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划分

一、论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分（论文文献综述）

柯研^[1]（2021）在《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平历来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也是国际政治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和平并不具有先验性,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总是会打破人们宁静的生活。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确立,但是战争依旧未能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战争频频发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战争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个和平的环境,交战国双方缔结和平条约是两国在战争结束后的一项必要的法律工作,但这仅仅是一个法律层次的和平状态,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需要交战国双方实现全方位的和解。和解必然是和平的,而和平未必可以实现和解。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实现和平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一般情况下,和平的标志便是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或者缔结和平条约,但是战争中给双方留下的历史记忆是不能凭借条约而抹去的,因此国家间在实现和平之后,也未必会实现和解。国家间和解的实现至少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这段过程的时间受多重因素组成的场域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中和解外交的理论过于简单化,大多数成果只是在强调和解的应然性,而缺乏对和解路径中多层建构问题的研究,同时缺乏对于失败案例的分析。本文选取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为研究样本,在第一章结合建构主义理论与层次分析法搭建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国家间的互动与层次间互动出发,对国家间和解提出分层建构理论。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和解外交的研究中,只有了解积怨的由来才能更好的指导和解进程的发展。在本文的第二章将从波俄之间四百余年的历史出发,清晰展现波俄之间历史恩怨的由来,以及冷战之后波兰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事实证明波俄之间和解外交的失败。从历史去看,我们只能承认恩怨的存在,但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促进和解。在第三章中本文将立足于冷战之后的波兰对俄外交,从体系、单元及个体三个层次出发,使用层次分析方法,并结合法德和解进行比较,分析波兰对俄和解失败的原因,之后在第四章作出与第三章相对应的建议。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任何研究都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作为中国研究者在满足以上两点的同时还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本文立足于回归历史、纵观国际与为中国外交提供借鉴三个坐标围度。从波俄历史出发,丰富和解外交的研究样本、建构和解外交分析理论的同时,希望通过对波兰与俄罗斯的和解外交的研究,总结出两国和解外交失败的教训,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改善提供参考。

黄盛（Wong Sen）^[2]（2020）在《勒希涅夫斯基元命题学研究》文中认为史坦尼斯瓦夫·勒希涅夫斯基属於波兰利沃夫-华沙学派第一代的逻辑学家,其重要性不下於弗雷格、皮尔斯及怀德海-罗素,及其学生塔斯基,但却鲜少为人研究。他的逻辑学别竖一帜,技术上或理论上皆异於经典逻辑。他拒绝康托尔集论,因而造了一个部份学;他拒绝罗素的型论,因而造了一个语构范畴理论;他拒绝当时逻辑学工作者使用系动词“是”的违反自然语言直觉的方式,因而造了一个建基於逻辑常元“ε”的本体学;他拒绝希尔伯特的封闭性公理化处理,因而引入创造性定义;他拒绝缺乏精确性的《数学原理》,因而造了一个有史以来最精确的元命题学。以逻辑层级关系来说,部份学预设了本体学,而本体学则预设了元命题学。本体学及元命题学共同组成一个约略等同经典一阶逻辑的逻辑。本体学是勒希涅夫斯基逻辑的本体论载体。元命题学则是一个全称化命题逻辑。除了全称化外,元命题学的的特色是它的铭文主义,即整个系统的对象仅限於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在这个意义之上,元命题学是一个本体论上完全中立的系统。虽然勒希涅夫斯基的三个系统一部份学、本体学、元命题学—共同组成一个数学基础,但他却很可能是唯一一个反对数学家掌控逻辑学的逻辑学家,亦是第一个从数学家手上夺回逻辑学的话语权的哲学家。他反对数学家的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即一个系统的一致性及可用性赋予该系统合理性。这些观点都体现在他的元命题学建构之中。作为一名哲学家,勒希涅夫斯基其实暗示出基础研究的两个概念。其一是数学基础概念,而逻辑是作为数学基础的整体或部份提出的。事实上,自十九世纪开始,逻辑这门学科便逐渐落入数学工作者的手上,因此与逻辑相关的议题都由数学家决定。公理化、完全性、一致性、各种定理的证明等主导了逻辑学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附属数学基础的问题。但逻辑这门学科是由哲学家创建的,他们的思考对象是哲学问题,是科学知识的问题,是描述世界的问题,不是数学系统的问题,虽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研究范围或有交集。本论文基於对勒希涅夫斯基思想的把握,尝试提出另一个基础研究的概念。如果逻辑语言并不囿於作为数学的一个工具,而是更广泛地用作描述世界的语言的基础,我们便必须回答怎样的逻辑语言才是一个正确（以至合格!）的语言的问题。显然,不是任意的“逻辑语言”都可以接受。勒希涅夫斯基的元命题学间接回答了这个哲学问题,因而是重要的。这是为什麽勒希涅夫斯基要建造元命题学的原因:一个最基本的逻辑系统应该在本体论上中立。元命题学是一个建造命题演算的蓝图,即一个建造命题演算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的特点之一是无语外参照。譬如,命题指文字上或以其它方式表达出来的符号串;真值则被视为语言（命题）的一个特性。这样的一个逻辑语言基底做的就是一个把关的工作。所把的关就是严格预防这个逻辑语言的基底作出任何语言外的承诺。另一个问题涉及知识开放性。假如我们接受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公理化,公理化後的系统便是一个封闭的公理系统,并因而导至知识上的封闭。对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後果。勒希涅夫斯基是质疑希尔伯特形式主义公理化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的第一人,而他的元命题学则是一个可以不断延伸、扩展的逻辑系统。在上述的大背景下,本论文的工作是重构勒希涅夫斯基的元命题学。由于勒希涅夫斯基的手稿大部份都被战火所摧毁,唯一载有元命题学论述的论文只有两篇得以留存:《数学基础的一个新系统:要件》（1929）和《关于延续我的<数学基础的一个新系统:要件>一文的介绍性说明》（1938）;後者主要陈列出元命题学的422条定理,前者则仅仅在其第9节铺陈出建造元命题学系统的技术性构件,共19页不多解释的符号。这19页是本论文用来重构元命题学的主要依据。

