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

一、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田玉梅^[1]（2021）在《屯垦戍边视域下明朝中期哈密危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末明初的西域局势动荡,族群迁徙十分频繁。明王朝历经长期与蒙元战事对抗,社会经济、政治上持有众多痼疾,欲图复辟的残元势力威胁着边疆稳定,明王朝内忧外患。朱元璋意识到短期内很难平息北元蒙古的威胁,对北部边防转攻为守,并陆续在嘉峪关以西一带建立起以哈密卫为首的关西七卫为明朝拱卫西北边防。自设置以来,哈密卫担负着明王朝交通西域、藩屏中原之重任。明朝中期,随着土鲁番日益强大,哈密屡遭侵略最终被其兼并。哈密边政危机的初现、演变、解决,这无疑是边疆治理中一大典型案例。本文旨在从明朝国力变化对边疆的影响、明朝对哈密卫管理中的政策调整、哈密地区民族构成以及土鲁番日渐强大对哈密卫造成的威胁,梳理分析明朝中期哈密边政危机出现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以及重点以时代更迭角度叙述哈密危机在初次显现时,明朝对其军事支持等政策、哈密危机逐渐恶化中明朝应对方案、以及哈密卫最终惨遭失守时哈密统治者的解决方案。最后解析明朝出现“封疆之狱”与“大礼之争”的政局变动,重点梳理边臣王琼解决哈密危机的过程及措施。最终对哈密边政危机带给后世的影响和教训做出总结。从广度上探究该典型事件同当时哈密各种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关联性;从深度上考量哈密危机事件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和分析哈密边政危机事件处理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从屯垦戍边角度思考国家安全中“整体与部分是辩证统一”的客观历史依据。以史为鉴,巩固边疆安全发展成果,从而为边疆地区社会全方位稳定建设提供稳固的安全环境。

王慧明^[2]（2021）在《明代募兵制研究》文中指出募兵制是以有偿方式召集自愿者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募兵入伍前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人群,入伍后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有人身控制的强化,也有人身控制松弛的雇佣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管理和有偿方式。本文以明代募兵制为研究对象,考察明代军事动员从卫所制的强制动员到募兵制的自愿动员的发生发展,召募对象的身份地位,募兵入伍后的管理、有偿方式及体现人身关系,进一步分析对军事、财政等方面影响和反映的社会变迁。明代募兵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英宗即位初的宣德十年（1435）募兵榜谕到嘉靖十三年（1534）募兵被编入卫所,此后至明亡为第二个时期。第一期募兵制的发生与部分军事物资的市场化动员几近同时,招募对象有军户中具有相对自由空间的卫所舍余、免差徭而从军的民户人丁、接受军队再控制的流民等。舍余即武官户下舍人和军户下余丁的统称。募兵的规模在土木之变后扩大,募集士兵因明蒙对峙而服役长期化,召募民壮、舍余和北边召募土兵等募兵名目陆续展开。带管于卫所的募兵、州县召募的民壮在管理方式和粮饷结构上类同于卫所正军,仍是兵农合一的原则,除了本身从军及从行粮到如卫所正军一样行月兼支的经济报酬外,其家庭在享有丁粮优免权利同时也负有户丁帮贴乃至世袭替补的义务。卫所制随着募兵制的发展也采用召募方式补充操军、屯军的缺额。所以此时募兵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强控制的形态而非雇佣关系,也就难免在推行日久后出现类似卫所废弛的弊病。将该期的募兵制与同期的卫所舍余差操制度化、民壮从自愿应募到以里甲为单位的强制佥派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动员向卫所军户内剩余人口及州县各种户籍的扩展。该阶段募兵制在军事上对外巩固了北边防线,对内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财政上主要是节省了客兵远戍的军费;在兵制上使卫所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缓解了废弛的速度,召募土着为兵被奉为圭臬并延续以后的募兵制中。第二个时期随着嘉靖中期“北虏南倭”的新变化使明军作战编制由卫所制向常备营兵制普遍化发展,兵农分离的士兵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募兵制逐渐摆脱上一时期的兵农合一的管理方式。召募对象主要是民户人丁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流民,前者随着明中后期赋役改革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施行,来自国家的人身控制趋于松弛,具有一定的职业选择权;后者也不再如前一时期以人身与土地结合的再控制为目标。除了军事资源调节部分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外,朝廷为解决人身控制较强的士兵雇佣他人顶替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及浪费财政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募兵制。从抗倭战争开始,召募、管理、作战视粮饷厚薄为准,入伍后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募兵从东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卫所内的募军与世袭的祖军相区别,仅是本身从军,因老疾而退出,以名籍、粮饷、人身为序,不同程度地处于卫所管理之下,而雇佣关系更强的就是全然脱离卫所而仅受营兵制管理的募兵。后期募兵赋税优免只及本身,家庭既无丁粮优免也无户丁帮贴,军饷结构上包括本身的军饷及经济上惠及家庭的安家银、内顾银。