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论文文献综述）
陈林[1]（2021）在《论汉赋的模拟》文中指出
汪春泓[2]（2020）在《试论《汉志》经典化进程中张衡的文学成就》文中研究表明在两汉一流文士接受《汉志》背景下,以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班固以及王充作为参照人物,有助于察看张衡如何在《汉志》规训下,形成其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及文章风格。这有利于我们寻找《诗》《骚》源头影响下中国抒情唯美文学发展之路径,进而梳理其在两汉承传有序之脉络。
康倩[3]（2020）在《画内与画外 ——苏轼题画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时期,文人品画、题画或以绘画为题材的唱和风气兴盛,使题画诗创作至北宋中后叶蔚然成风,从而推动了诗歌与书画艺术深度融合的自觉意识,并且留下了许多题画诗佳篇。苏轼正是其时热衷题咏绘画的文人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苏轼在文学和书画创作方面的天才和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以及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与地位,他的文学思想和画学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引领着当时的包括书画艺术在内的时代审美文化风尚与趣向。在绪论中,笔者从现存苏轼诗集和文集、宋人别集、总集、宋诗选本中经过细致而审慎的搜集和甄别,共汇集、确定苏轼题画诗160首。当然,这还可能不是苏轼题画诗之全部,比如有无部分题画诗作品由于所题写画作的亡佚而不可复见呢?其他载籍中有无我们还未曾注意到的呢?这些都是可以在文献学方面做进一步深究的。但是,仅从我们目前蒐集到的这些,也足以证明苏轼题画诗成果之丰硕。本文在全面厘清苏轼题画诗文献的基础上,对北宋题画诗兴盛的原因,苏轼题画诗的哲学观念,题画诗所蕴涵的传统画学主题意涵及表现技巧,苏轼题画诗的美学思想,尽可能地展开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题画诗创作融合了画内与画外、诗内与诗外的多种元素。故而在第一章中,笔者立足于通过对北宋时期的时代特点、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题画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苏轼诗画艺术观之宏观等问题的阐述,以对北宋时期、尤其是苏轼的题画诗创作进行背景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在后面的研究分析中能对所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还试图从题画诗与绘画结合的外在客观条件与内在的诗画融通、创作者的心态等,来探讨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宋易代之际的政治形势,造就了宋代文人类型和文艺创作取向的转变。宋代统治者通过“兴文教,抑武事”来建立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宋代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集官员、学者、文学家于一身的新型文化人。其次,宋代之前画上题诗的历史演进与宋代诗画互通的文艺风气,是题画诗得以进入画面的必然前提,题画诗体现了共有的美学观念与艺术风尚。再次,在五代时期,西蜀、南唐开始设立画院。北宋初年也在宫中建立了翰林图画院,因此,宋代文人借由题画行为及诗画合一,进可以成为入仕的阶梯,实现对声名功业的关怀;退可以诗画并传,以此会友,满足情感的释放。同时,以绘画鉴藏、流通为因缘大规模展开的绘画题咏活动,形成了题画诗深层的文化场域和流通网络,从而促使题画诗创作高潮的呈现。苏轼的文艺观建立在他的哲学观之上,不对苏轼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认知,我们就很难对他在题画诗中表现的文艺观有深入的体察。在第二章,将对苏轼题画诗中的哲学观念进行系统的分析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向其文论、美学思想领域拓展,同时参借西方现代文论和艺术理论的有关观念和方法,从比较美学和比较艺术学的角度对苏轼题画诗中的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进行深度阐释。苏轼的人生经历丰富曲折,在思想方面儒道释兼容并收,并且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的状态,随着处境的变化,他对儒道佛三家便有不同的选择取舍,因此虽然入世与处世、进取与超脱的矛盾二重心态与情绪常常错综交织在他心中,但是又能应运裕如,很快寻找到心理平衡点。苏轼融合儒道佛思想并且体现在他的文学和美学观念之中,并且在他的题画诗中也得到了耀目的折射。苏轼的思想既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他个人经历和修养所得,并且又与他承继前人的思想遗产有关联,而受蜀学和其父苏洵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本章将对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对苏轼题画诗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论析。本文第三章,选择苏轼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题画诗文本,并结合具体的绘画作品,深入探究苏轼的题画诗在画面的有形空间与诗人的无形心灵中所交融出的精神世界。同时,在与唐代题画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苏轼题画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和风格,具体包括苏轼题画诗中如何以景写情或以情写景而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苏轼如何深入画面之内体验画境,如何在题画诗中实现画内画外冥合为一的境界。此外,山水画、墨竹图、牧马图更是苏轼最终热衷题咏的三大绘画门类。一方面,苏轼题画诗,多以自我的精神气质与现世的生命感怀介入,将题咏画作与诗人自我的现实际遇与感慨相联系,从而使所题画作的画境得到了拓展,画意得到了延伸,这种相互渗透的情形是苏轼的题画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寄情山水,以画中的山水代替真实的山水,其中“烟江叠嶂”、“现世桃源”、“山水清音”,以及“远”的美学追求,均是苏轼在山水题画诗中着意描写的典型意象,他借此而营构自己超然于现实之上的精神家园,从而安顿现世的生命主体。这些现象,均值得我们进行深度认识与阐发。本文第四章,将通过若干对偶范畴的诠释,对苏轼题画诗中的核心美学思想加以理论分析。苏轼在他的题画诗中提出和传达了一系列他对绘画美学思想的认识与看法,无不表明他深谙诗画特有的美学规律。这些美学思想值得充分重视,需要深入解读和阐释,并且将其纳入苏轼的整个文学和美学思想之中,可以为苏轼的文艺思想系统性增添一些曾被疏忽了的新的成分内容。根据笔者对苏轼题画诗美学思想的解读和总结归纳,认为大体上可分为观与应、似与非似两对涵盖诗学与画学两个领域的理论范畴加以辩证分析。当然,这还不够全面,对苏轼题画诗中所蕴含的辩证观念,将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充实。
马朝阳[4]（2018）在《《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文中认为《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史上并峙之两座高峰,相映生辉之双璧。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文心雕龙》对《文选》的编撰有否影响,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共识。本论文将全面对比分析两书之异同,以期贡献绵薄。对两书关系的探究不仅能够更好的分析两书的指导思想、文体观、文学观和具体作品,还能还原南朝时代的文风,加深对总集与文评着作不同性质、体例的关系之研究。无论是玲珑小巧之亭台楼阁,还是鲁灵光殿之嵯峨?嵬,都不能离开夯实之基石为支撑。对《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编者萧统以及着者刘勰关系的考证、两者成书的诸多问题这两个基础之上。根据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编撰与创作意图、成书时间、性质等方面的解析,加以刘勰任职东宫,被太子深爱接之,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皆可见两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年代相近且在流传过程中被广泛认可的总集与批评着作的相携而立,更能促进对南朝文学观念的探讨与认知。对文体分类与对作家作品的选录集中体现了两书诸多观念的同异,所以对文本的全面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只选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片面性。