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创业（论文文献综述）
李清[1]（2021）在《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经济活动的高速发展,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日益严重。新冠疫情、粮食危机、碳排放等问题再次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浪潮,人与自然如何进一步和谐共生也引发新一轮思考。创业是一把双刃剑,创业活动既可能是环境问题的“肇事者”,也可能成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关键“解决者”。因此,绿色创业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企业不太可能回到传统经济学观点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企业唯一目标的范式中去,未来商业和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态系统的限制和依赖,明智的企业将选择与环境相关的战略来塑造竞争优势,特别是与绿色有关的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绿色竞争优势。伴随这一趋势,新的环境管理理念促使企业重新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竞争优势获取的途径。绿色创业导向是绿色创业的前提,反映了企业层面积极主动的战略倾向,兼有绿色先动导向、绿色创新导向和绿色风险承担导向的特征。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尽管学者们对绿色创业导向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内容和成果也在不断增多,但对绿色创业导向的理解还远非全面。一方面,先前研究对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关注不足,侧重于考察各独立变量对绿色创业导向的直接影响。然而,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是复杂且多元的,涉及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政治与经济等多个层面,且每个层面之间可能相互影响并存在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较少关注绿色竞争优势。以绿色低成本和绿色差异化为特征的绿色竞争优势是避免企业因环境成本增加而陷入绿色困境的有效手段,然而,鲜有研究探讨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路径机制及边界条件。有鉴于此,本文以绿色创业导向为核心,在理清其概念、维度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为何”以及“如何”的过程视角,围绕“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这一主题,重点开展两项子研究,以试图回答:（1）在内外部政治与经济因素中,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了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的选择?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的?因素中哪些是必要条件,哪些构成了充分条件?（2）绿色创业导向是否有助于绿色竞争优势的构建?采取何种行动有助于企业从绿色创业导向战略中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在外部绿色技术动荡的环境下又有何影响?为深入探索上述问题,本文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两项子研究,包括“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研究”（子研究一）以及“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子研究二）。子研究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政治-经济框架理论,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对315份样本案例进行分析,从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消费者及企业三方主体复杂行为逻辑出发,并进一步将政策压力、管理者环境承诺归类为内外部政治影响因素,将消费者环保压力、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归类为内外部经济影响因素,进而进行组态配置,探究不同构型对绿色创业导向的影响。子研究二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和权变理论,根据“导向—行为—结果”的逻辑关系,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335份样本数据进行检验,从企业组织间实践行动及组织内实践行动的战术角度出发,引入绿色供应链学习和绿色创新作为“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竞争优势”路径中的中介解释机制,并检验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绿色创业导向是多因素多重并发的结果,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是驱动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进一步验证了追求绿色创业导向与追求其他传统商业战略并没有太大偏离,其核心本质仍是逐利性。第二,引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组态路径有4条,可以归纳为利益驱动型、管理者主导型以及内外协调型三类,这三种类型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即导致企业选择绿色创业导向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不同条件因素的组合可以带来高绿色创业导向。第三,高绿色创业导向与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组态路径之间存在非对称性,即导致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原因与导致非高绿色创业导向原因大不相同。第四,绿色创业导向作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对绿色竞争优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第五,作为重要的组织间实践,绿色供应链学习及其维度在绿色创业导向积极影响绿色竞争优势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作为重要的组织内实践,绿色创新及其维度在绿色创业导向积极影响绿色竞争优势的机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绿色创业导向—绿色供应链学习—绿色创新—绿色竞争优势”的传导路径。第六,绿色技术动荡负向调节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以及绿色创新及其维度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但绿色技术动荡在绿色供应链学习与绿色竞争优势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不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动荡负向调节了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在廓清绿色创业导向内涵、特征的基础上,针对制造业企业所处行业特点,一方面,从利益相关者压力以及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组合视角,挖掘驱动绿色创业导向的前因条件,以及不同驱动因素间的多重联动作用,分析促进和抑制绿色创业导向的核心条件、边缘条件及其路径组态,丰富了绿色创业导向的理论成果,扩展并深化了绿色创业理论。另一方面,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和权变理论,构建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理论框架,探索并验证绿色供应链学习及绿色创新的中介效用,以及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揭示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竞争优势”发展与转化的“黑箱”,有助于深化绿色创业导向的科学认识,拓展并丰富绿色创业管理理论。本文对驱动我国高水平绿色创业导向,构筑企业绿色竞争优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运青[3]（2021）在《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从2014年“双创”以来,我国新企业年登记数量屡创新高,创业活跃指数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各行各业创业活动方兴未艾,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创业活动总体创新质量还有待提升,主要创新指标依然落后于发达经济体,甚至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到发达国家的“卡脖子”限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在经济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支撑。作为科技活动与商业活动的“连接器”,技术创业活动是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和突破技术封锁的关键。但是,由于创业机会的知识密集与高资源消耗特征,技术创业比一般创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据统计数据,我国的技术创业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年,智能硬件、O2O等新业态是死亡高发的行业。因此,死亡率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技术创业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培育技术创业企业的成长,提升技术创业企业的整体成活率,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从理论出发,学界关于技术创业的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虽然熊彼特创新理论、创业资源学派、创业制度学派等主要理论对技术创业成长的机制进行了各自解释,但在指导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业活动方面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研究各自为营,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相悖。