,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演绎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初步尝试建立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及构建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理论,以期科学地认识以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为代表的冰雪产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本文认为冰雪产业是生产、提供冰雪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组织和企业的集合,本文冰雪产业主要是指冰雪运动产业（不包括冰雪用品装备制造等冰雪制造产业）。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内企业间组织或者市场关系。中国冰球联赛CHL是参赛的职业冰球俱乐部与中国冰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等联合举办的职业冰球赛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质是一种职业冰球联盟,是冰雪产业组织的重要组成之一。研究发现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国际国内冰雪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冰雪产业发展在于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北美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国家冰球联盟NHL组织,中国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是其形成的驱动因素,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通过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驱动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产生;市场结构在冰雪产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控制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国家或政府）和非主导利益集团（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主要推动力;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次要推动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条件是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其次,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部分,从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两方面进行研究。中介作用通过宏观环境因素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经济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正向影响;“科技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负向影响;“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作用。市场结构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中起着控制作用,具体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创新指标在内的四方面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市场结构中市场需求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行为中广告宣传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绩效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影响不显着;创新指标中危机处理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是冰雪产业组织的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利益博弈实现的。以政府为代表的主导利益集团和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的非主导利益集团博弈决定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路径趋势,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发展研究成果、参考国家冰雪产业未来发展规划,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划为产生期、规模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向生态平台化发展是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组织形态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产生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协会组织;在规模发展期主要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具有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等特征;在创新发展期主要是创新的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特征是以新科技、新技术为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组织形态演化趋势是协会组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和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远落后于政府的期望和消费者的需求,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冰雪产业政策体系,推动冰雪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融合和冰雪产品开发,促进冰雪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健全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基础;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提高冰雪产业及其组织经营效率;创新冰雪产业组织形态,构建全国及区域性冰雪产业平台。
钱美玲[4]（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杜娟[5]（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赵永斌[6]（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宫亚男[7]（2021）在《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受到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比如国外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面对国外不同思潮的影响,一些人的思想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侵扰。这些没有坚定信念的人们,已经随着各种消极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才是这个时代背景下正确的思想观念。与此同时,拜金主义、功利化、关系户等消极、负面思想不断干扰着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由于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多样性需求,使得部分人追求的价值观念已经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价值观念有着明显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就使得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多重挑战。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在引言中,阐述了本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并对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不足之处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在正文中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媒体时代的内涵与特征。其次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及作用。最后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媒体之间的契合性关系:新媒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窗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通过新媒体来表达。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各种挑战:诸如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信息接收的挑战、引导广大民众思想的挑战、面对新媒体社会思潮的挑战以及面临全球新媒体发展的挑战等,并且详细阐述了在这些挑战方面的具体表现。第三部分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解决对策,主要包括:利用新媒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信息接收,运用新媒体载体引导民众坚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新媒体下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导,加强新媒体网络立法与监管以净化新媒体网络环境等。最后是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研究的内容加以梳理、总结,找到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着力点,并对本论文研究主题的发展态势作出展望。