付雪^[3]（2020）在《苏联与波兰边界问题研究（1917—1951）》文中指出由于民族矛盾、国家利益和大国干预等诸多因素,俄波边界屡经变动,两国关系错综复杂。要研究1917-1951年苏波边界问题,不应将其与俄波边界问题相割裂。苏波边界问题是20世纪“波兰问题”的核心,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多着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波边界问题,缺少对苏波边界问题的整体把握。本文在搜集大量俄文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性研究,力争系统地研究各个时期的苏波边界问题,特别是东加利西亚问题和1951年苏波边界问题,并归纳影响苏波边界演变的因素,分析苏波边界演变对现今俄波关系和俄乌关系的影响。20世纪的波兰是大国间争霸的棋子,波兰的命运掌控在大国手中。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大国际会议上就苏波边界问题争论不休。最终,苏联的作战实力扭转了战略局势,苏波边界基本依据苏联的提案划定。总体来看,苏波边界的划定取决于大国间力量对比、国际环境和军事实力等因素。

杨楠^[4]（2020）在《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文中研究说明《麦克白》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喜爱。《麦克白》从出版伊始到迄今为止的四百多年来,关于这部戏剧的讨论热度依旧不减。本文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文本基础,把德勒兹理论批评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德勒兹理论中的“欲望机器”理论、“走向生成”的文学理论、反主体的“根茎”理论出发,探究在后结构、后现代语境下,《麦克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的深远内涵。绪论主要是对《麦克白》研究进行综述。首先阐述《麦克白》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罗列、归纳并阐明《麦克白》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交代出本文的创新之处、思路以及方法。第一章从德勒兹理论批评的基础、意义、方法等角度入手,对“欲望机器”理论、“走向生成”的文学理论以及多元化的“根茎”理论进行相关介绍,为深入《麦克白》研究提供理论的支撑。第二章主要把“欲望机器”理论作为核心思想统领全章,欲望机器的本质是不断地生产,并且可以与异于本身以外的万事万物相连接,最终关联社会现实意义。本章从麦克白的欲望与班柯的欲望两个方向出发,深入探讨欲望机器对人的颠覆性力量,这一悲剧源于欲望也毁于欲望,欲望机器的过度生产对人性和社会造成扭曲和异化。第三章集中围绕“生成”理论来解读文本,生成是一种对二元对立的拆解,以提升个体自在生命力为旨归的伦理价值,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章重点解读了麦克白夫人试图冲破“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以及女巫、幽灵等超自然力量动摇了人类主体中心的地位。在第四章中,“根茎”思维成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根茎思维的联系性、异质性、反意指裂变和贴花转印性等原则,实现更多突破。本章主要从《麦克白》的创作背景和电影、戏曲等全球化改编两个方面出发,深入解读在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上,《麦克白》发生根茎化的多元连接,以及由此产生出远超《麦克白》文本的价值。第五章主要阐扬了《麦克白》为人们重建人类文明与世界秩序带来的启示,包括解构与重建自我的反思、从等级秩序到平等秩序以及文本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几个方面,为人们提供新的出路。结语部分主要回归到德勒兹理论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的的根本所在,通过《麦克白》这一文学经典诠释其理论的现实意义。《麦克白》在德勒兹理论批评的关照下被焕发出时代的活力,既反叛传统人物自身的形象,又借鉴与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断地衍生出新的艺术形态,在当今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个人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麦克白》戏剧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深刻发掘潜藏在《麦克白》戏剧文本下那深邃隽永的核心价值,既扩展了人们对《麦克白》戏剧文本的理解,又指引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