对各时期《文选》与《文心雕龙》作家、作品、文体的比对直接证明了《文选》受到了《文心雕龙》的一定影响。两书对作品的选录体现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以及以儒为宗的思想构建。萧统身为太子,编撰《文选》的首要意图当是“化成天下”之义,其次是重视悦目动魄之美。而刘勰深谙孔儒之道,《文心雕龙》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深意,亦注意总结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皆与萧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两书成书时间接近,而《文选》晚出于《文心雕龙》,但《文选》亦可视为一部选录式的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不仅体现于“选文以定篇”上,更显示在“敷理以举统”的理论层面。《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的研究,更关系到对南朝文学风貌的探究以及对“修辞异宜之着述体裁”（钱锺书语）之认识,便于把握相似文评观念下同时代不同性质文献之间的相携而立,把握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时代性和相同性,以推进二书关联之研究。
张家国[5]（2018）在《赋与经典 ——汉唐赋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所谓的“经典”有明确所指,即典范的儒家典籍如“五经”、“四书”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文人学子都以披读圣贤之书,阐明经典之教为第一要务。经典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思想。文学也不例外,作为文学创作的赋相较于其他文学创作而言,更表现出与儒家经典的黏合,常常依经而立论行文。赋从产生即与经典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晋儒士如刘向、刘歆、班固、左思、刘勰等论赋源于《诗经》,而战国时期大儒荀卿又最早以赋名篇,赋写儒家大义,《礼》、《知》、《云》、《箴》、《蚕》五赋,篇篇与经典相关,尤以《礼》赋为代表,几乎是荀子礼学思想的文学化表述,渗透着浓厚的儒家礼学思想。宋玉《风》、《钓》、《御》三赋明确表现出对君道的讽谕,而《高唐》、《神女》二赋以及《登徒子好色赋》、《讽赋》等则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扬诗守礼”意识。两汉以来,受儒家诗教观影响,论赋者多以赋比附《诗经》,赋成为“古诗之流”或者“诗六义”之附庸。儒家诗教美刺观成为汉赋写作的指导思想,而铨衡赋作价值也自觉以讽颂为旨归。持讽谏论者如西汉司马迁、扬雄等,论赋以讽谕为上;而东汉班固、王充等则力倡美颂论,认为赋颂当世正是大赋应当具有的“润色鸿业”、“雍容揄扬”之责任。汉赋以“京殿苑猎”赋与经典关系尤为密切。枚乘《七发》以及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讽谕王道“大一统”,扬雄作“四赋”以讽颂汉成帝,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则呈现出鲜明的颂汉主题。汉代言志抒情赋虽不如“京殿苑猎”赋那样表现出与经典的切合关系,然而也受经典影响而呈现出儒家的用世情怀。贾谊《吊屈原赋》、扬雄《反离骚》、梁竦《悼骚赋》等“吊屈”之作,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赵壹《刺世疾贤赋》、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的“不遇”之思均可视为贤人失志的悲叹,折射了两汉士子对用世理想的渴望。刘歆《遂初赋》、蔡邕《述行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等“纪行”之作,扬雄《太玄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等“玄思”之作,或书旅途闻见以明儒家道德与美政理想,或述性命玄思以追求儒家人生之志。另外两汉“情爱赋”“乐舞赋”均为儒家礼乐背景下礼制观念与教化意识的展现,而“咏物赋”则以“比物赋德”的方式表达了赋家对明君的美颂,对用世之志的托讽,以及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寄寓。魏晋六朝号为“儒学中衰”,然犹有儒学存续。曹魏文帝、明帝及高贵乡公,西晋武帝,东晋元帝,南朝梁武帝,以及北魏诸君皆崇尚儒学,奖励儒生。梁武帝甚至以帝王之尊潜心儒家经典的研究,撰成多部儒学论着。魏晋六朝文士如曹植、成公绥、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颜之推等论赋多受两汉儒家诗教讽颂观念影响,论赋皆以美刺为上。魏晋赋家以曹植为代表,颇为服膺儒学,其赋作多揄扬圣君贤臣政治理想以及儒家道德伦理,积极申说用世之志,其赋作多援引经典话语入赋,建构起经典话语的写作模式。魏晋以京殿、典礼之赋颇为弥合儒家经典之旨。魏明帝“宫馆是营”,何晏作《景福殿赋》以颂魏;晋承魏统,左思作《三都赋》以颂晋。潘岳《藉田赋》、傅玄《辟雍乡饮酒赋》、王沈《正会赋》、郭璞《南郊赋》等均以描述天子之礼而明王道正统。魏晋抒情咏物赋亦多有与经典相合者,如丁仪《厉志赋》、陶渊明《感世不遇赋》以明用世之志为旨归;西晋咏物赋大家傅咸托物以讽谕君道、颂扬君子之德以及表达用世理想;成公绥《乌赋》宣扬儒家“孝道”;刘劭、缪袭以祥瑞赋颂魏,傅玄、王廙以祥瑞赋颂晋,皆宣扬儒家“天人感应”、“君命天授”观念。南朝有颜延之《赭白马赋》等歌颂南朝宋的君德圣明,萧衍《孝思赋》揄扬儒家“孝”道以为治国之策;北朝有李暠《述志赋》及阳固《演赜赋》以明用世之志,张渊《观象赋》依《易》立论颂扬圣君政治,他如庾信、颜之推、杜台卿等赋家均依经典写作,有鲜明的经典化写作特征。唐代有《五经正义》之撰定,标志着南北经学的统一,也喻示了大一统帝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唐代君主颇为崇儒尊经,对儒家之“礼”尤为重视,太宗、高宗、玄宗三朝修礼不辍。唐代赋学思想既受儒学熏染,颇为强调讽颂之旨。唐初儒士论赋均秉雅正讽谕观念,盛唐李、杜则以美颂为的,中唐元、白为律赋的美颂功用正名,晚唐世衰则有皮日休讽世之论。唐代确立了以明经、试赋为内容而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从而经典以国家意志和国家行政的方式渗透进唐赋写作,故而唐赋与经典关系之密切为两汉魏晋以来所未有。唐人重礼,故典礼赋繁荣,古赋、律赋均有作。古赋初有杨炯《盂兰盆赋》揄扬孝慈之德,又有李白《大猎赋》、《明堂赋》光赞盛唐,杜甫“三大礼赋”更为煌煌巨作而颂君,又有赵子卿等赋家所作《出师赋》以宣扬王道教化,萧昕等人依《礼记》而作《仲冬时令赋》以揄扬儒家礼制。律赋则有萧颖士等《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赋》、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等赋的礼制化书写,王起等《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宣扬“大一统”观念,而韦充作《郊特牲赋》以释礼义。作为唐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乐舞赋,如李瓘《乐九成赋》、郑方等《乐德教胄子赋》、白行简等《舞成八卦赋》等均洋溢着浓厚的王道教化气象。唐代帝京赋以李华《含元殿赋》、李庾《两都赋》、王诬等《花萼楼赋》为代表,或美颂帝唐,或颂赞儒家孝悌,表现出鲜明的经典意识。身为帝国行政的一员,唐代赋家自觉为帝国建设献言献策,故唐代治道赋尤为兴盛,为唐赋一大宗。代表赋家如谢偃《述圣赋》、顾况《高祖受命造唐赋》等美颂帝道,李百药《赞道赋》以诫太子,范传正、白居易、梁洽、李程等赋家则对帝王治国提出纳谏任贤的规劝,又有元结、王起、王棨等赋家的讽谕君道之作,还有以潘炎为代表的美颂君德的祥瑞之作等,不胜枚举,无不表现出对帝道的讽颂。既为国家意志之体现,且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之工具的唐代律赋,从外在形制到内在思想均表现出与儒家经典无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从形制上看,律赋常依经典而命题,亦依经典而设韵,至于赋文的敷衍,也多依经典行文立义。律赋除了美颂帝国壮盛和天子圣德之外,也表现出强烈的用世渴望和参政意识。同时,律赋还对儒家道德修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畅璀《良玉比君子赋》、白行简《狐死正邱首赋》等揄扬君子人格,吴连叔《谦受益赋》、皇甫湜《履薄冰赋》等论说君子谦慎之德,敬骞等《射隼高墉赋》、独孤授《韫玉求价赋》等宣扬儒家用舍行藏思想,蒋防《不宝金玉赋》、郑磻隐《富贵如浮云赋》等颂扬君子不贪之德,雍陶《学然后知不足赋》等倡导君子好学之德等。此外,唐代律赋还出现了“颂经赋”,也就是专门歌颂儒家经典以及相关的儒家学术活动的赋作,这是前代所未曾有过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正是唐代律赋与经典关系弥合的标志。
