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及调整对策

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及调整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张晨^[1]（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高硕^[2]（2020）在《农业补贴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文中研究说明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也空前活跃,为了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并且农业支持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加深,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规模也逐年扩大,但是我国农产品的进口额远远超过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即我国存在巨大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我国农产品基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据统计,2001年我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额为-3499百万美元,到2017年我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额增加到-104963百万美元,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在我国农产品的补贴规模、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人们开始重视农业补贴与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开始思考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开始探究农业补贴是否是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本文选取农业补贴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以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为指导,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基于1995-2017年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后得出具有“黄箱”特征的生产者支持政策（PSE）和具有“绿箱”特征的一般服务支持政策（GSSE）都会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不过前者的效果不及后者。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言,主要整理归纳国内外文献综述,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介绍农业补贴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主要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理论中的要素条件、需求状况、关联产业、企业状况等方面;第三章为我国农业补贴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及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分析;第四章为实证分析,本章首先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进行了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然后基于23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为结论和政策建议,对全文进行总结并针对实证结果提出符合WTO《农业协定》规定的政策建议。本文希望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补贴政策,切实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刘利^[3]（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认为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耿仲钟^[4]（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张林国^[5]（2017）在《开放时期韩国农业支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类生存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其他经济部门所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是社会一切部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农业在生产和劳动、流通、价格等方面表现出弱质性,需要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农业、农民利益、农村开发等提供支持,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回答如何支持、支持到何种程度为合理等问题。开放化和全球化是农业面临的另一大课题。WTO的问世,使农业面临着大转换时期,开放农产品市场是大势所趋,农业逐渐进入无限竞争的市场中。中韩两国都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一直以来,两国都从“粮食自给”的角度高度重视农业。但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两国都面临着农业的产业地位相应地萎缩,农业规模零碎、生产效率低下,城乡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韩国通过农地改革,建立了自耕农制度,以此为基础促进农业的发展。但韩国的自耕农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从使农户经济自立或提高经济效率的角度上来看,自耕农制度致力于通过耕地的流动来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为了保护特别是优良耕地,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措施。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加入WTO以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在2004年已经由农产品纯出口国转变为农产品纯进口国,农产品贸易出现赤字,赤字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最大特征是大米、玉米、高粱、大麦等谷物的进口量大幅增加,农产品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5.0%提高到2014年的6.3%。虽然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也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6.3%下降到2014年的3.1%。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持续加强农业支持力度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农业特征是以零碎家庭经营为主,这决定了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存在着局限性,市场开放带来的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给中国农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正在想着促进耕地有序流转、推进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等方向发展。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扩大支持的范围,制定相关的战略。并且中国作为WTO成员国之一,必须根据WTO规则设计中国的农业支持政策。WTO对各国农业支持政策方面都进行了约束,制定了限制和减少扭曲贸易的农业政策。选择与中国有相似农业基础条件的韩国为参照对象,对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能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有助于提高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效率,为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提供方向性的思路。

齐洪华^[6]（2013）在《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农产品贸易不仅涉及一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政治利益,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国家政局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因此各国都需要对农产品贸易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日本是世界上农产品贸易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农产品贸易保护政治化倾向最为严重的国家,因此研究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具有典型意义。同时,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对象国,而且日本耕地少、农业是弱势产业等特点与我国有相似之处。鉴于此,研究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对于增强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政策体系的调整与法律法规的修订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因此研究农产品贸易保护需要以贸易理论的经济学思想为基础,而分析模型则应当从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过程来构建。文章的理论构建部分,主要以贸易保护理论为理论依据,以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工具,对现存的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政府”基本分析模型加以改进,加入WTO多边贸易规则和区域贸易协定两个因素,形成“利益集团—政府—WTO多边贸易规则—区域贸易协定”四维分析模型,为后文的分析形成理论框架。文章的具体分析部分,首先介绍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经济背景,然后将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化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特点、成因进行了介绍。通过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变迁的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总体趋势不断加强,即使是在WTO《农业协议》达成以后,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初见端倪的情况下,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丝毫没有减弱,只是对保护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WTO的规定。继而文章对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效果进行评析,指出其保护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取得了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提高、短期和局部的粮食安全效果,但代价却是沉重的,政府的保护政策使低效率的小农经营得以维持、阻碍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重了财政负担、加剧了贸易不平衡、使寻租和腐败现象变得严重、农产品的高价格和限制进口政策使消费者利益受损也使其它产业的出口受到损害,为了保护本国农业,日本总是在FTA/EPA谈判中将农业排除在外或作例外规定,使日本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已经陷入这样的怪圈：农业缺乏竞争力需要贸易保护,而高度贸易保护又导致农业更加缺乏竞争力。按正常的逻辑,日本政府应该积极进行保护政策的改革,但日本政府却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而是寻找各种借口为保护辩护,尽量拖延农产品市场开放。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如此顽固的坚持实施保护政策,除了农业是日本的弱势产业需要一定的保护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为揭开谜底,文章利用前文构建的分析模型分别分析了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相关机构、日本农业利益集团、WTO多边农产品贸易规则以及东亚地区主义对日本农产品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然后以日本大米市场的部分开放和日本加入TPP的艰难抉择为例,对各影响因素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上述政治经济分析,笔者找出日本对农产品贸易持顽固保护态度的根源：日本有利于农村地区的选举制度是日本农民政治力量的源泉；农协对农民的强大组织能力和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使农民的政治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农民、农协、农林族议员（执政党）、农水省之间形成的稳定的利益链使保护政策得以无限延续,当然,这是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实际的情况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都要受到WTO多边贸易规则的制约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日本也不例外。为了顺应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潮流,日本必须对其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进行改革。笔者认为,日本若想从根本上改革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就必须打破农民、农协、农林族议员、农业官僚之间的利益链,为此要彻底改革有利于农村选区的选举制度、削弱农协对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对政府的影响力、防止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利益交换。对于日本来说,这种改革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原因是日本政局尚处于调整期,目前还不稳定,即日本解决农业保护问题的国内条件尚不成熟。从日本在WTO多边农业谈判和FTA/EPA谈判中一贯采取的拖延、躲避的立场也可以看出,日本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其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决心,也许只有在经济利益上和外交上真正危及到日本的核心利益时,彻底摧毁国内农业利益结构的政治决断的条件才会成熟。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作出如下判断：首先,由日本农业利益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可以断言其高度农产品贸易保护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日本一方面会对其基本农业政策继续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会对其农产品市场开放继续采取拖延、躲避的策略；其次,由日本农业的弱势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可以断言日本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依赖性短期内不会改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扩大对日农产品出口,同时要客观看待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保护问题,对其成功经验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对其政策误区应加以警戒,把握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度,避免走入日本式保护怪圈。