将帅家丁是募兵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九边军官阶层在边疆地区的土地市场化经营而产生,与将领的人身关系从附庸关系为主向雇佣关系为主发展,即先与军官结成支配关系,再由军官与朝廷交换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以朝廷为单独买方的雇佣兵队。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时期的募兵制不是后期取代前期的关系,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于第一阶段募兵对财政的节省,第二阶段募兵从嘉靖中期到隆庆时期的“覆定军制”,除了数量有限的军事家丁双粮和南兵厚饷外,军饷并未超过卫所正军,财政支出扩大的原因是军数的增长和兵农分离后常备士兵的增多。万历中期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数量增加和自援朝战争开始的、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造成了明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对于包括募兵在内的军费扩张,在中央引发了以户部和兵部之间为主的部门矛盾并延及边镇或前线军事负责部门,在地方上引发了因户籍人口减少导致的赋役完纳问题和军费导致的百姓负担加重及地区分配不均等等矛盾。至万历中期,包括卫所募军、经制募兵、临时募兵、在营家丁形式的个体雇佣兵和将帅家丁式的雇佣兵队的多样化雇佣关系的募兵制体系形成了。但是募兵的训练、解散、安置、预备役、军事领导权力分配却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个体募兵为经济利益自愿应募,但在入伍后却有极大的趋利性,表现为军饷上的逃薄就厚,军事任务上的趋利避害,以致朝廷因逃亡过甚而只求数量充足。尽管明末募兵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1/2,但却没有带来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明代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家丁为核心、普通营兵为外围的军队结构,这个趋利性的结构压倒了戚继光所代表的强调军队团结协作的军队结构,再加上军官阶层沿袭自卫所制的腐败愈发严重,不仅军事改革被打断,反而在调募这种军队集结方式共同作用下,在明清交替时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马宇彤^[3]（2021）在《王翱执政作为研究》文中提出王翱是明代中期着名的文臣,永乐十三年（1415年）入仕,成化三年（1467年）以吏部尚书之职卒于任,历仕五十三载。王翱生活的时代,中枢权利机构更迭频繁、宦官擅权严重、流民问题激化、边疆蒙古威胁与日俱增。他在任期间惩治贪吏、两赴松潘、提督辽东、总督两广,入主吏部,历经景帝易储、南宫复辟、曹钦之乱等政治事变。正统四年（1439年）,王翱奉命镇守松潘,未费一兵一卒,即平定松潘,名声大噪。正统七年（1442年）他又受命前往辽东提督军务,十余年间,因军功先后升任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景泰三年（1452年）,因瑶乱王翱前往两广地区,“两广有总督自王翱始”。对待当地诸酋,王翱以“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方式,使两广地区叛乱逐渐平息。事平回京,他于景泰四年（1453年）接替何文渊任吏部尚书。南宫复辟一事,旧阁臣和七卿中唯有吏部尚书王翱独善其身。总之,他入主吏部十余年,所举官员,如岳正、李秉、马昂等人,皆国之栋梁,为宪宗、孝宗两朝的“弘治中兴”奠定了人才基础。在复杂的明朝官场中,王翱能够平安历仕五十三年之久,与他本人的执政原则分不开。在政治方面,他奉公守法、不结党营私;在生活方面,他廉洁朴素、不徇私情;在教育方面,他重视教化、推崇儒学。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是他为官的原则,廉洁律己是他为人的态度。他的存在,对明朝中期政治局势的发展与稳定具有一定影响。

施瑶^[4]（2020）在《明大同镇长城军事聚落适应性特征研究》文中提出长城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新时代对长城的整体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城军事聚落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适应性的角度研究军事聚落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间的关系是拓展长城价值体系的重要层面,也为军事聚落的保护提供了依据。本文以明大同镇72个军事聚落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聚落在所处环境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适应性特征,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首先,基于聚落适应性的基本要素,本文分别阐述大同镇军事聚落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经济技术环境,并对大同镇军事聚落的形成过程及等级体系进行概述。其次,本文分别研究了聚落对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经济技术环境的适应性。自然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环境。针对自然地理环境,研究了聚落的宏观分布特征和典型选址模式,并通过最大熵模型探究了各环境因子对聚落选址的作用方式与贡献程度;针对自然气候环境,分析了其对聚落军事策略和建造材料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军事防御需求为主,聚落产生了与其相适应的整体布局与内部形态。针对聚落的整体布局,本文总结了其三个特征:1)以镇城为中心的层次性与放射性布局,2)以长城为脉络的线性与纵深性布局,3)局部多堡联合防御。针对聚落内部形态,本文由外到内分析了城垣防御体系、道路形态及空间布局、建筑类型与形态。经济技术环境的影响体现在对内的生产补给需求和对外的商业贸易需求。生产补给需求催生了军需屯田系统,商业贸易需求催生了边境互市系统。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形成过程、规模及形态布局。最后,本文总结了军事聚落形成的地域景观体系,研究了聚落保存现状及演变机制,最终提出了明大同镇军事聚落的适应性保护策略,为明长城军事聚落的研究和保护作出贡献。