冯琪^[5]（2020）在《罗曼·波兰斯基创伤体验与影像救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曼·波兰斯基是世界电影史上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却又备受争议的导演。他的电影类型多样,但是在每种类型中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正是因为他的电影中蕴藏着属于他自己的创伤痕迹。波兰斯基在这些深深的印迹中,通过影像完成了对生命的感悟,对创伤的救赎。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阐述选题原因,表明写作的问题意识,梳理和评述迄今为止关于波兰斯基的研究成果,对创伤、体验、救赎分别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发展的梳理,并运用创伤理论、精神分析学、文艺心理学、电影叙事学等相关理论,建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从波兰斯基创伤体验的成因,在影像中的呈现,以及他在影像中尝试自我救赎的过程。第一章是对波兰斯基生存处境中创伤体验的探讨,以及创伤体验如何造就他敏锐的感悟能力,激发他强烈的创作冲动。主要从二战阴影下的成长过程、命运多舛的爱情经历和负罪逃亡的亡命生涯三个部分进行深入挖掘。战争中宗教信仰的崩塌、寄养家庭的隔阂和波兰红色政权的冲击给波兰斯基留下了最初的创伤记忆。爱情中一次次被抛弃和丧妻之痛,在他心上留下创伤烙印。负罪逃亡中身体的囚禁和精神的漂泊,不可避免地浸染进他的生命中。第二章主要分析波兰斯基创伤体验的影像表达。波兰斯基复杂的生存处境,给了他一双怀疑的、发现悖论的眼睛。波兰斯基选择了将自己的创伤寄托于电影当中,他倾向通过矛盾成份的并置,使其作品产生另类的张力。在影像中表现为矛盾的人物形象、封闭空间的意义以及恐怖惊悚的美学风格。波兰斯基影像中的人物常常面临二难的困境,在进退维谷的情境下,陷入自相矛盾的焦虑中。生活在犹太隔离区的空间封闭、成长在波兰红色政权高压下的认知封闭,让波兰斯基在封闭空间中探寻人生的意义。至爱亲人的死亡所带来的悲伤和苦痛,以及自身对死亡的困惑和疑惧,激发了波兰斯基影像中突出的恐惧惊悚的风格。第三章主要分析波兰斯基创伤体验的影像救赎。这部分从镜头调度中直面创伤、色彩光影中展演创伤、暴力场面中净化创伤以及动人音乐中升华创伤这四个方面来进行研究波兰斯基对于救赎的尝试。首先,波兰斯基通过冷静克制的长镜头和清醒客观的手持摄影表达了他直面创伤的勇气。其次,他在色彩的冷暖对比和光线的明暗反差中展演内心的创伤。再次,他通过电影中的暴力场面来宣泄和净化痛苦,在血腥暴力中展现浪漫,在戏谑暴力中传达幽默,在荒诞暴力中反思人性。最后,他赋予胶片中的音符特殊的意义,在动人的音乐中赞颂自由、抚慰心灵、洗礼灵魂,从而升华创伤。结语部分:“救赎”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动态进行的过程,波兰斯基在影像中尝试救赎的努力已经是他与过往和解的体现。波兰斯基一直在他独特的影像世界中探索着,传达着他生生不灭的创作热情,尝试着救赎自己伤痕累累的心,也安慰着无数同样热爱电影的观众。最后指出论文存在的不足。