即对于技术创业企业实现高成长绩效的机理尚缺乏深入探究和明确结论。基于系统的文献研究,本文梳理了两条解释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研究进路。第一条进路强调企业通过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实现高成长绩效,本文将之称为“创新驱动”成长机制;第二条进路强调企业通过与外部实体构建良好关系以获取创业资源,进而实现高成长绩效,本文将之称为“资源驱动”成长机制。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条成长机制并非互斥,而是可以互补的。只有协同起来分析,方能对复杂的创业成长绩效差异做出全面解释。因此,本文围绕当前我国技术创业的“创新驱动成长机制”、“资源驱动成长机制”和“创新与资源因素协同的组态配置机制”三个方面主要研究内容,设计了三项子研究,试图解释其中的研究问题:（1）创新驱动成长机制研究。作为企业创新动机的创业导向,能否通过激发创新活动诸如新产品开发,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绩效?如果能,这一过程又受到什么样的边界条件影响,其机制又如何?（2）资源驱动成长机制研究。作为创业资源的主要获取方式,关系导向能否帮助企业获取不同类型的创业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绩效?如果能,不同类型的创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机制如何?（3）创新与资源因素协同的组态机制研究。实现技术创业的高成长绩效可能存在不同的驱动机制,而不同成长驱动因素匹配形成的组态是否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如果是,究竟存在哪些组态路径?这些组态路径又分别存在哪些特点?立足于创业导向、合法性、社会资本、关系导向、最优区分等理论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法、Bootstrap方法和fsQCA等研究方法,本文阐述了以上理论研究问题,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基于创业导向、合法性理论视角,研究了“创新动机-创新活动-创新产出”路径以及该路径过程中合法性的调节作用。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来自我国高技术行业306份创业企业样本。验证了创业导向促进成长绩效的基本假设;扩展了新产品开发在创业导向影响成长绩效过程的中介机制;进一步,基于中国高技术行业创业情境下的两类合法性来源即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研究两类合法性在创新驱动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识别了创新驱动成长的条件机制。第二,基于社会资本和关系导向的理论视角,研究了“关系导向-资源获取-成长绩效”的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来自我国高技术行业的319家创业企业样本。验证了企业通过关系导向获取创业资源进而促进成长绩效的基本假设;基于中国高技术行业创业将创业资源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探讨了两类资源获取在关系导向促进成长绩效过程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基于两类不同资源发挥的不同作用,识别了资源驱动的过程机制。第三,基于最优区分理论视角、创业导向以及关系导向等理论,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创新”条件、“趋同”条件以及技术条件进行了协同分析,推演出达到高成长绩效路径的组态配置。采用fsQCA方法,实证分析了来自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01家创业企业样本。研究了不同条件因素在组态中发挥的作用;识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创业实现高成长绩效的组态配置:创新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原始突破型,以及双元驱动型。进一步,针对每种组态配置的特点进行了机制的分析和讨论。本文研究可能有以下理论贡献:首先,揭示了创新驱动成长的机制。一方面,本文强调了技术创业过程中新产品开发的核心中介作用,解释了创业导向转化为成长绩效的中介机制,揭示了技术创业情境下创新动机与成长绩效之间的联系纽带。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揭示了当前转型经济中不同的制度逻辑驱使的合法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转化为创新绩效的影响。回应了学界对创新驱动成长在特定情境下研究的关注和呼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论,扩展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边界。其次,揭示了资源驱动成长的机制。一方面,本文强调创业资源获取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了“关系导向-创业资源获取-成长绩效”的中介过程机制,识别了技术创业情境下关系导向与成长绩效之间的联系纽带。另一方面,识别了知识资源和资产资源发挥的不同作用,提出了两条链式中介的传递机制,揭示了我国转型经济下技术创业资源驱动成长的路径机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论,扩展了“关系-绩效”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和理论边界。最后,提出了实现技术创业高成长绩效成长的不同组态路径。本文创造性地将创新驱动和资源驱动两支研究进路的理论进行协同,提出了一个实现高成长绩效的整合框架,强调了创业成长“殊途同归”的特点。然后,基于整合框架识别了多种达到高成长绩效的路径,阐述不同的路径实现高成长绩效的理论框架和对应的企业成长机制的特征,归纳了四种组态配置,为解释技术创业成长的路径机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洞察和实践指导。
赵超[4]（2020）在《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是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自创新创业教育受到重视以来,关于教育体系的探讨方兴未艾。而创新创业教育服务的最重要的群体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因此,大学创新创业教育迫切需要研究并吸收企业创新发展的规律;企业的创新发展同样也急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支持。所以,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无论对于企业发展还是教育改革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遵循“问题提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对策建议”的逻辑思路。首先,阐述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现状,分析两者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现实需求。其次,基于65份访谈资料,利用扎根理论系统研究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影响因素。再次,开发设计了研究量表,并通过对1622名在校大学生、243位大学教师和265位科技型中小企业负责人的问卷调查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群体间差异化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基于博弈理论,构建仿真模型模拟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协同演化的动态影响效应。最后,在上述所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工作总结如下:第一,系统研究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影响因素。包括五个方面:1)人才因素主要包括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要素和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要素。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要素是指企业负责人到大学担任创新创业指导教师或大学邀请企业负责人到校担任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要素是指大学培养出的毕业生是否适合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或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人才需求。2)资本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要素和资金要素。市场要素是指大学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了解市场需求的水平或企业创新发展中对市场的把握程度;资金要素是指大学生在进行创新创业时所需的来自大学或企业的资金支持情况。3)技术与信息因素主要包括科学技术要素与资源共享要素。科学技术要素是指大学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或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学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指导;资源共享要素是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需要企业等社会资源的支持或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学的实验室、科研团队、前沿技术等资源作为支持。4)知识因素主要包括专业知识要素和实践技能要素。专业知识要素是指大学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教育,使学生具备企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或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学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实践技能要素是指大学对学生的培养需要到企业实践学习或进行校内创新创业项目实践,或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实践基地等。5)政策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制度设计和机制完善。