石新闻^[5]（2020）在《马文升与明代成弘年间政局》文中提出马文升是明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自景泰二年（1451年）进入仕途,初为山西、湖广等处巡按监察御史,继为福建按察使,陕西、辽东等处巡抚都御史,总制延缓、宁夏、甘肃三边军务都御史,后为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兵、吏二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年）致仕,历仕五朝,涉足政坛五十余年,与王恕、刘大夏并称“弘治三君子”,见证了明代前中期社会变迁,对成化、弘治两朝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并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马文升的一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从马文升的政治作为中剖析其对政局的影响。首先,从马文升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马文升生平进行分析。其次,从马文升在地方和中央任职时期的政治作为中分析,并选取成化、弘治时期马文升的军事活动,分析其如何用多种方法提升明军的实力,为弘治中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外部环境。再次,从马文升的复杂人物交集中分析马文升与当时复杂的朝局,展现了马文升少为人知的一面。最后,着重分析马文升对成弘年间的政局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马文升的全面而深入的剖析,较为详细的论述了马文升一生的政治作为,特别是与明成弘年间的政局的深层交织,既展现明朝前中期政治风云的波澜壮阔,也反映庙堂斗争的复杂诡谲:勋贵集团衰落、文人集团崛起、宦官势力的增长。既展现文人集团与皇权及宦官集团的斗争与妥协,也反映文人集团内部的合作与博弈。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剖析明代统治集团下的朝局,展现以马文升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为明朝政权及明代社会做出的种种贡献,他们的这些努力,正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生命力,和传统士大夫身上的追求与信仰。同时,也揭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既是时代产物,更是中国士大夫自身存在的弱点。

张书铭^[6]（2019）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文中指出兵部为明代六部之一,主要负责国家军事行政、防务。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废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兵部地位得以提升。兵部尚书为明代兵部的最高长官,负责领导下辖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的工作,总掌天下军事行政,在明代政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兵部尚书作为明代至关重要的一个官僚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特征。本文以《明实录》及明人文集、笔记等为主要史料来源,从兵部尚书的籍贯、入仕与仕履、迁转与任期、兵部尚书与明代政局的关系等方面入手,力求对明代兵部尚书这一群体及其特征做出比较全面、客观和动态的认识。正文重点论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章考察明代兵部组织机构。本章探讨了兵部尚书制度渊源、明代兵部尚书及兵部四司的职掌,以理清明代兵部的组织机构及运作情况。依据典籍的相关记载,考察兵部所辖武选、职方、车驾及武库四个清吏司的职官设置情况和职掌范围。从史书中对兵部尚书事迹的具体记载可知,其职掌大致包括管理武官、拱卫边疆、参议朝政以及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兵部尚书对上奏报军情,对下统领兵部四司,在明代政治、军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章对明代兵部尚书的任职人数进行考证。本章主要对《国朝列卿纪》、《弇山堂别集》、《国朝典汇》、《国榷》以及《明史》中兵部尚书名单的记载进行考证。明代除了真正掌管部事的兵部尚书外,还有因总督军务得以加兵部尚书衔的官员,提督团营及协理戎政兵部尚书,虽任命兵部尚书但掌管其他事务或是未赴任者,这些情况皆不属本文的讨论范围。通过梳理不同史书中对明代兵部尚书名单的记载,考证出实际掌管部事的兵部尚书共一百一十四人。第三章考察明代兵部尚书的籍贯。本章利用《明实录》及文集等文献资料,对明代一百一十四位兵部尚书的籍贯进行考察。从籍贯分布看,明代兵部尚书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南直隶等地,即较多分布于政治中心及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出自偏远地区。另外,兵部尚书籍贯分布南北相对平衡,但相对倾向于北方地区,呈现出明前期南方占据优势,但中后期愈发向北方集中的特点。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明朝兵部尚书籍贯分布的格局。第四章考察明代兵部尚书的入仕和仕履。通过讨论兵部尚书的入仕途径及履历情况,探析国家对于兵部尚书的选任条件。在兵部尚书的出身结构中,明早期采用多途并举的选拔方式,到中后期进士出身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官员任职兵部尚书前的履历情况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多数都经历过地方或军事相关的历练,说明国家对兵部尚书的选任尤为看重官员的行政及军事能力。第五章考察明代兵部尚书的迁转与任期。本章主要是对兵部尚书的迁入官、仕途走向及任期长短的考察。