徐群^[7]（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檀云坤^[8]（2012）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在两岸经贸乃至两岸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岸经贸合作,农业为先、农业为重。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取得显着成效。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两岸经贸合作的密切发展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的全面实施,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作为区域农业合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目前,理论界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闽台农业合作的研究不少,而对ECFA背景下两岸农业合作问题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对海峡两岸农业领域的一体化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尚无明确定义;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不少,但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来分析。笔者认为,海峡两岸农业区域合作是“一个中国之内的两个不同经济主体或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合作,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不能简单运用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欧盟模式、东欧模式等国外经验或理论的推演,来寻找两岸农业区域合作问题的解决办法。为此,在论文前期研究中首创提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观点,并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在大陆和台湾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农业合作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以获取海峡两岸农业经济集聚效应、协调效应和互补效应、增进两岸农民福祉为宗旨,以降低两岸交易成本、促进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在两岸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政策协调,消除制度障碍,实现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的过程或状态。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沿着“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的轨迹步步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两岸农业在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两岸农产品贸易虽然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仍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不畅、贸易总额偏小等问题;两岸农产品贸易仍存在障碍,贸易成本仍然偏高。两岸农业产业合作虽然表现为不断升级态势,但仍存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受限、农业技术溢出效益低、“双赢”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存在障碍,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两岸在农业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组织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了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如何消除贸易障碍,降低两岸农产品贸易成本;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提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的有利效应;缩小经营管理水平差距,提升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是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从海峡两岸的实际出发,结合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分析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乃至两岸经贸交往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得出若干研究启示。第二,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运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产业分工和竞争优势、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非博弈合作和博弈合作理论,结合两岸农业合作发展的实践,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机理进行探讨,并建立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分析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通过对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发展及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探讨两岸农业一体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通过对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天福集团、台湾农民创业园三种促进一体化类型的分析,验证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规律。第五,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重点分析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通过引力模型,以水果贸易为例,实证分析关税税率下降对两岸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第六,研究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运用双对数回归模型,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和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两个维度,实证分析要素流动对两岸农业发展的影响;结合两岸农业合作的有关数据,分析两岸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动情况和流动障碍。第七,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合作模式选择的4条原则,选择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合作模式。第八,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两岸农业协调机制、培育两岸农业物流产业、促进两岸要素双向流动、提升两岸农业合作实效、突出闽台区域先行先试等五方面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必然趋势。从实践角度来看,两岸农业合作是“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逐步深化的过程。当前,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ECFA的签署和实施,以及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两岸农业的比较优势,即两岸在农业发展阶段、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和动力;合理两岸农业分工、合作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是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潜力所在。虽然,两岸农业合作还存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增加了合作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制约因素将逐步得到消除,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阶段,实现其终极目标——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即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二）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目标推进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流动、农业产业的分工往往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依托一定的载体,或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两岸农产品物流推动、台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集群发展等合作类型,对加快两岸农业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主要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两岸的政策因素增加了农产品的贸易成本。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低,两岸贸易成本仍比较高。关税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显着,农产品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有较大的影响;两岸直航有效地促进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但目前仍要绕经第三地转口进入大陆或台湾,导致运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农产品流通不应有关税,应该是个物流的范畴。大陆方面可以在前期对台湾开放部分农产品的基础上,对台湾农产品全面开放,对台湾所有输入农产品在原产地的条件下实行“零关税”,促进两岸农产品的贸易,提高人民的福利指数。（四）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有利无害。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不但对台湾地区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农产品进口、劳均农业产值均没有显着影响,台湾当局所担心的“替代出口效应”、“逆进口效应”等引起的“贸易抑制效应”、岛内农业“空心化”问题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拓展了台湾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农业直接投资设限,是基于“选举政治”等政治因素的考量。（五）两岸农业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台资农业企业的示范性、带动性还不够,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的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劳均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均没有显着影响,可能是由于投资规模小、引进层次低、技术溢出效益低、产品内销化趋势明显和辐射范围窄等因素而致。今后工作中,要对两岸农业合作的重点和方向重新定位,促进对台引进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更加注重推广、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双赢”,让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对台合作的成果。（六）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不畅通,两岸农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最主要的障碍来自台湾当局对大陆农业投资和技术输出的限制和陆资赴台投资农业的限制;同时,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中遇到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金融支持不够、产品市场销售不畅、土地获取困难等各种要素流动障碍。（七）两岸农业合作在不同的阶段其合作模式和特点不同,政府在政策选择上要有利于资源优配、互利双赢、通过有效的管理与服务,促进合作模式的多元化。

