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讽刺——我读过《总督与画家》

一、体制的反讽——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文献综述）

赵新静^[1]（2021）在《在“太和”理想与现实“应物”之间 ——《应物兄》的知识分子叙事》文中研究表明《应物兄》是李洱用时十三年左右完成的最新长篇力作,这部作品围绕济州大学建立儒学研究院展开,牵涉出政、商、学三界形形色色的人物,讲述了在各路人马精心筹备下儒学研究院最终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的故事。本篇论文以《应物兄》中“太和”和“应物”两个核心词汇为切入点,探求作品里所展现的“太和”的深刻内涵,并且从多个角度探寻“太和”理想难以实现的原因,试图理解当下知识分子精神坚守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性。本篇论文主要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寻作品中“太和”二字的内涵及其构成的理想。首先,笔者从太和研究院与“太和”的关系探究“太和”的第一层意蕴,即建立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其次从应物兄的角度探究“太和”的第二层意蕴,即应物兄致力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建设学科化、体系化的学术理想。最后从程济世的角度探究“太和”的第三层意蕴,即儒学复兴理想和程济世借“太和”重寻家园与儒学文化记忆。总体而言,“太和”寄寓了知识分子想要在当下时代实现儒学复兴的理想。第二章从客观的外在因素分析“太和”理想失败的原因,主要从权力和资本的角度探究“太和”理想的陨落。“太和”研究院建立过程中,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对文化建设造成挤压与渗透。在政府权威和商业资本的侵扰中建立“太和”研究院慢慢演变成了建名人故居和城市改造工程,这与知识分子学术理想和儒学复兴理想渐行渐远。第三章从知识分子自身挖掘“太和”理想难以实现的原因,首先从“应物”二字入手,理解其内涵。其次从知识分子“言”之“应物”的角度分析沉默寡言者以及市场经济下言说的功利性,知识的言说也背离“太和”理想。沉默不语或出于私心的为名为利言说使得“太和”理想被淹没。最后分析知识分子的“行”之“应物”,知识分子在道德操行方面的堕落以及追求理想的行动力不足也使得理想难以实现。第四章主要分析当下知识分子“执道应物”与坚持精神操守面临的困境及可能性。成长经历不同的三代知识分子在新世纪里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首先从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找寻坚守者,不管是像何为、张子房这类人文知识分子还是像双林院士这类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新时代下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倍加珍惜,他们不为名利所累潜心钻研学术,着书立说,享受学术世界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尽管老知识分子正渐渐“退场”,但他们从始至终尽力坚守信念与操守。其次,中生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面对来自“权”和“资本”的干扰,也可看到文德能、芸娘、应物兄等坚持精神操守或寻求突围之路的学者。最后,晚生代知识分子虽有更多的年轻学者面对诱惑沉沦放纵,但亦有文德斯这种坚守者,知识分子“执道应物”和实现理想之路虽然艰难但也有希望之光。

AYE AYE KHAING^[2]（2020）在《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分别是20世纪活跃于缅甸、中国两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虽然生活于缅甸、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综合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探究,她们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命进程、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揭示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追求、发展与进步,以及女性本身为各自国家的人民解放、平等自由、民族独立与国家进步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小说创作中,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都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像,透过女性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反映、表达女性面临的时代困境、环境困难、人生困惑与生存问题,并通过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与典型环境的描写,以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的建构来表达女性群体对于解放的渴望、平等的追求与自身发展的努力。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通过解读两位作家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及自我解放意识等问题,并比较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意识、创作手法、审美艺术及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异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首先理清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等理论概念与范畴;其次,探讨分析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并论述其在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艺术形象与审美叙事的表现;第三,分析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通过丁玲前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探讨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并分析丁玲独特的女性意识的根源及形成因素。第二章比较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首先通过两者的生长环境与她们在小说中的表现,论述女性意识对两者的影响,其次进行分析论证两者早期创作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第三章比较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一节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第二节主要分析研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展示的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第三节为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表现的反讽叙事手法,第四节为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第四章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节为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论述两者在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异同点;第二节为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论述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不同国家与社会环境下两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论述因作家自身思想的接受与作家自身的经历的不同因素,两者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作为缅中两国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接受新的文明、文化的洗礼过程中,她们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与过程,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技艺方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的描写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建构的同形、表达的同质与审美的差异的现象。加尼觉玛玛礼更倾向于塑造继承传统文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而丁玲则更加注重与传统决裂而追求现代意识、解放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缅中两国的女性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从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审美等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民族与时代的关系。运用跨文化、跨国别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创作由于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抗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境遇,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个人见解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关注女性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大多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与婚姻上的困境,其女性都较有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而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点是:加尼觉玛玛礼的小说侧重反映艰苦的传统妇女生活,她们的悲剧性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人道主义思想;而丁玲的作品更多反映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精神痛苦,其中的女性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个性的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

