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刘勇[1]（2020）在《“一带一路”生成的四重内在逻辑》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合作平台,其生成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就理论逻辑而言,"一带一路"源自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以及共同体理论的承继和延展。就文化逻辑而言,"一带一路"源自对和合共生、义利合一、和谐万邦、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尚新图变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转换。就历史逻辑而言,"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源自丝绸之路,主要内容是对丝绸之路的继承拓展,所蕴含的丝路精神是对丝绸之路的提炼概括。就实践逻辑而言,"一带一路"源自国内外发展实际的需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生成的内在逻辑,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满足世界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袁家三[2]（2020）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以其丰富的内涵及强大的解释力,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热切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样也受到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样也不能回避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探讨。这样,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脉络,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等深层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培育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从企业层面,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所进行的探索。讨论企业社会资本,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必然发生社会化联系,因而也具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作为法人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都包含有道德关系,具备特定的伦理内涵。因此,从企业伦理视角,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对比与借鉴法、移植拓展广泛吸纳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企业社会资本伦理蕴涵及其培育机制的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就是着眼于企业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前提和伦理纽带,将伦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尤其是运用五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即德性论、功利主义、非后果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和关怀伦理的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而在培育机制建构方面,既要讨论伦理方面的机制,也要探讨非伦理方面的机制,如此才能建构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个培育机制。从伦理角度来看,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建立起的可以从中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要资源的内外部社会化联系,以及蕴含在这些社会联系中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的共同理念、价值和规范。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以及以员工为主体的个人社会资本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同时,按照其构成要素不同也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种类型。通过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演变过程,并从伦理的角度来解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比企业三种主要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物质资本联结人的自然性,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性,而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资本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着与利益关系并存的道德关系和与经济权利并行的道德权利;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共享、共同追求和职业精神等伦理内涵。这些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意蕴,并使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产生三个方面的伦理作用,即协调义利冲突、平衡公平与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体现为概念集合性、易流失性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等;企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建立在拥有企业家及其基本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企业内外部合作关系的前提上;其作用机理则表现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等途径,实现其资本作用。从实践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企业现实运营中的培育实践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的驱动力不足,企业社会资本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等。而当前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伦理内蕴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机制宜从如下方面进行建构:首先,伦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建构包括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确立伦理决策流程、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等在内的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和职业伦理驱动机制,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这是积极社会资本构成的基础;其二,非伦理方面,要建构包括经济绩效驱动、社会心理驱动的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机制;建构包括机构人员保障、激励约束保障和时空环境保障的保障机制;建构包括教育调节、社会参与度调节和规章制度调节的外部调节机制。上述建构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体系,是以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还需要要进一步对其可行性和实践性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利用该工具可演绎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建构的可能性。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绩效的必然需求;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由伦理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外部调节机制构成,四种机制功能互相补充,可以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在上述四种机制下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同时,还在促进企业与环境融合、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协调企业义利关系方面,发挥突出的伦理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重要概念,近年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纳入企业实践的较少,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资本形态,探索其培育的有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进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提高竞争力作出更大的努力。
曹译文[3]（2019）在《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借鉴国内外文献对于综合运输（integrated transport,comprehensive transport）和综合交通运输概念的阐述,本文将综合运输定义为包含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和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并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总体规划等因素有机协调的运输体系。综合运输已成为我国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完善的综合运输不但最大程度地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客货运输服务,同时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相衔接,推动和保障国家整体经济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亦是促进和保障我国综合运输发展的有力手段。本文研究的综合运输法律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综合运输活动中产生的纵向抑或具有公法性质的特定社会关系,即综合运输经营者、综合运输服务消费者、政府综合运输管理部门之间在综合运输活动中产生的纵向抑或具有公法性质的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各种必要的制度,促进和保障综合运输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和安全的运输服务,以及综合运输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于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综合运输发展和调整综合运输关系的法律尚处于初级阶段,综合运输法律主要表现为调整政府代表国家管理各种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和少量设及综合运输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调整模式和调整程度难以满足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综合运输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的需要,不能为我国综合运输建设、运行和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不利于综合运输乃至我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我国综合运输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综合运输中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布局合理、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综合运输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外部关系,在深入剖析我国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得出我国现阶段综合运输法律不能满足综合运输发展需要的结论。同时,运用法理学、立法学、经济法学和系统学的理论,以现行我国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为基础,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综合运输立法经验,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基础理论,包括综合运输法律的调整对象、目的、价值、基本原则和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并论证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制度体系和各项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的立法模式和主要内容的建议,为进一步开展综合运输法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提供理论参考。除引言与结论外,本文包括五章。引言部分阐述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第一章“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体现在:我国综合运输发展迅速,但我国现行综合运输法律存在缺失,在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和制度内容上均存在很大不足,不能反映综合运输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不能满足综合运输快速发展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制定《综合运输法》,构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可行性体现在:现行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公法关系的法律已初步奠定了制定《综合运输法》的基础,国家重视完善综合运输法律、构建制度体系的政策导向,国外综合运输立法经验可供借鉴,以及立法部门对综合运输立法的关注度。第二章“我国综合运输立法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基础理论,论述综合运输法律的定义和调整对象;运用法理学、经济法和法哲学的理论,论述综合运输法律的价值;从建立和维护综合运输经济秩序,构建满足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需要的综合运输体系,实现政府对综合运输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保障综合运输业可持续发展角度,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目的;运用立法学和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综合运输立法的特殊性,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从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两个层面,论述我国综合运输法律制度架构;结合立法模式的理论,论述我国将来制定的《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纲领性立法模式,并与调整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相衔接。