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为金融:过度自信与混合期望收益模型（论文文献综述）
沈一凡[1]（2021）在《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文中认为1998年,中国内地首批五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基金总量由2001年的53只发展到6965只,基金管理规模也由818.03亿元扩大到如今的177629.50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6倍,跃居至全球第五。互联网的普及,带给了整个基金行业新的活力;同时,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放水与资产荒的联合作用下,基金逐渐成为中小投资者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一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市场相比成熟市场又显得更为特殊,急速变化的市场风格、更加非理性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与市场结构的快速进化、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较快的培养和晋升,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基金市场。我国的基金市场逐渐从野蛮生产的阶段迈向良序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研究,不论是对日常的投资、还是为世界提供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中国样本的本土化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整个基金市场而言,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作用,基金直接参与主体包括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人与基金托管人。在我国,大部分的基金托管人为国有银行,极少涉及到具体的基金投资行为和决策。因此就投资决策而言,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人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基金管理人通常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公司进行统一决策和管理,基金经理进行具体的基金投资决策。因此,就基金市场微观参与主体而言,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基金投资者通过申购赎回基金进行相关买卖操作,基金管理公司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共同决定了基金的业绩,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业绩来确定是否继续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业绩来评估基金经理。本文聚焦于基金市场主要的三大微观参与主体,分别从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出发,基于经典数理模型,构建以这三个角度为基石的基金业绩研究框架,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现状,包括非理性的投资者、社保基金的委托投资与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的快速晋升与培养三个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三大参与主体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流量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即这种流量驱动型基金风险转移（risk shifting）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本文发现:（1）我国的基金投资者存在严重的处置效应,经历了大量资金流入的基金往往会降低其冒风险程度。然而,若资金的净流入同时发生在过往获得良好业绩的基金时,基金的风险水平反而会提升。（2）基金经理往往会通过增加换手率、提高组合风险系数、提高权益持仓占比和购买更多赢家股票的方式来增加风险。（3）这种发生在高业绩的基金流量驱动型风险转移,会使基金在随后两个季度表现恶化,直到第三季度才恢复。（4）这种风险转移行为,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出现高额异常净流量、业绩源于运气、成立较晚的、规模较小的基金上。其次,从基金管理公司角度出发,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保管理资格为切入点,研究了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基金业绩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1）被委托的社保基金拥有比同类公募基金更多的超额收益。（2）社保基金超额收益可能来源于更好的择时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而与可能的政治关联无关。（3）当获得社保管理资格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的整体业绩有所下降,并且投资风格会与同一管理公司旗下社保基金呈现相似的特点,其中还会出现反向交易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管理公司内部那些业绩较差、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可能作为内部交叉补贴资金的提供方。（4）社保基金的管理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特权,如新基金的设立。最后,本文从基金经理角度出发,通过基金经理过往研究经历刻画基金经理“能力圈”,研究分析师行业研究经历对基金经理投资偏好及其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1）基金经理会在自己优势行业上进行超配,这种超配不论是相对于全市场、整个基金行业还是同类型基金均成立,同时对于优势行业的股票持有时间会更长。（2）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超配行为,在考虑了持仓因素后可以为基金带来相比于其他非优势行业的超额收益,同时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3）深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选股能力和行业择时能力,进一步证实了优势行业形成的能力圈是超配行为产生超额收益的机制之一。（4）在最后的拓展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形成的优势源于行业自身、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政策敏感度和能力的持续扩张,而非存在私有信息。综上所述,本文将包括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三个方面的基金微观参与主体放在了统一的研究框架下,不仅对相关理论和成果起到了补充和完善,更是结合中国市场特有因素,做出了有别于其他研究的创新研究,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基金市场提供了多样的经验证据和多方面的研究角度。
薛海燕[2]（2020）在《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文中指出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更是后疫情时期企业的自救和图强之道。因此,“如何激励和支持企业创新”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当前形势下兼具重要性和迫切性。激励企业创新必须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本源要素着手。基于q-投资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给出的两大关键要素——成长机会和现金流,在创新投资决策中孰重孰轻,目前鲜有研究。另一方面,创新因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离不开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引领和支持。西方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市场投资者非理性引起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然而,与西方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在投资主体构成和交易规模上都占有绝对比例,他们的“投机心理”和“羊群效应”不可避免地助推了投资者情绪,这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以及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更具有不确定性,加之中国特殊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中,各市场板块投资者结构和投资者情绪差异显着。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驱动要素是企业成长机会还是内部现金流?（2）市场投资者情绪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创新驱动要素助力企业创新投资?（3）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差异显着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成长机会不同的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决策?（4）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功能在投资者情绪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中如何发挥治理作用?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与外在市场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深入探究了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市场内”和“跨市场”研究,深入剖析了市场投资情绪影响创新投资原动力发挥效果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选取沪深上市的335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作为市场内实证分析对象、844家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与669家创业板公司作为跨市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了成长机会、市场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无论“市场内”还是“跨市场”检验,都发现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内部驱动因素是成长机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创新投资对成长机会更敏感;新三板企业与创业板企业相比,在创新投资决策时更看重成长机会。该研究结论表明,成长机会是企业进行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企业只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应该为创新项目投资。对于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创新项目所需资金自有外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来解决。（2）通过选取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市场内”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作用于企业成长机会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这种影响通过融资渠道起作用。高的投资者情绪能促进具有高成长机会的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但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对投资者情绪不敏感。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边际作用后发现,受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其创新投资。（3）通过选取服务创新创业中小企业的两个主要资本市场——新三板和创业板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跨市场”比较发现,相比创业板,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新三板企业的创新投资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新三板创新投资高于创业板,但其低迷的投资者情绪在上述结果中起到中介遮蔽效用;对股权市场融资功能的检验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不利于其创新投资,原因在于新三板较低的投资者情绪限制了其外部融资,进一步证明,投资者情绪通过“融资渠道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4）通过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双面性分析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新三板,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在创业板,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创新投资反而更低。进一步,从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探讨市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治理机制,我们发现,创业板中具有监督功能的独立型机构投资者能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创新投资的抑制,起到积极的治理效果;新三板中的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者情绪促进创新投资过程中起到中介遮蔽效应。