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高中后教育模式探讨

一、对农村高中后教育模式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刘乐^[1]（2021）在《广西“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后教育现状分析及改进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农村教育依旧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短板,要补齐这块短板,重点在教师队伍建设。实践证明,已经踏上工作岗位的教师,要不断适应和满足岗位的需要,就必须要对他们职前教育中所学知识持续的进行拔高、更新和延伸,那么,职后教育的作用就尤为关键。广西“农村小学全科教师”（以下简称全科教师）是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培养的定向公费师范生,2013年开始高中起点两年制全科教师定向培养,2014年同时实施高中起点两年制和初中起点五年制全科教师定向培养,2017年新增高中起点专科三年制和本科四年制培养方案。毕业后根据入学时签订的协议书回协议县农村小学或教学点从事小学教育6年以上,在服务期内不得参与脱产学历教育。截止到目前,广西地区在岗的全科教师主要是两年制、三年制和五年制的公费师范毕业生。相比于普通学制毕业的教师,全科教师群体在年龄、培养方式、知识储备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走上工作岗位后,对于这一特殊群体而言,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知识上都更需要职后教育的参与,以推动这一群体的健康成长和专业提高。通过对广西全科教师职后教育开展的现实状况做调查,能够对其现状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得以通过透视现状发现问题,对问题剖析并尝试对问题进行归因,最终提出有针对性的全科教师职后教育改进策略。通过此次调查研究,以期为促进全科教师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推动全科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学习型组织创建提供思路,为全科教师职后教育开展的科学性、实用性和针对性提供参考。为了深入研究全科教师的职后教育,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首先借助文献研究,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做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回顾与借鉴了终身教育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规范性的定义并阐释了农村、农村小学全科教师、教师职后教育的概念内涵。其次,运用调查研究,在参考《教师培训需求分析》一书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并补充性的进行访谈设计。从全科教师参与职后教育的意识与动机、接受职后教育的途径与内容、对职后教育的反馈与期待三个方面做现状调查。在小学全科教师培养院校毕业班班主任的帮助下,发放调查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488份。通过实地调研广西地区5所有全科教师任教的学校,开展访谈工作,主要访谈对象包括全科教师、教导主任和校长。利用EXCEL和SPSS23.0软件处理问卷数据,结合访谈情况对调查结果做深入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当前全科教师职后教育活动开展整体来看是中规中矩,对这一特殊群体,既未忽视也未重视。对分析结果归纳整理后,当前全科教师职后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参与职后教育的观念狭隘且驱动不足;二是接受职后教育的机会难得且质量不高;三是完成职后教育的激励乏力且评价敷衍。结合问题从自主性和外趋力两个层面作归因分析,其中自主性层面的原因在于全科教师对职后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专业发展意识薄弱;日常生活中难以平衡工学矛盾。在外趋力层面的原因则是学校领导的人才培养意识欠缺;政府对全科教师职后教育的开展扶持不足;职后教育内容与形式安排远离全科教师真实需求;职后教育的评价体系不健全。通过上述研究,要推进职后教育更好助力全科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健康成长,未来的职后教育活动应当着眼于以下方面做出改进:第一,政府要加大力度支持全科教师群体的职后教育活动开展,主要措施包括推进其参与公平和机会均衡,重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同时注重推动广西地区该群体职后教育活动的区域合作与交流,助力职后教育的联动发展。第二,升级该群体职后教育的教育中介系统,主要措施包括在内容、开展方式和评价体系上贴近广西农村教育环境,贴合全科教师群体。第三,建设好学校为阵地的学习型组织,主要内容包括创建良好的学习氛围,强化校本培训,培养高素质全科教师。第四,发挥全科教师个人的积极性,主要包括帮助全科教师树立正确的“学习观”、“职业观”和“专业发展观”。