第三章“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提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包括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综合运输规划制度和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并对每一制度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综合运输管理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管理体制的含义,从加强政府对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保障政府对综合运输依法和科学管理、满足综合运输对政府管理高要求的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管理学、系统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管理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规划制度,一是结合规划与综合运输规划的含义,从综合运输经济发展、综合运输规划制度完善的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规划的编制与审批、规划实施评估、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规划制度之具体构想。对于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市场准入规则、市场秩序规制、市场宏观调控规则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意义;二是从运用经济学和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市场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之要点构想。第四章“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提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包括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和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并对每一制度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一是结合资金和综合运输资金的含义,从综合运输建设与发展之需要,综合运输资金保障和合理配置之需要,法律规范与保障资金的供给、分配和使用之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的意义;二是从资金提供主体、融资渠道和融资鼓励政策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含义,从惠及社会公众利益之需要、法律保障之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实施主体、监管主体和监管内容等角度,提出建立我国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意义;二是从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稳定和使用安全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综合运输经营主体和消费者权益以及政府部门管理要求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意义;二是从综合运输信息共享的原则、方式、具体要求和救济机制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含义,从保障绿色交通发展的需要、安全普惠原则的要求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环境法和绿色发展理论,从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之要点构想。第五章“制定我国《综合运输法》的建议”,论述我国将来制定的《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纲领化模式,提出《综合运输法》主要内容的具体建议,并从立法位阶、立法内容和文本结构角度,论述《综合运输法》与现行调整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等立法的衔接。其中,《综合运输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总则、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体制、综合运输规划、综合运输市场管理、综合运输资金支持、综合运输普遍服务、综合运输安全保障、综合运输信息共享、综合运输绿色环保、法律责任和附则。结论部分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性观点。
刘长军[4]（2019）在《财产哲学视域中的雾霾治理之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席卷神州大地的"雾霾"问题愈演愈热,引起了举国关注。但在雾霾问题治理上尚存分歧:"罚式"治理与"奖式"治理。本文从财产哲学角度出发,阐述"罚式"治理的不足以及结合"奖式"治理的可弥补之处,并得出合理结论 :只有通过"罚式"治理与"奖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才能有效规避"谈霾色变",实现雾霾治理之道。
李帅[5]（201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在短短四十年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也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时有发生,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屡打屡出。有人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和市场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认为市场经济自身没有任何价值追求和价值约束,追求利润是其唯一目的,甚至怀疑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认为至少思考几年以后再说。以上结论源于理论视野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本价值的忽略和遮蔽。本文旨在揭示并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和探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人们对“市场经济”、“价值”、“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往往受制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式理解,即“决定”与“反作用”的理解范式,这是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被遮蔽于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根本原因。如果打破这种本体论的原子论思维方式,从马克思实践论、生态化思维方式出发,就能得出市场经济与其价值互为基础的理论假设。由此揭示出市场经济内在价值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基于对市场经济价值基础的重新理解,就能重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一般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马克思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的异化。据此,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不讲基本价值,认为将“自由”、“平等”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西方“普世价值”的胜利。同时以马克思的价值批判为依据否定其产生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他们将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完全等同,继而否定市场经济及其人本价值。实际上,资本逻辑追求经济价值,以增殖为目的;市场逻辑除了追求经济价值,还具有人本价值。那么,就不能因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而否定市场经济,也不能用价值的历史规定否定其逻辑规定。市场经济蕴含着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要素,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是外在的融合与适应,而是内在的价值统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后从外在制度到内在价值都发生了重要改变。外在制度主要体现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相应的内在价值也发生了改变,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原则有了社会主义的特征,摆脱了资本主义的虚伪性、独占性和形式性,体现了以承认个体价值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为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目标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重建之后,理解当前社会问题便有了新的视角。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唯利是图、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公正缺失等“中国问题”,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所抵制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需要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使其充分发挥精神制导作用,引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肖非[6]（2017）在《雾霾污染的环境伦理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非生态性的活动方式是产生众多环境问题的根源,雾霾污染也不例外。雾霾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不仅危害人类自身,也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基点,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环境伦理视角,吸纳中西方环境伦理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为指导,以期得出指导雾霾污染研究的有益启示。本文以雾霾污染问题为切入点,以人类的利己心为出发点,将雾霾污染问题聚焦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上,围绕雾霾污染涉及的伦理关系,整理出雾霾污染背后多维度利益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地区、国家与人类整体等多重利益关系,得出人类自身利益矛盾是雾霾污染出现的深层根源,借此反思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审视人类处理环境利益关系的价值取向。通过研究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机理主要体现为:政府治理缺少生态伦理关怀,企业生产缺少生态伦理规范,公民消费缺少生态伦理约束。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人们的环境利益观偏颇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利益失调,具体变现为生态文明教育不到位,经济模式不生态,消费方式不绿色,环境责任意识不清晰。在解决雾霾问题的路径选择上,提出了生态伦理与雾霾治理相结合的路径选择,破除传统的利己思维模式,调整各方利益关系,具体途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确立绿色科学的环境伦理理念;构建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倡导循环经济,呼吁绿色消费,发展生态经济;强化雾霾治理主体的责任,政府应发挥综合治理能力,企业应推进绿色循环生产技术,公众应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因此,只有遵循生态伦理理念,摆脱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分离的形态,统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提升解决雾霾污染的伦理意识高度,树立科学的自然生态观与经济发展观,才能实现雾霾污染问题的根本转变,实现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廖良辉[7]（2015）在《低碳经济的伦理审视》文中研究指明为了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人们提出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目前,社会各界就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达成了普遍共识,但对具体的发展方式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这无疑会给低碳经济发展造成许多阻碍与困扰。其中,如何处理不同人群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为此,需要建立一套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伦理准则,以协调与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提出低碳经济伦理准则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低碳经济伦理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目的,于是,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经济伦理必然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具体而言,本文对低碳经济伦理的研究将以低碳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多种学科或理论体系为基础。本文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讨论低碳经济伦理研究的时代背景。低碳经济是人类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危机而提出的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全面了解低碳经济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把握低碳经济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向。第二部分梳理低碳经济伦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低碳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因而低碳经济伦理也是生态经济伦理的一部分。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已有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从而为低碳经济伦理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从伦理角度解读低碳经济。要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伦理的角度深化对低碳经济本身的认识与理解。为此,本文从哲学基础、伦理价值、价值观念转变等方面对低碳经济进行了伦理解读,以剖析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低碳经济存在的伦理冲突。作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替代物,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冲突。本文从市场、政府以及治理机制等视角出发,对可能存在的伦理冲突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提出低碳经济伦理原则奠定基础。第五部分研究低碳经济的伦理原则体系。低碳经济伦理的作用,主要在于协调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低碳经济伦理原则体系。本文认为,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三条原则,即保护环境与保护人类相结合原则、生态正义与经济效率相结合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第六部分以长株潭地区两型社会建设为实例,结合实际对低碳经济伦理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学,低碳经济伦理只有能用于指导实践时才具有自身价值。为了提高低碳经济伦理原则的实用性,本文通过讨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伦理原则实践这一方式对低碳经济伦理原则进行了检验。