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1）本文的研究为解开q-投资理论之谜提供了新证据。q-投资理论认为企业的成长机会是企业投资的完全解释变量,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q对投资的解释力度很局限。本文研究发现成长机会是决定企业创新投资的关键要素,支持了q-投资理论。（2）本文基于新三板和创业板的跨市场比较分析,开辟了从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企业创新投资的新视角。已有关于创新投资的文献主要聚焦单一资本市场（如创业板）或所有场内市场（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鲜有基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探讨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市场中差异迥然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3）本文在Abel（1983）的q-投资理论和Baker等（2007）的非理性投资者框架的基础上,首次将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因素（成长机会）与外部市场投资者情绪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拓展了已有关于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范式。（4）本文丰富了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无论通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的“市场内”研究、还是选取服务中小创新型企业的新三板和创业板进行“跨市场”比较,本研究都发现投资者情绪通过股权融资渠道而非管理者迎合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投资。本文从探究企业创新投资的内在驱动要素出发,通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分析和论证,探讨了在同一市场内和不同市场间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激励方式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提供决策依据,也能为市场监管层在资本市场服务企业创新改革中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还能为市场投资者更全面判断和评估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企业创新活动和投资价值提供参考。
王宁[3]（2020）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文中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令世人惊叹,曾经取得的成绩也令人瞩目,但近些年来却暴露出压力上升和风险加大的迹象。有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上市公司业绩不佳,部分公司商誉减值幅度大且亏损严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规律是不变的。因此,可以说内部管理层制定的各项经营决策决定了公司的生死存亡,那么管理层自身的能力和行为特征以及经营决策的具体内容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作为起点,研究管理者心理偏差如何通过投资行为影响公司财务困境。自信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自信的人有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助于激励人们推动事物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主观上的努力往往会大大提升成功的概率。根据优胜劣汰的观点,自信的人勇于创新、敢于接受挑战,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所以更具有生存的竞争优势。但是,当自信的人们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候,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沉浸于自己自信、果断、高效的决策所带来的成就感,自我肯定的认知不断强化,最终形成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随着行为金融学的深入发展,研究者认为心理因素会阻碍决策者理性行事,导致实践中出现两个阻碍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障碍,一个存在于公司内部,是管理者由于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犯下的错误所带来的成本或价值损失;一个存在于公司外部,源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行为错误。公司内部的行为障碍直接影响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决策执行的后果,从而出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影响财务困境的传导路径。本文首先在第2章中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财务困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投资行为对财务困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其中重点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财务困境成因的实证研究。此外,为配合后文关于中介效应研究假设的检验,对该问题涉及到的已有文献做必要梳理,为明确中介效应分析法对本文研究的适用性提供依据。第3章从行为金融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因,重点讨论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公司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理性公司而言,过度自信公司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水平和营运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而投资机会、管理层持股会使财务健康状况恶化。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指标,文章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通过实证分析排除了管理层增持股票的其他潜在解释,包括内部消息、历史业绩、风险偏好和信号传递,证明该方法是稳健的。第4章从投资规模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之间的作用机理,具体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个问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当公司处于较为宽松的内外融资环境时,相对于理性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但在融资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下,虽然获取资金的成本较高,但管理者自信投资项目未来的高收益足以弥补融资成本,且自身控制风险的能力可以确保高收益的实现,因而投资水平并未相应降低,没有呈现出显着的投资不足。其次,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相对于内部现金流上升的情况而言,内部现金流下降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会变弱,即内部现金流下降并未带来投资规模相应下调,投资规模出现向下调整粘性,从而出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非对称现象,而该现象在融资约束环境下虽然变弱但仍然存在。最后,过度投资现象和投资规模向下调整粘性即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非对称现象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财务困境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第5章选择多元化经营的视角,从投资方向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理性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管理者更易选择多元化经营,且多元化经营程度更深,体现为过度自信管理者选择多元化经营的概率更高、当年出现新增收入来源的可能性更大、经营涉及的行业数目更多、赫芬达尔指数更小、熵指数更大,总体显示出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扩张欲望。其次,相对于单一经营而言,多元化经营的公司更易陷入财务困境,表现为行业数目越多、赫芬达尔指数越小、熵指数越大则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越高。为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文中对决策实施前后的不同时段进行区分,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证明相对于多元化决策实施之前的财务状况而言,上市公司在决策实施之后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再次,如果公司在进入样本期之前是单一经营的状态,那么相对于经验丰富的多元化经营公司而言,这种公司在首次实施多元化决策之后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更高,在重复经历中汲取经验的学习能力是不同多元化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第四,多元化经营决策尤其是单一公司多元化一次的行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财务困境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五,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多元化决策后陷入财务困境并至少持续三年,而理性管理者实施多元化决策后并不会陷入财务困境。第6章选择并购决策的视角,从投资行为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管理者理性的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更易选择并购活动,而且连续并购的可能性更大、并购活动更频繁。其次,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更易选择非相关并购、跨地域并购,在并购时更易选择现金支付,而且会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进一步分析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往往忽视非相关并购交易资源整合的难度以及跨地域并购伴随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确定支付方式时不能充分考虑公司内部资源和所处市场环境,在确定交易金额时又夸大标的公司的潜在价值,从而不可避免的给出过度支付。再次,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并购行为更易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最后,并购行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关系中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显着的,管理者过度自信通过不恰当的并购行为间接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具体体现为非相关并购的中介效应、跨地域并购的中介效应、支付方式不当的中介效应和并购溢价过高中介效应。其中支付方式不当的中介效应体现为主并公司由于过高估计并购后资源整合带来的收益,在存有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用现金支付,进而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王天童[4]（2020）在《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控制权市场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呈强劲崛起之势,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微观角度看,并购是公司最重大的投资经营决策和最直接的外源成长方式之一。从宏观角度看,每一次并购浪潮都有力地影响和转变着经济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公司并购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纵深发展、产业动能新旧转换、区域性经济重大调整的新时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公开透明不仅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原则,更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由于信息是市场的基础要素,是经济主体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信息透明度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可谓是全方面的,特别是学术界对信息透明度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研究不仅内容丰富,并且很多议题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结论。然而,信息透明度对控制权市场的影响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活跃。资本市场为控制权市场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基础。