刘亮亮^[2]（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金雁^[3]（2020）在《延安市农村初中英语教师职后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先。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为响应教育改革新要求,教师教育一体化已拉开帷幕并取得傲人的成绩。职后教育在教师职业生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证教师蓬勃向上、超越自我和与时俱进的重要途径,亦是学校对追求卓越师资队伍管理的主要方式。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给予抓好“三农问题”的意见,而农村教育是突破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很大程度取决于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农村初中英语教师在中学义务教育中扮演主角之一,参与职后教育提升教育教学和科研能力已然成为必要性举措。绪论部分突出阐明了研究缘由、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教师职后教育研究和我国农村英语教师职后教育现状等问题,对农村初中教师、教师教育、教师职后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成人学习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继续教育理论及反思性教学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以延安市农村初中英语教师及学校行政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及实习等方法,对其师资队伍基本构成情况及职后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发掘当前延安市农村初中英语教师师资队伍整体对职后教育的必要性认知能够与时俱进。但教育职后发展工作并不理想,存在诸如:职后教育频率低、形式化严重;课程内容缺乏英语学科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粘连性不强;职后教育方式单一;评价方式千篇一律、迁移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针对问题,进行归因分析,主要是受应试教育影响严重,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及家庭角色的影响,缺乏完善的职后教育监督管理机制等因素构成。本研究按照延安市农村实际发展状况提出:提升频率、重拾教师信心;丰富课程内容;扩增教师队伍、减轻教学任务;构建农村区域性多元化培训方式;创新考核评价方式;建立专门市级单位职后教育管理监督部门等具有针对性及时效性对策促进延安市农村初中英语教师职后教育高质量发展,英语教师队伍有质量的提升。

邓文勇^[4]（2020）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关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核心主体,提升其素质,使其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融入发展,是促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与能力提升的两种重要教育类型,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中协同共力,不仅迎合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也为职成教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本研究立足新型城镇化核心主体“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这一目标与要求,主要从协同的视角,对关涉这一目标任务建设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为何要进行协同、协同实践中面临什么问题、如何推进协同并实现协同发展等进行探索与研究。研究遵循“问题提出——文献述评——理论解析——现实审视——策略建构——总结展望”的基本逻辑与程序,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研究法,在对前置（基础）性理论问题、主体理论问题进行充分分析基础上,深入探究并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进而探建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措施。研究内容共分为“三大模块,六个章节”。第一大模块为前置性理论问题的扫描与审析,即第一章的“绪论”。通过廓清研究背景、核心概念、理论基础等一些前置性理论问题,明确本研究的价值与重点所在。第二大模块为主体理论问题的厘定与澄明,包含第二章“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第三章“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等内容。通过分析职成教的本质内涵及逻辑分殊与耦连,识别可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能力及协同发展关系;同时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目标任务与发展现状及与职成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职成教协同辨明方向。第三大模块为“问题、对策及总结与展望”部分,分为第四章“问题”的考察与分析、第五章“对策”的建构和第六章的“总结与展望”。以文献分析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支撑,依据协同共生理论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析:在“实然”推进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协同单元异化、协同关系失范、协同环境困扰等生态之殇。因此,培育合格协同单元、建构适切协同关系、创建良好协同环境,是职成教在协同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并走向深层次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措施。

李金刚^[5]（2020）在《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当急于奔向教育的未来时,亦需要回过头来看看来时路,以确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教育时代。一方面,“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仍是一个真切的社会议题;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采取的各种举措,部分人和地区也确实因教育而改变命运,赢得名声,实现“逆袭”。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真相抑或真实,有必要走进那些经典案例,探究其何以如此,分析其在实现教育“逆袭”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本研究选取一个既是国家级贫困县又被称为“教育状元县”的典型县作为研究对象,以时空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的角度深入考察分析。研讨其塑造教育状元县的历程,分析其为维持教育声誉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其中的参与者如何行动;进而探究在这一过程中谁更容易从中受益,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最后,论证该县打造教育社会的全民参与过程。通过对会宁二中搬迁“事件”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深描发现,作为利益相关者,因立场不同,人们对学校的认知相异,对学校搬迁的态度亦是多样,但是都将学校当作资源。其中,学校教师认为学校是文化效应优先的空间、学校周边企业商户则看重学校空间的经济效应,政府则强调社会统筹管理优先。表面上看,学校搬迁只是学校的事情与他无涉,但是搬迁过程中的博弈和利益纠葛的发生则表明学校绝非是独立于社会时空,而是深刻地影响当地的生活。进一步以时间为主线对会宁教育展开“长时段”分析,可以发现会宁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并没有给其发展各种行业提供便利,教育则是当地人们与自然、社会相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和策略。明清之际,得益于朝廷教化和历史积累,学宫、书院开始出现,部分人尝到教育的甜头。随着社会发展,民国时期现代教育也流传到这一地区,重教之风在变迁中延续。1949年之后,该地区的教育发展历程整体上与社会大环境同步,虽有波折,但是当地人重视教育之根未断,加之当地政府的刻意主导,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日益增加,其名声也在现代媒体传扬下广为人知,并最终被赋予“教育状元县”称号。该县为维持教育声誉采取诸多方法和策略,以其高中生源为例研究发现,县域内几所高中在招生时,学校间生源存在良莠之差,好学校存在掐尖现象。每一所学校内部,又设置高考指标并具体分配到各个班级、教师,以确保考上大学的学生名额“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此外,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也进行精打细算的时空管控和分层划级的人员管理。围绕高中生“尖子生”家庭背景的分析发现,那些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好的学生,更容易从中受益。对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生源地分析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即,在该地区,能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存在城（县城）乡（乡镇）村（村落）的三级差别。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地政府、群众和企业商户合力将该县打造成一个教育社会。其中,政府部门规划设计的“教育景观”为当地打造教育社会提供制度上的引导和整体性的部署;意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及其家长则为当地教育社会的制造提供群众基础;处于政府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企业商户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既利用着教育名声也为教育名声的维持助力,并积极参与到教育社会的创造中来,三者共同实现会宁县创造教育社会的集体动员。