张艺凡^[3]（2020）在《洋县地域文化与小学语文地方课程资源的建设》文中研究说明地方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有利于更好的实施语文课程教学实现课程教学目标。地域性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方面是对原有语文教材的补充与丰富,另一方面也是结合地域文化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有效方式。而将小学语文教学与地域文化相融合,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语文教学活动,是近年来不少语文教师大胆探索的方向。论文由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语五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研究思路进行了阐述,对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研究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实地考察法、访谈法、示例法等方法。第一章对洋县地方语文课程资源现状进行了阐述,主要列举了洋县的自然资源、社会人文资源、文学文艺资源。在洋县丰厚的文化资源中选取了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资源以期纳入地方语文课程资源之中。第二章阐述了地方语文课程资源建设的原则。在选取地域文化建设地方语文课程资源需要遵守的原则主要有实践性原则、实效性原则、灵活性原则,以及持久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即地域文化资源的选取要取之生活,用之生活。要选取充满语文味的资源,只有具备语文性的资源才可以作为补充资源走进语文课堂。实效性原则,即运用了资源之后要有实际的语文成效,能够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得到全面提升,无论是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还是学生通过学习优秀地域文化资源获得的能力都应该是永续的,可以产生深远影响的。灵活性原则,即在资源的选取和学习中要批判继承,古今并济。在广泛的资源中根据时代要求和学生实际学情灵活选取,合理地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并且用好资源,让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与小学语文教学与洋县地方语文课程资源建设融汇贯通。持久性原则,地域文化资源从产生再到开发往往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洗礼,所以在使用资源时一定要用好资源,将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发扬光大使其对人的发展和优秀品格、完美人生产生持久影响力,让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发挥历久弥新的作用。第三章对洋县地域文化与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探究。通过案例分析了洋县方言在拼音、识字、写字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对洋县方言发音和普通话发音的区分,找出了两者之间的异同和注意事项,帮助小学低段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时能够达到“正确、流利”“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的要求的课标要求。借助现代汉语的语法和构词形式将方言词汇和地方语的独特字义与标准现代汉语字词进行比对,在建立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同时更好的使用标准字词进行书写和社交。借助地方本土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将本土文学与语文教材中的作品紧密结合,创新本土文学解读方法,增强学生的阅读体验,扩充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面,丰富学生的阅读世界。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通过学习阅读前人优秀文学作品,选取身边的生活、风景、人物融入个人情感和体验开展写作教学,提高学生选取写作素材善于利用身边文化资源写出真情深感的作文能力。学会用“大语文观”在生活中发现语文、运用语文,利用综合性学习的形式在生活实践中去学好语文用好语文。