而控制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延伸,又成为后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关于信息透明度影响作用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资本市场,而应该将其对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影响统一起来分析。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1）分析框架有待完善。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了并购交易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却忽视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然而由于作用不同,这两类信息不对称不能替代,也不能单独考虑,分析框架不完整,就很容易依据现有知识得到先入为主的结论。（2）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现有研究大多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考查信息对并购活动的影响。然而现实中会计信息质量并不能全部决定一家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平均信息成本。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强度与质量、信息中介对公司特质信息的加工生产、信息媒介的传播效果以及社会曝光的程度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所以,现有研究只分析了并购信息作用机制的一个层面,缺少综合视角的分析。（3）研究方法有待精进。现有基于市值和行业标准配对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在计量方法上存在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配对组样本可能不标准以及数据信息量降低导致的实证研究结果失真问题。（4）由点及面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完成。从本文掌握的文献来看,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从交易动因到交易行为再到交易效果的系统性研究暂且处于空白。这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控制权市场中信息作用机制的了解是相对片面和不完整的。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公司并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为基础,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出发,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使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被并购及未被并购的随机配对研究样本,基于Logistic、OLS计量模型和事件研究法,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系统地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1）并购目标选择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其成为并购目标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高声誉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加强该影响,航空枢纽距离减弱该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权市场存在低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机制,信息透明度通过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经营管理水平信号以及私有信息含量作用于并购目标选择。并购金融中介存在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临近航空枢纽降低了投标公司的并购前搜寻成本及并购后监督成本,地理区位因素通过加强信息流动、降低信息成本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水平。（2）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存在负向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度平均提高10%,并购溢价降低约2%,交易所信息质量评级提高一个等级,并购溢价降低约2.5%,以研究样本2018年为例可分别为投标公司共节约32亿或40亿元人民币交易成本。并购浪潮期间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升高,而投资者保护政策发布施行后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降低。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低是并购高溢价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投标公司与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信息成本折价函数的差异决定了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并购浪潮和投资者保护政策的外生冲击通过改变相对折价水平影响作用机制的边际贡献。（3）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存在正向影响,投资者有限注意和大股东侵占威胁均加强了上述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则无明显作用。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通过边际信息传递能力、投资者信息风险以及委托代理顾虑作用于并购市场反应,是决定目标公司股东并购宣告财富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信息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对“好消息反应不足”,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受限。低信息透明度的目标公司没有因为宣告并购以及获得高溢价而被投资者重新认识,资产的信息折价效应依然存在。投资者关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价值效应。大股东的侵占威胁使外部投资者产生投资顾虑,抑制市场对好消息的反应。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有:首先,相对完善了公司并购信息不对称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了并购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信息不对称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并购研究中信息不对称分析结构的完整性。其次,拓展了基于信息作用的并购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师跟踪预测数据、股票交易的高频日内数据以及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质量等级数据刻画市场感受到的上市公司平均信息成本,超越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再次,初步构建了基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并购研究理论基础。本文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完成了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系统性研究。第四,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大量研究分析认为地域重叠为投资主体带来显着的信息优势,并购中投标公司与目标公司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得到了检验。然而具有信息效能优势的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可能为并购公司克服信息障碍发挥的作用却未被考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第五,通过对样本设计的优化,相对提升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使用构建与并购组样本容量接近的完全随机配对控制组的方法,相对克服了中国现有并购目标选择研究中存在的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和实证研究结果失真的问题,得到相对更为可靠的实证结果。最后,通过对变量设计的突破,增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本文运用球面几何学的大圆距离公式通过精确计算获取上市公司航空枢纽距离变量,突破现有同地效果的研究约束,初步在中国并购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地理距离对交易活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并购信息不对称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首先,加深各方对并购活动的理解;其次,对监管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建议;再次,对交易双方分别提供相应的并购策略建议;最后,对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建议。
赵玲[5]（2020）在《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在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更是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为近年来金融工作的主题,并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应该回归本源,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传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托宾Q理论一直被视为连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是资本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但其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股票价格是公司内在价值的真实反映。然而,由于市场摩擦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干扰,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价格往往难以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会出现错误定价现象（Baker等,2003;Polk和Sapienza,2009;Dong等,2017）。特别是在相关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新兴转轨经济体中,市场投机氛围浓厚,信息不对称严重,投资者认知偏差较大,错误定价更为严重和频繁（游家兴和吴静,2012;赵玲和黄昊,2019）。因此,在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可能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利”抵制其“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厘清相应微观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组织形式,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和关键载体。从微观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影响有助于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内容,不仅是管理者对融资成本权衡的结果,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同时,杠杆调整也是近年来政府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债务率高达156%。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重大风险隐患,杠杆调整迫在眉睫。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杠杆调整”列为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要增加权益资本比重,调整企业杠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杠杆调整决策取决于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的权衡,股价估值偏误会直接影响企业权益资金融资成本,改变企业权益融资意愿,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此外,资本结构作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管理层也势必会将其作为迎合提升股价的目标。基于这两个方面,本文尝试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质量不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难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事实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要求发展模式从更多依靠高投入、低端产业增长向技术驱动、高端产业引领转变。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资源并购整合,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从企业投资的视角来看,研发创新是维持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掌握了创新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兼并收购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资源整合、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陈仕华等,2015;赖黎等,2017）。