王玲^[6]（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程明喜^[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文中指出课程价值取向是指课程设计主体进行课程设计时所持的导向性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确定中的选择性倾向。课程价值取向伴随课程设计的技术安排和要素实施的全过程,是课程设计具体技术背后的“幽灵”和“无形的手”。笔者在长期从事教师培训过程中发现,当前,我国教师培训课程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思想观念多样、课程设计理念纷繁芜杂、各种声音此消彼长现象。由于缺少研究,很多课程参与主体,包括不同培训机构、课程设计者、培训者、参培教师等课程取向意识缺失,无法在相对共识、清晰的课程立场下有效沟通、设计课程并形成合力,这是导致教师培训“无序”与“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立足于我国教师培训的历史与现实,视界从1978年起至2018年,整整贯通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研究旨在考察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历史分期;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三是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影响因素。研究以教师培训历史发展为主线,聚焦不同时期教师培训课程,主要采取了文献法、文本分析法、访谈法和德尔菲法。一是文献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的检索和阅读,确立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依据不同时期教师培训重要政策和关键事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进行了“四阶段”划分。将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置于历史坐标下,还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历史真相。二是文本分析。研究按教师培训发展四阶段展开,选取了不同时期多种形态的教师培训课程37份,从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三方面展开文本分析,揭示了不同时期教师培训课程特征,并依据课程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做出判定,最后,确定了不同时期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进而全面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变迁。三是德尔菲法和访谈法。通过文献阅读,初步圈定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通过对11位培训专家的函询,确定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六个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教育改革与发展、培训政策与标准、培训理论与实践、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和课程设计者素质与观念;最后,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及参训教师的访谈,揭示了不同因素对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年）,学历补偿、提高与继续教育初行阶段（1989-1998年）,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年）以及“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至今）。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年）课程呈现出知识中心取向;学历补偿、提高与继续教育初行阶段（1989-1998年）课程呈现出知识中心向能力中心过渡取向;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年）课程呈现出能力中心取向;“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至今）课程呈现出专业发展取向与综合素养取向并存取向。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整体上呈现出由知识中心、能力中心、专业发展、向综合素养取向变迁的特征。第三,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形成与变迁受多种因素影响。第四,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遵循一定的变迁逻辑。本研究提出的建议是:一是对教师培训课程设计者的建议:第一,加强教师培训课程研究,提升课程取向意识,在明晰的课程取向指导下实施课程设计技术;第二,加强教师培训政策、标准和理论学习,确保正确的课程价值取向和规范的课程设计技术。二是对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议:第一,把握教育改革与教育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对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作出正确判断;第二,有意识地建立课程设计团队,避免课程设计者个体视角偏见和经验束缚;第三,本着分层、分类、分岗的原则设置培训项目,基于教师实际,聚焦主题设计培训课程。三是对教师培训课程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第一,立足教育改革与发展,及时更新教师专业标准,为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提供依据;第二,立足教师培训理论与实践,及时出台教师培训政策、推广教师培训经验。四是对教师培训课程研究者的建议:第一,进行综合素养取向下的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与开发研究;第二,选择知识社会学视角对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进行深度分析。

拓拥军^[8]（2019）在《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理论观点、战略思想和工作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宏伟计划的实现,必然要求有大量的乡村本土人才。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乡村本土人才的重要机构必然会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但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辉煌时期,但发展不稳定。特别是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受地域影响比较大,更需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发展模式。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问题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早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本文的核心概念后,从发展时期、发展模式、主要特点等方面对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各阶段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发达国家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经验,指出当前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即国家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要下达相关政策为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推广宣传做好铺垫,鼓励农民开展农村、农业创业教育,同时职前教育要紧跟时代发展逐渐转变到职后教育,并借助网络技术构建平台网站,国家制定农业绿色证书制度,规定农业职业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要具备国家认可的相关证书;并围绕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现今使用的发展模式,针对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地区创新性地比较研究了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即西部不发达地区采用“三方互动”和“区域网络化”发展模式、中部欠发达地区采用“因层制宜”和“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东部发达地区采用“联合办学”和“远程开放型”发展模式。