杜娟^[4]（2019）在《黑色幽默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小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以来,美国黑色幽默流派以其荒诞陌生的艺术与乖张叛逆的姿态在中国文坛掀起一阵黑色热潮。一时间,冷嘲热讽、荒诞滑稽、热闹喧哗的风格成为多元格局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支,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继风潮发起人刘索拉之后,张洁、王安忆、残雪等女性作家以其新奇怪诞的创作风格异军突起,表现出明显的黑色幽默倾向,池莉、徐坤、海男、卫慧等女作家的作品中也隐现着黑色幽默流派的特征,只是因作家强烈的性别意识而淡化了痕迹。女作家们不像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将人物命运铺展在战争和政治等历史大事件上,也不同于中国男性作家的“黑”与“痞”,具有双重边缘体验的她们对黑色幽默这一流派的接受更为深入和绵长。尽管她们在荒诞的氛围、病态的人物及游戏式的写作姿态、大胆直白的欲望书写等诸多方面都与美国黑色幽默相契合,但“接受屏幕”对异国文化的过滤作用显然在她们身上发挥了更大的效用,故而生发了显着的误读与变异现象。这种误读与偏离一方面阻碍了女作家对美国黑色幽默流派的深度挖掘,但另一方面成就了一种别样的黑色幽默和后现代性,显现出她们自觉的性别体验和独特的创新思维。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论文选题缘由,分析其可行性,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阐明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第一章主要介绍美国黑色幽默流派、概述该流派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并例举黑色幽默对女作家的影响实证。刘索拉以一部中国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引发起“黑色幽默热”,将美国黑色幽默这一流派带到广大中国读者的视野中。其他女作家大多也对该流派有着很高的评价,相较于男作家,黑色幽默对女作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技巧上的新鲜感,而是融入生命体验的细腻、深刻的影响。第二章重点论述张洁等女作家的“女巫”式创作风格与美国黑色幽默荒诞可笑特征的契合与差异,并探讨女作家“坠落”为“女巫”的缘由。1980年代以来,张洁等女作家撕碎了爱与梦的诗意美好,开始在冷嘲热讽中展现荒诞病态的人与事。这与当时盛行的“黑色幽默热”紧密相关,但中国女作家的荒诞病态抹去了美国黑色幽默的血腥残酷,于平凡琐碎之中表达了女性的荒谬体验。第三章就小说人物、写作姿态、阅读体验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当代女作家与美国黑色幽默流派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异同。在人物上,以往端庄贞洁的女性变得随心所欲,游戏生活;在写作上,女作家们通过“能指的狂欢”进行语言游戏、采用“元小说”暴露虚构、在消遣正史中构建女性之史;在阅读上,她们让读者在填补空白的游戏中体验女性之体验。黑色幽默作家将人物、自身以及读者置于小说的游戏场中恣意狂欢,这是一个怀疑的游戏世界,一切都不再具有权威性,而女作家的加入,意味着面对历史、话语等曾只属于男性的游戏,女性不再是旁观者或被动的附属,而成为了参与主体和决策者。第四章阐释在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及中国女作家恣意乖张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两国作者相似或不同的理想、责任与希望。拨开卑琐、冷漠、游戏的迷雾,就会发现隐藏其下的崇高、严肃的悖论式实质,女作家们始终承担着确立性别身份与主体意识的重任,以期在不完美的此岸构建起一座理想的“乌托邦”。第五章着重探讨女性小说在欲望书写和个人话语表达两个方面与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误读与偏离。但这种误读并非出于接受者的无知和浅薄,而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克里纳门”。结语论述了女作家们积极、创造性地接受美国黑色幽默等具有后现代性倾向的西方思潮所具有的先锋意义。从中国的文化思想层面深思,女作家先锋性的接受与创新为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有力助推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变,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深意。

袁典^[5]（2019）在《《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研究（1988-199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从1988年创刊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报纸副刊,《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具有一定商业性,但它对文学性的坚守表现得更为明显,是当代晚报中有文学价值的副刊之一。三十年来它与当代文学尤其是山东地域文学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集中反映在它与山东作家、批评家的紧密联系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参与。《齐鲁晚报》文艺副刊是观察这一时期山东地区散文、杂文、微型小说以及诗歌等文体呈现的窗口,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山东地域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文以1988年到1995年的《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对《齐鲁晚报》文艺副刊中的“青未了”、“文学界”、“文学岛”等主题版面和“连载”栏目做了重点考察。综合文艺版“青未了”体现出异彩纷呈的文体特征和作家自由的文学言说,研究中重点关注了马瑞芳“野狐禅”专栏中古典文学浸润下的散文随笔作品,孔孚山水诗与其诗歌评论以及刘玉堂乡土情怀关照下的都市小说。“文学界”复归了报纸副刊的杂文传统,集聚了一大批国内的杂文名家,出现了一批反映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现实、风格硬朗犀利的杂文作品,对杂文的发展有所助力。“文学岛”主要发表散文,同时重视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宣传,关注文坛信息,积极参与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连载”栏目是副刊文学性的保证,连载增强了作品原有的艺术效果,同时连载形式也延长了文学作品传播的链条,扩大了作品的受众。本文通过对《齐鲁晚报》1988年至1995年副刊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信息进行梳理,总结出它的文学价值。在经济转型时期,《齐鲁晚报》文艺副刊坚守副刊文学性,培养和扶植本土作家,密切关注文学动态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