梁红[6]（2018）在《东汉屈原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屈原及屈骚对东汉影响角度出发,以东汉士人及东汉士人文学作品,尤其是东汉骚体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前人对汉代屈原影响多放在两汉大背景下进行,本文将专注于东汉,在东汉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按学术传统,重新探索屈原、屈骚对东汉士人以及东汉文学的影响。在东汉特殊社会背景下,探究在朝廷对屈原态度忌讳,辞赋才能不再受君王重视,家族等因素对士人有所束缚的情况下,士人仍在大量模拟屈骚、评价屈原的现象。屈原人格方面“忠”的影响在东汉有细化为“忠贞”的变化,以“直谏”为表现形式的“抗直”在东汉的影响有所弱化。屈原的遭遇引发了东汉士人对命运的关注,士人将不遇归根于命运,这一论调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屈原作品即屈骚引发了东汉士人对骚体的正视,通过模拟屈骚,东汉士人在效仿屈原强烈抒情性时开启了以自我为抒情对象的创作意识。屈原是有史料记载以来,较早抒写自我的诗人,而学术界历来认同的文学自觉的产生是在之后的魏晋时期。在这漫长的文学自觉的过程中,屈骚对东汉士人以自我为抒情对象的启蒙,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
陈勇[7]（2017）在《王夫之诗学考论》文中研究表明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在诗学领域的成就甚为突出。其诗学传布、接受和研究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692年至1911年,为其诗学着述的保存、刊印和渐次传布时期;1912年至1977年,为其现代学术研究初期;1978年至2000年,为其蓬勃发展期;本世纪以来,为综合深化期。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与理论相结合、文本细读和整体观照相结合、三维立体的考察等综合方法,从而展开本课题的论述。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文献及体例。王夫之诗学着述基本上贯通了整个文学史,该编对其主要的诗学着述《诗广传》、《诗译》、《楚辞通释》、“夕堂永日”系列、《南窗漫记》,以文献学和文体学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诗广传》属于外传体,其对《诗》篇本义的理解参酌于汉、宋《诗》学之间,大部分篇章依据《诗序》、《毛传》、《孔疏》、《郑笺》的说法,少数篇章采纳了《诗集传》。《诗广传》读《诗》方法就是“兴观群怨”,其理论渊源可溯及《韩诗外传》,直至《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言诗的理念。《诗译》是连接《诗经》与后世诗歌的一座桥梁。或以后世诗歌与《诗经》相贯通,揭示诗歌艺术的渊源与本质;或以《诗经》为参照理解后世的诗歌,论述诗歌观念和技艺的发展变化;其论《诗》的方式与明代的《诗》学之间既有会通也有差异。《楚辞通释》篇目取舍与分节立释的标准,与以往经典的注本如《楚辞章句》、《楚辞集注》均有不同;其着述逻辑具有通贯性,并注重文学性阐发;在所有《楚辞》的注本中,《通释》最具“了解之同情”,当然也存在以今释古且忽视古今之别的问题。“夕堂永日”系列,主要包括王夫之对《诗经》以后诗歌的选、评、论三个部分,从成书过程和命名含义而言,三者应具有不同的批评功能但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选”意在取舍褒贬,“评,”意在品赏衡鉴,“论”意在理论概括,“选”与“评”对“论”具有支撑作用,“论”对“选”与“评”具有统摄性质。“夕堂”系列的成书,与宋明以来盛行的诗歌评选之风密切相关。《南窗漫记》一书,记述了其学诗、作诗及与师友相互赠答的情况,对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下编为“论”,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思想与方法。王夫之治学又有很强的融贯性,其诗学融摄了《易》学、佛学的思想与方法。诗学与《易》学贯穿了王夫之学术生命的始终,其“兴观群怨”的诗学命题就蕴含着“由用以得体”、阴阳交相为益的《易》学思想。“情景”理论中“相为珀芥”、互藏其宅”、“唯意所适”等说法则直接源于《易》学的经典着作。“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等批评观念皆能以《易》学理论加以解释,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其诗学与“生生之仁”的《易》学思想具有一致性。王夫之将唯识学现量的概念引入诗学,其“现量”诗说包涵者“即景会心”、“身历目见”、“貌其固有”、“磕着即凑”、“独至之情”等多层丰富的批评意义。就“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之间的歧异,不仅要参照于玄奘、窥基所传的唯识学,更要注意宋代以来性相相融的佛学思潮。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唯识学的现量追求的是无生无灭的圆成实性,而王夫之诗学藉现量观念体悟的是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王夫之诗学明确表现出“贵现贱比”的倾向,然而佛学“比量”的含义可以弥补其学诗层面论说的缺失。
陈咏红[8]（2016）在《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士疏离现象指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士阶层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疏离行为和疏离精神。由王权或皇权的支配性所引发的“仕”本位意识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之一。“仕”本位意识把是否为官、是否被统治者重用当成一种核心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文士疏离行为指文士规避显性功利（即入仕的利益）的行为;文士疏离精神指具有超越精神之士人的意识形态,是文士生命主体对此在世界主流观念、显性功利的规避与超越。文士疏离行为的内驱力是文士疏离精神;而文士疏离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文士的主体性需求。古代隐逸文化是文人疏离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本文分成上篇、下篇和结语。上篇主要是对疏离现象的演变过程作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分三章重点描述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其阶段性特征是新兴士阶层（主体是文士）主体性形成、高扬。第二阶段是秦至汉武帝时期。在这一阶段,儒生（文人大致即儒生）的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其阶段性特征是文士进行多元化价值观念和疏离方式的探索。第三阶段是汉武帝之后的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初步建立、专制制度成熟,其阶段性特征是疏离文人生活方式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儒生（文人）追寻主体性的实现途径。在中央集权专制政制萌芽及发展起来之后,文人主体性的实现途径逐渐失落。历代文人一直寻求拥有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体现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田园生活方式的四个构成因素,即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疏离文人的心态调适策略、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和交友休闲方式,至唐以前已全部产生,文人田园生活方式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性复归的路径。上篇还阐述了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是疏离“仕”本位意识的重要观点,以说明建立疏离理论、构成贯通古今的疏离文人生活方式体系的可能性。在下篇,本文专门研究文士疏离现象在周秦汉时期的文学表现。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文学表现的流变,与文士疏离现象演变过程一致,是文士疏离现象的组成部分。在下篇的开头,“周秦汉文士疏离文学”被界定为一种文学品类和文学潮流,它是具有疏离精神的文学的省称,是由有较强主体性的文士共同创造出的一种特殊的大文学,这些文学作品涉及诗歌、辞赋、史学着作、诸子散文等文体。疏离文学包含隐逸文学。至今尚未有人把“疏离文学”作为一种范畴文学加以系统研究。接着,从第五章到第九章,本文着重研究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文士疏离文学。结语部分对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做出整体性总结,并指出文士疏离现象对中国文人文学传统的三个主要影响:一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的“体道性”特征;二是在表现方式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抒情性的含蓄特征;三是在题材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以“自然”为背景和参照系的特征。本文的主要学术意图是:一、从源头出发研究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突显在文士疏离现象中文人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知识阶层主体性的共性;二、区分一般疏离主体与春秋战国之际以后的文士（人）疏离主体,明确指出后来的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其实是具有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疏离文化;三、描述文人主体性追求的指导思想即文人隐逸思想成熟于东晋以降的整个过程,并考察文人主体性需求对唐前文人生活方式各构成因素发展的指引作用,力求解决文人山水（田园）文学的起源问题。