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翟进步等,2010;张学勇等,2017）。创新研发和兼并收购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必然会引起市场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与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渠道不谋而合。因此,从企业创新和并购投资决策出发,能更好地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作用机理。本文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为切入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围绕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理论,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资源整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具体投融资决策出发,实证检验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预期创新点,同时对论文写作的结构和整体架构进行了规划和安排。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产错误定价和企业投融资决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来讲,包括资产错误定价的涵义及其测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及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决策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析。第3章,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第4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本章试图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股价高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下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股票流动性较高、企业成长性较好的样本中更为明显。高估的股价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权益资金支持。（2）在股价高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关系不显着。（3）在股价低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同时,错误定价的程度与定向增发的概率也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在股价低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法律环境较好地区样本中更为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市场估值偏误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股价高估会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过度负债公司提供更多股权融资机会。股价低估一方面为大股东定向增发、利益输送提供了机会,从而促使过度负债的公司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股价被低估同时负债不足时,会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以期向市场传递公司盈利质量较高的信号,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拉升股价。第5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发创新是企业的重要投资决策,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本章详细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环境中企业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权衡。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显着正相关。即股价越被高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并且这一效果在过度负债、融资约束较高以及拥有股权融资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2）在股价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也显着正相关,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上,专利质量提升并不明显。即股价越被低估,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越多;并且这一效果在负债不足、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投资者短视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这说明股价高估会给企业带来融资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提升创新质量。股价低估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策略式创新以博取市场投资者的关注提升股价,结果导致创新质量不高。第6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并购既是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章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是否热点并购、非相关并购等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并购概率显着正相关,且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较大、银行业竞争较低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此时的并购更倾向于采用股权方式进行对价支付,且在股票流动性较好、企业过度负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高估时企业支付的并购溢价显着较高,降低了企业的并购绩效。（2）当股价被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并购概率也呈现显着正相关,但此时企业更多采用策略性的并购,更倾向于实施多元化并购策略,并购对象也大多为产业政策支持的热门行业;对于支付方式而言,低估时企业并购更多采用现金支付,且在地区银行业竞争较强、企业负债不足的样本中使用现金支付的现象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低估时,由于企业选择并购对象多为政策支持行业,且并没有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最终获得了显着为正的并购绩效。第7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本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根据文章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研究不足之处与后续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资产错误定价的视角,研究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投融资策略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投融资行为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增值活动,如何提升投融资效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完美市场假说的条件下对此展开研究,在资产错误定价的情境下考察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文献仍较少。本文从资产定价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资产价值高估和低估状态下企业投融资策略的变化,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事实上,在制度转轨的新兴经济体中,各项制度尚不完善,投资者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错误定价现象较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估值偏误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传统的公司治理、高管特征等因素更为深远。（2）基于市场非有效的观点,结合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资产错误定价下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变化,丰富了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错误定价是转型经济体资本市场呈现的常态,现有文献对错误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但关注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文献还相对较少。而且已有研究几乎都指出资产错误定价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决策偏差等不良影响,仅有少数文献从产业结构调整、融资约束缓解等角度出发,发现了资产错误定价带来的有利一面。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本文围绕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投融资决策行为展开研究,以期全面厘清资产错误定价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有助于丰富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3）区别检验了股价高估和低估状态的非对称性影响,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已有文献对资产错误定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错误定价程度或股价高估状态,忽略了股价低估状态的影响,更鲜有文献从高估和低估两个维度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非对称影响。本文在区分股价高估和股价低估两个层面后,分别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改变、投资者关注、管理层外部压力和迎合等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不同情形下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为后续关于市场估值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相关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很好地参考。此外,本文还从理性迎合渠道和股权融资渠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现有文献都认为资产定价偏误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但少有文献进一步探讨定价偏误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同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章的研究有助于监管层进一步认识资产定价偏误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为其制定金融市场改革相关政策提供依据。（4）通过对资产错误定价成因的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尝试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现有研究关于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基础、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相对比较零散、片面、缺乏系统性。本文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夯实资本市场运行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乔毅[6]（2020）在《时变风险偏好对个人与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异质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并且假定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然而市场中存在理性程度不同的投资者:相对理性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理性程度较弱的个人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投资实践及市场异象告诉我们,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常常不符合传统金融理论的设定,导致资产价格往往不能正确的反映自身的价值,市场稳定性也无法得到保证。在此背景下,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并提出了风险偏好这一概念: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主要受到风险偏好的影响,而理性程度不同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交易行为也具有差异。