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促进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秦小红[8]（2014）在《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 ——基于对农民理性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传统观念认为，农民与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缺乏前瞻意识、协作精神和社会适应性，涉农制度应以政府指导为主，关键问题是将农民引向合作化之路，最终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法对涉农问题进行调节的主要法律形式是鼓励、促进政府对涉农问题的必要干预。自恰亚诺夫发现农民的经济组织能力和舒尔茨发现农民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后，“农民理性”问题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现代经济法学认为，涉农制度的构建必须以农民理性为基础，并通过政府的引导和要素组织功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民理性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申言之，涉农制度是农民理性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性能力，最终在我国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我国涉农制度的基础。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国家赋予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下，国家通过法律规范、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方式，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障农户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性收益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运作。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中心探讨农民理性的发展过程和国家对农民理性的提炼过程，它们共同推动了涉农制度的基本轨迹和发展方向。农业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农民的生存、地主的生活、官僚的薪给、军队的供养、皇权的维系都依赖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和财富来源，这是所有国家在农耕时代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仍然依赖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益供养其基本生活。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比任何大国都显得更为突出。如何以有限的土地供养庞大的人口不仅是农民每天必须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地主、官僚、军队和皇权必须始终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业问题。以有限的土地养活了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是中国最骄人的成绩，也是中国最令人信服的人权纪录。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如何评价农民与土地之间以及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现代评价体系。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尺度也开始应用于对农业社会的农民和现代社会的农民的评价。将理性作为评价农民形象的尺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工具，难免出现按图索骥的嫌疑。但相对于农业社会帝王书写体系的工具箱而言，理性尺度所具有的公正性还是更胜一筹。20世纪20年代以前，农民被描写为非理性形象，不符合现代社会理性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恰亚诺夫（А．В．Чаянов）细描了一幅俄罗斯风格的理性农民形象，引起西方学界的极大兴趣，但还是认为这一细描并不符合西方农民的形象，西方农民形象还是“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现代社会，特别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以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为代表的学者重新捡回这“一袋马铃薯”仔细端详，在小心谨慎拭去这“一袋马铃薯”身上的尘土后人们发现了“马铃薯”身上的理性光芒。自此，理性农民的话语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学科中形成一种话语体系。中国农民理性话语的出现伴随着中国被迫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相对而言，中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理性的关注则要持久得多。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并没有形成中国农民的理性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变革“从边缘处发生的革命”。农民理性成为学术话语，也成为公共话语，进入世界评价体系。理性话语开启了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评价，对农民的评价进入另一个“概念化书写”的时代。“非理性”时代的“概念化书写”整体上否定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一般将农民描述成愚昧落后保守的形象，将农民刻画成一群等待拯救和接受教育的对象。当人们口中咀嚼每一颗粮食，舌尖品赏每一盘蔬菜，肠胃享受每一块鱼肉时，“非理性”的“概念化书写”就显得苍白无力。理性时代的“概念化书写”完全肯定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但当人们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舒适与方便时，又有多少人愿意返回到农耕时代？理性时代对中国农民的“概念化书写”具有显着的美学特征。特别是在检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创造性主体时，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被美学化为一种民族精神。有谁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农民曾经承受的苦难？又有谁能够理解中国农民正在经历的处境？任何化约主义的“概念化书写”都无法刻画出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比任何现代人所能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中国农民的理性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是各种基本元素的组合，是中国农民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基本根据。没有人会否认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中国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一部以农民为主体不断展开的历史画卷。众多关于农民理性的描写都将农民作为镶嵌在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一个被动的劳力者和苦难者，而对中国农民的理性能力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基础地位则轻描淡写。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指的农民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上的描写，在这两个领域，农民的制度塑造能力要么被抬得过高，要么被贬得太低。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农民如何利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塑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形态。要完成这样一个学术任务是极为艰难的，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必须运用社会史与观念史相结合的方法，知识社会学的分量就会变得比较重。由于理性是一个现代概念，用其检验农民的属性必须注重学术史的重述。学术史重述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关农民理性和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知识谱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谱写方式。中国农民制度理性历史谱系的谱写过程可以表述为一个又一个路标，见证了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历史业已证明，政府无权一厢情愿地打乱这一谱系的编写顺序，经济法的功能在于满足这一编写顺序自身逻辑的要求。当然，我们不会忽视政府在经济要素组织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关键性。这样两个简明原理肯定是不充分的，农民理性的许多特征可能从本文结构的网孔中滑过，但开端是重要的，如此也只能算是作者的一个修辞学式的宽慰。基于上述认识和立场，本文按照理性话语、农民制度理性话语、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地权、产权五章进行安排。现有文本的逻辑结构是按照回溯性反思的学术方式安排的。理性话语、农民制度理性话语和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三章的内容重在学术史重述，落脚点在于通过对理性话语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析中提炼出中国农民理性话语的基本观点、认识方式和基本立场。地权和产权既是对上述基本观点、认识方式和基本立场的有效性检验，也是对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历史逻辑及其现代表现形式的展开。平权的问题本身应是这一结构的必然逻辑，但由于这一问题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起步，多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无法按照本文的方法进行检视，也就只能留待后续。地权和产权是本书的重点，在分述每章的基本内容以前有必要先对这两章的基本观点做一个简短梳理。对土地的利用、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对身体利用、对家庭的利用、对上层建筑的利用、对契约的利用构成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适应性效率是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显着特征，这一点在人地关系和地权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显着。怠工、抵制、骚乱、反叛、奴变、起义和革命构成农民非常态时期的主要行为方式，革命性是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的又一个显着特征。尽管非常态时期中国农民的制度理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是一个间断性历史事件，但它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构功能从来也不应该被忽视，它塑造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框架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则。它软化了封建社会的专制属性，从而也使得地主阶级在常态条件下不得不将剥削量控制在农民能够忍受的范围内。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突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平衡关系极为脆弱，自然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些许异动就有可能打破这一脆弱的经济平衡关系，饥荒、流民、起义和王朝更迭成为中华民族永远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在这种钟摆式的运动中铸造着辉煌与梦想，承受着衰败与苦难。顺生与骚乱、和解与冲突，中国农民带着这些显着特质敲开了现代社会的大门。沉重的肉身、疲乏的身体、艰辛的劳作始终向往一个“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世界。平权的理想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能变成现实，但历史的车轮比我们的想象要慢得多。第一章讨论理性话语。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显着标志，理性话语也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分析工具，但理性话语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表征体系。人类将理性思考的第一缕目光深情地投向了对自然的敬畏。应该说，耕作者的理性与自然理性是同构的，二者不可解构地纠缠在一起。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安排，耕作者是直接与土地亲近的人。人地关系构成了农民制度理性的第一属性。耕作制度起源于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耕作、施肥、灌溉、播种、收割，储藏；季节、轮作、狩猎、饲养、抗灾、换工、纺织成为细化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日常媒介。自人类将注意力转向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主题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嵌入到了人地关系之中。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自然关系，而是一个需要证明的社会关系。通过对土地的占有而支配耕作者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阶级社会的常态。原始社会后期，战俘和无力偿还债务的氏族成员已与土地一同被战胜者和债权者自然化为奴隶。奴隶社会是一个将耕作者普遍工具化的社会形态。奴隶不过是作用于土地的肉身，一种自然化的工具。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大限度分割农民土地收益的社会制度形态。农民只不过是直接作用于土地，供给统治阶级享乐生活的身体。资本主义是一个离间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社会形态。尽管在同封建社会作斗争的过程中农民成为资产阶级的武器，但绝大部分农民最终无法逃脱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的命运。社会主义是一个以国家或集体名义占有土地而在农民之间均分土地收益的社会形态。这些基本结论只是一定社会制度的显性特征，历史的细节远比这种素描要复杂得多。自启蒙时期以来，理性话语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福利进一步确证了理性话语的核心地位。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理性话语也是一个充满漏洞和竞争的多杂体系，反对唯理性主义的声音已不再那么刺耳，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理性，而是要承认理性话语的多样性，归根结底是要承认多样化生活的理性身份。这一学术重构的工作显然不是多余的，此项工作的目的意在说明理性生活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农业社会也有自己的理性特征；理性的生活并非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农业社会也有其独特理性。这两个基本结论构成本逻辑展开的起点。第二章讨论农民制度理性话语。自资产阶级兴起并掌握统治权以后，资产阶级就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解释为理性的同义语，拒绝承认其他社会形态和非西方社会的理性特征。恰亚诺夫正是在反思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对实证调查的分析证明了俄国农民的理性存在，从而向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西方学者首先在社会学领域，后在经济学领域发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漏洞，20世纪60年代，在反思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过程中，经济学领域确认了农民理性的存在，粉碎了西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神话。