钟海林^[6]（2018）在《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严歌苓是当今汉语新文学领域中最着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因内涵丰富深邃、类型丰富多样、创作手法灵活多元、语言细腻清新而大受读者欢迎。与此同时,伴随她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她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和同时代作家相较,严歌苓小说的风格独具特色。她从女性立场出发对人性善恶所进行的揭示是十分犀利、深刻的。她的作品也彰显了女性、母性意识,语言常可触及人的心灵隐秘和柔弱之处,因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拥有宽广的胸襟,对人类苦难持有普遍的悲悯和同情,这又使其作品充满人性的温情,并给读者以人性的温暖。严歌苓以求变求新的精神进行着小说文体的创新。她的每一部小说作品都带有文体实验与探索的印迹。她多样化的文体展示着小说的无限可能。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小说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当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本论文主要借鉴小说文体学理论,从严歌苓小说文本出发,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方面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分析为基点,系统勾勒严歌苓小说文体形态特征,梳理严歌苓小说文体多样化的存在形态。严歌苓的小说文体以小说内容分类,可以分为史诗体和女性文体两类。她的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品格。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发表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她的这种美学追求。这类小说具有反映生活内容广阔、历史跨度长、人物众多和故事曲折等文体特征。她的作品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女性体验、女性的精神世界等。在小说中,她塑造出了扶桑、小渔、多鹤、小环、王葡萄、田苏菲、梅晓鸥、何小曼、萧穗子、张蓓蓓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女性生存境遇做出深刻反映和剖析,这也使她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作家,其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小说的样板。史诗性品格、女性意识,以及多种叙事手法运用、丰富意象的营造、灵动的语言运用等,一起促成独具特色的“严歌苓文体”。以情节线索或表现方式分类,严歌苓小说可以分为传记体、传奇体、自由联想体、仿侦探体、象征寓言体等多种,有的文本同时兼具多种文体特征。她改造、发展了现有的文体,使这些文体以新的面貌出现。基于她孜孜以求小说文体的创新,勤于探索和实验,她的小说在文体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与中国当代作家相比,她的小说文体特征更加突出。本论文选取几部海外华文作家和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与她的作品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对比,更能发现严歌苓小说的文体特色,由此,也可以看到严歌苓高超的文体驾驭能力。如果说张翎、莫言、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有属于自己文体的话,严歌苓有属于自己的文体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严歌苓多种小说文体的尝试及其独特文体的形成,与她小说的人性探索、她的世界观、编剧身份、商业化写作有着密切关联。总之,小说文体方面的创新追求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一创作现象值得研究。