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总结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包括组合承担的超额风险、市场情绪、个股表现、公司特征等,并且针对中国股市将宏观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其中,投资者组合承担的超额风险与市场情绪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测度与构建,个股表现、公司特征、宏观因素可以选取特定指标进行分析。为了探索组合承担的超额风险对个人与机构投资者风险偏好及交易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选取了50只沪深300成分股,利用对个股的持股比例及市值模拟构建了个人与机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组合,然后借助均值-方差模型测度实际投资组合与有效前沿组合的风险补偿系数,并计算两者差值,最后将实际组合与有效前沿组合的风险补偿系数差值最小值作为每期投资组合承担的超额投资风险。在构建投资者情绪之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代表我国股市情绪的5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5个指标及其滞后项构建了2009年至2018年期间的市场情绪指标,同时剔除了宏观因素对市场情绪的影响,以更好的区分股市市场情绪与宏观因素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影响。最后,本文利用面板Logit模型,将上述构建以及选取好的指标,分别与个人及机构持股行为变化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时变风险偏好对个人与机构交易行为异质影响原因。实证结果显示,组合承担超额风险的提高能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但由于个人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其规避风险程度相对机构投资者而言更加激进。由于个人从众心理较强,市场情绪对个人交易行为的影响程度要高于机构投资者。当期个股收益率的提高会提高个人卖出股票的意愿,说明个人存在厌恶损失的心理特征。公司特征及宏观因素对个人交易行为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机构投资者,说明机构投资者更为理性,在制定交易策略时,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分析个人与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差异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造成资产价格波动及证券市场稳定性下降的原因。同时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管理及监管当局制定政策提供了相关借鉴。
谢本杰[7]（2020）在《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持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发生了显着的变化,2000年时基金市场资产净值总额仅845.62亿元,到了2020年初,资产净值合计已达150005.97亿元,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不可替代的投资渠道及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股票型基金在2008年只有3只,至2019年底增长到425只,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混合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型基金,研究股票型基金的文献则相对匮乏,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股票型基金持股集中度与基金业绩的关系,验证和评估在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实践中究竟是分散投资策略还是集中投资策略能给基金带来表现更好的业绩。基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研究持股集中度极其业绩的关系对于投资理论的发展和推动投资实践的深化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目前已有大量文献从基金业绩评估、基金业绩归因等多个角度进行学术上的基金研究,但是对于基金投资组合持股集中度和基金业绩关系的研究却寥寥可数。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选择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研究样本。理论研究部分,首先梳理了夏普比率和詹森α等当前主流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对基金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的评价方法以及投资组合集中度与基金业绩d间关系等文献,然后详细阐述了分散投资策略和集中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部分,使用评价基金业绩的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编制个股集中度指标和行业集中度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基金资产净值、基金资产换手率和基金成立年限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先通过全样本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股票型基金持股集中度和其业绩之间的关系;作为补充,又根据上证综指走势划分不同市场行情区间,通过子样本研究在不同市场行情背景下的结论稳健性;最后通过编制ICI指数分组数据对行业集中度和股票型基金业绩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探讨。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的个股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均和基金业绩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支持了集中投资策略的正确性,也从侧面验证了基金经理的主动投资能力;同时,基金资产净值规模和基金成立年限也与基金业绩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大型基金公司的丰富投资经验和优秀的投研支持平台能给基金业绩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不同市场行情的子样本区间实证结果也出现了和全样本回归不一样的结论。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从不同市场行情背景研究了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持股集中度对其业绩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持仓配置对其业绩的影响,从现实意义来看,为投资者选择基金提供了一些参考。
闫保华[8]（2019）在《新正大工程公司高层管理者行为偏差对企业操作风险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因对操作风险重视不足或运用其新理论、新技术不当等原因,导致企业及企业管理者遭受巨大损失和灾难的事件不断出现。在严峻现实面前,国内企业如何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操作风险控制和管理体系,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成为理论界、企业界、政府及相关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当前,关于操作风险的研究不胜枚举,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金融、投资和证券市场等相关领域,而针对其他类型企业或公司的操作风险研究偏少。企业高层管理者（简称高管）作为企业的决策者、操作者、领导者,是企业操作风险管理的核心要素,其行为和风险态度直接体现企业或公司的操作风险行为和态度,其行为偏差是导致产生操作风险事件的导火索。本文根据上述原因作为选题依据,本文运用组织行为学等理论知识和实践成果,从高层管理者行为偏差的角度,以新正大工程公司的操作风险为例,实证研究了高层管理者行为偏差对公司操作风险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加强企业操作风险管理的建议,用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根据新正大工程公司的统计数据及问卷调查结果,主要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探究引发高管行为偏差对操作风险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显示:高管的行为偏差因素、某些个人特征和行为特征对公司操作风险的发生具有显着正面或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希望本文研究为探索构建公司或企业操作风险管理新模式,为深化公司或企业操作风险研究,为推进公司或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提供可借鉴的建议及启示。
侯洪超[9]（2019）在《卖空机制下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于股票定价的影响 ——基于计算实验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后,融资融券制度在我国股市中开始施行,然而2015年股市的崩盘使得人们对这一机制产生质疑。学者们从多方面寻求卖空机制失效的原因。过度自信是行为金融理论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全球股市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以个人投资者占据大多数的我国股市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它在卖空机制失效的问题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与我国股市非理性的暴涨暴跌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尝试从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视角来探寻卖空机制失效的原因,研究卖空机制下投资者的过度自信会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区别于传统的理论建模、实验以及实证研究的方法,本文采用计算实验的方法来进行投资者过度自信的研究。计算实验方法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面向个体建模,对投资者的效用函数、风险偏好和心理偏差都可以进行刻画,在研究投资者异质行为上有着区别于传统方法的特有优势。计算实验方法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符合研究背景并贴合实际的人工股票市场模型。本文首先基于圣塔菲的研究成果,在Swarm平台上构建一个包含投资者过度自信变量的人工股票市场模型,在该模型中将市场中的投资者分为两类:过度自信投资者和理性套利者,并对他们赋予不同的行为决策。然后在模型初始参数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卖空机制的股票价格系统动力学模型,从理论上得出股票价格会受到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影响。最后,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控制市场上过度自信投资者的数量以及过度自信程度来研究过度自信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投资者的过度自信会增加市场波动,但相应地也会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会造成卖空机制的失效;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助涨助跌作用可能是造成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原因之一。
丁肖丽[10]（2019）在《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变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存在许多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异象,现实中股价偏离基本价值的情形也时常出现,这迫使经济学家们寻求新的资产定价范式。部分学者认为心理因素,如心理活动、认知偏差等影响着投资者对未来市场的观念和情绪,并最终影响股票价格。也有学者试图放宽同质性假说,从异质信念角度寻找资产定价的新规律。现有的行为金融理论借鉴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已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力图揭示了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对一些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金融异象做出了合理解释。但现有的研究往往只是单方面地研究投资者情绪或者异质信念对投资决策乃至股票价格的影响,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没有考虑到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票收益的交互影响,在意见分歧比较大的情况下,投资者情绪高涨,当期股票收益可能会上涨得更多;在不同情绪的推动下,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市场的反应又会具有更加明显的差异。正如Chemmanur et al.（2010）所指出的那样:投资者情绪可以看成投资者信念的乐观度（均值）,而意见分歧则相当于投资者信念的分歧程度（方差）,从这一意义上讲,投资者情绪和意见分歧是衡量投资者信念的两个统一的概念,用投资者情绪和意见分歧两个变量可以比较全面地涵盖投资者特征。