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学翻译策略

一、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孙通^[1]（2021）在《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梅达格胡同》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着名翻译学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提出,该理论从翻译效果出发,致力于使目的语读者获得的信息与原语读者获得的信息基本相同。马哈福兹是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着名文学家,其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具有深刻批判性。马哈福兹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梅达格胡同》是马哈福兹转向现实主义后的第一批小说之一,人物描写细腻,情节紧凑,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埃及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本文以“功能对等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梅达格胡同》郅溥浩2018年华文出版社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该译本的翻译效果,以期为阿拉伯文学作品汉译提供一点启示。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为理论框架,阐述功能对等理论的主要内容,分析该理论在阿汉文学翻译中的可行性。第二章结合案例从词汇、句法、篇章、文体四方面具体分析译本的翻译效果。第三章总结《梅达格胡同》中译本的成功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阿拉伯文学作品汉译原则。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译者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处理阿汉语言差异,译本最大程度传递了原文信息,总体上实现了功能对等。《梅达格胡同》中译本的成功之处在于译文流畅自然,具有异域风情,未来阿拉伯文学作品汉译可以遵循语言上归化为主,文化上异化为主的原则。

张颖^[2]（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提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李小刚^[3]（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指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张雅雯^[4]（2020）在《基于京味文学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运动事件再词汇化模式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再词汇化方面,学者们对way构式、“流”及其激活的流动类运动事件和“走”类运动事件进行了研究分析,对“跑”进行再词汇化方面的研究较少。在翻译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文学翻译策略方面的研究有整体上的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梳理与展望,还有以某部小说为例的翻译策略的个案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集中对京味文学英译本进行过再词汇化和翻译策略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作为主要参与人之一,建设了小型京味文学平行语料库,在该语料库的基础上,选取了汉英常用表达“跑”作为研究对象,结合Leonard Talmy（2000）词汇化模式框架和刘华文、李海清（2009）的再词汇化相关理论,参考熊兵（2014）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分类,在定量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对比汉英“跑”类运动事件再词汇化模式的异同,揭示异同背后的原因;研究语义成分融入潜力;分析译者对京味文学中“跑”类运动事件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策略对“跑”类运动事件所蕴含的京味交通文化的传递。研究发现,[运动]+[方式]+[路径]是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再词汇化模式;再词汇化模式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思维方式不同;[方式]和[路径]这两种成分更容易通过再词汇化融入核心动词组织和卫星元组织中;译者们对于京味双语平行语料库中“跑”类运动事件的翻译总体上采取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但归化策略并不一定会剥夺原文的文化要素;该研究有利于探索汉英再词汇化模式差异,也将为英语教学、英汉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张承志^[5]（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朱雯瑛^[6]（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贾文芳^[7]（2020）在《公版书精品出版实施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版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传承的产物,对公版书的开发,既是一次窥见知识文化延续的契机,也是一次全新的经典再诠释。在新的技术条件和阅读生态环境下,经典图书市场正处于转型阶段,公版书的出版必须向精品化方向发展。本文从公版书的基本概念入手,对公版书的资源分布及开发价值做出整体说明,从而为公版书的出版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在对公版书开发现状的研究中,本文分别以开发模式、开发重点和开发特征为切入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为主要案例,并引用平台统计数据为支撑,对公版书出版活动的现状展开分析研究,提出公版书出版精品化的路径要求。同时,基于不同出版主体的活动方式和自身特性并不相同,本文将公版书精品出版实施路径的研究重点一分为二分别展开研究:一是公版书精品出版的实施主体,主要从传统出版社和民营书业的特征、优势和发展方向入手,进一步提出二者合作下的升级模式;二是公版书精品出版的开发路径,包括以底本选择、市场定位、内容呈现、装帧设计为主的流程打造及以营销宣传、用户服务、市场反馈为主的市场运作两大环节。最后,本文分析并总结了公版书精品出版的两种结构模式,为公版书的精品化发展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参考。