邓心强[9]（2012）在《古代批评文体:批评家的独特“面孔”与“名片”》文中认为不同志向追求、知识背景、审美心理、个性特征的批评家,决定和孕育着批评文体的品相和面貌,"文体"是折射批评家主体世界的一面真实镜子,是其独特的"面孔"和"名片"。批评文体是批评家诗学思想的载体、个性特征的流露、审美旨趣的折射与表现手法的舞台。
鞠传文[10]（2011）在《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创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绪论：二十世纪的汉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起步、发展、兴盛和繁荣的演进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与汉代文学发展相关的外部研究,还是对汉代文学内在特质的探究,都在不断拓宽、深入和细化,涉及的范围日渐广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鉴于学界汉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本文引进教育制度视角,拟从汉代课程制度和教学方法切入,讨论汉代文学创作与汉代教育制度间的关系。对汉代教育制度的深入考察,是本文展开对汉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论文在讨论汉代课程构成及其供应制度与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从纵、横两个向度,揭示汉代经学、谶纬学、诸子学和小学诸课程,以及诵读、论难两种教学方法,与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关联,以期对汉代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存在有个更全面、深入、切实的理解。第一章：汉代教育制度概论。汉代教育制度是规范和引导汉代教育活动的规则体系。本章所论,主要涉及到国家、学校和教学主体三个层面的教育制度。汉代国家教育制度,在文教政策上经历了由法而道、由道而儒的两次大的转变,最终于汉武帝时兴太学、尊儒术,确立了以教化、养士为宗旨的教育目的；在汉代学校教育中,逐渐构成以经学课程为核心,由诸子学、小学及谶纬学课程等以不同制度形式存在的课程体系；并建立了一套从课程设置到义理统一、从师法传递到考选合一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确保其准确、有效的传递。教学制度是规范教学行为的规则体系,汉代教学方法依赖于教育习俗与惯例,主要关乎师生两大教、学主体。“教”,教师自主,“学”,学生自主,而最基本的教学之法即是诵读和问难论辩。第二章：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纵论。历时态地讨论了汉代文学内容、文体、文风的变化及其与汉代教育制度变化之间的深刻关联。西汉前期,秦代禁游学之律渐除,私学蜂起,诸子百家课程平流竞进,文学内容上呈现为诸子分明的“多元一体”,文体上多融合新创,文章风格则多样纷呈；武帝开始经学独尊并成为法定课程,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文学内容遂逐渐归宗儒家经学,文体上以稽式经传、师法当代的沿袭模拟为主,文风则以醇厚典雅为尚；东汉中后期,经学教育制度渐坏,通学之风兴起,文学内容虽仍以经学为底色但诸子内涵明显增多；文体、文风上亦有新变,文人五言诗与通俗文风的出现即是表现。影响汉代文学变化的因素肯定很多,但汉代教育制度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第三至六章,依次讨论了汉代经学、谶纬学、诸子学和小学诸课程与汉代文学创作之关系。第三章：经学是汉代官方的法定课程,也是汉代官、私学校课程的主干,它深刻地影响了两汉士人文学创作。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辞赋、史传、政论文等多种文体,也涉及到从文学内容到体制、言说方式及文风等多个层面。在内容上,典型的汉大赋、史传以及政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五经义理的载体；在文学体制上,不仅“序”、“传”、“记”诸体本于经传,着述为文发凡起例也多依傍经传,而且《诗》的四言语体、说经的训诂语体,在各体文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迁衍。在言说方式上,经传推崇的讽谏、微言之道,成为士人文学创作中微文见意、以颂为讽、征经宗圣诸言说方式的依据。此外,文章风格上的雍容迂缓、黜俗求雅及音节和雅等也都打上了经学的烙印。这与汉代经学教育制度化的背景有着极亲切的关系。第四章：汉代课程的基本内容是经学,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经学课程的谶纬化演进,以及汉儒托圣造作的纬书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并公诸天下,谶纬之学至东汉前期便成为官方法定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对汉代政论、史传、大赋诸体文学均有深刻的影响。谶纬学课程影响了汉代政论文的说理模式。谶纬以天命解释君权的合法性,以天道解释帝王统序,以天意解释现实灾异,为汉代论政之作提供了新的说理模式。汉初政论文多以现实、人事为依据,解释君权的获致、政权的更替,批评当世政治,有明显的现实、人事取向。西汉前期贾谊、晁错诸家之文,无不如此；而谶纬兴起后的政论文创作,则有明显的天命、天道取向,班彪的《王命论》可为代表。谶纬中圣王感生、异相、受命的叙事模式,影响了史传文学和汉碑中的圣王叙事并成为其固定的叙事模式之一。从成书于西汉中期的《史记》到成书东汉前期的《汉书》再到东汉中后期的碑文,谶纬对士人文学的影响不仅呈现出日渐深入的轨迹,且明显有神与人两种不同的叙写取向。在《史记》中,“五帝”是理想的人间圣王,刘邦主要是布衣之王,孔子是至圣先师,均有明显的人间取向；《汉书》中的刘邦,则有了帝工天道圣统和受命之符（“出自唐帝”、“协于火德”）；到了汉碑中,无论是古帝王、汉代的开国之君还是孔圣人,无不有感生、异貌、受命等神迹,几乎成了谶纬中圣王叙事的翻版,明显有非人间的取向。谶纬中描述的圣王开辟宇宙、创始人文等神圣历史,影响了赋体文学的颂圣模式。汉代赋体文学颂美汉德,常从开天辟地写起,凸显帝王的开辟创始之功；汉大赋中不仅以浪漫的想象塑造了汉代开国之主手握符命、拨乱反正、驰骋宇宙的大神形象,还以古圣王之治祥瑞并至的方式颂美汉德,形成了赋体文学鲜明独特的颂圣模式。第五章：诸子学课程,在汉代虽未能荣登官方法定课程的宝座,但仍以非正式课程的身份传承于民间私学,其中尤以道、法两家为着。与经学课程制度的实施相颉颃,在汉代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诸子学课程对士人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的样态。大体说来,在内容上,由于诸子学的内在特质有别,汉代作家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时,多标举法家,从而使汉代政论文有了较多的现实理性,而在致思、安顿个体人生时,则较多地向道家靠拢；在文体上,由于诸子文本先在的论辩色彩,对汉代论辩文及文体赋有较深刻的影响。汉代论说文与诸子文本的关联,不仅表现在“言”、“语”诸体直接承袭了诸子的传统,更表现在议论说理时,一方面往往以“道”为逻辑起点,推衍天道以明人事,显示了鲜明的道家思维特征；另一方面在论证观点或主张（论）时,多以历史传说、寓言故事或神话传说等形象故事为“说”,藉“说”达“论”。此外,诸子学课程对汉代论说文文风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典型的汉赋与诸子文本的关联,较之五经更为密切。五经对汉赋的影响,主要在义理内容、精神风貌,还有《诗》的四言语体上。在体制上,汉代七体、答难和连珠体的生成均与诸子文本有更亲密的关系；在篇章结构上,汉代文体赋虚设人物以发端、论难以衍文、折服对象以束篇,这些均得益于诸子文本的滋养。至于寄寓虚拟人物名号以意义的表达,更可从《庄子》文本中找到直接的渊源；在言说方式上,推至极致是汉赋的重要文体特征,而这一源于纵横家,一源于道家。纵横家说长道短必推至极致,铺陈和夸饰乃其根本手段；道家文本中,对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道体的夸饰描述,也是重要的影响源。第六章：汉代小学极为发达,汉代小学教授极严,两汉赋家大都有着扎实的小学功底,故汉代小学文本对汉赋创作也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四言韵语为句的语体形式,二是“分别部居”的属文方式,三是结语颂德的篇章结构。第七章：汉代教学方法与汉代文学创作。汉代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诵读和论难两种。诵读是汉代学子学习诗文经典的主要方法,与汉赋的界定、渊源及口诵性质均有深刻的关系。“歌”与“诵”是《诗》的两种基本传述方式。诵读之传述方式不仅是汉人定义赋体文学的根本内核,与诗画境的根本标准,也是汉人对赋这种新文体的一种带有本源性质的解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诵读使赋与诗画境；赋的诵读之义,本于周代国子“乐语”六教之“诵”。春秋赋诗的主体、场合、题材、方式均表明春秋赋诗的主体是行人,行人赋诗之赋的涵义即“不歌而诵”,这种“诵”应是以雅言为诵,这本于乐语中的讽诵,从而表明汉人所谓“不歌而诵”之赋,其实本根于此；汉赋具有明显的口诵性质,汉代盛行诵读辞赋之风乃其外在表现,汉代辞赋创作以韵为主、赋中有诗、大量使用联绵词,有一种节奏、音韵之美,内具可供诵读的特质。论难,是汉代又一重要的教学方法。其对汉代论辩文创作的影响尤为明显。经学论难的兴起使论辩文创作进一步增多,并促成了汉代论辩文的变化：体式上,由问答向论难转换；议论方式上,由立论向驳论转化。