武智[8]（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认为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魏靖[9]（2021）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其持续发展需着力提高国际化发展水平,需要契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技术水平的技能型人才。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接壤国交流合作历史悠久,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沿地带。中职教育作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职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此外,由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处于西南边陲,经济社会发展与内陆发达城市相比较落后,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一方面要利用自身优势,抓住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克服自身发展障碍,积极应对发展机遇背后的挑战,进一步推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M县唯一一所职业高级中学为个案,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展开研究。论文分为五章撰写,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第二章主要进行概念界定以及相关理论阐述分析,在概念界定以及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衡量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维度,制定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主要通过问卷、访谈及实地所收集的资料对个案学校国际化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按照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评价指标赋分统计了个案学校国际化的发展程度,绘制蛛网模型图,直观反映个案学校国际化发展现状,既肯定了该校在国际化发展中取得成效,也发现了个案学校该阶段在办学中存在着国际化发展层次与实际办学实力不足、组织结构不适应、师资队伍国际化不足等问题,同时在学生发展、课程体系设置上也存在一定问题。笔者主要从经济、社会、学校、学生四个层面进行原因分析,从经济层面分析,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方经济落后,二是由于学校国际化发展经费有限。从社会层面分析,主要由于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认可度低,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二是公众观念歧视;三是升学和就业歧视。从学校层面分析,首先是由于学校服务国家战略意识不强,其次是由于学校多边合作格局尚未形成,最后是由于学校师资严重不足。从学生层面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有待加强,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国际化发展欲望较低;第四章以个案学校存在的问题为基点,从国际化理念的树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国际化师资的培养、国际化发展思路的拓宽、国际合作交流成效的提高以及立足实际,将民族特色与国际化发展相结合六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参考。
郭雯[10]（2021）在《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量,其政治认同程度至关重要。因此,把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并提出有效可行的培育路径,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积极调研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研究大学生政治认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时代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路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本研究以云南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大理大学、大理护理职业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云南民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五所高校进行抽样调查,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987份,并对部分调查对象进行访谈调查,对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本研究结合抽样调查和访谈对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提升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本研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了解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现状,确定研究方向和思路,为后文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包括关于新时代、政治认同、大学生政治认同等相关概念的阐述,以及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三部分: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调查分析。以云南高校大学生为政治认同现状调查对象展开实证调查,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分析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第四部分: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基于对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实证调查结果,分析大学生政治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成因分析,为对策研究奠定基础。第五部分:新时代加强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以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为基础,针对大学生政治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完善政府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发展建设、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大学生政治学习自觉性四个方面提出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具体对策。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中俄(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中苏“蜜月”时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背景 |
| 二、富有成效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
| 三、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恶化时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由萎缩走向停滞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萎缩 |
| 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停滞 |
| 第三节 中俄(苏)关系趋缓时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回暖与恢复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逐渐恢复 |
| 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正常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就 |
| 第一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法律基础 |
| 第二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与评价 |
| 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
| 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程度逐渐加深 |
| 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化日趋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
| 第一节 交流活动及合作机制成效不佳 |
| 第二节 留学生培养质量问题 |
| 一、留学生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
| 二、影响留学生培养质量的原因 |
| 第三节 语言障碍问题 |
| 一、俄(汉)语水平欠佳 |
| 二、语言障碍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留学吸引力问题 |
| 一、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留学吸引力相对不足 |
| 二、俄罗斯对我国学生留学吸引力不足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利因素 |
| 一、两国国家关系及教育合作的顺利发展 |
| 二、两国教育战略的促进作用 |
| 三、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不确定因素 |
| 一、两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二、新冠疫情对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预测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 |