制度设计要素是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离不开整体的制度设计;机制完善要素是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需要营造好的校企合作文化氛围,搭建校企合作对接机制。这部分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第二,深入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首先,探讨了各变量间关系结构,结果发现这五类因素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其次,分析了各因素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创业指导教师、市场、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制度设计、机制完善等6个要素均能帮助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直接作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而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资金、资源共享、实践技能等4个要素未能起到通过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直接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作用。最后,考虑因素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还验证了部分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创业指导教师要素的调节作用下,学生创新创业素养要素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产生影响;资金虽然不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中介因素,但是其能对科学技术要素产生促进作用,帮助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通过科学技术要素作用于科学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本部分研究从静态的视角分析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基于博弈理论揭示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协同演化机理。本部分通过演化博弈论建模的方式,动态分析了人才、资本、技术与信息、知识和政策等5类因素对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这两个系统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和演化路径,并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随着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两者协同演化成功概率、知识共享创造的收益、独立演化新增成本、政府对选择协同演化策略的大学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补贴的增加,系统快速发展到协同演化的稳定策略;随着额外收益系数、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各自独立演化成功概率、政府对选择独立演化策略的高校和科技型创新企业的补贴的增加,系统缓慢发展到协同演化稳定策略。本部分从动态的视角验证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四,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就改进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校企协同发展等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和跟踪机制、企业负责人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教育、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该论文有图29幅,表94个,参考文献183篇。
张建锋[5]（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认为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谭秀娟[6]（2020）在《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主要驱动力。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促进本地科技创新和产业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于科技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流向扶植产业的方向和聚集的程度。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珠三角九市的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相关主体的科技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扩散效应,从而更有利于形成区域协同创新格局,以及共同打造引领全国、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地。本文主要以珠三角九市2014-2018年期间有效执行的230份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为样本数。一方面通过文本量化的方法,从政策的有效执行时间、颁布主体、补贴对象和补贴方式等四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由于不同的分类维度中存在交叉和重叠,因此形成一个多维度、多序列、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通过这个网络关系反映出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的颁布情况、补贴政策的作用点、不同城市对科技创新补贴的范围及组合的偏好,以及科技创新补贴方式的合理性等内容。另一方面,以政策文本数量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对产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活跃度的影响。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杨柠泽[7]（2020）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及其收入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发展,正在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形态,深入地改变了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构建“互联网+三农”的体系中,农户作为农村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小生计单位,也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在整个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嵌入到农户生产与生活中,其特性具有的创新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将直接对农户的生计活动产生影响。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生计问题一直也被我国政府持续关注。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农户生计资本、生计抉择与生计产出（收入）是研究农户生计问题的重点。农户生计抉择的多样化以及收入渠道的增加是提高农户生活质量、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以及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以及数字乡村战略的背景下,揭示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收入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探究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引导农户科学地利用互联网进行就业创业、实现农户增收、为中国农村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提供相关政策参考。本研究在已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信息沟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职业最优搜寻理论等相关理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6887份农户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以及分析不同生计抉择下的农户收入效应,并探讨了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具体如下: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基于全信息理论探究互联网嵌入的信息效应,进一步运用信息沟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其次,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互联网嵌入通过生计资本对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再次,基于职业最优搜寻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农户收入效应;最后,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结果表明: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促进作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具有直接影响,通过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第二,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采用极值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度,其结果表明:农户整体的生计资本水平偏低;其中,人力资本指数>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指数;其次,运用OLS回归和似不相关回归（SUR）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再次,通过选取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前因后果”的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最后,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互联网嵌入时长以及互联网嵌入目的均能够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其中,互联网嵌入时长与农户生计资本具有“倒U型”关系,当嵌入时长小于4.785（h/每天）,互联网嵌入时长会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存量的提升;针对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互联网嵌入时长和互联网嵌入目的均对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自然资本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第三,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首先,通过多指标划分法和两步聚类分析法将生计抉择划分为三类,务农主导型为1985户,务工主导型为4306户,创业主导型为596户。