二、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论文提纲范文）
（2）试论《汉志》经典化进程中张衡的文学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文章学史所显示张衡的崇高地位 |
| 二 《汉志》影响下的两汉文章家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 |
| 三 秉承《汉志》以属文的张衡诗文之成就 |
| 1.“反言若正”与张衡大赋写作 |
| 2.融贯儒道各家的思辨模式 |
| 3.张衡抒情性作品开六朝艳情文学之先河 |
（3）画内与画外 ——苏轼题画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学术成果述评 |
| 三、苏轼题画诗的数量考证 |
| 四、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学术创新点追求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苏轼题画诗创作的时代、文化、画学背景 |
| 第一节 北宋题画诗发展的内外动因 |
| 一、宋代制度与学术思想略谈 |
| 二、画院的建立 |
| 三、绘画功用的转变 |
| 四、绘画题材之消长 |
| 五、雅集与唱和 |
| 六、爱画之风的勃兴 |
| 七、文人画(墨戏画) |
| 八、宋代的画论 |
| 第二节 画上题诗的历史演进 |
| 一、先秦——丝帛上的图诗 |
| 二、汉代——墙壁上的颂赞 |
| 三、魏晋南北朝——审美精神的重塑与张扬 |
| 四、唐及五代——“尚法”到“尚意”的过渡 |
| 第三节 苏轼的诗画观 |
| 一、文艺批评史语境下的诗画美学差异 |
| 二、苏轼诗画观生成的理论轨迹 |
| 三、诗画本一律 |
| 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艺术表现的互补 |
| 五、诗画本一律之同中有异 |
| 六、“有形诗”到“无声诗”的概念转化 |
| 第二章 苏轼题画诗的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画里晴川——苏轼题画诗与庄老 |
| 一、“心隐”——苏轼题画诗中对归隐与归田的崇尚 |
| 二、“技道两进”——庄老思想对苏轼题画诗创作的影响 |
| 三、无待与天游——庄老思想对苏轼题画诗审美境界影响 |
| 第二节 藻饰万象——苏轼题画诗与佛教 |
| 一、苏轼佛禅题画诗的文化成因 |
| 二、苏轼佛禅题画诗的禅意、禅理、禅趣 |
| 三、苏轼佛禅题画诗的美学意蕴 |
| 第三节 乾坤清气——苏轼题画诗与儒学 |
| 一、民胞物与的民本思想 |
| 二、了然口手的审美辞达论 |
| 三、诗画皆美——清气弥漫与温柔敦厚 |
| 第三章 苏轼题画诗之画题研究及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烟霞丘壑——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 |
| 一、“桃花源”语义流变 |
| 二、诗画内容的互文性——元佑年间苏轼的桃源想象 |
| 三、诗画体裁的互文性——苏轼题画诗中桃花源的音乐性 |
| 四、遥“远”的桃花源 |
| 第二节 “肉中画骨夸尤难”——苏轼题画诗之鞍马画审美 |
| 一、有关诸说之检讨 |
| 二、骨与肉,肥与瘦 |
| 第三节 笔墨之戏——苏轼题画诗中的墨竹 |
| 一、墨戏——墨竹之画题生成 |
| 二、墨竹所引发现实之生命感怀 |
| 三、文同墨竹于画田之实践意义 |
| 第四章 苏轼题画诗中对偶范畴举隅 |
| 第一节 观与应 |
| 一、苏轼题画以“观”的思想资源及美学意涵 |
| 二、苏轼题画诗之“应物”观的思想资源及美学意涵 |
| 三、观—兴会—应:苏轼题画诗创作的思维特征 |
| 第二节 似与非似 |
| 一、似而不似——重形论 |
| 二、不似之似——重神论 |
| 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神兼备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4）《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萧统与刘勰交接研究 |
| 第一节 刘勰及东宫职事考论 |
| 一、刘勰生平及家族世系 |
| 二、任职东宫通事舍人及职事 |
| 第二节 刘勰与修《文选》说 |
| 一、萧统“爱接”刘勰论 |
| 二、刘勰与修《文选》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选》《雕龙》关联综论 |
| 第一节 两书修撰背景异同论 |
| 一、魏晋南北朝文化大背景 |
| 二、两书时代背景同中存异 |
| 第二节 两书修撰动机异同论 |
| 一、两书阅读对象为时代文坛 |
| 二、两书皆旨在匡正文坛时弊 |
| 三、两书同冀立言以流芳千古 |
| 四、两书化成天下与经世致用 |
| 第三节 两书文献性质关联论 |
| 一、创作论与范本 |
| 二、文评论与总集 |
| 三、泛文学的取向 |
| 四、两书相携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选》《雕龙》体类比较 |
| 第一节 两书体类综论 |
| 一、两书体类汇总论 |
| 二、两书体类时代论 |
| 三、两书体类对比论 |
| 第二节 两书体类分论 |
| 一、赋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二、诗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三、骚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四、其他诸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 第三节 两书体类比较的意义 |
| 一、文体演变与两书分体 |
| 二、儒学五经与文体衍生 |
| 三、通变与新变的文体观 |
| 四、文、笔之辨的文体观 |
| 五、两书体类对文体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选》《雕龙》作家作品比较 |
| 第一节 两书选论作家作品综论 |
| 一、两书选论作家作品比较总汇 |
| 二、两书选论作家作品异同析论 |
| 第二节 两书作家作品同选考察 |
| 一、同选作者异选作品 |
| 二、同选作者同选作品 |
| 第三节 两书作家作品异选考察 |
| 一、《雕龙》选录,《文选》未选 |
| 二、《文选》选录,《雕龙》未选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选》《雕龙》思想、文学观比较 |
| 第一节 《文选》《雕龙》思想比较 |
| 一、萧统与刘勰的思想构建 |
| 二、两书论选所体现的思想 |
| 三、两书思想论比较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选》《雕龙》文学观比较 |
| 一、文学观对宇宙本源认同 |
| 二、文质观对论选标准把握 |
| 三、雅丽到典丽的文学取向 |
| 四、两书相较与南朝文评观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赋与经典 ——汉唐赋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经”及“经典”与赋概说 |
| 二、汉唐赋与经典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赋的产生与经典:“荀宋”赋的礼学意蕴 |
| 第一节 关于赋之起源与儒家《诗》《礼》关系的辨析 |
| 一、汉晋学人论赋原于儒家经典之《诗经》 |
| 二、大儒荀况“失志之赋”与《诗》《礼》之学 |
| 第二节 荀况以“赋”名篇与其儒家《礼》学 |
| 一、荀况重经“隆礼”的儒学思想 |
| 二、《礼赋》对儒家“礼论”的具象化描写 |
| 三、《智》《云》《蚕》《箴》诸赋的“效物”讽谕 |
| 四、《成相辞》杂论“君臣治乱之事”的经学主题 |
| 第三节 宋玉辞赋的“扬《诗》守《礼》”之讽 |
| 一、宋玉的经典修养及其作赋“微讽”之旨 |
| 二、宋玉《风》《钓》《御》三赋对君道的讽谕 |
| 三、依《诗》比兴与《高唐赋》《神女赋》的讽谕寄托 |
| 四、“扬诗守礼”与《登徒子好色赋》的依《诗》立义 |
| 第二章 汉赋与经典(上):京殿苑猎赋的讽谕颂美 |
| 第一节 汉代“独尊儒术”与体物大赋的“讽颂”精神 |