本章分别重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和形式主义传统关于农民理性的不同观点和理论。它们之间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隔膜，但均承认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基于对东方社会缺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承认他们关于农民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西欧。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农民理性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在政治领域，他们认为农民具有理性的潜质，但不具备形成理性制度的基本条件，分散的农民理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理性才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力量。申言之，农民的理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残缺性。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农民代表了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应该彻底打碎。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产组织形式就是公民公社，而公民公社的原型直接来源于俄罗斯完整保留的农村公社。由于在农民理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模糊不清，或心生芥蒂，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过农民的利益，伤害过农民的感情，限制过农民的公民成员资格，至今仍然留下了深深的社会烙印。本文认识到，在地权取得、阶层分化和公民平权这些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才能作出合理解释。但对于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以及农民对于一国的经济贡献和制度贡献方面则需要马克思主义传统自身的发展才能较好地解释。实体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论证农民是否具有理性以及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方面，实体主义传统具有更为明确的态度和更为坚定的立场。当然，实体主义传统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是明显的。恰亚诺夫发现俄罗斯农民理性的存在源于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满。他发现，农民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不仅能够充分组织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要素，也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合作对新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属于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左”派。他运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迄今为止，无人出其右。他并没有专门研究农民理性问题，但他的观点和方法得到许多研究社群和半商业化农村的经济人类学家的支持。斯科特（James Scott）的道义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分析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驱动力问题。他认为支配农民利用生产要素的根本动力是农民的生存伦理问题而不是效率最大化问题。他抓住了传统社会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的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农民的制度理性、社会关系、传统文化、反叛和起义等一系列问题。道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是没有确证现代社会中的农民理性进化类型对于新制度的贡献。波普金（Samuel Popkin）正是由于看破了道义经济学的这种非连续性才与之发生长期争论的。但“理性的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理论没有对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进化的问题进行系统解释。形式主义传统将农民理性解释为具有与市民理性相类似的理性。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传统认为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农民都具有不亚于市民的理性能力。在传统社会，农民能充分利用既有生产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组织生产要素，其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是充分的。在现代社会，农民具有充分适应新形势和新条件的能力。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中，劳动力的改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最关键要素，因此，对农民进行投资是最有利的投资。形式主义传统对于分析农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阶级分析退隐而市场经济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形式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改善农民的地位具有适切的理论适应性。形式主义分析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第三章讨论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在中国农民的理性形象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按照传统“小农”形象刻画农民理性。传统“小农”观念认为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缺乏前瞻意识，缺乏合作精神，缺乏社会适应能力；社会改造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农民，使之具有合作精神，并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另一种观点按照理性的“小农”形象刻画中国农民的制度理性轨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不仅具有根据资源禀赋充分组织生产要素的理性能力，也有利用生产关系调整自身行为的理性能力；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消极印记并不是农民自身的问题，而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在农民身上所刻画的历史印记。这两种观点都是一种理想类型，中国农民的理性实际上都能找到相对应的证据，关键问题是社会条件不同，农民理性所呈现的显性特征存在差异。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理论特别强调中国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特别突出中国士精神在改造中国社会中的关键作用。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散漫，由于缺乏组织性，经济不自给，社会不自治、政治不自强。他认为士是理性的代表，要改革中国社会，就必须继承儒家传统，充分发挥士的作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士的教育作用的发挥，使农民克服散漫的毛病，形成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经济自给、社会自治、政治自强的目标。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塑造微观社会结构和适应社会变迁的制度理性能力。费孝通先生毕生坚信：中国农民不仅能够适应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条件，也能适应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环境。他观察到中国农民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具有自觉的合作精神。他认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解决农民饥饿和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民问题最关键之处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他突出了农民的制度理性构造能力在不同社会构造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国家应该提供适当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使农民的制度理性能力能够在不同层次获得发展。以张培刚（Pei-Kang Chang）先生为代表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是在否定“以农立国”和“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以工立国”道路。他认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要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腾飞的理想，就不能走“以农立国”的道路，原因是农业尽管在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农业生产因其生产效率低，而无法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他也不赞成先以乡村手工业为基础先发展乡村工业，再慢慢发展现代工业的“第三条道路”。他认为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必须走同时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和工业化的乡村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业国工业化道路。黄宗智（Philip Huang）先生提出过密化增长理论。他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呈现“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相结合这样一种显着特征。他认为由于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的限制，劳动替代就成为高土地生产率的原因。低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形成的：第一，在小农家庭中，农民为生存而生产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边际递减效应在家庭农场中根本不起作用。这本质上是农民的一种隐性失业现象；第二，在家庭农场中，农民通过多样化的种植方式分散经营风险，并通过灵活安排劳动力的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实现经济平衡。第三，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非农产业可以转移，经营性农场利用灵活用工的优势保证土地产出率，从而没有形成技术替代的内在动力；同时，由于其与封建制度之间的亲和性，便将部分资本用于与封建制度之间的链接；另外，由于商业利润高于土地利润，便将部分资本转移到商业领域。因此，本身具有资本化潜力的经营性农场最终出现了小农生产方式再生产循环，出现了发展逻辑上的自反性。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代表的市场共同体论认为小农经济与农村市场网络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农村市场不仅是农民生产资料的集散地，也是农业产品的交换地，还是人际交往的场所。农村市场在小农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远远超过了纯粹经济学的考查范围，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心地位。农村市场具有构造农村社区的重要功能，农村社区以农村市场为中心分布。农村市场成为连接城市的历史纽带，展示了小农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的未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承认以儒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的，但其属于目的合理性类型，而资本主义精神属于价值合理性类型。他承认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其属于政治资本主义类型，而不属于自由资本主义类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最终都可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文化的根基都渊源于家产制这一经济社会共同体，不管是自耕农、地主、商人、官僚、军人，还是皇族，都服从家产制安排，整个社会经济都是通过权力操控的方式剥夺农民的财产，大量财产成为一种消费性资源而不是生产性资本。国家按照财政经济学的逻辑用以维持一支具有防御能力的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根本没有生产要素组织功能，无益于国民经济学逻辑的展开。第四章讨论地权。土地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它是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地权第一层级的关系，也是地权的基础事实关系；通过土地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地权第二层次的关系，也是地权的基本社会关系。地权第二层次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地权第一层次关系的改善，但并不能消灭地权的第一层次关系。因此，地权关系既可以从基础事实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法律关系角度去理解。尽管本章的内容主要是从地权第二层的关系角度展开，也主要是从地权法律关系角度去理解，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本章对于地权第一层次关系的轻视，相反，本章始终将地权第一层次的关系作为理解地权第二层次关系的基础地位。人多地少的基本事实对于中国地权的运动具有基础作用。本章分三节对地权进行了阐述：第一节讨论地权理论，为分析地权演变和地权重构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工具；第二节分析地权演变。意在揭示地权的功能分化所推动的地权运动过程，提炼出农民在推动地权功能分化与地权运动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节分析地权重构。地权重构是封建土地所有权运动的必然结果。封建地权运动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农民通过和平或者暴力的方式推动了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重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地权演变的历史是从“占有”，特别是“先占”开始发展起来的。都伴随着入侵的“占有”，这对于西方地权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和决定性影响。处理好“占有”关系必然需要法律的介入，否则罗马帝国将无法安宁，也无法建立统治秩序。罗马帝国的入侵是以大规模的方式进行的，财产“占有”，特别是土地的占有数量庞大，根本不可能通过判例法的方式逐步确立地权关系，必须建立概念化的法律体系，以满足“占有”土地的法律确权需要。英国被征服的进程相对于罗马帝国的侵入过程而言，不论是在规模还是在速度上都要缓慢得多，这就为英国运用诉讼形式逐步建立以“占有”和“侵占”为中心的地权体系提供了条件。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日益强大和美洲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占有”为中心的地权制度一直是西方地权制度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的地权运动的基本方式是：入侵—“占有”——法律化——权利化。