进一步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其次,通过选取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的方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再次,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和标准化系数乘积法检验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和互联网嵌入目的促进农户选择务工及创业主导型。相对于务工主导型,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嵌入频率和互联网嵌入目的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社交娱乐频率和互联网社交娱乐目的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的影响分别大于互联网工作学习频率和互联网工作学习目的;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互联网嵌入时长对务工和创业主导型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表明互联网嵌入时长小于3.5（h/每天）,农户选择务工或创业的概率越大。相对于务工主导型,互联网嵌入时长对农户选择创业主导型起到促进作用;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选择务工及创业主导型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与自然资本均在其影响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第四,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效应。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及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的影响,进一步运用OLS回归分析了互联网嵌入频率、嵌入时长以及嵌入目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其次,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再次,采用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分析生计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修正了样本自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着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效应）;互联网嵌入频率越高越能够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其中,互联网工作学习频率对农户创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社交娱乐频率对农户务农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嵌入时长与农户家庭收入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根据测算出的特定值与其平均值相对比可知,互联网嵌入时长会显着促进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互联网嵌入目的能够显着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其中,互联网工作学习目的对农户务工收入与创业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互联网社交娱乐目的对农户务农与创业的影响相对较大。综上所述,互联网嵌入对农户收入的收入效应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务农收入和创业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自然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充分利用互联网嵌入的连通性,加强农户的互联网嵌入程度,使其高效地连接信息、连接亲情以及连接财富,为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提供保障。第二,引导农户合理地运用互联网,充分发挥互联网嵌入对优化农户生计抉择和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作用。第三,重视生计资本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通过互联网技术人员、村干部和村中能人等的指导和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农户对互联网的了解和使用,从而提高农户进行生计抉择时的生计资本存量,有助于农户收入的提升。第四,政府应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农村地区网络建设质量。第五,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体系,出台互联网技术的财政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户互联网嵌入程度。总而言之,只有农户将互联网有效的嵌入到生产生活中,政府才能高效地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以及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研究视角方面。从互联网嵌入角度研究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效应的相关研究较少,且深度不够;更少有文献关注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在数字乡村战略的背景下,互联网嵌入到农户生活与生产中,对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并揭示生计资本在其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拓展了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效应研究的视角,是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有效补充,以期弥补互联网与农户生计研究的不足,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第二,研究内容及方法方面。本文重点关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将信息沟理论、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职业最优搜寻理论运用到本研究框架中。本文选取的互联网嵌入不仅包括农户是否使用互联网,还考虑到互联网嵌入频率、嵌入时长以及嵌入目的对农户生计产生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五个方面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度。采用多指标划分法和两步聚类分析法将农户生计抉择划分为务农、务工和创业主导型。进一步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和标准化系数乘积法进行实证分析。第三,内生性处理方面。已有文献在分析互联网对农户就业创业以及其收入影响的过程中,仅选取工具变量对其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实际上,由于弱工具变量和局部平均处理效应问题,会造成估计参数过大。因此,本文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后,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运用确保变量之间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的方法再一次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张佳成[8]（2020）在《绿色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文中提出随着环境恶化的逐渐加重和人们对于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绿色创业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企业家关注的问题,更多的企业将绿色创业导向带来的新科技突破和新商业模式作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方法。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绿色化可能为企业提供新的、利润充足的市场;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将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战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先前研究对于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分析相关文献可知,目前关于绿色创业与绿色创业导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界定绿色创业导向的含义,归纳整理绿色创业类型及特征,讨论绿色创业的动因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在创业领域,创业企业绩效受到创业导向正向影响这一论断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但是绿色创业导向是否会对创业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尚需探究。