| 一、“独尊儒术”与《诗》教“美、刺”理论的影响 |
| 二、比附《诗经》“美刺”的汉赋“讽颂”赋论观念 |
| 三、两汉“京殿苑猎”赋创作概况及其由“讽”而“颂”的变化 |
|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大一统”思想与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 |
| 一、枚乘“重谏”吴王与《七发》谏吴王刘濞谋反辨析 |
| 二、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大一统”情结 |
| 第三节 儒家圣王美政理想与扬雄的作赋以“讽” |
| 一、“奏《甘泉赋》以风”与“上《河东赋》以劝” |
| 二、《羽猎赋》“裕民与夺民”之论以及《长杨赋》“岂徒欲淫览浮观”之间 |
| 第四节 儒家《诗》论“美盛德”之教与两汉京殿赋的“颂汉”主题 |
| 一、“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的班固《两都赋》 |
| 二、张衡《二京赋》对帝国都城的讽颂 |
| 三、杜笃、崔骃、李尤、王延寿、边让等赋家的“颂汉”之作 |
| 第三章 汉赋与经典(下):言志抒情赋的用世情怀 |
| 第一节 儒家用世精神在贤人失志之赋中的折射 |
| 一、贾谊《吊屈原赋》及扬雄《反离骚》对屈原“儒家人格”的扬弃 |
| 二、董仲舒与司马迁“士不遇赋”的用世情怀 |
| 三、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对“忠君”问题的思考 |
| 第二节 儒学理想与纪行赋、玄思赋的历史人生之思 |
| 一、刘歆《遂初赋》及蔡邕《述行赋》历叙《左传》而寄意 |
| 二、班彪《北征赋》及班昭《东征赋》依《诗》《论》而立义 |
| 三、贾谊赋《鵩鸟》以自广与孔臧《鸮赋》的正统儒家观 |
| 四、扬雄《太玄赋》及张衡《思玄赋》的儒家之“玄” |
| 五、班固依《论》《孟》立论与《幽通赋》的儒学人生之思 |
| 第三节 儒家礼乐背景下的情爱赋与乐舞赋书写 |
| 一、儒家妇女之德与《长门赋》《捣素赋》《协和婚赋》的创作 |
| 二、礼乐教化意识与《洞箫赋》《长笛赋》等乐舞赋创作 |
| 第四节 儒学背景下的比物赋德与咏物赋创作 |
| 一、儒家“天人感应”观念与《旱云赋》《温泉赋》的创作 |
| 二、《神乌赋》《鹦鹉赋》等动植物赋的比德书写 |
| 三、《书(?)赋》《塞赋》《笔赋》等器物赋的儒家道德托讽 |
| 第四章 魏晋六朝赋与经典:儒学中衰背景下的经典书写 |
| 第一节 儒学中衰的文化背景与经典尚存的赋学观念 |
| 一、儒学中衰背景下的经学尊崇与延续 |
| 二、魏晋南北朝“经典尚存”的赋学观念 |
| 第二节 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 |
| 一、曹植人生价值观念中的儒学理想 |
| 二、曹植辞赋内容主题中的儒家用世精神 |
| 三、曹植辞赋话语建构的经典意识 |
| 第三节 魏晋京殿赋对《诗》教美颂传统的延续 |
| 一、魏明帝“宫馆是营”与何晏《景福殿赋》的美颂书写 |
| 二、“晋承魏统”与左思《三都赋》对西晋王道正统的揄扬 |
| 第四节 魏晋典礼赋的王道正统书写 |
| 一、潘岳《藉田赋》依《孝经》立义而颂君 |
| 二、傅玄《辟雍乡饮酒赋》与王沈《正会赋》的崇礼意识 |
| 三、郭璞《南郊赋》的颂晋书写 |
| 第五节 魏晋抒清咏物赋的儒学道德理想托讽 |
| 一、丁仪与陶渊明等魏晋赋家的“不遇”情结与经典化书写 |
| 二、傅咸咏物赋中的儒学理想自觉 |
| 三、成公绥《乌赋》对儒家孝德的揄扬 |
| 四、刘劭《嘉瑞赋》及缪袭《青龙赋》对曹魏政权的祥瑞书写 |
| 五、傅玄《雉赋》与王廙《白兔赋》对两晋“君命神授”的王道阐释 |
| 第六节 儒家《诗》教讽颂意识在南北朝赋中的延续 |
| 一、颜延之《白鹦鹉赋》《赭白马赋》对南朝宋“新兴”的颂美 |
| 二、萧衍《孝思赋》对儒家“孝道”的揄扬 |
| 三、李暠《述志赋》及阳固《演赜赋》的用世之志 |
| 四、圣君政治与张渊《观象赋》依《易》而立论的祥瑞观 |
| 五、庾信、颜之推、杜台卿的经典化写作 |
| 第五章 唐赋与经典(上):唐代礼乐赋的繁荣 |
| 第一节 唐人尊经崇礼与唐赋的讽颂精神 |
| 一、经学统一与唐人的崇礼观念 |
| 二、唐代赋论对《诗》教“讽颂”精神的发扬 |
| 第二节 李白、杜甫与初盛唐典礼古赋的帝国书写 |
| 一、杨炯《盂兰盆赋》对孝慈之德的褒扬 |
| 二、李白《大猎赋》《明堂赋》的光赞盛唐 |
| 三、杜甫“三大礼赋”的颂君崇礼 |
| 四、赵子卿、赵自励、梁献同题而作《出师赋》的王道教化 |
| 五、萧昕、张钦敬、叔孙玄观依《礼记》同题而作《仲冬时令赋》 |
| 第三节 儒家礼制背景下中晚唐典礼律赋的美颂书写 |
| 一、萧颖士、贾餗、元稹、王起等赋家的礼制化书写 |
| 二、王起、穆寂《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的大一统思想 |
| 三、李子卿、崔损《饮至赋》的儒道教化意识 |
| 四、韦充《郊特牲赋》的经艺化书写 |
| 五、唐代律赋援《礼》为赋题以见典礼律赋之隆盛 |
| 第四节 儒家乐教与唐代音乐赋的繁荣 |
| 一、李瑾《乐九成赋》的正统儒家乐教观 |
| 二、郑方等人同题而作《乐德教胄子赋》对儒家乐教观念的揄扬 |
| 三、白行简等人的同题之作《舞中成八卦赋》对儒家舞德观的颂扬 |
| 第六章 唐赋与经典(中):帝京赋与治道赋对唐代帝国的讽颂 |
| 第一节 帝京赋的颂唐情结与美颂书写 |
| 一、李华《含元殿赋》的盛唐气象与美颂书写 |
| 二、李庾《两都赋》对盛唐气象的歌颂 |
| 三、帝国意识下王諲等赋家《花萼楼赋》的棠棣之德 |
| 第二节 治道赋的帝德讽颂 |
| 一、谢偃《述圣赋》、顾况《高祖受命造唐赋》的帝道之颂 |
| 二、李百药《赞道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 |
| 三、元结“三赋”对君道的讽谕 |
| 四、范传正、白居易、梁洽、李程等赋家对君王纳谏任贤的劝谏 |
| 五、王起赋的君道讽谕 |
| 六、王棨赋的讽颂书写 |
| 第三节 “天人感应”观念下祥瑞赋对帝唐的美颂书写 |
| 一、美颂君上与潘炎的祥瑞古赋创作 |
| 二、揄扬帝道与祥瑞律赋的美颂书写 |
| 第七章 唐赋与经典(下):律赋经艺化与儒经赋书写 |
| 第一节 律赋形制的经艺化特征 |
| 一、依经义而命赋题 |
| 二、依经义而限韵 |
| 三、依经义而赋文 |
| 第二节 儒家道德意识下修身赋的经艺化书写 |
| 一、依经立论的修身赋与畅璀、白行简等赋家对君子人格的赞美 |
| 二、吴连叔、皇甫湜等赋家对儒家君子谦慎之德的颂扬 |
| 三、儒家用舍行藏思想在《射隼高墉赋》与《韫玉求价赋》等赋作中的渗透 |
| 四、《不宝金玉赋》《富贵如浮云赋》与君子不贪之德 |
| 五、《学然后知不足赋》与君子好学之德 |
| 第三节 颂经意识下儒经赋的经艺化书写 |
| 一、蒋凝、李程、王履贞、许尧佐等赋家的美颂“五经”之作 |
| 二、张昔《御注孝经台赋》对《孝经》的颂美 |
| 三、王棨《端午日献尚书为寿赋》以《尚书》为龟镜 |
| 四、李益《诗有六义赋》的《诗经》风化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两汉魏晋时期部分赋作援引经典次数统计表 |
| 附录二: 唐赋赋题援引经典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表 |
| 后记 |
（6）东汉屈原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东汉特殊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东汉朝廷与屈原屈骚 |
| 一、东汉朝廷对屈原态度 |
| 二、东汉朝廷对屈骚态度 |
| 第二节 屈原民间影响 |
| 第三节 东汉辞赋地位下降 |
| 第四节 东汉士人的人身依附 |
| 一、东汉士人在君臣关系中的依附 |
| 二、东汉士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依附 |
| 第二章 屈原对东汉士人人格的影响 |
| 第一节 修身行为背后的固守高洁 |
| 第二节 忠的传承 |
| 第三节 “九死未悔”的直谏影响的消减 |
| 第四节 由屈原遭遇延伸的对“命运”的探讨 |
| 一、东汉士人鸣“士不遇”归于小人、君王 |
| 二、东汉士人将屈原遭遇归于命运现象 |
| 第三章 屈骚对东汉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屈骚对东汉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东汉屈骚文献整理及注释 |
| 二、屈骚篇章结构的影响 |
| 三、屈骚中的意象借鉴 |
| 四、东汉屈骚相关的文学评论 |
| 第二节 屈骚对东汉文体的影响,骚体的兴盛 |
| 一、骚体的发现与正视 |
| 二、东汉骚体的发展与新生 |
| 第三节 东汉骚体中文学自觉的萌芽 |
| 一、骚体中自觉的准备阶段,抒屈原之情 |
| 二、骚体自觉的发展阶段,借屈原抒情 |
| 三、骚体自觉的新生,自我抒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王夫之诗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王夫之诗学传布、接受和研究史述要 |
| 一、1692年-1911年:着述保存、刊印和渐次传布时期 |
| 二、1912年—1977年:现代学术研究初期 |
| 三、1978年-2000年:蓬勃发展期 |
| 四、本世纪以来:综合深化期 |
| 第二节 问题反思、研究方法和论题设定 |
| 一、存在问题及反思 |
| 二、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三、主要论题的设定 |
| 上编 王夫之诗学的文献及体例 |
| 第一章 《诗广传》 |
| 第一节 《诗广传》解题 |