其运动过程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事实的占有到法律上的占有的过程，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被侵略地人民的鲜血和泪水。不仅是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美洲，以侵略为前提的“占有”事实都是地权的内在逻辑。中国的地权运动与西方国家的地权运动方式之间显着不同。由于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进行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大一统国家内，土地所有权属于霍布斯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占有制度。但由于土地所有权自身的运动规律和中国历来人多地少的矛盾相互作用，土地集中现象与农民的无产化现象都是相伴随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来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以掠人土地为目的发动侵略战争，即使对于战时处于不利状态的其他国家，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上所建立的也是朝贡体系，也就不存在以侵占他人土地为前提条件的“占有”式地权体系。基于上述两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农民主要是靠开发地权权能方式推动地权运动的。中国的地权经历了无主时代、井田时代、豪强兼并时代、均田制时代、完全的剥削时代、“耕者有其田”时代和土地公有制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均田—兼并—均田伴随着中国历史过程的始终。地主土地所有权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封建地权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地主的土地兼并与农民的无产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的再奴隶化、农民的再封建化、山地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土地的资本化与资本的土地化这样一些显着特征。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国际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买办资产阶级的压榨叠加在一起，终于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覆灭的丧钟。其后，中国在大陆和台湾分别进行了形式相似，方向不同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小土地所有权制度能够与现代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兼容；大陆地区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也证明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能够与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兼容。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农业产权制度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大陆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正不断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第五章讨论产权问题。本章第一节讨论农民土地产权的确立过程；第二节讨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第三节讨论土地产权流转问题。农民土地产权是从地权逻辑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与权利个体化和法律行为密切相关的问题，产权的确立既是地权运动的结果，也是地权运动的继续。尽管地权运动的逻辑构成产权流转的基础，但产权流转仍然受到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与地权运动的逻辑共同型构了产权流转的基本轨迹。产权是行使某些可以交换的权利的行为。产权的前提是个体化的权利，核心问题是个体通过法律行为开发权利的经济功能，这就决定了产权具有内外结构。产权的内部结构包括法律行为，交易费用、权利组合三个基本要素。产权的外部结构包括权利、权利保障、权利收益三个要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由于地权运动自身的规律，农村出现了阶层分化迹象，也出现了季节性换工、互助组、初级合作社这样一些经济合作形式和经济合作组织。由于阶层分化迹象具有再封建化特征，这一特征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背离，而经济合作形式与经济合作组织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具有亲和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迅速将初级合作社推向了高级合作社阶段，为快速穿过“卡夫丁峡谷”，又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迅速转化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制度理性能力进行了三次农业生产责任制试验，以谋求“大制度下的小自由”，但每一次都被“左”倾思想所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走向开明，农民即刻复活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包干到户”这一新形式迅速成为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自此，家庭承包经营成为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基础，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力。随着人民公社体制和统购统销体制被废除，家庭承包经营一步一步朝着权利化的方向迈进。家庭承包经营在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初期只是一个劳务管理合同关系，后发展为民事合同关系，其后转化为行政合同关系，最终确认为中国独特的准物权。农民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成为产权化的基础。我国法律和政策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实际上就是产权理论上所说的权利交换。每一个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其成员权而享有均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目前，法律允许、政策鼓励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目的在于实现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与农户经营的组织方式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既要尊重农民的权利，充分激发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要素组织功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要妥善处理好农户、政府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现实，结合中国农村长期有效的传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宜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当农户发展为家庭农场时，在与专业大户的合作中能够分享权利；在加入合作社时，能够增加合作的信任基础，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组织化成本，提高组织化效率；在参入公司化运作过程中，能够增加谈判权，不至于使新的权利组合被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所独享。家庭农场的这种优势能够同时满足农民增收和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双重需要。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目前，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的政策和法律之间出现了显着冲突。政策在渐进路径、激进路径和变通路径中间选择了渐进路径，应该说是一种审慎的选择。由于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制度，权利的逻辑和权力的逻辑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因此，在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设计方面必须考虑在私法逻辑中嵌入公法逻辑这样一种复合结构，同时注重流转风险的多层次防范措施。农村建设用地是我国独特的土地二元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其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农民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政策已做出部署，但与现行法的规定相冲突，因此，修改现行法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第一步。
陆扬[9]（2014）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当代现实 ——以美国经济为例》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虚拟化与金融化，这一变化也相继引发了众多仍有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金融危机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而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在他的《资本论》的第3卷第5篇中分析信用（金融）问题时，就已提出了虚拟资本这一概念，并且对虚拟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运行特点和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等，作了深入、具体和系统的论述。随着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金融化的不断深化以及由其所引发的问题的不断扩大，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长久以来，对于虚拟资本理论国内外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有着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都未能超越马克思对于其本质的论述，因此，如何深刻认识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并以之为指导结合中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当代现实，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经济日益虚拟化与金融化所带来的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课题。美国，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最全面、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金融化现象最突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金融化发展在当下的典型代表，是研究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最佳案例。美国在2007年爆发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其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了打压与深远的不良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虚拟资本长期发展下实体经济发展相应不足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经济危机，其本质则是资产阶级利用虚拟资本对全球资本进行不断掠夺，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从而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指导，分析探讨美国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现状、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发展的原因，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警示和启示意义。本文以本人在美国为期一年的实地调研考察为感性认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框架，分析论证了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到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内涵和形式、虚拟资本的特点、虚拟资本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以及新型虚拟资本。第二章分析考察了美国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发展现状，主要分为美国经济中金融业比例不断上升、美国金融业就业情况分析、信用评级下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金融创新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这四个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虚拟资本理论视野下的美国金融危机，包括危机的原因、危机在美国的表现、危机对美国的影响这三个部分。第四章讲述美国经济虚拟化下的人民生活状况，主要包括失业率不断上升、人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人民对未来预期普遍偏低这三个部分。第五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这启示具体来说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坚定不移地贯彻扩大内需的方针，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认清资本发展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信念。总的来说，解读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必须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思维框架，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指导，认清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加离不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这一有力武器。