因此,本文从意见分歧与投资者情绪相结合的角度,在一个更加完整的框架下考察投资者情绪与异质信念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并基于中国A股市场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有助于加深理解我国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本文通过寻求错误定价因子,研究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探讨了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是否会导致股票错误定价,以及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票收益的交互影响,即投资者情绪是否会影响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及意见分歧程度是否会影响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的关系。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机理,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有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并求解了模型的均衡解,发现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票价格的作用方向相同且都为正。与大多数研究只强调情绪交易产生的主观因素不同,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非理性角度两个角度,定性分析了在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分析师及媒体等中介以及投资者自身的认知偏差、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下,投资者情绪如何对股票价格及其收益产生影响的。并论证了现实金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间、个人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之间、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之间都可能存在着异质信念,而且异质信念对股票收益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即卖空限制）也依然成立,从而,Miller（1977）的假说也成立。在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意见分歧较大时,股票越难估价,越易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当投资者意见分歧较小时,市场上可能会产生较少的交易量,股票价格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相对较小;在高情绪的驱动下,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存在认知偏差,投资者意见分歧越大,相应的再售期权的价格也更高,从而推高了股票价格;情绪低落时,有利于坏消息的揭露,市场行情通常较差,存在卖方压力,投资者往往会表现得更为理性,意见分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会相对较小。从而,从理论上分析得出,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各自都与当期股票收益正相关,与未来股票收益负相关,投资者情绪与异质信念是影响资产定价的重要因子,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股票价格被高估得更多。以中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从市场层面和个股层面全面探讨了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对股票收益及其波动性的影响,并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基于总体效应分析,投资者意见分歧对下一期股市收益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未来收益呈现负相关关系。基于日度、月度不同数据频率下,意见分歧对中长期收益的影响要明显大于短期收益,意见分歧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在短时间内更加依赖于市场情绪状态,而不管采用股吧投资者情绪还是经典的BW投资者情绪指数,各自与意见分歧对股市未来收益都产生显着的交叉影响。第二,从二阶水平上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投资者情绪变化是影响A股收益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收益率对意见分歧变动的影响要比意见分歧变动对收益率的影响更明显,投资者情绪的变动依赖于前期收益率但不依赖于前期交易量。来自股吧论坛投资者情绪变动对股市交易量产生冲击,但这种冲击会逐渐减弱直至恢复到均衡位置。而基于日度数据,通过构建VAR-GARCH-DCC模型得出,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相关性也较高,但意见分歧与股市收益的动态相关性相对较小。第三,基于截面效应分析,采用投资组合分析、Fama-Macbeth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三种实证方法,验证了意见分歧程度与未来收益率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且在情绪高涨期尤为突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未来收益产生负向影响,投资者情绪越高涨,股价越容易被高估,当意见分歧较大时,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更大。而且,在意见分歧与投资者情绪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意见分歧越严重、投资者情绪越高,投资者对股价的非理性反应越强烈,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的幅度越大,随后一期股票收益率回调得越多。第四,从自身特征不同、交易特征不同、行业特征不同三个维度,研究发现规模较小、账面市值比较低、市盈率较高、波动率较高的公司股票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异质信念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且在情绪高涨时,意见分歧对股票未来收益的负向影响更大。而我国股市中卖空限制程度对投资者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并没有产生显着影响,但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对不同行业的公司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投资者非理性因素与股票价格行为的关系,对投资者、上市公司、券商、政府监管者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对完善我国股票市场运行机制,推进股票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行为金融:过度自信与混合期望收益模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行为金融:过度自信与混合期望收益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与基金评价 |
| 2.1.1 基金业绩持续性 |
| 2.1.2 基金业绩评价 |
| 2.2 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2.1 基金投资者与历史业绩 |
| 2.2.2 投资者投资选择能力 |
| 2.2.3 基金投资者与投资行为 |
| 2.3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3.1 管理激励机制 |
| 2.3.2 资源优先分配 |
| 2.3.3 交叉补贴策略 |
| 2.3.4 家族共同持股 |
| 2.4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4.1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 |
| 2.4.2 基金经理信息优势 |
| 2.4.3 基金经理职业路径 |
| 2.4.4 基金经理变更替换 |
| 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基本理论 |
| 3.1.1 有效市场假说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行为金融理论 |
| 3.1.4 路径依赖理论 |
| 3.2 内在联系 |
| 3.2.1 现实联系 |
| 3.2.2 理论联系 |
| 3.2.3 时间联系 |
| 3.3 基金投资者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研究假设 |
| 3.4 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研究假设 |
| 3.5 基金经理经历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1 理论分析 |
| 3.5.2 研究假设 |
| 4 基金投资者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高业绩基金风险转移的视角 |
| 4.1 背景介绍 |
| 4.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基金流量与业绩关系 |
| 4.3.2 基金流量与风险转移 |
| 4.3.3 基金风险转移的来源 |
| 4.3.4 基金风险转移的业绩 |
| 4.4 潜在解释 |
| 4.4.1 基金异常流量 |
| 4.4.2 基金业绩归因 |
| 4.4.3 基金相关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社保基金委托投资的视角 |
| 5.1 背景介绍 |
| 5.2 机构背景与假设 |
| 5.2.1 机构背景 |
| 5.2.2 相关假设 |
| 5.3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社保基金的超额收益 |
| 5.5 社保基金超额收益的解释 |
| 5.5.1 择时能力 |
| 5.5.2 政治关联 |
| 5.5.3 交叉补贴 |
| 5.6 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及旗下基金影响 |
| 5.6.1 基金管理公司业绩 |
| 5.6.2 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
| 5.6.3 基金业绩损益分析 |
| 5.6.4 社保基金带来的资金流入 |
| 5.6.5 社保基金带来的额外特权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金经理经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卖方分析师行业经历的视角 |
| 6.1 背景介绍 |
| 6.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决策 |
| 6.3.2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周期 |
| 6.3.3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绩效 |
| 6.3.4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风险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行业择时能力 |
| 6.4.2 行业选股能力 |
| 6.5 进一步研究 |
| 6.5.1 优势源于行业自身 |
| 6.5.2 优势源于私有信息 |
| 6.5.3 优势源于政策敏感 |
| 6.5.4 优势源于能力扩张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成果目录 |
（2）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投资者情绪 |
| 1.3.2 企业成长机会 |
| 1.3.3 企业创新投资 |
| 1.4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q-投资理论 |
| 2.1.2 融资优序理论 |
| 2.1.3 金融发展理论 |
| 2.1.4 基于行为金融的企业投资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企业成长机会与创新投资 |
| 2.2.2 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成长机会驱动企业创新投资研究 |
| 3.1 理论模型分析 |
| 3.1.1 现金流-投资模型 |
| 3.1.2 q-投资模型 |
| 3.1.3 考虑创新的q-投资模型 |
| 3.2 成长机会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实证检验 |
| 3.2.1 研究假设 |
| 3.2.2 研究设计 |
| 3.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4 结果讨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市场内检验 |
| 4.1 投资者情绪对成长机会影响创新投资的边际作用分析 |
| 4.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2.1 研究设计 |
| 4.2.2 实证检验 |
| 4.2.3 结果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跨市场比较 |
| 5.1 跨市场选择依据及关键特征变量分析 |
| 5.1.1 选择新三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依据 |
| 5.1.2 企业成长机会与投资者情绪不协调分析 |
| 5.2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创新投资关系的跨市场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2.2 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机构投资者监督视角 |
| 6.1 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与实证检验 |
| 6.1.1 投资者情绪影响创新投资的利弊分析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进一步讨论 |
| 6.2 基于异质性机构投资者监督作用的机制检验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设计 |
| 6.2.3 实证检验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1.5 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管理者过度自信 |