张东亮^[6]（2019）在《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两者揭示的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以世界社会主义为镜,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何而来,现在的历史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高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旗,其蕴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基因,又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拓展。因此,“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对于从全球和人类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好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历史维度和世界广度两个角度进行展开。全文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从历史角度选取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等五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历史中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并研究中国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深入体会其“必然性”才可以对社会主义逻辑的展开和未来的发展具有信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将理论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之上,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备“科学性”;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答了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进行先争取政权在建设的“合理性”,同样作为东方落后国家,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这种合理性为前提;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的进展,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度达到15个国家,中国建国后由于世界冷战格局,只能一边倒的采纳了“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独有的,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尝试,但是只有中国走出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却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显示了巨大“开创性”。第二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分析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从政党、党员数量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等方面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作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都经历了艰难的时期,目前开启了探索具备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种“低潮”的大环境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耀眼的明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高举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体现在在实践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有了新的调整,体现在在思想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逐步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第三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当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税收、福利政策和国家调控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调整,这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把握时代走向未来,本编从新科技革命、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三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地位,中国在诸多领域开始进入科技的领跑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次飞跃。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各民族历史融合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其形成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系列全球化观点,并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面对当前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和闭关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着深入的调整,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将成为时代背景,新时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保持“底线思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超越,因此必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张金国^[7]（2018）在《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工作是民族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民族二元互动关系的载体,体现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国家意识,是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多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变动时期,民族工作事关民族社会内部关系的重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的整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实践处于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即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需要突破的具体困境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执行者、重大政策制定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本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独特观点、理论,他所倡导的民族宗教工作方法,他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西北民族地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层层障碍,在国家初创之际积极推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理顺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正因为习仲勋开创性的民族工作思想才使得西北区域社会没有成为初生国家的包袱与负担,避免了历史上西北民族宗教问题阻碍国家建设的悲剧重演,其意义不仅仅在建国初期西北民族地区的一隅一地,更给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任何一种解读、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研究习仲勋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思想,一方面在于追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历史的镜鉴寻求对当下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因为习仲勋所处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他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极力解决的民族问题,依旧极具针对性、指导性。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按照既定的行文规则概述选题的缘由与选题理论与现实意义,整理和评述既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等。对于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研究,不能单纯地聚焦于他本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行为与思想,而必须放眼他的时代与时代所赋予他的时代文化与社会背景,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纵观世界人物思想研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可能单纯地就理论而理论地认识、了解一个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为此,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结合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结合习仲勋的生平,做一个全面的纵向梳理,以期揭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认知。一种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都是一个辩证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那么离开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就是抽象的,就必然是僵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的三阶段,展示其民族工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这一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架构的视角或向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内容的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也不例外。习仲勋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尤其是早期家庭的熏陶与后期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论文的第三部分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进行了剖析,即以民为本的群众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根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团结发展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终极目标,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根本底色、价值追求（出发点、实现什么、怎么实现）。恩格斯指出,研究这些思想动机“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可以说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动机正是要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在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论文第四部分围绕习仲勋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统战、民族社会改造、宗教工作等方面的若干重要观点、思想展开研究,也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建构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体系内容。方法论之所以在一定语境中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基于此,论文第五部分以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展开研究。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强大力量,不在于理论与思想的深邃莫测,而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虽然具有某种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由于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同样要指导实践,它要根据新时期民族的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章结语部分主要内容是结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深刻挖掘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刘方平^[8]（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文中认为对外援助包含着深刻的价值意义,援助国提供的对外援助只是该国本身所秉持的价值理念的一种外化形式,由此产生出了不同的援助类型、方式和目标追求。中国的对外援助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理论来源,反映出中国援外深刻的价值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在“两个大局”、“两种挑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援外开启了现代化的转型之路。在经历了数次援外改革以后,中国对外援助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援助理念上,中国援外实现了由重视政治利益到重视经济利益转变;在援助原则上,平等互利四项原则成为中国援外的指导原则;在援助政策上,中国援外实现了由不附加任何条件到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转变;在援助治理体系上,中国援外建立了以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为主要归口机构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在援助的方式上,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中国援外新发展的引领下,中国对外援助实践逐渐进入到全方位发展阶段。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以亚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为主,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大多集中在发展领域,在政治、安全等领域对受援国的援助相对较少,这也符合外交服务于经济的改革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深化。通过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与受援国GDP增长、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受援国的投资都乘正相关。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也为维护自身利益带来帮助。例如,受援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挫败国际反华提案等问题上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援外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援外宣传工作不到位、援外项目生态问题政治化、援助手段较为单一以及援助理念有待进一步升级等。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援助实践表明,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援助+合作”的特色援外模式,它既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又有助于促进双边经济发展,推动南南合作进程。中国还应当加强援外企业的社会责任建构,进一步促进援外领域的平衡,提高援外宣传工作,提升中国在援外领域中的话语权,为增进中国整体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中国需要理性看待援助作用的边界,它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在主观层面将其功能予以夸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援外体系,与美国、日本、英国等OECD组织成员国以及苏联相比,中国援外表现出了互利共赢、治理规范、经济优先、卓有成效等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应当在中国援外的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对外发展战略,这对中国援外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一带一路”战略既可以提升中国援外战略地位,又可以提升中国援外治理水平,还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援外理论,提升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强化援外的战略功能,使其承担起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援外的有效性,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起稳定的地缘安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援外带来的现实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援外需要做出战略调整。在微观层面,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来统筹援外工作,将援助的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适当增加军事、安全援助,丰富援外手段,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在中观层面,中国援外应当以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要战略目标,实现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战略分工;在宏观层面,中国应当升级援外理念,引领人类全面发展需求,带动沿线国家参与国际治理,促使国际秩序更加公平。