明代兵部尚书的迁入官以他部尚书、六部侍郎、都御史及总督等为主,其中明中期兵部侍郎所占比例最多,到了后期总督比重上升,反映出在明后期战事频繁的环境下,统治者将实战经验作为兵部尚书升授的重要考量因素。兵部尚书的仕途走向则主要以致仕为主,说明兵部尚书在明代官僚体系中地位非同一般。另外有罢免或下狱的情况,这与明代政局的变动有较大关系,可见兵部尚书的命运与政治时局紧密相连。从整体上看,兵部尚书的任期比较稳定,在明朝末期更迭较快,这与明后期政局动荡有较大关系。第六章考察兵部尚书与明代政局的关系。本章试图把兵部尚书群体放在明代中枢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环境中去考察,探讨这一群体与皇帝、阁臣及宦官的关系和互动,从而把握兵部尚书与明代政治的密切联系。在明代国家政治体系中,皇帝、内阁、宦官三者皆为明代政治权力运作的关键所在。兵部尚书在政治舞台发挥的作用除个人素质外,与明代皇帝、内阁及宦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皇帝的信任、内阁与宦官的支持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兵部尚书实际权力的大小,亦即其在明代政局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程紫旋^[7]（2019）在《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流民问题一直是历代王朝所面对且受统治者重视的社会问题。明代流民问题同样层出不穷,且与明朝相始终。明朝境内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地处北方边境的山西地区作为明代流民问题的多发区,以及内陆河南、荆襄等地流民的重要来源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山西地区流民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加深对明代流民问题的整体认识,并进一步探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论文主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明前期山西流民问题研究。山西在明洪武时期已经出现流民现象,前期流民出现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灾害的严重、山西人多地少的矛盾、北方蒙古族的入侵以及地方官吏的失职所造成的流民大量外流的现象,但明初期政府采取蠲免赋税、招抚流民等措施使流民没有深入发展,没有对明朝统治造成大的冲击。第二部分为明中后期山西流民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由于朝政腐败,国家内部出现种种问题,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赋税徭役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加之北方蒙古族的入侵,天灾的侵害,这一切都使得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向外逃亡,明中后期流民越来越多,虽然政府也在实施救济,但在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时,其救济也显得力不从心,由流民而引起的农民起义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第三部分探讨了明代山西流民的流向。山西的流民既包括山西人口的外流,也包括外地流民流入山西。山西流民多流入邻近省份以及北方蒙古地区,而流入山西的也多为邻近省份流民。在流出和流入山西的流民中都有不少会在一地短暂停留后又继续流移,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第四部分分析了山西流民产生的影响。山西流民的流出对明代社会、对山西当地以及流民流入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流民流入山西无疑又会对山西当地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总的来说产生的积极影响较大。

黄群昂^[8]（2019）在《明代兵部尚书研究》文中提出明代兵部尚书是辅佐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是明代中枢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系统考察兵部尚书建置与制度建设、群体特征、兵部尚书权力运行机制、兵部尚书与各权力体系的关系以及兵部尚书应对军事危机时的政治表现,以兵部尚书为视角考察六部的行政运行状态与政治作用,揭示明代中央军政决策机制在常态与变态形势下的运行状态与运转效率,从而深化对明代中央权力生态与政治军事格局的认识。兵部尚书的行政是以兵部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为基础的。从制度上看,明代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官员,由文官担任,与五军都督府实现文武分权。洪武十三年以后的五军都督府尽管保持了统军、训练军马的权力,但管理、调发等职权多流向兵部,形成兵部尚书主管调发及军事政令而不统军,五军都督府统军而无调发、管理军务之权的局面。兵部尚书主要通过科举一途晋升,其个人及家庭出身、户类构成显示大部分兵部尚书来自平民阶层,表明了明代科举为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保证。兵部尚书来源的地域分布呈现南北多、边远地区少的特点。而南方与北方相较,则为北方多,南方少,这与明代南北进士的录取数量恰好相反,这表明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以及科举实力等因素都对兵部尚书的选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很显然,政治与军事因素对兵部尚书的选任所起的作用更大。兵部尚书的履历与职任结局显示兵部尚书大多有一定的地方军事经验,但其选拔受到皇帝、官僚系统等因素的影响,所选兵部尚书大多不能胜任该职,失误颇多,由此造成大部分兵部尚书仕途不稳定,命运多舛。从具体的行政运作看,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始终以皇帝为核心。