| 一、传:传经和解经 |
| 二、《诗经》学内、外传体之分 |
| 三、《诗广传》属于外传体 |
| 第二节 《诗广传》对诗篇本义的理解 |
| 一、依从《诗序》、《毛传》、《孔疏》、《郑笺》 |
| 二、依从《诗集传》 |
| 三、《毛诗》、《集传》各有所取 |
| 四、《毛诗》、《集传》皆有不从 |
| 第三节 《诗广传》读《诗》的方法 |
| 一、可以兴 |
| 二、可以观 |
| 三、可以群 |
| 四、可以怨 |
| 第四节 《诗广传》的学术渊源 |
| 一、启蒙于家学 |
| 二、超拔于时风 |
| 三、远绍于韩婴 |
| 四、根源于孔孟 |
| 第二章 《诗译》 |
| 一、《诗译》解题及体例 |
| 二、《诗译》与明代《诗》学的会通 |
| 三、王夫之《诗》学与明代《诗》学的差异 |
| 四、余论 |
| 第三章 《楚辞通释》 |
| 第一节 《楚辞通释》的编撰体例 |
| 一、篇目取舍 |
| 二、以意分节 |
| 第二节 《楚辞通释》的注释特点 |
| 一、注释逻辑始终一贯 |
| 二、重视文学性阐发 |
| 三、深具了解之同情 |
| 四、以今可以通古 |
| 第四章 “夕堂永日”系列 |
| 第一节 “夕堂永日”系列的成书情况 |
| 一、成书过程 |
| 二、“永日”释义 |
| 第二节 “夕堂永日”系列的编撰体系 |
| 一、选:取舍褒贬 |
| 二、评:品赏衡鉴 |
| 三、论:理论概括 |
| 第三节 “夕堂永日”系列与诗歌评选之风 |
| 第五章 《南窗漫记》 |
| 一、《南窗漫记》解题 |
| 二、《南窗漫记》的文献价值 |
| 下编 王夫之诗学的思想与方法 |
| 第六章 王夫之诗学的《易》学品格 |
| 第一节 “兴观群怨”命题蕴含的易理 |
| 一、并行与会通 |
| 二、由用以得体 |
| 三、兴、观、群、怨的交相为益 |
| 第二节 “情景”诗论蕴含的《易》理 |
| 一、相为珀芥 |
| 二、互藏其宅 |
| 三、唯意所适 |
| 第三节 生生之仁 |
| 一、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 |
| 二、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 |
| 三、仁者之言,蔼如也 |
| 四、仁,有函者也 |
| 第七章 王夫之“现量”诗说原论 |
| 第一节 《相宗络索》的“三量”说 |
| 一、《相宗络索》“三量”说的来由 |
| 二、现、比、非三量涵义考释 |
| 第二节 “现量”诗说的批评涵义 |
| 一、即景会心,即物达情 |
| 二、身历目见,当境写出 |
| 三、貌其固有,显其所存 |
| 四、灵心巧手,磕着即凑 |
| 五、想象空灵,自有实际 |
| 六、独至之情、独喻之微 |
| 第三节 “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的歧异 |
| 一、“现量”诗说与性相融会的佛学思潮 |
| 二、“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的根本歧异 |
| 第四节 比量在学诗层面的潜在意义 |
| 一、王夫之“贵现贱比”的误解 |
| 二、比量与学诗层面相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课题研究的意义 |
| 1.2.1 疏离主体指具有主体性的新兴文士 |
| 1.2.2 文士疏离现象的疏离对象是新兴文士的“仕”本位意识 |
| 1.2.3 新兴文士的疏离生活方式 |
| 1.3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3.1 中国古代文人隐逸现象真实性研究概况 |
| 1.3.2 疏离现象研究概况 |
| 1.3.3 文人主体性研究概况 |
| 1.4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主要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宏观把握和微观辨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5.2 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的方法 |
| 1.5.3 社会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互相印证、阐释的方法 |
| 上篇 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的演变过程 |
| 第一章 第一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的生成和高扬 |
| 1.1 春秋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生成 |
| 1.1.1 春秋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生成的主要条件 |
| 1.1.2 春秋时期新兴士阶层主体性生成过程 |
| 1.2 战国时期新兴文士主体性高扬 |
| 1.2.1 战国时期的社会特征 |
| 1.2.2 战国时期文士主体性的高扬 |
| 第二章 第二阶段（秦至汉武帝时期）：士人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 |
| 2.1 秦至汉武帝时期士人主体性的实现途径阻塞 |
| 2.2 士人的生存状态 |
| 第三章 第三阶段（汉武帝之后）：文人主体性实现途径的追寻 |
| 3.1 汉魏以降文人逐渐以田园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 |
| 3.1.1 汉代产生大庄园；文人多方探索体现主体性的生活方式 |
| 3.1.2 三国西晋时期庄园主身份、庄园规模和功能开始多样化；文人可获得土地 |
| 3.1.3 东晋南朝时期是庄园经济的成熟期；文人的田园日常生活哲学化、审美化 |
| 3.2 东晋以降，文人田园生活方式的三个要素形成 |
| 3.2.1 文人心态调适策略指向文人隐逸观念 |
| 3.2.2 学术独立倾向成为文人的社会价值实现方式 |
| 3.2.3 一些逐渐独立的文艺项目成为文人休闲交友方式 |
| 下篇 周秦汉文士疏离文学的流变研究 |
| 第四章 春秋前传说性的文士疏离文学资源 |
| 4.1《击壤歌》 |
| 4.2《采薇歌》 |
| 4.3《小雅·白驹》诗四章 |
| 第五章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 |
| 5.1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重要作品 |
| 5.1.1 诗歌类 |
| 5.1.2 散文类 |
| 5.2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的特征 |
| 5.2.1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
| 5.2.2 春秋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
| 第六章 战国时期新兴文士疏离文学 |
| 6.1 战国时期文士疏离文学重要作品 |
| 6.1.1 战国诸子散文 |
| 6.1.2《偕隐歌》 |
| 6.1.3 屈原赋所体现的新兴文士主体性——以“玉”为中心 |
| 6.2 战国时期文士疏离文学的特征 |
| 6.2.1 战国时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
| 6.2.2 战国时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
| 第七章 秦及西汉前期的疏离文学 |
| 7.1 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
| 7.1.1 辞赋类 |
| 7.1.2 散文类 |
| 7.1.3 诗歌类 |
| 7.2 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特征 |
| 7.2.1 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
| 7.2.2 秦及西汉前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
| 第八章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 |
| 8.1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
| 8.1.1 辞赋类 |
| 8.1.2 散文类 |
| 8.1.3 诗歌类 |
| 8.2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特征 |
| 8.2.1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
| 8.2.2 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
| 第九章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 |
| 9.1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重要作品 |
| 9.1.1 辞赋类 |
| 9.1.2 散文类 |
| 9.1.3 诗歌类 |
| 9.2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特征 |
| 9.2.1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内容特征 |
| 9.2.2 东汉中后期疏离文学的艺术特征 |