|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学习汉语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俄语的协议》 |
| 附录三 本科及以上教育中俄合作办学机构和办学项目名单 |
| 附录四 高等专科教育中俄合作办学机构和办学项目名单 |
（3）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主要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 1.3.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分析 |
| 2.1.1 文献结构特征 |
| 2.1.2 研究热点 |
| 2.1.3 文献主题变迁 |
| 2.1.4 文献讨论 |
| 2.2 基于学术脉络的文献分析 |
| 2.2.1 产业组织 |
| 2.2.2 体育产业组织 |
| 2.2.3 冰雪产业组织 |
| 2.3 文献评述 |
| 2.3.1 关注中国冰球联赛组织,打破生产要素限制,解决冰雪产业组织发展困境 |
| 2.3.2 关注新技术和智慧体育,打造新的组织模式,扩大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规模 |
| 2.3.3 关注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引导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方向 |
| 2.3.4 关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协同创新,丰富冰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
|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核心概念 |
| 3.1.1 产业组织 |
| 3.1.2 体育产业组织 |
| 3.1.3 冰雪产业组织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交易费用理论 |
| 3.2.2 产业组织理论 |
| 3.2.3 演化理论 |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 |
| 4.1 冰雪运动、冬奥会及其特点 |
| 4.2 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 4.2.1 国外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 4.2.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 4.2.3 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 |
| 4.3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驱动因素:组成要素 |
| 4.3.1 冰雪竞赛表演 |
| 4.3.2 冰雪传媒、营销和广告 |
| 4.3.3 冰雪培训 |
| 4.3.4 冰雪装备制造 |
| 4.3.5 冰雪旅游 |
| 4.3.6 冰雪咨询 |
| 4.3.7 冰雪金融 |
| 4.3.8 冰雪消费者 |
| 4.4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控制作用:市场结构 |
| 4.4.1 完全竞争市场 |
| 4.4.2 垄断竞争市场 |
| 4.4.3 寡头垄断市场 |
| 4.4.4 完全垄断市场 |
| 4.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 |
| 4.5.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历史 |
| 4.5.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
| 4.5.3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利益相关者 |
| 4.5.4 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主要推动力 |
| 4.5.5 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次要推动力 |
| 4.5.6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 |
| 4.6 基于交易费用的中国冰雪产业组织评估模型 |
| 4.7 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 |
| 4.8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中介作用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模型:基于PEST分析框架 |
| 5.1.1 政治法律环境 |
| 5.1.2 经济环境 |
| 5.1.3 社会环境 |
| 5.1.4 科技环境 |
| 5.2 研究方法:SEM结构方程模型 |
| 5.2.1 测量模型 |
| 5.2.2 结构模型 |
| 5.3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4 模型的构建计算 |
| 5.5 结果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控制作用实证分析 |
| 6.1 研究模型:传统SCP研究模型 |
| 6.1.1 冰球市场结构 |
| 6.1.2 冰球市场行为 |
| 6.1.3 冰球市场绩效 |
| 6.2 SCP扩展模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新研究 |
| 6.2.1 新冠肺炎疫情对冰雪产业的影响 |
| 6.2.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创新应对 |
| 6.3 变量的确定 |
| 6.3.1 影响因素初步设计 |
| 6.3.2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选择 |
| 6.3.3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积极系数 |
| 6.3.4 影响因素遴选与确认 |
| 6.4 研究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 6.5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
| 6.5.1 数据来源 |
| 6.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6 结果与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 |
| 7.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 7.1.1 主导利益集团: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 |
| 7.1.2 非主导利益集团:冰球消费规模不足 |
| 7.1.3 市场结构:垄断造成冰球市场竞争不充分 |
| 7.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 |
| 7.3 冰球联赛组织发展模式 |
| 7.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新趋势 |
| 7.4.1 疫情全球化与冰雪产业相关研究回顾 |
| 7.4.2 疫情全球化对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
| 7.4.3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新趋势:生态平台化创新 |
| 7.4.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趋势:组织形态的生态平台化创新 |
| 7.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趋势预判 |
| 7.5.1 产生期(2020 年前):政府主导模式,形成冰球联赛 |
| 7.5.2 规模发展期(2021-2025年):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形成规模化冰球联盟 |
| 7.5.3 创新发展期(2026-2035 年):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创新化冰球联盟 |
| 7.6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和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形成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 |
| 8.1.2 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中介作用 |
| 8.1.3 市场结构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控制作用 |
| 8.1.4 利益相关者博弈决定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 |
| 8.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政策含义和建议 |
| 8.2.1 政策含义 |
| 8.2.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名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与难点 |
| 2 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解析 |
| 2.1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和基本特征 |
| 2.2 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影响因素 |
| 2.3 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变迁与意识形态安全演进 |
| 3.1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革故鼎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确立 |
| 3.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曲折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异化歧路 |
| 3.3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革转型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性调适 |
| 3.4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守正创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推进 |