| 2.1.1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基本内涵 |
| 2.1.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 |
| 2.1.3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其他决策 |
| 2.2 财务困境 |
| 2.2.1 财务困境理论 |
| 2.2.2 财务困境成因实证研究 |
| 2.3 中介效应 |
| 2.3.1 中介效应及其应用 |
| 2.3.2 中介效应分析法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2.3.3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2.3.4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指标选取问题 |
| 2.4.2 过度自信的双重效应 |
| 2.4.3 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 |
| 第3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财务困境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 |
| 3.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4 实证检验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3.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过度自信度量方法的适用性 |
| 3.5.2 其他度量过度自信的方法 |
| 3.5.3 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
| 3.6 基本结论 |
| 第4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规模与公司财务困境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 |
| 4.2.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
| 4.2.3 投资规模中介效应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选取 |
| 4.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分析 |
| 4.5.1 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适用性 |
| 4.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6 基本结论 |
| 第5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 |
| 5.2.2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2.3 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4 实证检验 |
| 5.4.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 |
| 5.4.2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4.3 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 |
| 5.4.4 进一步分析:多元化经营导致财务困境的持续时间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归核化 |
| 5.5.2 过度自信管理者归核化后的财务状况 |
| 5.6 基本结论 |
| 附表 |
| 第6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购决策与公司财务困境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 |
| 6.2.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行为特征 |
| 6.2.3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主并公司财务困境 |
| 6.2.4 并购行为中介效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基本结论 |
| 附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信息透明度 |
| 1.3.2 公司并购 |
| 1.3.3 并购目标选择 |
| 1.3.4 并购溢价 |
| 1.3.5 并购市场反应 |
| 1.3.6 其他重要概念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创新点 |
| 1.6.1 理论创新 |
| 1.6.2 方法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文献 |
| 2.1.1 信息透明度的内涵 |
| 2.1.2 信息透明度的测度 |
| 2.1.3 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
| 2.2 并购目标选择的相关文献 |
| 2.2.1 并购目标选择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2.2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 |
| 2.3 并购溢价的相关文献 |
| 2.3.1 并购溢价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3.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的影响 |
| 2.4 并购市场反应的相关文献 |
| 2.4.1 并购市场反应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4.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的影响 |
| 2.5 并购地理区位的相关文献 |
| 2.5.1 并购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 |
| 2.5.2 并购地理距离的信息成本效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信息透明度与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公司并购理论 |
| 3.1.1 公司并购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1.2 公司并购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3.2 委托代理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4 行为金融理论 |
| 3.4.1 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4.2 行为金融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目标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目标选择 |
| 4.2.2 地理区位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4.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相关性检验 |
| 4.4.3 回归分析 |
| 4.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4.5.1 内生性检验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溢价 |
| 5.2.2 外生事件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5.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回归分析 |
| 5.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5.5.1 内生性检验 |
| 5.5.2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市场反应 |
| 6.2.2 行为和代理因素的调节作用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6.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相关性检验 |
| 6.4.3 回归分析 |
| 6.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内生性检验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预期创新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2.文献综述 |
| 2.1 资产错误定价的含义及其测度 |
| 2.1.1 资产错误定价的概念界定 |
| 2.1.2 资产错误定价的测度方法 |
| 2.2 资产错误定价影响因素 |
| 2.2.1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
| 2.2.2 市场交易制度 |
| 2.2.3 投资者非理性认知 |
| 2.3 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 |
| 2.3.1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
| 2.3.2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2.4 简要评述 |
| 3.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有效市场理论 |
| 3.1.2 行为金融理论 |
| 3.2 内在机理 |
| 3.2.1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择时 |
| 3.2.2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迎合 |
| 3.3 实现形式 |
| 3.3.1 投融资行为的切入点 |
| 3.3.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3.3.3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3.3.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 |
| 4.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资本结构调整 |
| 4.2.2 资产错误定价 |
| 4.2.3 假设推导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说明 |
| 4.3.3 模型设定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
| 4.4.1 资本结构调整:基准结果 |
| 4.4.2 资产错误定价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 |
| 4.4.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分析以及调整路径选择 |
| 4.5.1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高估&过度负债 |
| 4.5.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过度负债 |
| 4.5.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负债不足 |
| 4.6 本章小结 |
| 5.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5.2.1 企业创新 |
| 5.2.2 资产错误定价 |
| 5.2.3 假设推导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说明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描述性分析 |
| 5.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5.4.1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基本结果 |
| 5.4.2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5.1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5.2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5.3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6 进一步分析: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6.1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6.2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6.3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7 本章小结 |
| 6.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6.2.1 企业并购 |
| 6.2.2 资产错误定价 |
| 6.2.3 假设推导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说明 |
| 6.3.3 模型设定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 |
| 6.4.1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4.2 股价高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4.3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5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 |
| 6.5.1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5.2 股价低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5.3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6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时变风险偏好对个人与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异质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投资者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1.2.2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风险偏好与投资行为差异的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投资者交易行为理论与逻辑分析 |