明太祖废相后,皇帝兼具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双重职责,皇帝看似高居拱默,居于深宫之中,但皇帝对包括军政事务在内的一切国家大政均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皇帝通过上朝、面谈、颁发圣旨等方式处理国家政务,兵部尚书对皇帝意旨无条件服从。在维护皇权独尊的政治体制下,兵部尚书行政的平行、向下运行都受到各种权力机关的制衡。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叠床架屋的结果是各方政治势力互相牵扯,使兵部尚书瞻前顾后,不能为且不敢为,只能敷衍以塞责,从而造成政务的壅塞,政务运行往往流于形式,执行效果有限。各权力体系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在明王朝遭遇危机之时,少数兵部尚书通过扩大自身的权力,加强兵部尚书的权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明代的军事指挥一时颇有如臂使指之效。但兵部尚书的命令下达地方执行需要较长过程,可兵部尚书更替频繁,多不久任,不可能尽心督促每个环节贯彻到位。所以在危机形势下,精明强干的兵部尚书可以振刷军政,对应对危机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难以撼动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限制了行政效能。兵部尚书的权力运行受到明代各种国家权力体系的制约,效能有限,但在军事管理领域中兵部尚书的作用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它对维护明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仍起着关键作用。自明太祖废相后,阁部之争中阁臣始终未取得合法的“相权”,明代的中央权力运作实际上是以“六卿”为“相”,可以说明代的中央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下的“部权”政治。而且兵部尚书的权力运作水平除了制度上的作用以外,特殊的政治事件、兵部尚书的权力欲望、兵部尚书的个人行政素质、兵部尚书对兵部的权力定位与理解,兵部尚书与其它中央权力的势力消长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吝成璋^[9]（2019）在《明英宗、代宗时期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研究》文中认为明代言官军事监控职能作为明代“以文制武”政策的产物,对明代军政乃至后世军队建设都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明代言官军事监控职能而言,英、代时期是其发源的一个重要节点。通过对英、代时期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形成原因、诸方互动、成效危害等因素的研究分析,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明代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历史而言无疑是必要且有益的。明朝自洪武、永乐之后军力衰弱、军政败坏,加之其他军事监察措施的失效,共同构成言官群体深入军队进行军事监控的背景。通过对言官群体军事监控职能在正统时期初步转变表现的阐述和原因的分析,可以确定明代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初变于英宗正统年间。土木之变这一明代历史标志性事件的爆发,对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凭借史料中景泰年间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代表性案例和相关制度条文的解析,足以论证言官军事监控职能运作的规范化趋势。说明言官军事监控职能这一职权初步定型于代宗景泰年间。夺门之变和曹石之变中言官群体与武将勋贵集团的斗争此起彼伏、势若水火,而天顺年间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运行亦是随之消涨不定。曹石之变后政治斗争形势清晰,明廷对军队的监控显得更加迫切,同时言官群体军事监控职能的行使亦赢得英宗皇帝的信任,最终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在英宗天顺末年大致定型。最后,本文梳理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形成于英、代年间的演变脉络,点明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经过英、代时期的萌发与确立的事实。而其作为一种监控军队的制度延及后世一直存在,诸如在其雏形上发展而来的清代督抚制和当代军队监察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表明了这一制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周春兰^[10]（2018）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终明一朝,北方蒙古一直活跃于东起辽东,西迄甘肃的九边一线以北地区,与明朝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双边有着密切的接触与交流。明代文人对此创作了大量反映蒙汉交融的诗歌。因此,论文以反映蒙汉交融的明诗为研究对象,在从正史、杂史、传状、碑志、年谱、序跋、诗话笔记和诗文集等诸多文献典籍中搜辑反映蒙汉交融的明诗及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记述战争、书写边地、歌颂和平、交游唱和等多层面对反映蒙汉交融的诗歌展开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阐述其存在方式、独特形态及其价值,再现明代蒙汉文学交融的历史面貌,揭示明代蒙汉文学交融的某些规律性问题。第一章对反映明朝与北方蒙古冲突战争的明诗进行深入挖掘其思想文化内涵,再现明朝和北方蒙古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促使人们对民族战争展开深刻而冷峻的理性反思。