| 4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发展态势和风险剖析 |
| 4.1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 |
| 4.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态势 |
| 4.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剖析 |
| 5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经验借鉴 |
| 5.1 中国古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启示 |
| 5.2 苏联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崩塌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归因 |
| 5.3 西方国家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举措 |
| 6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优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
| 6.1 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 |
| 6.2 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 |
| 6.3 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 |
| 6.4 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预期创新与难点 |
| (一)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难点 |
| 四、论文框架等内容 |
| 第一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提出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价值巨大且功能多元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经济价值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特殊功能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 |
| (一)早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二)近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
| 二、国内执法不力及法律规制不足 |
| (一)反垄断执法不力 |
| (二)外商投资法律中相关规制不足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 |
| 四、企业层面原因 |
| (一)并购协议中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设置不足 |
| (二)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利益失衡 |
| (三)外国投资者实施商标策略削弱驰名商标市场竞争力 |
| (四)我国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不足及保护手段不力 |
| 第三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导向 |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适度性 |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的实现 |
| 三、外资并购中商标权保护的基本逻辑 |
| (一)并购准备阶段 |
| (二)并购执行阶段 |
| (三)并购整合阶段 |
| 第四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路径 |
|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一)美国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欧盟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三)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 二、反垄断法和外资立法层面 |
| (一)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加强 |
| (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善 |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的再平衡 |
| 四、企业层面 |
| (一)外资并购协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科学设置 |
| (二)我国企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 |
| (三)我国企业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1.创新点 |
| 2.不足点 |
| 一、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关概述 |
| (一)新媒体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1.新媒体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
| 2.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原理 |
|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
| 2.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及作用 |
| (三)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媒体之间的契合性 |
| 1.新媒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窗口 |
| 2.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通过新媒体来表达 |
| 二、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
| (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信息接收的挑战 |
| 1.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接收和民众认同践行的差距 |
| 2.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接收渠道主要依赖传统媒体 |
| 3.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接收形式同新媒体契合不够 |
| (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广大民众思维的挑战 |
| 1.新媒体开放性致使民众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与功利化 |
| 2.新媒体传播中夹杂着某些非主流与多元化的价值观 |
| 3.新媒体信息的大量传播易使个人思考丧失独立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对新媒体社会思潮的挑战 |
| 1.新媒体社会思潮呈现出大众性与及时性 |
| 2.新媒体社会思潮传播的零时差与低成本 |
| 3.新媒体社会思潮的“分众化传播”与“点餐式服务” |
| (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全球新媒体发展的挑战 |
| 1.新媒体全球网络发展致使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
| 2.新媒体准入门槛低及信息把关人作用被削弱 |
| 3.新媒体网络技术层面问题及信息质量监管不足 |
| 三、新媒体时代应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挑战的对策 |
| (一)利用新媒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信息接收 |
| 1.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接收样式以增强民众认同感 |
| 2.利用新媒体手段来拓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接收渠道 |
| 3.创建新媒体平台丰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与接收构造 |
| (二)运用新媒体载体引导民众坚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
| 1.以新媒体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吸引民众思考追随 |
| 2.用新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众价值追求 |
| 3.以新媒体马克思主义信仰楷模引导民众前行方向 |
| (三)加强新媒体下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导 |
| 1.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新媒体社会思潮中的引领作用 |
| 2.用唯物辩证法思维分析新媒体社会思潮是非曲直 |
| 3.以不良社会思潮危害性为镜鉴弘扬新媒体正能量 |
| (四)加强新媒体网络立法与监管以净化新媒体网络环境 |
| 1.加强新媒体网络立法与监管以防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
| 2.充分发挥舆论宣传部门以及网络信息把关人的作用 |
| 3.适时更新新媒体技术以维护新媒体网络信息安全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问卷调查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8）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导向 |
| 二、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必要性 |
| 三、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一)年载文量分析 |
| (二)核心作者分析 |
| (三)团队-机构分析 |
| (四)研究热点与主题分析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及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调查研究法 |