白云龙[10]（2013）在《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始终不能确定,而欧洲各国不但没有走出经济增长趋缓的阴影,反而步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多米诺”雷区。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民众抗议浪潮遍及整个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格局日益体现整体性同时,民族与国家的既有秩序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以前所未有冷峻的目光,反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反思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发展真谛的短期行为,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反思近30年来,自新自由主义滥觞,直至占领国家经济权力的全部阵地,逐渐形成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并以此为标尺,衡量各个国家的自由化程度,同时,以其终极形态的“华盛顿共识”作为解决非自由经济国家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手术刀”,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所谓自由经济秩序,给世界经济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的繁荣进步,而是巨大的社会灾难。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其中具有标志性的生产动力、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不仅体现出经济增长的现实可能,也体现出社会发展的良性预期。但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注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孽宿,这一点不仅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而且为当下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困境所证明。与传统经济增长只重过程,不重结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观念不同,包容性增长是兼顾机会平等与结果正义、兼顾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观,其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这一全新的经济增长理念,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空喊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要将这一原则,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充分体现于市场经济行为之中,这就要求经济增长的方式,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革命性转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成果,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命题,纳入社会生产方式的价值理性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正义作为经济增长价值理性分析的起点,将经济权力结构,这一包容性增长最为核心的条件要素,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试图通过传统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工具理性的突破,对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系背景和不同国家中,所形成的经济权力结构,加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进而论证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社会正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充分地体现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已有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单一通过市场权力乃至其最大化,或单一通过国家权力乃至其最大化,都不可能为体现社会正义原则的经济增长,提供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实现的基本路径,唯有通过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作用机制,即经济权力结构的不断创新,才能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找到符合社会生产方式客观规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这一领域研究范式的确立提供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视域以及结论,既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也是本文的价值追求。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从总体意义上就本文选题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加以概括,首先从现实和理论背景上,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成因,进行梳理,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的说明,则为全文的主旨奠定了分析研究的基础。第二章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重点围绕西方主流经济学功利主义、唯心主义的抽象的、静态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人”概括所存在的不同,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方法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将原本属于人的类本质的主体行为分析,回归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第三章是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重点阐述经济权力是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切入点,只有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权力集成方式形成社会意义的价值评判,才能对市场与国家经济权力在包容性增长经济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分析和认识。而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生产要素与经济权力要素有效整合的分析,是传统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权力分析范式的根本分歧所在。其中,一般性市场、冻结化市场和外部性市场模式的划分,论证了只有通过外部性市场模式选择,才能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经济运行的载体。第四章是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分析了市场正义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强调意识形态对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而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维护社会正义,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五章是经济权力结构创新与包容性增长。重点是对生产要素最大化所造成的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加以分析,并对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予以明确。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六章是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阐述所谓自由经济秩序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而国家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是针对自由秩序说教的反向运动。同时,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而社会成本对合理竞争秩序的影响,意在通过外部性均衡的视角,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经济权力的介入机制及其效用加以分析,由此阐发符合社会成本控制的市场模式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以此为依据,对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国家权力机制的基本原则予以界定。第七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包容性增长。通过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予以明确,同时,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相对应的经济权力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予以概括。
二、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生成的四重内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论逻辑：“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 |
| （一）“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 （二）“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 |
| （三）“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
| 二、文化逻辑：“一带一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一）“一带一路”是和合共生的和平之路 |
| （二）“一带一路”是义利合一的繁荣之路 |
| （三）“一带一路”是协和万邦的开放之路 |
| （四）“一带一路”是天人合一的绿色之路 |
| （五）“一带一路”是求同存异的文明之路 |
| （六）“一带一路”是尚新图变的创新之路 |
| 三、历史逻辑：“一带一路”肇始于丝绸之路 |
| （一）“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起源于丝绸之路 |
| （二）“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是对丝绸之路的继承拓展 |
| （三）“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丝路精神是丝绸之路的提炼概括 |
| 四、实践逻辑：“一带一路”熔铸于国内外发展 |
| （一）从国内看，“一带一路”顺应了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 |
| （二）从国际层面来看，“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繁荣发展的需要 |
（2）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路线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重要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从资本到社会资本的理论演进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
| 三、企业伦理研究及其对社会资本的观照 |
| 四、文献综述小结:研究空白或不足 |
| 第二节 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学基本理论 |
| 一、引入伦理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资本何以可能与必要? |
| 二、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代表性伦理学说 |
| 三、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 |
| 第三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内外社会联系与共同价值规范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与层次 |
|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 |
| 四、“培育”及其主体、对象和相关方 |
| 第四节 扎根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
| 第二章 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解析 |
| 第一节 企业三种主要资本与人的关系 |
| 一、物质资本源于人对物的自然依赖 |
| 二、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能力 |
| 三、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互动 |
| 第二节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 |
|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与结构性社会资本 |
| 二、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道德认同基础 |
| 第三节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 |
| 一、信任: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
| 二、合作:社会资本的理性特质 |
| 三、共享:社会资本的活力源泉 |
| 四、共同追求:社会资本的精神动力 |
| 五、职业精神:社会资本的价值典范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作用 |
| 一、企业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 |
| 二、社会资本对企业义利冲突的协调作用 |
|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作用 |
| 四、社会资本对企业员工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章 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与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 |
| 一、企业社会资本构成的复合性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易流失性 |
| 三、社会资本可能产生负外部性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 |
| 一、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前提 |
| 二、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途径 |
| 第四章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现状与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现状:困境与机遇 |
| 一、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 |
| 二、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投入驱动力不足 |
| 三、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 |
| 四、机遇: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 |
| 五、困境的应对与机遇的把握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伦理决策机制 |
| 一、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 |
| 二、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 |
| 三、建立企业伦理决策流程 |
| 四、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动力机制 |
| 一、经济绩效驱动 |
| 二、职业伦理驱动 |
| 三、社会心理驱动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保障机制 |
| 一、机构人员保障 |
| 二、激励约束保障 |
| 三、时空环境保障 |
| 第五节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外部调节机制 |
| 一、教育体系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二、社会参与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三、规范建设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 |
| 第五章 基于“扎根理论”对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的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样本选取 |
| 三、数据收集与整理 |
| 第二节 三级编码与分析 |
| 一、开放式编码分析 |
| 二、主轴式编码分析 |
| 三、选择式编码与结论构建 |
| 第三节 扎根演绎结果的验证分析 |
| 分析小结 |