王帅^[9]（2017）在《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文中研究说明“德国问题”可谓东西方欧洲冷战场上最重大、最核心的议题。二战之后它基本上经历了 1941—1949年两个德国分裂局面的形成、1949—1963年围绕德国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1963—1985年德国问题的“缓和”及其困境几个大的历史阶段。从这段历史中德国人清楚地认识到,解决德国问题的所谓的自主权仅仅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之下。不过,“缓和”时期种下的合作、协商等解决问题的方式给以后处理德国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路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思想并进一步根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沉疴旧病、调整苏联因过度扩张而导致的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全盘皆输的风险,提出了对苏联从内政到外交实施全面改革的“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新思维”在外交上的表现便是鼓励东欧等社会主义卫星国效仿苏联推进自由化改革并默认其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主化改革加上联邦德国对“东方政策”的背离诱使了民主德国危机的全面爆发。德国问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再次回归国际政治舞台。以“克服欧洲分裂”为目标的美国谨慎支持德国的重新统一;惧怕“德意志民族侵略性性格”的英国首相撒切尔不顾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坚持公开反对统一;法国的立场则是矛盾的,私下里反统一因担心统一破坏既有的欧洲一体化建设,公开对统一的友好因担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破坏法德互信。苏联仍然抱守传统的两德分裂政策,但戈尔巴乔夫无差别地鼓励东欧改革连同苏联自身无力帮助东德走出危机,使得苏联难再胜任“保持两德统一大门关闭”的守门人的角色。联邦总理科尔在极度微妙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旨在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他凭借该计划树立了国内权威、进一步稀释了民主德国的主动权与稳定性、有力抵制了欧洲邻国的迟疑和反对、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十点计划”遭到了欧洲的联合抵制,美国坚定地站在联邦德国一边一面安抚苏联,一面对英法施压。德美协作构建了德国统一之路坚实的外部基础。科尔通过对波德边界的公开承诺以及对欧洲建设法国式路径的允诺最终得到了密特朗在统一问题上的中立。撒切尔拉拢密特朗组建英法反统一协约因此失败。与此同时,苏联面对科尔一步步将东德推向深渊的“大步子政策”,不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显得无能为力。1990年1月底四大国相继承认统一不可避免后,各方启动了对协商框架的研判。美国国务院主张的“2+4”框架无意中贴合了法、苏私下里的想法。与英国方面的接触使国务院坚定推行“2+4”框架路线而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的“1+1”事实统一路线。贝克对联邦德国推广这一框架时德国外交部仅仅表现出了兴趣但并未给出承诺。英、法迫于两德内部事实统一进程的推进迅速接受了六方框架并加入到了美国劝说德国接受六方框架的努力中,这又迫使德国总理府表示并不反对“2+4”框架。贝克的莫斯科之行顺利取得了戈尔巴乔夫对框架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及贝克在框架的形成中扮演了倡导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四大国随后一方面对“2+4”框架进行筹备,另一方面谋划统一后德国的安全身份、地理版图、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地区机制约束潜在的地区霸权。“2+4”框架的议程之争中,在德美协作以及两德事实统一的压力下,英法逐步倒向德美。联邦德国对苏联经济与政治要求的迎合促使莫斯科做出了谨小慎微的妥协,“2+4”谈判的四大议程（边界、政治军事、柏林、终结四大国权利与责任）问题得以确立。安全议题上,虽然美国内部的不同立场给了联邦德国、英国以及法国政策空间,但德美戴维营再协调推翻了德国外交部的“图青构想”（北约不能东扩）。东德大选的结果挤压了莫斯科的政治空间、华沙条约凝聚力的式微、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分散了精力、国内各派在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巨大使得苏联难以再出台统筹性立场等。联邦德国与美国分别从经济、政治、北约改制等方面促动苏联接受德美路线并最终在苏德高加索峰会取得了成功。边界议题上,出于国内选举政治考量的科尔不愿公开惹恼国内的保守派,并且确认波兰德国间的奥德-尼斯边界与德国统一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在国际舞台上发起的外交战得到了英法的支持,国内执政联盟的持续压力最终迫使科尔答应邀请波兰进入“2+4”谈判。边界问题上的争执实际上是波德两个民族实现历史和解的重要内涵。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约束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泛欧主义构想遭到了西方盟国的一致孤立。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激烈竞争以法国的不彻底让步告终。这种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答应美国召开北约峰会以共同就大西洋联盟的未来进行磋商;另一方面与德国一道加速欧共体进程建设并凸显欧共体的主要地位。这又为1991年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欧共体转型成为欧洲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争论也促使美国急切地推动北约转型,并冠之以说服苏联接受德国北约身份这一理由。受制于国内保守派的苏联在“2+4”层面虽然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不妥协,但盟国先后展开的多轮游说充分显现出盟国对苏的极大诚意以及盟国之间的牢不可破。德国主导的对苏经济援助以及美国主导的北约改制这双轨策略帮助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战胜莫斯科的保守派并巩固了最高权威,科尔的访苏之行为两德的最终统一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四大国与两个德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总的来说,“2+4”谈判的成功离不开柏林四国协调一致的立场,也离不开盟国对苏联利益的关切。