| (三)案例研究法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 |
| 二、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 |
| 三、边境民族地区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全球化理论 |
| (一)全球化 |
| (二)教育全球化 |
| 二、合作与竞争理论 |
| 三、蛛网模型理论 |
| 第三节 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内容 |
| 一、衡量职业院校国际化维度 |
| 二、中等职业院校国际化程度评价指标分析 |
| (一)教育观念的国际化 |
| (二)组织机构的国际化 |
| (三)课程体系设置的国际化 |
| (四)师生队伍的国际化 |
| (五)校园教育与文化的国际氛围 |
| (六)中外办学与合作培训项目 |
| 第三章 M县职业高级中学教育国际化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个案选取的缘由 |
| 一、个案选取的依据 |
| 二、M县高级职业中学的发展概况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特色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及结果分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问卷及访谈提纲的设计 |
| (二)问卷及访谈的实施 |
| 二、研究结果分析 |
| (一)问卷及访谈结果分析 |
| (二)M 县职业高级中学国际化发展程度分析 |
| 三、M县职业高级中学教育国际化取得成效 |
| (一)具备国际化办学理念 |
| (二)组织结构具备一定国际化水准 |
| (三)留学生数量多,就业质量好 |
| (四)特色专业国际化明显 |
| (五)学校教育及文化具备一定的国际化氛围 |
| 第四章 M县职业高级中学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M县职业高级中学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国际化办学实力不足 |
| 二、国际化发展层次不高 |
| 三、国际化师资队伍欠缺 |
| 四、学生的国际化素养有待提高 |
| 五、课程体系设置缺乏国际化 |
| 第二节 M县职业高级中学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层面 |
| (一)地方经济落后 |
| (二)学校国际化发展经费有限 |
| 二、社会层面 |
| (一)社会认可度低 |
| (二)M县职业高级中学留学生招生资质不明确 |
| 三、学校层面 |
| (一)没有用好已经成熟的国际化发展条件 |
| (二)学校多边合作格局尚未形成 |
| (三)学校国际化师资不足 |
| 四、学生层面 |
| (一)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有待加强 |
| (二)学生国际化发展欲望较低 |
| 第五章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 |
| 一、树立国际化教育理念 |
| (一)整体提高学校国际化发展的意识 |
| (二)创新中职院校国际化发展模式 |
| 二、适应国际化发展需求,培养国际化人才 |
| (一)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
| (二)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拓宽学生实训锻炼渠道 |
| (三)打破校企合作地域限制,搭建国际化平台 |
| 三、提高师资素质,建设国际化队伍 |
| (一)培养教师国际意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
| (二)聘请优质外籍教师,打造师资培训基地 |
| (三)坚持教师队伍“引进来、走出去”并举 |
| 四、拓宽中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思路 |
| (一)提高国际化办学主动性 |
| (二)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 |
| 五、提高中职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成效 |
| (一)积极与国外开展联合培训项目 |
| (二)发挥“一带一路”东南亚职教联盟优势 |
| 六、坚持国际化与边境民族特色相结合 |
| (一)契合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二)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坚持民族特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硕博学位论文 |
| 三、期刊 |
| 四、其他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一、学术论文 |
| 二、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
| (一)新时代 |
| (二)大学生政治认同 |
| 二、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性 |
| (一)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是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
| (二)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是民族团结发展的重要纽带 |
| (三)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是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因素 |
| 三、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必要性 |
| (一)政治认同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二)政治认同利于巩固意识形态安全 |
| (三)政治认同是新时代高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 |
| 第二章 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调查样本 |
| 二、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调查结果 |
| (一)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
| (二)对政治实体的认同 |
| (三)对政治价值观的认同 |
| (四)对政治工具的认同 |
| 第三章 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一、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大学生政治认知不足 |
| (二)部分大学生政治情感冷漠 |
| (三)部分大学生政治动机功利化 |
| (四)部分大学生对政治认同教育的兴趣不高 |
| 二、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全球化与政治生态的消极影响 |
| (二)经济社会和多元文化的冲击 |
| (三)学校教育与校园环境的不足 |
| (四)理论素养与自觉性的缺乏 |
| 第四章 新时代加强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 |
| 一、完善政府工作机制,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
| (一)加强反腐倡廉工作,为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营造良好政治环境 |
| (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坚定大学生政治认同增加信任感 |
| (三)提供参与政府工作的机会,为加强大学生制度认同提供实践体验 |
| 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物质基础 |
| (二)加强政治文化宣传,发挥地区文化的正向作用 |
| (三)优化网络环境,加强微媒体的引导作用 |
| 三、重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良好的学校教育环境 |
| (一)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作用,为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组织力量 |
| (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加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理论导向作用 |
| (三)提高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政治认同实践教育 |
| (四)创建校园政治文化环境,强化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
| 四、培育大学生政治学习自觉性,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自我教育 |
| (一)自觉树立正确的三观,引导政治学习自觉性 |
| (二)重视朋辈群体的影响力,强化政治价值观认同 |
| 结语 |
| 附录1 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调查问卷 |
| 附录2 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访谈稿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俄教育交流与合作问题研究[D]. 周言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D]. 李秦宇.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8)
- [4]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5]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6]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7]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D]. 宫亚男.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8]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9]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个案研究[D]. 魏靖.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10]新时代云南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D]. 郭雯. 大理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