| 结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一 企业管理人员对“社会资本”认知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企业社会资本通用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专项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通用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3）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第一节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 |
| 一、综合运输迅速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 |
| 二、我国现行综合运输法律完善之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可行性 |
| 一、国家重视综合运输发展的有利政策导向 |
| 二、现行综合运输法律的基础支持 |
| 三、国外综合运输立法经验可供借鉴 |
| 四、国家对综合运输立法的关注度提升 |
| 第二章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 |
| 一、综合运输法的定义 |
| 二、综合运输法的调整对象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法律的价值 |
| 一、法的价值与经济法的价值 |
| 二、综合运输法律的社会公平正义价值 |
| 三、综合运输法律的秩序价值 |
| 四、综合运输法律的效率价值 |
| 五、综合运输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立法的目的 |
| 一、确立综合运输立法目的的依据 |
| 二、综合运输立法的具体目的 |
| 第四节 综合运输立法的基本原则 |
| 一、基本原则确立的依据 |
| 二、制定《综合运输法》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
| 三、《综合运输法》应遵循的特殊原则 |
| 第五节 综合运输法律制度架构 |
| 一、综合运输法律制度确立的依据 |
| 二、综合运输法律制度体系 |
| 第三章 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管理制度 |
| 一、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规划制度 |
| 一、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 |
| 一、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四章 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 |
| 一、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 |
| 一、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 |
| 一、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四节 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 |
| 一、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五节 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 |
| 一、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五章 制定我国《综合运输法》的建议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法》的立法模式和与现行立法的衔接 |
| 一、《综合运输法》的立法模式 |
| 二、《综合运输法》与现行立法的衔接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法》的主要内容建议 |
| 一、总则 |
| 二、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体制 |
| 三、综合运输规划 |
| 四、综合运输市场管理 |
| 五、综合运输资金支持 |
| 六、综合运输普遍服务 |
| 七、综合运输安全保障 |
| 八、综合运输信息共享 |
| 九、综合运输绿色环保 |
| 十、法律责任 |
| 十一、附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1 1978-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指标对比情况 |
| 表1-2 全社会客货运量和周转量变化 |
| 表1-3 各运输方式客货运量和周转量变化 |
| 表1-4 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港口 |
| 表1-5 2018年全国铁路运输量与其他交通运输业比较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财产哲学视域中的雾霾治理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 1 雾霾的现象学呈现：现代“工业”的沉没成本 |
| 2 雾霾的经济哲学本质探析 |
| 3 财产哲学视域中的雾霾治理之道 |
| 3.1 治标不治本的传统雾霾治理 |
| 3.2 财产哲学视域中的雾霾治理之道 |
| 3.2.1 雾霾问题分析。 |
| 3.2.2 财产哲学角度上的“罚式”治理与“奖式”治理相结合。 |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现实关注：“中国奇迹”背后的“中国问题” |
| 1.1.2 理论归因：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迷失 |
| 1.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再认与重建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外研究概况 |
| 1.2.2 国内研究概况 |
| 1.3 基本观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基本观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价值基础的共生性思考 |
| 2.1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价值”、“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
| 2.1.1 “价值”的“意识形态化” |
| 2.1.2 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理解与中性理解 |
| 2.1.3 社会主义的表象论理解与本质论理解 |
| 2.2 市场经济与价值的双向基础关系理论假设的哲学依据 |
| 2.2.1 从本体论的客体化思维到主客统一的实践论思维 |
| 2.2.2 从单向决定论的原子论思维到系统论的生态化思维 |
| 2.2.3 从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外在化理解到“内外在”统一理解 |
| 2.3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3.1 社会主义源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追求 |
| 2.3.2 市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制度中介 |
| 2.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第3章 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分析 |
| 3.1 自由 |
| 3.1.1 自由的概念内涵和马克思的理解 |
| 3.1.2 市场经济与自由的生成和发展 |
| 3.1.3 自由竞争与“市场失败” |
| 3.2 平等 |
| 3.2.1 市场经济与平等意识、平等实践的历史发展 |
| 3.2.2 关于平等的两对矛盾 |
| 3.3 公正 |
| 3.3.1 公正的概念解析和马克思的公正观 |
| 3.3.2 市场经济与形式公正、实质公正 |
| 3.3.3 公正理念与人权的社会拓展 |
| 3.4 法治 |
| 3.4.1 法治的本质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 |
| 3.4.2 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3.4.3 法治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前提 |
| 第4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基础批判的重新理解 |
| 4.1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基础批判的传统理解和反思 |
| 4.1.1 传统理解：马克思不讲基本价值？ |
| 4.1.2 反思：不能用价值的历史规定否定逻辑规定 |
| 4.2 马克思价值批判的根源：资本批判 |
| 4.2.1 马克思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批判的辩证性质 |
| 4.2.2 资本逻辑对价值的扭曲 |
| 4.3 资本与市场的差异性理解 |
| 4.3.1 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价值分野 |
| 4.3.2 市场逻辑对资本逻辑限制的可能性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重建 |
| 5.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创新和价值超越 |
| 5.1.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外在制度创新 |
| 5.1.2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在价值超越 |
| 5.1.3 为什么说计划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背离 |
| 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基础的基本特征 |
| 5.2.1 价值立场：以个体独立性为前提的集体主义立场 |
| 5.2.2 价值主体：人民 |
| 5.2.3 价值目标：有步骤的共同富裕 |
| 5.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基础重建的启示 |
| 5.3.1 “中国问题”归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价值规范性不足 |
| 5.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经济思路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雾霾污染的环境伦理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1.3.1 创新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雾霾污染的形成及实质 |
| 2.1 雾霾污染的形成及特征 |
| 2.1.1 自然雾霾及形成机理 |
| 2.1.2 雾霾污染及形成机理 |
| 2.1.3 雾霾污染的特征 |
| 2.2 雾霾污染的危害 |
| 2.2.1 危害生态环境 |
| 2.2.2 危害人类身心健康 |
| 2.2.3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
| 2.2.4 影响政府公信力 |
| 2.3 雾霾污染的实质分析 |
| 2.3.1 雾霾污染的责任主体 |
| 2.3.2 雾霾污染的根本原因 |
| 2.3.3 雾霾污染的最终结果 |
| 3 雾霾污染涉及的伦理关系 |
| 3.1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3.1.1 企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
| 3.1.2 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 |
| 3.1.3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
| 3.2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 3.2.1 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
| 3.2.2 个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 |
| 3.2.3 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 |
| 3.3 地区、国家与人类的关系 |
| 3.3.1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 |
| 3.3.2 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
| 3.3.3 国家与人类整体之间的关系 |
| 4 治理雾霾污染的路径 |
| 4.1 确立科学的环境伦理观 |
| 4.1.1 吸取中外环境伦理思想智慧 |
| 4.1.2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为指导 |
| 4.1.3 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
| 4.2 构建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 |
| 4.2.1 生产模式转向循环经济 |
| 4.2.2 消费方式转向绿色消费 |
| 4.2.3 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生态经济 |
| 4.3 强化雾霾治理主体的责任 |
| 4.3.1 强化政府治理雾霾的责任 |
| 4.3.2 强化企业治理雾霾的责任 |
| 4.3.3 强化公众治理雾霾的责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7）低碳经济的伦理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低碳经济 |
| 1.2.2 经济伦理 |
| 1.2.3 低碳经济伦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低碳经济研究现状 |
| 1.3.2 经济伦理研究现状 |
| 1.3.3 生态经济伦理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低碳经济伦理研究的时代背景 |
| 2.1 气候变暖危机的爆发与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挑战 |
| 2.1.1 气候变暖危机的爆发 |
| 2.1.2 气候变暖危机爆发并加剧的原因 |
| 2.1.3 气候变暖危机下传统经济模式的困境 |
| 2.2 国际环保运动与低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2.2.1 国际环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2.2.2 国际社会低碳运动的兴起 |
| 2.2.3 环保运动与低碳运动的意义 |
| 2.3 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诉求 |
| 2.3.1 生态现代化 |
| 2.3.2 绿色发展道路 |
| 第三章 低碳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来源 |
| 3.1 中国古代主要生态伦理思想 |
| 3.1.1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
| 3.1.2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
| 3.2 西方早期主要生态伦理思想 |
| 3.2.1 浪漫主义自然观 |
| 3.2.2 国家公园理论 |
| 3.3 西方现代主要生态伦理思想 |
| 3.3.1 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四种学说 |
| 3.3.2 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理念 |
| 第四章 低碳经济的伦理解读 |
| 4.1 发展低碳经济的哲学基础 |
| 4.1.1 中国古代哲学的和谐观念 |
| 4.1.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思想 |
| 4.1.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念 |
| 4.2 低碳经济的伦理价值 |
| 4.2.1 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
| 4.2.2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
| 4.2.3 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保障 |
| 4.3 发展低碳经济的价值观念转变 |
| 4.3.1 从征服自然到顺应自然 |
| 4.3.2 从环境利己到生态正义 |
| 4.3.3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 |
| 第五章 发展低碳经济的伦理冲突与治理机制 |
| 5.1 外部性问题与低碳经济的伦理冲突 |
| 5.1.1 外部性理论的提出 |
| 5.1.2 外部性问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5.1.3 外部性问题引发的伦理冲突 |
| 5.2 政府失灵与低碳经济的伦理冲突 |
| 5.2.1 政府失灵理论的提出 |
| 5.2.2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冲突 |