因此明晰绿色创业导向是否会影响创业企业绩效以及发生机制十分重要。商业模式创新是指通过对新业务、新想法和新技术的运用以更新企业的决策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一方面,商业模式创新受创业导向的影响;同时,商业模式创新会影响企业绩效。因此本文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绿色创业导向和创业企业绩效间的中介变量。同时考虑到企业外部环境会对创业企业绩效具有影响作用,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创业企业绩效的调节变量。本文主要研究创业企业,提出了“绿色创业导向-商业模式创新-创业企业绩效”的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假设检验。梳理文献后,本文从创新导向、先动导向、风险承担导向和环境导向四个方面测量绿色创业导向,从财务绩效、成长绩效和环境绩效三个角度测量创业企业绩效,对商业模式创新采用单维度进行测量,从复杂性、动态性和敌对性三方面测量环境不确定性。本文借鉴信效度良好的量表形成问卷收集数据,使用SPSS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绿色创业导向作为创业企业的一种战略选择会指导企业如何开展商业活动,绿色创业导向各维度会积极影响创业企业绩效;其次,验证了绿色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绿色创业导向会促进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但风险承担导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假设没有成立;此外,商业模式创新对创业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通过了验证;然后,商业模式创新部分中介着绿色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商业模式创新和创业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未通过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了创业企业绩效前因变量的研究,此外还讨论了商业模式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影响创业企业绩效间起的中介作用,丰富了创业管理理论。从实践层面来看,本文有助于创业企业认识到绿色创业导向在提升创业企业绩效方面的重要性,创业企业应该注重培育和实施绿色创业导向,以更加契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方法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王鑫[9]（2020）在《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工具中减税是主要手段之一,减税能够减轻供给主体负担、释放供给主体活力而最终实现供给能力提升。企业供给能力提升集中体现为投资水平上升,在减税降费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回答减税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投资将会产生什么效应?投资主体不同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本文拟从减税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希望通过实证提出优化减税政策的建议。征税会提升资本的使用成本,压抑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减税之后资本使用成本减小,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企业投资增加。本文首先测算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使用成本,并以此为解释变量建立实证模型验证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因投资主体所有制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因投资主体面临风险程度不同存在的异质性。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1。新常态下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从效率上挖掘（李艳和杨如岱,2018）,从创新上挖掘（叶建亮等,2019）,从区位上挖掘（佟家栋,2017）,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存在怎样的影响是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第一,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投资效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实现企业生产价值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减税可降低由税收给资源配置带来的扭曲进而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深入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是保障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现的重要资源,税收激励可有效刺激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增加创新,本文进一步基于研发投资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后”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压力同时摆在面前,经济调整既要着眼于内部也要到外部找寻机会,需借助国际力量尤其是国际投资推动解决。国内目前关于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研究不多,减税如何发挥作用推动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以及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交互作用如何更是少有研究涉及,本文最后讨论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点:一,减税能显着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二,因投资主体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减税对国有企业投资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显着;减税对高风险创业企业投资影响不显着。三,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显着,既能抑制企业投资过度也能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四,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明显,不管企业的法定税率降低还是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均显着增长。五,减税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减税通过增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竞争投资标的的实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于沿线国家,减税与“一带一路”倡议互补效应明显。本论文共有八章,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减税、资本使用成本与投资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创新与不足等等。第二章梳理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相关理论。本章首先介绍减税与企业投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简单总结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回顾了供给经济学由“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路径（贾康,2015）。其次运用新古典投资模型对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推导与演绎,新古典投资模型将企业自身视为资本的供给者,以此为起点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与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效应的理论。第三章分析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并用中国的上市企业数据进行检验。首先介绍研究的制度背景,通过回顾与梳理1993-2016年的主要减税政策,直观呈现中国减税政策的具体措施与规定。该部分内容详述了中国减税历程,明晰了企业缴纳的具体税收种类和税率级次,为后面的测算与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其次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税收提升企业资本使用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增加,本章使用2000-2016年的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对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分析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投资主体不同存在的异质性,包括两个维度的分析:一是企业所有制不同,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二是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减税对国有、民营企业投资是否均有改善,本章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分别测算我国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并将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创业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但面临高风险需政府扶持,减税能否引导资本向创业企业倾斜是亟需回答的问题,本章通过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本文接下来分别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投资创新潜力和投资区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新常态后投资过度和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去产能”成为改革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投资不足问题也同时存在。