李铁绳^[9]（2019）在《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文中提出基础教育的质量提升与保障依赖于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教育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活水源头。专业化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根本旨归。教师专业化必然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化。教师教育专业化是国际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题。然而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不健全,导致教师教育转型脱离实际,进而导致基础教育需求侧与教师教育供给侧出现结构性矛盾——基础教育需求侧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教师教育供给侧则是教师培养供过于求,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及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内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偏重微观分析,系统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研究者确定了教师教育专业化这一时代论题。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将研究的核心问题确定为“教师教育专业化如何演进”,并聚焦于四个主要问题: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探析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本研究遵循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变及其逻辑按照一条主线与三条辅线展开研究,一条主线是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进程,系统分析了我国师范教育初创、师范教育曲折发展、师范教育重建、教师教育转型阶段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演进特征,重点厘清了每个发展阶段横断面教师教育机构转型与认证、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认证、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与课程设置、教师专业标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脉络与特色。三条辅线分别为:一是我国对西方教师教育制度体制的移植、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学习日本——仿照美国——以俄为师——遍采各国,将西方教师教育理念、体制与我国教师教育实际相结合,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二是社会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师资数量与质量需求、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资格制度、教师专业发展等需求对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诉求;三是师范生学费政策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免费——缴费——部分回归公费的变迁。同时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化进行了纵览与横述,以国际经验为镜鉴,启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研究最后聚焦于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分析了历史逻辑的变化,呈现了理论逻辑的特质,展现了实践逻辑的复杂。在实践逻辑方面,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梳理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变迁历程,对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制度体制从制度断裂与制度渐变两个维度进行了制度变迁分析,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两个维度进行了路径演变分析,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进图景。理论逻辑方面,分析了教师教育的基本规律、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重性,为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实践逻辑方面,基于教师教育治理的视角,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学校微观层面提出了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实践策略,分析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改革走向。

刘佳^[10]（2019）在《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分析（1949-2018）》文中指出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力量。近年来,国家对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建设极为重视,也投入了较多力量。体育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的一员,在学校体育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对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培养和培训,才能更好的推进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体育的发展与改革。建国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其根本是其背后的制度的变迁,同时也离不开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纵观我国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既为当前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历史依据,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我国教师教育制度的特性、提升教师教育制度理论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本研究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及制度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结合建国以来的以我国教育制度的更替、教师教育制度及体育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将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5年——初建基业阶段;1966-1976年——破坏与滞后阶段;1977-2000年——恢复与调整阶段;2001-2018年——深化与改革阶段。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初建基业阶段——借鉴模仿,积极探索;独立封闭,相互分离;在破坏与滞后阶段——支离破碎,充满政治色彩;在恢复与调整阶段——重视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体育教师培养和培训体系走向一体化;培训体系逐渐正规化、规模化;在深化改革阶段——培养层次“高等教育化”,培养体系开放化;体育教师培训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元;体育教师教育制度逐步走专业化、规范化。并且从外生性因素（环境因素、非均衡性因素）;内生性因素（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功能调整）这两个视角,分析了影响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演变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和归纳了我国建国以来的体育教师教育制度演变的历史经验:（1）保证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国家利益与个人价值的统一实现;（2）重视体育教师教育的资源配置与效率公平;（3）加强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监管和约束,预防制度失范行为的发生;（4）立足世界教师教育的发展方向,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制度的前沿性。现代启示:（1）保障体育教师个人权利,促进我国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可持续发展;（2）促进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专业化、标准化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3）完善教师教育的制度体系建设,促进我国体育教师教育发展;（4）立足时代发展的特色,实现我国体育教师教育制度发展的科学化。

二、对农村高中后教育模式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农村高中后教育模式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后教育现状分析及改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延安市农村初中英语教师职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分析（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农村高中后教育模式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农村小学全科教师”职后教育现状分析及改进策略研究[D]. 刘乐.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3]延安市农村初中英语教师职后教育研究[D]. 金雁. 延安大学, 2020(12)
•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D]. 邓文勇. 天津大学, 2020(01)
• [5]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D]. 李金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6]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D]. 程明喜.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我国农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D]. 拓拥军.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
• [9]我国教师教育专业化演进及其逻辑研究[D]. 李铁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分析（1949-2018）[D]. 刘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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