| 2.1 传统金融理论对交易行为的分析 |
| 2.1.1 理性人设定及其行为分析 |
| 2.1.2 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 |
| 2.2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非理性交易行为的分析 |
| 2.2.1 投资者过度反应行为分析 |
| 2.2.2 投资者羊群效应行为分析 |
| 2.2.3 投资者“处置效应”行为分析 |
| 2.3 传统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比较 |
| 第3章 我国投资者时变风险偏好影响因素及指标构建 |
| 3.1 我国证券投资者风险偏好影响因素识别 |
| 3.1.1 个股表现 |
| 3.1.2 组合超额风险 |
| 3.1.3 公司特征 |
| 3.1.4 市场情绪 |
| 3.1.5 宏观因素 |
| 3.2 投资组合超额风险测度模型构建及结果 |
| 3.2.1 马科维兹均值-方差模型理论基础 |
| 3.2.2 投资组合超额风险测度模型构建 |
| 3.2.3 个人与机构组合超额风险测度结果 |
| 3.3 市场投资者情绪模型构建及结果 |
| 3.3.1 源指标选取 |
| 3.3.2 投资者情绪构建过程 |
| 3.3.3 投资者情绪指标有效性分析 |
| 第4章 时变风险偏好对投资者行为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数据选取及统计性描述 |
| 4.2 模型设定 |
| 4.3 Logit模型估计方法筛选及实证结果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风险偏好对个人投资行为影响分析 |
| 4.4.2 风险偏好对机构投资行为影响分析 |
| 4.4.3 风险偏好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行为异质影响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与展望 |
| 5.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持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评价 |
| 2.2 基金业绩持续性 |
| 2.3 基金业绩归因 |
| 2.4 投资组合集中度与基金业绩 |
| 2.5 关于中国大陆股票型基金的研究 |
| 2.6 文献小结 |
| 第三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投资组合理论 |
| 3.2 集中投资策略及行为金融理论 |
| 3.3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 |
| 第四章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4.1 基金样本选取与模型指标设计 |
| 4.1.1 数据来源说明 |
| 4.1.2 样本基金的筛选 |
| 4.1.3 样本数据时间区间的选择 |
| 4.1.4 持股集中度衡量指标 |
| 4.1.4.1 个股集中度 |
| 4.1.4.2 行业集中度 |
| 4.1.5 基金业绩评价指标 |
| 4.1.6 控制变量 |
| 4.1.6.1 基金资产净值 |
| 4.1.6.2 基金资产换手率 |
| 4.1.6.3 基金成立年限 |
| 4.2 样本数据处理 |
| 4.3 模型构建 |
| 4.3.1 总体回归模型 |
| 4.3.2 分市场行情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5.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相关性检验 |
| 5.3 全样本多元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牛市行情回归分析 |
| 5.4.2 熊市行情回归分析 |
| 5.4.3 震荡市行情回归分析 |
| 5.5 进一步研究 |
| 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对股票型基金管理人 |
| 6.2.2 对股票型基金投资者 |
| 参考文献 |
（8）新正大工程公司高层管理者行为偏差对企业操作风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3 现状分析 |
| 3.1 公司情况简介 |
| 3.2 问题现状分析 |
| 3.3 问题原因分析 |
| 4 研究设计 |
| 4.1 理论分析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理论模型 |
| 4.4 问卷设计 |
| 4.5 实证方案 |
| 5 实证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问卷信度分析 |
| 5.3 问卷效度分析 |
| 5.4 多元回归分析 |
| 5.5 回归结果分析 |
| 6 对策建议 |
| 6.1 优化主体行为 |
| 6.2 优化审计环境 |
| 6.3 加强风险管理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卖空机制下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于股票定价的影响 ——基于计算实验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说明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卖空机制与股票定价的研究 |
| 1.2.2 过度自信与股票定价的研究概况 |
| 1.2.3 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股票市场研究概况 |
| 1.2.4 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概况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特点和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过度自信理论概述 |
| 2.1.1 过度自信的定义与度量 |
| 2.1.2 投资者过度自信对股票定价的理论分析 |
| 2.2 计算实验方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计算实验金融学的产生背景 |
| 2.2.2 计算实验金融学的思想基础与优势 |
| 2.2.3 计算实验模型 |
| 2.2.4 Swarm平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计算实验模型的建立 |
| 3.1 股票价格设置 |
| 3.2 投资者Agent决策规则设置 |
| 3.2.1 投资者类型和价格预期模型 |
| 3.2.2 Agent效用函数设置 |
| 3.2.3 股票价格动力学模型 |
| 3.3 交易机制设置 |
| 3.4 模型中事件顺序与程序运行流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4.1 模型中一些重要参数的设置 |
| 4.2 实验运行界面 |
| 4.3 模型有效性的检验 |
| 4.4 投资者过度自信对股票定价影响的计算实验分析 |
| 4.4.1 投资者过度自信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 4.4.2 投资者过度自信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 4.4.3 不同市场类型下的投资者过度自信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本文的不足之处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订单簿的算法流程 |
| 附录2 部分程序代码 |
| 个人简历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的理论假设 |
| 2.1.1 有限理性 |
| 2.1.2 有限套利 |
| 2.2 行为金融资产定价的心理学基础 |
| 2.2.1 情感 |
| 2.2.2 认知偏差 |
| 2.2.3 非标准偏好 |
| 2.3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1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总体效应 |
| 2.3.2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截面效应 |
| 2.3.3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波动的影响 |
| 2.3.4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 |
| 2.4 基于意见分歧的资产定价的研究综述 |
| 2.4.1 基于静态意见分歧的资产定价 |
| 2.4.2 基于动态意见分歧的资产定价 |
| 2.5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交互作用的研究综述 |
| 2.6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的内涵及衡量指标 |
| 3.1 投资者情绪的内涵与度量 |
| 3.1.1 投资者情绪的内涵 |
| 3.1.2 投资者情绪的测度指标 |
| 3.2 投资者意见分歧形成机制及其衡量指标 |
| 3.2.1 投资者意见分歧的界定与形成机制 |
| 3.2.2 投资者意见分歧的代理指标 |
| 第四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4.1 理论模型构建 |
| 4.1.1 基本模型 |
| 4.1.2 模型的均衡解 |
| 4.1.3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1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的关系 |
| 4.2.2 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的关系 |
| 4.2.3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的交互影响 |
| 第五章 基于总体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投资者情绪指标构建 |
| 5.1.1 文本情绪构建 |
| 5.1.2 BW指数的构建 |
| 5.2 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
| 5.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及数据特征说明 |
| 5.3 基于不同频率数据的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市收益的影响 |
| 5.3.1 OLS回归模型构建 |
| 5.3.2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市收益的预测能力 |
| 5.4 情绪变化、信念调整与股市波动 |
| 5.4.1 多元波动率模型构建 |
| 5.4.2 数据处理与描述统计 |
| 5.4.3 格兰杰因果检验与脉冲响应分析 |
| 5.4.4 基于VAR-DCC-GARCH-M模型的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基于截面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变量选择与定义 |
| 6.1.2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
| 6.1.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2 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2.1 描述统计分析 |
| 6.2.2 相关性分析 |
| 6.3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
| 6.3.1 投资组合分析 |
| 6.3.2 Fama-MacBeth截面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对不同类型股票的差异性影响 |
| 6.4.1 不同自身特征股票受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的影响 |
| 6.4.2 不同交易特征股票受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的影响 |
| 6.4.3 不同行业特征股票受投资者情绪与意见分歧的影响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四、行为金融:过度自信与混合期望收益模型（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D]. 沈一凡. 浙江大学, 2021(02)
- [2]成长机会、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创新投资研究[D]. 薛海燕. 山西大学, 2020(03)
- [3]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D]. 王宁. 吉林大学, 2020(08)
- [4]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D]. 王天童. 吉林大学, 2020(08)
- [5]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D]. 赵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时变风险偏好对个人与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异质影响研究[D]. 乔毅.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7]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持股集中度对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D]. 谢本杰.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新正大工程公司高层管理者行为偏差对企业操作风险的影响研究[D]. 闫保华. 山东科技大学, 2019(06)
- [9]卖空机制下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于股票定价的影响 ——基于计算实验的分析[D]. 侯洪超. 华东交通大学, 2019(04)
- [10]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与股票收益变动[D]. 丁肖丽. 暨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