肖文兴^[9]（2012）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近九亿农业人口的生存问题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对农业进行保护,确保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紧迫。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经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干扰和破坏而保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不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竞争力是保障农业安全的基本手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挑战,如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控制增强,潜在风险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国农业产业链不发达,产业整体竞争力受到制约等。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一些开放度高、缺乏有效调控手段的产品受贸易和外资进入影响大,产业安全状况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中羊毛、棉花、大豆是较为典型的三个品种。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作物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包括棉花、糖料作物和油料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大豆和大麦。而小麦和大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入世会对水果、蔬菜和畜产品带来有利影响。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大于机遇。根据何维达和何昌（2002）的研究,中国农业在2001前基本安全,本文改进研究方法,借鉴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IMD和WEF在整合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的方法,建立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模型。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探索性的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加入“WTO”后,2002-2009年,中国农业的安全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业仍然是“基本安全”,接近“不安全”的边缘,因为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增加,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采取防范措施。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首次对湖南农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同时,编写了附录一的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根据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五个安全度区域及其状态标识本研究创新地设置相应的预警灯信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启示我们：应完善我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我国农业；产业保护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应并重,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保护手段力求多样化和灵活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运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和规定,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下,我国要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业创新体系；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和国家财政支持,合理利用外资。我们必须要构筑起确保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树立“大开放”、“大发展”、“大安全”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于扩大开放的相互依存中促进大发展,于大发展的相互合作过程中谋求大安全。但是,农业产业安全具有其产业特色所要求的特殊性,应采取如下保障措施：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健全相关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中国农业企业要做大做强,建立完整自主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品牌,自主定价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抵御外部冲击,保障产业安全。

刘春香^[10]（2005）在《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其发展水平和潜力直接关系着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农业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加入WTO已经三年多,中国农业也逐步融入了全球竞争。那么,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究竟如何?与发达农业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的优势和劣势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因此,专题研究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促进中国农业结构调整,指导中国农产品贸易实践,明确中国农产品国际分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意义深远。 在对竞争力理论进行必要梳理和参阅大量中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本论文着眼于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层次,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国际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创造性地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系统研究。 本论文立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将国际竞争力的一般理论引入农业领域,在借鉴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农业国际竞争的特点及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等进行了比较清楚的论述。本论文指出,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属于国际竞争力研究的中观层次。由于中国农业国际竞争主体的缺位,所以本研究的对象是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其中,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可界定为农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增长并不断获利的能力,它集中反映在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业的国际化程度、农业的持续增长能力和农业的长期获利能力四个方面,同时又受到两个决定因素即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结构调整程度,三个影响因素即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农业劳动者素质、自然资源等的综合制约。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分别构建了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既运用常见的比较优势指标体系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运用竞争优势理论、通过综合分析与国际比较的办法衡量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实

二、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及调整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及调整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农业补贴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开放时期韩国农业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8）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及调整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2]农业补贴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D]. 高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3]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5]开放时期韩国农业支持政策研究[D]. 张林国. 吉林大学, 2017(09)
• [6]日本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齐洪华. 辽宁大学, 2013(12)
• [7]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8]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D]. 檀云坤. 福建农林大学, 2012(01)
• [9]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D]. 肖文兴. 湖南农业大学, 2012(11)
• [10]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刘春香. 浙江大学, 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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