张梦凡^[8]（2020）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语言风格汉译研究》文中提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乔伊斯的半自传体成长小说,在兰登出版集团评选的100部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中位列第三。这是乔伊斯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实验小说,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语言特征,描述主人公不同的成长阶段,使其成为整部小说的显着风格特征。本文主要研究主人公各个成长阶段中,各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特征的汉译问题。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关注斯蒂芬童年时期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原文通过多种重复手段,包括简单重复和冗余性重复,刻画出语言储备单薄、表达无力、思维简单的孩童形象。本章结合具体译例,探讨译本再现斯蒂芬儿童形象时的得失,认为译者应做到与原文一一对应,译本应以同样的重复形式重塑这一儿童形象。第二章关注斯蒂芬成长阶段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原文使用大量的修辞技巧,使斯蒂芬的语言日渐复杂,摆脱了表达的无力,其语言风格较前一阶段呈现出明显变化。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复刻原文的修辞手段,采取同样的方式再现原文风格与美学价值,体现出斯蒂芬的成长。第三章关注斯蒂芬成熟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此阶段斯蒂芬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他对艺术与美的热爱促使他创作出一首完整的诗歌。译本应忠实地传递每一种不同语言特征的审美价值,译者对于不同语言风格和形式的把握决定了这一青年艺术家的形象能否如实再现。

冉金雨^[9]（2020）在《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罪与罚》中译本对比分析》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霍姆斯在翻译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译者的主体性,由此他强调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做决定的过程。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持续过程,而文学翻译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译者主体性包含三个特征:译者受动性;译者适应性和选择性;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受动性是主体创造性的有效限制。译者在传递译文信息的过程中,考虑到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译者受动性进行发挥,译者便受到源语社会及文化因素的牵制,需要考虑到读者的语言环境从而不能完全按照自我意愿及源语文化进行翻译活动。译者需符合读者期待视野,充分考虑读者的感受,准确传达译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文学翻译活动是译者选择并适应文本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以第一读者的身份适应原作的语言风格并对其进行形式标记,还要以第一译者的身份适当选择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词汇、句式和词组等。译者的创造性是对适应性和选择性的延申。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是基于译者对原作理解的无限性和可能性,适当地对原作进行删减和修改,直至译者、读者和原作者三者视域的高度融合。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与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契合,为文学翻译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这部小说的原文,同时对多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语言特色与翻译策略加以探究。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绪论介绍《罪与罚》及其中译本,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论述译者主体性的诞生背景和理论渊源,以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第二章通过分析《罪与罚》原文以及中译本,论述译者主体在接受美学理论下所体现的受动性。运用接受美学视域下语言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观点,从词汇翻译、词组翻译和句式翻译三方面对预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译语读者感受到原作的美学价值和审美情感体验进行阐释、强调作为读者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第三章通过分析《罪与罚》原文以及中译本,论述译者主体在风格翻译论下所体现的适应性和选择性。运用翻译风格理论视域下原作风格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观点,从修辞风格、音乐性风格和口语性风格三方面来加深对原文本风格的理解,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创造出与原作风格更趋一致的译作。第四章通过分析《罪与罚》原文以及中译本,论述译者主体在阐释学理论下所体现的主体创造性。运用阐释学视域下文化语义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观点,从物质文化语义和精神文化语义两方面来探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课题的研究结论与现实意义。

孙吉娟^[10]（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提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二、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梅达格胡同》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京味文学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运动事件再词汇化模式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7）公版书精品出版实施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语言风格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罪与罚》中译本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梅达格胡同》汉译研究[D]. 孙通.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基于京味文学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运动事件再词汇化模式对比研究[D]. 张雅雯.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5)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6]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D]. 朱雯瑛.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7]公版书精品出版实施路径研究[D]. 贾文芳. 苏州大学, 2020(03)
• [8]《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语言风格汉译研究[D]. 张梦凡.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9]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罪与罚》中译本对比分析[D]. 冉金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10]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标签：刘半农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