王胜兰^[7]（2018）在《生命诗学的型构与阐释 ——论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价值现象》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以创世主的伟大神力,创造出各种前所未有的生命空间与可能,赋予人类以新的存在际遇和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它则以撒旦的魔性之手,严重摧毁生态整体系统,瓦解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和谐。如此一来,就迫使人类在享受现代性的“圣果”狂欢之时,必须予“生态”以理性的价值评估和绿色重建,从而最终打造出与生命共同体相适应的理想环境——客观地说,这既是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历史背景,也是最为根本的价值诉求。纵观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作品系谱,无论是主题意蕴上对于反生态伦理价值观的极力批判、对于绿色乌托邦的倾心构建,还是艺术特色上关于自然性、整体性、交融性、主体间性等具有生态伦理意识的审美原则,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为价值依归的诗学精神和品质。由此论之,不管是在发生学和价值诉求的角度上来考察,还是从文本现象上进行判断,都可以得出同一种结论,就是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本质上属于一种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的生命诗学。因此,研究和阐释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诗学内涵,便具有现实意义。全文包括导论和结语在内,共由八个部分组成。导论主要说明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历史概况和研究现状、阐明研究课题的主要思路和侧重点。第一章主要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关于批判的主题内涵,揭露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反生态行为对于生态整体系统的残害与毁灭,从而在批判书写的角度上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做出的反映。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从滥用植物资源和无视动物生命以及摧残山川大地、河海湖泊三个方面,论述征服与控制自然观对于自然环境生态的严重破坏。第二节,通过相关的生态理论话语暴露科技至上观的“撒旦”面具,并以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关于核爆力的书写作为材料依托,揭示科技至上观对生态系统具有的毁灭性危害和对人类精神造成的隐忧与恐慌。第三节,以有关的生态理论与客观数据,阐明唯发展主义的弊端,并通过具体的诗歌作品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关于唯发展主义批判的两种方式,即臆想式、概括化的批判和现实而具体（“城市·乡村”书写）的批判。第二章主要以鲁枢元的生态整体环境论作为理论依据,并结合有关的诗歌作品,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绿色家园的构建,体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生命共同体和谐理念的价值期归。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从摹画神性自然、表现诗性自然、描写人与动植物的亲近与交融三个方面,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大地伦理（自然生态）的诗性描画;第二节,从“安静”书写和童真叙事两个方面,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精神圆融（精神生态）的诗意构想;第三节,从描述和平理念、描绘文化生活乌托邦和生命和谐三个方面,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社会乌托邦的绿色描摹。第三章依托我国当代生态诗歌鲜明的地方性特征,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人对于民族疆域的价值守望,从而表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祖国人民共生共存的地理空间的关注。全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首先以昌耀诗歌中的高原书写作为案例,分析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与高原丰富神奇、平实动人、闲淡优美的生态境域的真实刻写;其次以沈苇笔下的沙漠意象作为案例,解析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沙漠地理的关注,其中涉及到沙漠自然地理的形成史、沙漠人文的演进过程、沙漠中的生命形态等多个方面。第二节,首先以哑石的《青城诗章》作为案例,阐释我国当代生态诗人以“微妙笔法”描写山林、人、道教伦理三位一体的生态体验,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山林自然的价值向往和生命期归;其次以海子的“麦地”书写为依托,论证现代性的欲望危机促使海子对故地乡土（平原）的回望,并通过具体诗歌作品阐述海子的“麦地”意象中对于平原现实生活伦理的深刻描写,表现出诗人生态关怀之下对于生命普适性价值的诉求。第三节,从“海·岛”的自然生命之美、人与海的存在关系两个方面,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海洋岛屿的注重;其中,无论是对于“海·岛”自然之美的描述还是对人海关系的摹画,都表现出明显的生命一体观。第四章依托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书写民族生态的典型个案（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阐述同质化语境下我国当代生态诗人对于民族身份和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在表现出民族生命追寻的同时,反映出有关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期归。全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为身份认证,第二节为民族志书写。第一节,首先论述民族身份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成员个体在情感、精神、意识、心灵上的焦灼与幻灭,说明民族成员个体进行身份认证的缘起;其次阐述民族使命意识下,民族成员个体以复归民族身份为目的的价值突围,体现出民族身份危机的迫切形势下,民族成员个体从现代性身份向民族身份回归的强烈欲求;再者从“自我”的历史身份和“自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感知生命三个方面,论述民族成员个体的民族身份认证。第二节,首先以女性人物形象的人性世界、日常生活伦理、性感之美和男性人物形象的各种社会身份的生态伦理特征,阐述民族人物志书写对于民族生命的价值意义;其次通过描述土地、住房、食粮、生活器具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风物志,说明民族风物志书写对于重振民族“根魂”的象征意义;再次通过分析彝族的祖灵崇拜、万物有灵论、毕摩信仰、死亡观念,说明民族风情志书写对于守护彝族民族精神的意义。此章虽以吉狄马加诗歌作为个案研究,但对于保持民族多样性、扞卫华夏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五章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有关文化诗学的重要特征,进而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在救治生态危机的根源（文化）上做出的贡献,表现出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绿色文化的途径建构和谐生命共同体的诗学理念和价值期归。全章分为两节。第一节,通过具体的诗歌文本分析,阐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文化反思、寓含生态伦理、文化呼唤等不同方式,对生态文化进行隐喻的诗学特征,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对于生态文化的注重;第二节,以相关的诗歌作品作为案例,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古今中外的生态伦理思想,建构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生态诗学精神的诗学诉求,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以文化救赎的方式绿化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现象。第六章分析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艺术特色,从而在表现方式的层面上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创作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能动性。全文分为两节。第一节,以（生态批判书写中的）暴力逻辑、客观化叙事、道德审丑的不同维次,论述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有关暴力叙事的艺术特征,进而说明暴力叙事的表现手法是建构生态乌托邦的有效途径;第二节,首先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有关“复杂性”的表现方式,并以相关的诗歌作品作为案例分析,阐释我国当代生态诗歌中由“复杂性”勾画出的艺术魅性,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的艺术高度,并指出“复杂性”是对生态多样性的呼应、对和谐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诉求。结语总结说明我国当代生态诗歌是以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为价值诉求的生命诗学。