减税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引导资本在不同企业间的均衡配置,本章从总体和局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使用固定面板模型整体上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探讨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其次利用“营改增”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分析“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六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企业研发投入成为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能否引导企业将资本配置于未来带来更多创新的研发资本上是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章使用两个衡量减税的指标:一是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二是企业实际税率即应交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率,以实证方法研究减税是否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分别检验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识别哪一种减税方式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作用更为有效。第七章研究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首先研究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一国减税是否敏感,本章利用全球157个国家数据证明一国减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其次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母国减税通过影响企业投资的成本与回报而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作用,税收竞争力可转化为企业竞争力从而增强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和动力。本章使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减税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对外投资是出于获取资源动机或者分享“一带一路”政策红利动机,减税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第八章为总结和政策建议,对所有的测算和实证结果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目前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活动影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政策建议。
刘志永[10]（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二、创新·创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创业（论文提纲范文）
（1）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维度及测量 |
| 2.1.1 绿色创业导向的起源 |
| 2.1.2 绿色创业导向的内涵 |
| 2.1.3 绿色创业导向的维度与测量 |
| 2.1.4 小结 |
| 2.2 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因素 |
| 2.2.1 企业外部因素 |
| 2.2.2 企业内部因素 |
| 2.2.3 小结 |
| 2.3 绿色创业导向的作用结果 |
| 2.3.1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2 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
| 2.3.3 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总结 |
| 第3章 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相关理论与变量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政治-经济框架理论 |
| 3.2.3 政策压力 |
| 3.2.4 消费者环保压力 |
| 3.2.5 管理者环境承诺 |
| 3.2.6 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 |
| 3.2.7 小结 |
| 3.3 模型构建 |
| 3.3.1 政策压力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2 消费者环保压力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3 管理者环境承诺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4 管理者环保收益意识与绿色创业导向 |
| 3.3.5 研究模型 |
| 3.3.6 小结 |
| 3.4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3.4.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4.4 定性比较分析(QCA) |
| 3.4.5 变量校准 |
| 3.4.6 小结 |
| 3.5 QCA运行结果及分析 |
| 3.5.1 必要条件分析 |
| 3.5.2 组态分析 |
| 3.5.3 稳健性检验 |
| 3.6 结论与讨论 |
| 3.7 本章总结 |
| 第4章 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相关理论与变量 |
| 4.2.1 自然资源基础观 |
| 4.2.2 权变理论 |
| 4.2.3 绿色竞争优势 |
| 4.2.4 绿色供应链学习 |
| 4.2.5 绿色创新 |
| 4.2.6 绿色技术动荡 |
| 4.2.7 小结 |
| 4.3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3.1 理论框架 |
| 4.3.2 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竞争优势 |
| 4.3.3 绿色供应链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3.4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3.5 绿色供应链学习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3.6 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 |
| 4.3.7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3.8 小结 |
| 4.4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4.1 问卷设计 |
| 4.4.2 变量测量 |
| 4.4.3 数据分析方法 |
| 4.4.4 预调研 |
| 4.4.5 小结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4.5.3 相关分析 |
| 4.5.4 假设检验 |
| 4.5.5 稳健性检验 |
| 4.5.6 研究结果 |
| 4.6 结论与讨论 |
| 4.6.1 绿色创业导向对绿色竞争优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
| 4.6.2 绿色供应链学习的中介作用 |
| 4.6.3 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6.4 绿色供应链学习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
| 4.6.5 绿色技术动荡的调节作用 |
| 4.6.6 绿色技术动荡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7 本章总结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总体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 |
| 5.4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一调查问卷 |
| 附录2 研究二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 |
| 1.3.2 相关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问卷调查法 |
| 1.4.3 数理处理方法 |
| 1.4.4 数据分析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进展与文献综述 |
| 2.1 技术创业研究进展 |
| 2.1.1 技术创业的内涵 |
| 2.1.2 技术创业研究脉络 |
| 2.2 解释创业成长的理论 |
| 2.2.1 熊彼特创新学派 |
| 2.2.2 创业资源学派 |
| 2.2.3 创业制度学派 |
| 2.3 创业导向研究综述 |
| 2.3.1 创业导向的内涵 |
| 2.3.2 创业导向的维度 |
| 2.3.3 创业导向的研究述评 |
| 2.4 关系导向研究综述 |
| 2.4.1 社会资本与关系导向 |
| 2.4.2 关系导向的维度 |
| 2.4.3 关系导向的研究述评 |
| 2.5 最优区分研究综述 |
| 2.5.1 最优区分视角的来源 |
| 2.5.2 最优区分的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创新驱动成长机制实证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创业导向与成长绩效 |
| 3.2.2 创业导向与新产品开发 |
| 3.2.3 新产品开发与成长绩效 |
| 3.2.4 新产品开发的中介作用 |
| 3.2.5 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
| 3.2.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
| 3.3.2 数据收集过程 |
| 3.3.3 问卷防偏措施 |
| 3.3.4 样本统计信息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信度检验 |
| 3.4.2 效度检验 |
| 3.4.3 假设检验 |