王晓菊^[10]（2016）在《波苏边界划分与波兰人口迁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波兰问题是20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一战催生了波兰的重建,也衍生出波苏边界争端。波苏两国兵戎相见,终以里加条约划定双方边界。二战造成了波兰再亡与又一次重建,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大峰会上重新划定了波兰版图。波苏边界的屡次变动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命运紧密交织,并伴随着波兰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给错综复杂的波俄关系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论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分（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勒希涅夫斯基元命题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苏联与波兰边界问题研究（1917—1951）（论文提纲范文）

（4）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论文提纲范文）

（5）罗曼·波兰斯基创伤体验与影像救赎（论文提纲范文）

（6）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7）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论文提纲范文）

（10）波苏边界划分与波兰人口迁移（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波兰战后东西边界的划分（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研究[D]. 柯研.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勒希涅夫斯基元命题学研究[D]. 黄盛（Wong Sen）. 南京大学, 2020(10)
• [3]苏联与波兰边界问题研究（1917—1951）[D]. 付雪.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4]反叛与重构 ——德勒兹理论视阈下的《麦克白》[D]. 杨楠.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5]罗曼·波兰斯基创伤体验与影像救赎[D]. 冯琪.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6]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D]. 张东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D]. 张金国. 兰州大学, 2018(03)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 刘方平. 武汉大学, 2017(06)
• [9]两德统一的外交史研究（1989-1990年）[D]. 王帅. 南京大学, 2017(04)
• [10]波苏边界划分与波兰人口迁移[J]. 王晓菊. 俄罗斯学刊, 2016(05)

标签：麦克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