陈守湖^[8]（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冯雅^[9]（2017）在《《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研究界的重大课题,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及走向世界的过程。《水浒传》作为一部广为人知的中国古典名着,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而要涉及《水浒传》在海外传播情况的研究,最先译介《水浒传》的日本,是必须首先提到的国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独特,其历史源远流长,从秦汉之交迄今至少已有两千多年。就形式而言,两国人员往来受大海阻碍,书籍成为接受文化的主要载体。本文是对《水浒传》在日本传播情况的综合论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水浒传》的译介、再创作和研究情况及《水浒传》在日本通过绘本、游戏、影视剧和动漫的多元化传播情况进行历时性和专题性的归纳、总结、分析和讨论,探究中日文学交流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本论文采用了既重理论研究,又重个案分析;既重宏观把握,又不失微观探索的写作方法,力争做到论点可靠,论证充实。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水浒传》传入日本的时间、途径和传入后出现的江户时期“水浒热”现象,以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第二章选取《水浒传》训读本中最有代表性的平冈龙城的《标注训译水浒传》和幸田露伴的训译本《国译忠义水浒传全书》二书为研究对象,兼论被称为战后译界“两座巨峰”的吉川幸次郎和驹田信二的现代日译本。通过对《标注训译水浒传》和《国译忠义水浒传全书》两书训译方法、训译特点、训译异同性等方面的考察,来归纳各自在训译技巧上的得失。与此同时,结合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社会全面西化、文化上东西碰撞的特殊时代背景,从语义学、文体学角度来探讨平冈龙城和幸田露伴的两个训译本在充当《水浒传》在日传播媒介的价值所在。注重将《水浒传》的译介和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考察,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第三章论述了《水浒传》传入后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跨文化传播为基础,辅以文学翻译理论,文化理论等,重视原典材料,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实际作品相结合的原则。重点讨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和北方谦三的《水浒传》。第四章以专题性的形式梳理和客观介绍了日本的《水浒传》研究成果。笔者赴日访学期间,走访各大图书馆和相关研究机构及相关学者,将近年来日本的《水浒传》研究历史进行系统归纳,希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为我国水浒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五章论述了《水浒传》在日本的的多元化传播,从日本的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电子游戏以及传统民俗活动中都能看到《水浒传》的存在。展示了日本人民对于《水浒传》的热爱,也展现了《水浒传》作为一部古典名着持久的文学魅力与生命力。任何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水浒传》传入日本后主要以翻译、改编、研究等方式进行传播,印刷品、舞台、影视等便构成了其主要传播媒介。从时间上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水浒传》的传播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水浒传》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状况有时强,有时稍弱,而且每个时期的重点也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社会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日本民族的精神需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日本民族在长期的自我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岛国民族特点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所以无论中国文学对其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都会自然地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审慎地取舍。他们虽以《水浒传》为原典进行了一系列的翻译和再创作,但每部作品都印有日本的痕迹。同时为迎合大众情趣和市场运营对《水浒传》的翻改也五花八门,有的缺少对原着的尊重,使没有阅读过《水浒传》的日本读者产生偏误,这种传播内容已打破甚至是毁灭了原着的本貌,如何打破这种被动传播值得我们思考。