| 3.5 结果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驱动成长机制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关系导向与企业绩效 |
| 4.2.2 关系导向与创业资源获取 |
| 4.2.3 创业资源获取与成长绩效 |
| 4.2.4 创业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 |
| 4.2.5 链式中介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
| 4.3.2 数据收集过程 |
| 4.3.3 问卷防偏措施 |
| 4.3.4 样本统计信息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信度检验 |
| 4.4.2 效度检验 |
| 4.4.3 假设检验 |
| 4.5 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创业成长路径的组态配置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框架 |
| 5.2.1 最优区分视角 |
| 5.2.2 “创新”的条件因素 |
| 5.2.3 “趋同”的条件因素 |
| 5.2.4 组态配置 |
| 5.3 数据与方法 |
| 5.3.1 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
| 5.3.2 问卷防偏与样本统计 |
| 5.3.3 QCA方法选择 |
| 5.3.4 fsQCA数据分析步骤 |
| 5.4 fsQCA组态分析 |
| 5.4.1 数据校准 |
| 5.4.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
| 5.4.3 组态路径的充分性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组态配置的机制讨论 |
| 5.5.1 配置一:创新驱动型 |
| 5.5.2 配置二:资源驱动型 |
| 5.5.3 配置三:原始突破型 |
| 5.5.4 配置四:双元驱动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局限与工作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4）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国内文献综述 |
| 2.2 国外文献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
| 3.2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介绍 |
| 4.2 研究过程 |
| 4.3 访谈结果 |
| 4.4 模型构建 |
| 4.5 研究假设 |
| 4.6 本章小结 |
| 5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设计与分析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调研过程和样本概况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描述性分析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中介效应分析 |
| 6.4 研究假设检验与模型修正 |
| 6.5 本章小结 |
| 7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协同演化研究 |
| 7.1 模型假设及主要变量 |
| 7.2 博弈模型的建立 |
| 7.3 博弈模型分析 |
| 7.4 数值仿真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8.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假定 |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 7.6 小结 |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 8.6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6）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 科创补贴政策促进珠三角九市科创及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1 科创补贴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 |
| 2.2 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
| 2.3 科技创新补贴和政府投资基金之间的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3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 3.1 样本的选择 |
| 3.2 分析维度的确定 |
| 3.3 定义分析单元与编码 |
| 3.4 信度与效度评估 |
| 3.5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比例结构失衡 |
| 4.2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
| 4.3 项目补助方式有待改进 |
| 4.4 区域创新系统开放度有待提升 |
| 4.5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亟须强化 |
| 4.6 本章小结 |
| 5 科创补贴政策对珠三角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模型选择 |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分析 |
| 5.5 主要结论 |
| 6 对策建议 |
| 6.1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持力度 |
| 6.2 加强创新平台的有效建设 |
| 6.3 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
| 6.4 提高创新系统的开放性 |
| 6.5 提升科技创新补贴资金效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词 |
（7）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及其收入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互联网嵌入 |
| 2.1.2 生计资本 |
| 2.1.3 生计抉择 |
| 2.1.4 农户收入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互联网对生计资本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2 生计资本对生计抉择及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互联网对生计抉择及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 |
| 3.1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1 互联网嵌入的信息效应分析——基于全信息理论 |
| 3.1.2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机理——基于信息沟理论 |
| 3.2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1 互联网嵌入对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
| 3.2.2 互联网嵌入对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 |
| 3.3 基于职业最优搜寻理论的农户收入效应分析 |
| 3.4 理论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数据处理过程 |
| 4.2 样本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
| 4.2.1 个体特征 |
| 4.2.2 家庭特征 |
| 4.2.3 地区特征 |
| 4.3 互联网嵌入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
| 4.3.1 互联网使用与嵌入时长 |
| 4.3.2 互联网嵌入频率 |
| 4.3.3 互联网嵌入目的 |
| 4.4 农户生计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
| 4.4.1 农户生计资本 |
| 4.4.2 农户生计抉择 |
| 4.4.3 农户收入 |
| 4.5 样本特征的交互分析 |
| 4.5.1 互联网嵌入与农户生计资本的交互分析 |
| 4.5.2 互联网嵌入与农户生计抉择的交互分析 |
| 4.5.3 互联网嵌入与农户收入的交互分析 |
| 4.5.4 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抉择的交互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5.2 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 |
| 5.2.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2 基于熵值法的生计资本指标权重测算 |
| 5.3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内生性处理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6.2 农户生计抉择的聚类分析 |
| 6.3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模型设定 |
| 6.4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直接影响 |
| 6.4.1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处理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的间接影响——以生计资本为中介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不同生计抉择下农户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7.2.1 变量选取 |
| 7.2.2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 内生性处理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8）绿色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业企业绩效 |
| 2.1.1 创业企业绩效的概念 |
| 2.1.2 创业企业绩效的维度 |
| 2.1.3 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2 绿色创业导向 |
| 2.2.1 绿色创业 |
| 2.2.2 创业导向 |
| 2.2.3 绿色创业导向 |
| 2.3 商业模式创新 |
| 2.3.1 商业模式创新概念 |
| 2.3.2 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变量 |
| 2.3.3 商业模式创新的结果变量 |