战争是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明诗创作一个非常显明的主题内容,诗人对“永乐北征”“土木之变”“庚戌之变”等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有着较为全面的描写与理性的思考。第二章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阐述明代诗歌中边地风景、边防情况和边地将士、汉族民众、蒙古民众生活主题及其价值和意义。李梦阳、谢榛、方逢时和徐渭等诸多诗人将九边重镇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等地域文化内容形诸诗篇,全方位地展现了边地的自然和生活全景,进而使得边地自然、人文景观及边地民众的生活成为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明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第三章对和平主题范畴下的诗作展开较为系统的分析。明诗对“俺答封贡”进行了多层次的描述与评价,既有对其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又有对其持赞同和歌颂态度的。两种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折射出明代诗人在对“俺答封贡”接受过程中呈现的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氛围、政治见解和现实需求等,揭示了蒙汉文化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方逢时和徐渭描写了大量的体现边疆和平景象诗作,反映蒙汉和平的主题,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价值。第四章对元明易代之际和明中期蒙汉诗人的交游唱和展开研究。元明易代之际,蒙汉诗人交游唱和清晰地展现了易代之际蒙汉文学交融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战争冲突和政权更替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为了解元明易代之际诗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明中期蒙汉诗人交游唱和以蒙古族诗人苏佑家族尤为突出,苏佑及其子孙与同时代的如谢榛、李开先、王慎中、王世贞等大部分汉族文人都有交游唱和,其间留下来的诗作是非常宝贵的蒙汉文学交融文献资料。绪论部分对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诗概貌及其研究现状、研究价值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余论部分对本论文作了简要的总结,指出相同题旨下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总而言之,明代文人创作的反映蒙汉交融的诗歌丰富了明代诗歌创作,再现了蒙汉文化文学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历史面貌,是研究蒙汉文化文学交融发展史的珍贵材料。它们也是明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明代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二、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屯垦戍边视域下明朝中期哈密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募兵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王翱执政作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大同镇长城军事聚落适应性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文升与明代成弘年间政局（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兵部尚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兵部尚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英宗、代宗时期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屯垦戍边视域下明朝中期哈密危机问题研究[D]. 田玉梅. 塔里木大学, 2021(08)
• [2]明代募兵制研究[D]. 王慧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王翱执政作为研究[D]. 马宇彤.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明大同镇长城军事聚落适应性特征研究[D]. 施瑶.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马文升与明代成弘年间政局[D]. 石新闻.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6]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 张书铭.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D]. 程紫旋.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8]明代兵部尚书研究[D]. 黄群昂.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明英宗、代宗时期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研究[D]. 吝成璋. 云南大学, 2019(03)
• [10]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诗研究[D]. 周春兰. 内蒙古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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