| 第十章 结语与展望 |
| 10.1.结语 |
| 10.2.展望 |
| 10.2.1 在价值取向方面，周秦汉文士疏离文学的体道性成为后世文人文学价值取向 |
| 10.2.2 在表现方式方面，文士的“怨”强化了文人文学抒情性的含蓄特征 |
| 10.2.3 在题材特性方面，田园生活方式强化了文人文学以自然为背景和参照系的特性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9）古代批评文体:批评家的独特“面孔”与“名片”（论文提纲范文）
| 一、批评家诗学思想的载体 |
| (一)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 文论观点必须借助相应的批评语言表现出来 |
| (二) 文体体制影响诗学观点的传达 |
| (三) 批评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属性决定着文体的选择 |
| 二、批评家个性特征的流露 |
| (一) “文如其人”:批评个性与主体特征 |
| (二) 题材选择与主体个性 |
| (三) 批评方法与主体特征 |
| (四) 批评语气与主体个性、气质特征之关系 |
| (五) 尽管使用同样的批评体式, 却能彰显出批评家不同的个性特征 |
| 三、批评家审美旨趣的折射 |
| (一) 魏晋六朝骈、赋体的雅化趣味 |
| (二) 王国维的诗话体与古典情结 |
| 四、批评家表现手法的舞台 |
| (一) 批评家在文体中将叙事、议论与抒情等有机结合, 游刃有余, 浑然合一 |
| (二) 选本中的赏、选、析、评等相结合 |
| (三) 文学批评风格的骈俪化和隐喻化手法 |
| Ⅰ.Critic, poetics thought carrier |
| 1.Seen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 theory must be expressed by means of corresponding critical language |
| 2.The system of poetics view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style |
| 3.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determine stylistic choices |
| Ⅱ.Show the personality of critic |
| 1.“The writing mirrors the writer”:Criticism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
| 2.Critical method and main feature |
| 3.Critical mood,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
| 4.The same criticism style can manifes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
| Ⅲ.Critic’s refraction of aesthetic purport |
| Ⅳ.The stage of expressive technique of critics |
| 1.The critics make organic combination in narration, argumentation and lyrics with skill and ease |
| 2.Combination of appreciation,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
| 3.Literary criticism style is filled with parallel and metaphors |
（10）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几个相关概念的思考和界定 |
| 二、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汉代教育制度概论 |
| 第一节 汉代国家教育制度 |
| 一、汉代文教政策的确立 |
| 二、汉代教育目的的确立 |
| 第二节 汉代课程制度 |
| 一、汉代课程的构成 |
| 二、汉代课程知识供应制度——以太学课程为例 |
| 第三节 汉代教学方法 |
| 一、以"教"而言:教师自主 |
| 二、以"学"而言:学生为主 |
| 第二章 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纵论 |
| 第一节 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内容变化之关系 |
| 一、诸子分明的"多元一体" |
| 二、归宗经学的"多元一体" |
| 三、经学为底色而诸子学内涵增多 |
| 第二节 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文体变化之关系 |
| 一、融合新创期 |
| 二、沿袭模拟期 |
| 三、沿袭新变期 |
| 第三节 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风格变化之关系 |
| 一、多样纷呈的文章风格 |
| 二、醇厚典雅的汉文本色 |
| 三、古典余韵中的新风 |
| 第三章 汉代经学课程与汉代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经学义理与士人文学内容的表述 |
| 一、以史传经:史传文学对经义的传述 |
| 二、以赋传经:汉大赋对经义的传述 |
| 三、以文传经:政论文对经义的传述 |
| 第二节 经学文本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
| 一、由经学文本生成的文体 |
| 二、稽式经传立名定例 |
| 三、经传语体的文体迁衍 |
| 第三节 经传推崇的言说之道与士人文学的言说方式 |
| 一、儒家经传推崇的言说之道 |
| 二、汉代士人文学的言说方式 |
| 第四节 经学课程与经术文风 |
| 一、雍容迂缓 |
| 二、黜俗求雅 |
| 第四章 汉代谶纬学课程与汉代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谶纬的天人之学与政论文的说理模式 |
| 一、谶纬的天人之学 |
| 二、汉代政论文的两种说理模式 |
| 第二节 谶纬与史传文学中的圣、王叙事模式 |
| 一、谶纬中的圣、王叙事 |
| 二、史传文学中的圣、王叙事 |
| 第三节 谶纬圣、王神话与赋体文学的颂圣模式 |
| 一、谶纬中的圣、王神话 |
| 二、赋体文学的颂圣模式 |
| 第五章 汉代诸子学课程与汉代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汉代诸子课程与士人文学创作内容 |
| 一、对汉帝国政治的理性致思 |
| 二、个体人生的自适与超越 |
| 第二节 汉代诸子学课程与论说文创作 |
| 一、论说文体与诸子学课程 |
| 二、论说文的言说方式与诸子学课程 |
| 三、论说文风格与诸子学课程 |
| 第三节 汉代诸子学课程与汉赋的文体生成 |
| 一、诸子学课程与汉赋之三体 |
| 二、诸子学课程与汉赋的篇章结构 |
| 三、诸子学课程与汉赋的言说方式 |
| 第六章 汉代小学课程与汉赋创作 |
| 第一节 汉代赋家的小学修养 |
| 第二节 汉代小学文本与赋体文学之关系 |
| 一、四言韵语为句的语体形式 |
| 二、"分别部居"的属文方式 |
| 三、结语颂德的篇章结构 |
| 第七章 汉代教学方法与汉代文学创作 |
| 第一节 汉代诵读教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 一、诵读释义 |
| 二、汉代的诵读教学 |
| 三、诵读与赋之界定、渊源及口诵性质 |
| 第二节 汉代论难教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 一、关于论难教学 |
| 二、论难与汉代论辩文创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论王充对屈原思想的承传（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汉赋的模拟[D]. 陈林. 长春理工大学, 2021
- [2]试论《汉志》经典化进程中张衡的文学成就[J]. 汪春泓. 文学遗产, 2020(05)
- [3]画内与画外 ——苏轼题画诗研究[D]. 康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D]. 马朝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5]赋与经典 ——汉唐赋的历史考察[D]. 张家国. 湖北大学, 2018(04)
- [6]东汉屈原影响研究[D]. 梁红.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7]王夫之诗学考论[D]. 陈勇.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6)
- [8]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D]. 陈咏红. 上海大学, 2016(12)
- [9]古代批评文体:批评家的独特“面孔”与“名片”[J]. 邓心强. 学术界, 2012(07)
- [10]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创作[D]. 鞠传文. 山东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