| 5.2.3 资源利用的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 |
| 5.2.4 环境规则失效与政府局限 |
| 5.3 伦理冲突下的低碳经济治理机制 |
| 5.3.1 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
| 5.3.2 发展低碳经济中的政府失灵 |
| 5.3.3 低碳经济的社会治理 |
| 5.3.4 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协作 |
| 第六章 低碳经济的伦理原则 |
| 6.1 确立低碳经济伦理原则的依据 |
| 6.2 保护环境与保护人类相结合的原则 |
| 6.2.1 环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矛盾 |
| 6.2.2 保护环境与保护人类的结合 |
| 6.3 生态正义与经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
| 6.3.1 从公民环境权到生态正义 |
| 6.3.2 生态正义与经济效率的矛盾 |
| 6.3.3 生态正义考虑下经济效率的失衡与调整 |
| 6.4 可持续发展原则 |
| 6.4.1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
| 6.4.2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 |
| 6.4.3 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区别 |
| 6.4.4 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活动的具体要求 |
| 第七章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伦理反思 |
| 7.1 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建设的基本现状 |
| 7.1.1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状况 |
| 7.1.2 长株潭城市群的碳排放与能源消费情况 |
| 7.2 长株潭城市群的低碳经济伦理实践 |
| 7.2.1 区域一体化与低碳经济伦理 |
| 7.2.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低碳经济伦理 |
| 7.2.3 低碳经济伦理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
| 7.3 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反思与建议 |
| 7.3.1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 |
| 7.3.2 资源和环境政策的应对与完善 |
| 7.3.3 金融和财政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
| 7.3.4 继续推动发展方式与观念的转变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 ——基于对农民理性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文献评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理性话语 |
| 第一节 西方自然理性话语 |
| 一、 西方自然理性话语的视域 |
| 二、 西方自然理性话语的向度 |
| 第二节 西方社会理性话语 |
| 一、 西方社会理性话语的视域 |
| 二、 西方社会理性话语的向度 |
| 第三节 西方理性话语的自反性 |
| 一、 确定性话语的吊诡 |
| 二、 唯理性主义的社会后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农民制度理性话语 |
| 第一节 经济学理性话语 |
| 一、 经济学理性话语嬗变 |
| 二、 经济学理性话语批判 |
| 第二节 农民制度理性话语褚向度 |
| 一、 农民制度理性话语 |
| 二、 马克思主义传统 |
| 三、 实体主义传统 |
| 四、 形式主义传统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农民制度理性话语 |
| 第一节 中国学者的农民制度理性研究 |
| 一、 乡村建设理论 |
| 二、 微型社会学理论 |
| 三、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第二节 外国学者的中国农民制度理性研究 |
| 一、 过密化增长论 |
| 二、 市场共同体论 |
| 三、 文化共同体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权 |
| 第一节 地权理论 |
| 一、 地权界定 |
| 二、 地权学说 |
| 三、 地权类型 |
| 第二节 地权演变 |
| 一、 西方地权制度的演变 |
| 二、 中国地权制度的演变 |
| 第三节 地权重构 |
| 一、 土地革命 |
| 二、 土地改革 |
| 三、 台湾地区土地改革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权 |
| 第一节 土地产权变迁 |
| 一、 产权观念 |
| 二、 土地所有权转变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改革 |
| 一、 早期土地制度改革尝试 |
| 二、 新时期的土地制度改革 |
| 三、 农村土地所有制再争论 |
| 第三节 土地产权流转 |
| 一、 土地产权流转的内容 |
| 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诸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9）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当代现实 ——以美国经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
| 第二节 从资本到虚拟资本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内涵和形式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特点 |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
| 第六节 新型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美国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中金融业比例不断上升 |
| 第二节 美国金融业就业情况分析 |
| 第三节 信用评级下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美国金融创新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 |
| 第三章 虚拟资本理论视野下的美国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危机的原因 |
| 第二节 危机在美国的表现 |
| 第三节 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
| 第四章 美国经济虚拟化下的人民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失业率不断上升 |
| 第二节 人民购买力不断下降 |
| 第三节 人民对未来预期普遍偏低 |
| 第五章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
| 第二节 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
| 第三节 坚定不移地贯彻扩大内需的方针 |
| 第四节 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 第五节 认清资本发展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信念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主要论着 |
| 后记 |
（10）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1.2 选题的理论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包容性增长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包容性增长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包容性增长与政府经济职能创新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3.3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3.4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关于-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观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硬核——“经济人”假设 |
| 2.1.2 纯粹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成因 |
| 2.1.3 纯粹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缺陷 |
| 第二节 其他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增长观 |
| 2.2.1 发展经济学的增长观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观 |
| 2.2.3 演化经济学的增长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增长观 |
| 2.3.1 经济增长研究范式突破的必要性 |
| 2.3.2 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内容和特征 |
| 2.3.3 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和实现路径 |
| 第三章 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经济权力释义 |
| 3.1.1 权力的含义 |
| 3.1.2 经济权力的含义 |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结构及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
| 3.2.1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概念的区别 |
| 3.2.2 包容性增长视角的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 |
| 3.2.3 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3.2.4 包容性增长的分析维度 |
| 第三节 经济权力与市场模式选择 |
| 3.3.1 一般性市场(Normal Market) |
| 3.3.2 冻结化市场(Frozen Market) |
| 3.3.3 外部性市场(Externality Market)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含义与作用 |
| 4.1.1 意识形态的含义 |
| 4.1.2 意识形态的作用 |
| 4.1.3 意识形态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市场正义论批判 |
| 4.2.1 市场正义论的历史背景 |
| 4.2.2 市场正义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包容性增长意识形态再造的基本原则 |
| 4.3.1 “普世价值”的含义和实质 |
| 4.3.2 扞卫社会正义 |
| 4.3.3 超越“道德至上主义” |
| 第五章 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单一最大化与经济权力结构 |
| 5.1.1 劳动要素最大化 |
| 5.1.2 土地要素最大化 |
| 5.1.3 资本要素最大化 |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与社会发展“双重羁绊循环” |
| 5.2.1 “英国病”思辨 |
| 5.2.2 资本权力最大化与社会危机 |
| 5.2.3 传统经济增长的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
| 第三节 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基本原则 |
| 5.3.1 促进社会分工 |
| 5.3.2 优化劳动禀赋 |
| 5.3.3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的融合 |
| 5.3.4 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融合 |
| 第六章 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自由竞争秩序是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 |
| 6.1.1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虚伪性和庸俗性 |
| 6.1.2 私有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是帝国主义霸权逻辑的延续 |
| 第二节 自由竞争秩序的反向运动 |
| 6.2.1 国家经济学对国家需要的满足 |
| 6.2.2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
| 第三节 合理竞争秩序的外部性市场 |
| 6.3.1 社会成本是合理竞争秩序的均衡点 |
| 6.3.2 竞争秩序体现国家意志 |
| 6.3.3 国家权力与外部性市场均衡 |
| 第四节 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下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
| 6.4.1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
| 6.4.2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包容性增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7.1.1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国家理论 |
| 7.1.2 斯大林的国家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 |
| 7.1.3 毛泽东的国家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
| 7.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 |
| 7.2.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
| 7.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
| 7.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的经济权力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途径 |
| 7.3.1 完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 |
| 7.3.2 强化政府监管职能 |
| 7.3.3 完善市场宏观调控体系 |
| 7.3.4 完善企业组织的合理竞争秩序 |
| 7.3.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
| 7.3.6 优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方式 |
| 7.3.7 以发展教育、福利改善和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 7.3.8 经济权利与自然权利的融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生成的四重内在逻辑[J]. 刘勇. 理论月刊, 2020(08)
- [2]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D]. 袁家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D]. 曹译文.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4]财产哲学视域中的雾霾治理之道[J]. 刘长军. 产权导刊, 2019(05)
-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研究[D]. 李帅. 辽宁大学, 2019(11)
- [6]雾霾污染的环境伦理审视[D]. 肖非. 河北经贸大学, 2017(02)
- [7]低碳经济的伦理审视[D]. 廖良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5)
- [8]经济法视域中的若干涉农制度研究 ——基于对农民理性的分析[D]. 秦小红.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9]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当代现实 ——以美国经济为例[D]. 陆扬. 苏州大学, 2014(10)
- [10]基于经济权力结构视角的包容性增长研究[D]. 白云龙. 南开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