| 2.4 环境不确定性 |
| 2.4.1 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 |
| 2.4.2 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 |
| 第3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动态能力理论 |
| 3.1.2 资源基础理论 |
| 3.2 理论模型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绿色创业导向与创业企业绩效 |
| 3.3.2 绿色创业导向与商业模式创新 |
| 3.3.3 商业模式创新与创业企业绩效 |
| 3.3.4 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
| 3.3.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1 研究对象 |
| 4.2 问卷设计 |
| 4.3 变量设计与测量 |
| 4.3.1 创业企业绩效的测量 |
| 4.3.2 绿色创业导向的测量 |
| 4.3.3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 |
| 4.3.4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4.3.5 控制变量 |
| 4.4 数据处理方法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3 相关分析 |
| 5.4 回归分析 |
| 5.4.1 绿色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
| 5.4.2 绿色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回归分析 |
| 5.4.3 商业模式创新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4.4 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
| 5.4.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5.5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绿色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
| 6.1.2 绿色创业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
| 6.1.3 商业模式创新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
| 6.1.4 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
| 6.1.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6.2 研究贡献和管理启示 |
| 6.2.1 研究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6.3.1 研究局限 |
| 6.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减税 |
| 1.2.2 资本使用成本 |
| 1.2.3 企业投资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机理--基于供给学派理论 |
| 1.3.2 减税对投资的影响路径 |
| 1.3.3 减税对投资规模、效率和区位等的影响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主体结构与框架 |
| 1.5 研究使用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使用的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 |
| 1.6.2 局限与不足 |
| 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减税与投资关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2.1.1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2 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3 后凯恩斯主义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1.4 供给学派减税与投资理论 |
| 2.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机制 |
| 2.2.1 减税与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理论 |
| 2.2.2 减税与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理论 |
| 2.2.3 减税与企业投资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
| 2.3 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 |
| 2.3.1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静态效应分析 |
| 2.3.2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
| 3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及实证证据 |
| 3.1 减税政策的回顾与梳理 |
| 3.2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 |
| 3.3 减税对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3.1 资本使用成本的测算 |
| 3.3.2 研究设计 |
| 3.3.3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减税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4.1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1.1 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1.2 减税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
| 4.2.1 中国高风险企业投资的事实特征 |
| 4.2.2 减税对高风险企业投资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3 不同风险企业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1 减税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机制 |
| 5.2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2.3 减税对企业投资效率总体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5.3.3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减税对企业投资创新潜力的影响——针对研发投资的分析 |
| 6.1 减税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
| 6.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事实特征 |
| 6.3 减税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回归结果和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减税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分析 |
| 6.4.1 国有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2 民营企业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4.3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减税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的分析 |
| 7.1 减税对投资区位影响的经验证据 |
| 7.1.1 理论机制 |
| 7.1.2 研究设计 |
| 7.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1.4 小结 |
| 7.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7.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7.2.2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2.3 减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定向设计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 |
| 8.2.2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压力,进一步减税降低民企成本 |
| 8.2.3 降低税收优惠门槛,鼓励创业企业成长与发展 |
| 8.2.4 拓宽研发投资税收优惠,落实研发加计扣除 |
| 8.2.5 降低对外投资货劳税收负担,进一步完善税收抵免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四、创新·创业（论文参考文献）
- [1]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及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D]. 李清. 吉林大学, 2021(0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刘运青.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1)
- [4]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及协同演化研究[D]. 赵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5]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6]珠三角九市科技创新补贴政策文本量化研究[D]. 谭秀娟. 暨南大学, 2020(05)
- [7]互联网嵌入对农户生计抉择影响及其收入效应研究[D]. 杨柠泽.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8]绿色创业导向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D]. 张佳成. 吉林大学, 2020(08)
- [9]减税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D]. 王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