廖华力^[10]（2017）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文中研究说明文学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种独特而显着的文化现象。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高耸的山峰,其文学活动一直都与现代传媒不可分离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正是文学与传媒“同构”与“共生”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最好注脚。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由高潮转向落潮的关键时期,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是当时任何一家传媒都无法比拟。《晨报》副刊“黄金时期”的辉煌成就始终离不开周氏兄弟的积极参与与扶持。周氏兄弟在积极参与与扶持《晨报》副刊的过程成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开展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学活动,并最终以独一无二、个性彰显的文学实绩与文学建树,成功地从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众多文化领袖群像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学最耀眼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子星”,奠定各自在现代文学版图的应有位置。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的历史与事实,不仅为我们完整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提供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创造重新理解与阐释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当代文学与传媒的健康发展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论与结论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指出选择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从把现代传媒（以报纸杂志为主要代表）视为作家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出发,论述研究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互动关系的目的与意义;回顾历史文献,总结研究现状。将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放置于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发展格局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与现代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意义。正论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探讨《晨报》副刊成为周氏兄弟“文学场”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以梁启超、蒲伯英等为领导核心的研究系在政治活动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决心退出政坛,转入文化活动领域。这使得《晨报》及其副刊率先赞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阵地与舆论权威。《晨报》副刊的办刊定位与发展基调为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对其进行改造,提供理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青年》集团因为内部矛盾、分裂与外部反动势力的迫压而面临风流云散的命运,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的李大钊适时转战与改革《晨报》副刊,使得周氏兄弟真正地登堂入室、“走进”《晨报》副刊成为现实。第二章回顾周氏兄弟探寻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历史进程与艰难步履,这是周氏兄弟选择进入与改造《晨报》副刊的内部动因。周氏兄弟从留学日本时期筹办《新生》杂志开始,就梦想拥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但是经过《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直到《新青年》逐渐分裂与转向,周氏兄弟都未曾完全彻底地实现最初的夙愿。周氏兄弟不得不继续探寻与前进的脚步,而在李大钊、孙伏园先后主持下的《晨报》副刊无疑成为周氏兄弟开辟“文学场”的最佳选择。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研究周氏兄弟积极建构“文学场”的具体过程与多种维度。周氏兄弟通过为《晨报》副刊命名（此处特指鲁迅）、指导《晨报》副刊发展、创作与发表文学作品、初步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发起与组织文学论争与批判、培养文学新人、形成文学团体、引导读者阅读与培育读者的新型审美趣味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实践,成功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极大推动“五四”新文学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确立自己在新文学领域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第五章旨在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分道扬镳的详细过程与复杂原因。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在紧密携手发展五年多,缔造双方的辉煌成就后,周氏兄弟不得不在1924年10月无可挽回地面临退出“文学场”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时局动荡的不断加剧,各种反动势力益加猖獗,《晨报》副刊在研究系核心人物刘崧生、刘勉己的主持下逐渐地转向,背离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初衷与轨道,丧失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时期坚持思想自由与理性批判的办报精神与宽容空间;与此同时,周氏兄弟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与发展,在学问、同志、资本、时间、读者、编辑出版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已具备独立开辟完全属于自己的“文学场”的自信、能力与条件。与逐渐转向反动的《晨报》副刊彻底分道扬镳,开辟全新的“文学场”成为周氏兄弟的必然选择。周氏兄弟也在《语丝》的“文学新场”上又一次成为“新文坛双柱”。结论部分主要阐明现代传媒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布平台,仅仅承担传播文学作品的单一功能,它在真实呈现作家身处其中的复杂外部世界、激励与同构作家的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态、推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组织文学争鸣与论争、培养文学新人、集结文学队伍与社团、增强成名作家的文学声誉、吸引文学读者与引导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等多个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把现代传媒作为文学传媒看待,并不能完全展现它与作家文学活动关系的全体面貌与多样特征,只有把现代传媒看作作家以其为联系纽带从而开展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场”,才能准确把握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同构”与“共生”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携手发展、相互成全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必将为我们全面理解周氏兄弟“五四”时期完整的文学活动图景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

二、体制的反讽——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体制的反讽——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提纲范文）

（1）在“太和”理想与现实“应物”之间 ——《应物兄》的知识分子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2）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洋县地域文化与小学语文地方课程资源的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4）黑色幽默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5）《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研究（1988-1995）（论文提纲范文）

（6）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命诗学的型构与阐释 ——论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价值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8）“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论文提纲范文）

四、体制的反讽——我读《省长与画家》（论文参考文献）

• [1]在“太和”理想与现实“应物”之间 ——《应物兄》的知识分子叙事[D]. 赵新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1)
• [2]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 AYE AYE KHAING. 湖北大学, 2020
• [3]洋县地域文化与小学语文地方课程资源的建设[D]. 张艺凡.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2)
• [4]黑色幽默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小说[D]. 杜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5]《齐鲁晚报》文艺副刊研究（1988-1995）[D]. 袁典. 山东大学, 2019(09)
• [6]人性世相的探索与言说 ——严歌苓小说文体研究[D]. 钟海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生命诗学的型构与阐释 ——论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价值现象[D]. 王胜兰. 武汉大学, 2018(02)
• [8]“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9]《水浒传》在日本的传播研究[D]. 冯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10]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D]. 廖华力. 兰州大学,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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