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服务业增长 仍落后于制造业（论文文献综述）
夏杰长,刘诚[1]（2022）在《迈向2035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文中提出2021—2035年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期,是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实施"两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且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发展环境变革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在深刻剖析世界经济变局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合理推论,提出了迈向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十大趋势,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制造"质量显着提升、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等。
葛海燕,张少军,丁晓强[2]（2021）在《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驱动因素——融合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测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利得份额,为此,本文构建了融合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性测度指标,并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析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已经取得了较大提升,但国际排名仍比较靠后,不仅显着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和俄罗斯两个金砖国家,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困境仍较为严峻;尽管中国初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显着提升,并表现出明显的"追赶"趋势,但各行业的国际排名均较为落后,其中,服务业的落后程度最大,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落后程度最大;技术地位效应是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主导因素,经济地位效应是次要因素,增加值结构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
刘佩[3]（2021）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使得中国制造业发展难以突破“高产出、低效益、低附加值”的困境。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环境规制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必要手段,通过抑制制造业污染物排放来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与此同时,其实施成本增加可能会挤占研发投入,影响能源产出,从而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因此,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亟需明确,其具体作用路径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梳理与相关理论阐述,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其次运用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市（西藏与港澳台地区数据严重缺失,在此予以剔除）面板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熵权法分别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基于测度结果对中国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然后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最后通过HDI分区比较地区间的差异。研究发现:（1）2005—2017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均值,中部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接近全国均值,而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均值;（2）从直接影响来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影响关系;（3）从间接影响来看,技术创新、能源效率、FDI与产业结构都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效应,而通过FDI与产业结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效应;（4）分地区而言,高于全国平均HDI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体现;低于全国平均HDI地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严格的环境规制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成本效应,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需加大规制力度,发挥技术创新、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与FDI的正效应,以实现环境保护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
王延霖[4]（2021）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源型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的核心,但其长期依赖的中低技术水平引发的“规模扩张”成长模式在当今时代不可持续,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今全世界都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技术服务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是传统产业获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现状、融合绩效及民族地区特性要素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产业融合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辅助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本研究以民族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比研究法、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熵指数法等多种方法,从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综合分析当前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状、水平及对绩效的影响,开展与非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以探究民族地区特殊规律,并从政府治理模式、社会要素配置和关系文化等特性要素方面探究了相关的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初现,并具有改造资源型产业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效应,同时民族地区更易引进技术应用类服务企业,融合模式也以平台型、参与型和基础建设型为。但目前由于相关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产业间及政府部门间的“搭桥”问题以及资金压力问题使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深化存在困难。2.利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值表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已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2012年后稳定上升,但目前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空间异质性特征显示产业融合高高集聚区向东、向南转移态势显着,而民族地区则多被低融合水平省份包围,地域间协同效应不高。3.实证研究结果总体说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的多维度绩效提升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创新绩效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实现。相比于非民族地区而言,以上提升作用在民族地区更强,“技术追赶效应”凸显。4.民族地区的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较高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产业融合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提升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及政府治理、高效的资本配置水平有利于引导稀缺资本应用到经济效益高和政府关注高的领域;但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在产业融合和创新绩效中呈负向调节作用,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资本更倾向于向低风险领域倾斜。民族地区较高的关系文化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影响程度不高。5.民族地区中产业融合经济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说明其可充分借助高技术服务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影响,环境绩效方面虽然难以区分两种效应大小,但可借鉴非民族地区经验展开地域间的环保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以及建设产业融合双方的能力体系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田野[5]（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张芳[6]（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孙永庆[7]（2020）在《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旨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增强全国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而科技服务业是现在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关键产业。科技服务业不仅成为现代的新业态,具有独立的产业特性,为社会经济创造经济财富,并且科技服务业可以提供知识和专业的技术,对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的融合互动发展,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基于详实的数据,对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现状分析与对产业互动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使用了2007-2017年统计年鉴相关的数据,分析了我国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其次,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的投入产出表,结合影响力系数和感应系数的测算指标,初步考察了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11个省市地区2006年-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原理的同时建立模型用于检验中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发展关系,并识别比较不同地区的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了解实际生产中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对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一定的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依据2012年、2015和2017年的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从影响力系数与感应系数来看,我国目前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已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从影响系数和感应系数的值来看,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高于科技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由此可见,制造业对科技服务业的波及效应和需求大于科技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波及效应和需求引力作用。所以,整体而言,我国制造业水平发展相对较高,对其他行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软投入是促进科技服务业的最重要动力。基于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之间的内生关系,建立了关于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水平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东北、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研究对象,使用统计数据来验证科技服务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并比较制造业和科技服务的互动发展之间的差异。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检验表明,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不是对称的。科技服务和制造业在不同地区的融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科技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越明显,同时也会加强两者之间的互动发展。通过两个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结果,可以进一步互相验证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再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相关建议。
宋文月[8]（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李超[9]（2020）在《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制药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医药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而我国无论在企业规模、产品结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何弥补这种差距,我国制药产业的未来应该走哪条发展之路,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之所以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是现代生物制药产业的奠基者和领跑者,是传统的制药强国,而日本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药产业,逐渐形成了极具本国特色的产业环境和国家竞争力。美国、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能够形成尖端制药领域的领头地位,其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不仅有助于规划我国制药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更有助于我国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中医药。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作为基础,从宏观视角分析制药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总结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产业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能够体现制药产业内外表征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究各国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为探究关键竞争要素提供方向性指导;随后采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对各国头部制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企业层面产业规模和产业质量指标下的竞争因素的作用;再使用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解析,分析了各国制药企业分布的结构性差异;基于上述的研究过程,本研究分析了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产业层面的作用,确定了11个制药产业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推导出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和形成逻辑,并分析了各国竞争力形成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制药产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产业特质,揭示了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路径,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从产业层面来讲,本研究从实证结果推理出各个显着的影响因素与产业各方面的竞争力、以及产业竞争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单向或双向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形成了精妙的循环。本研究注意到,某一些因素是可以通过“主动”改变或刺激来提高,如研发投入强度、员工数量、研发投入,进而启动整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因此,一般来说,在具备一定产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要形成其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创新力度,扩大员工数量提升规模,从内部形成正向循环,也需要鼓励科学研究、完善金融制度和企业融资融券环境、制定合适恰当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国家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完善产业的支撑环境。基于对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的分析,本研究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产业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制药产业的实际状况出发,本研究提出了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六大战略方向,学习日本鼓励对仿创药的研发;并且,如果能以现代医学的科学方式去解构中医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推进中药标准化、国际化进程,中国制药产业必将在世界独树一帜。
胡玉珠[10]（2019）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竞争优势的形成 ——基于投入产出表与动态面板数据结合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中间产品的跨国界交换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分工布局,导致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长度和中间产品的种类增多。传统的加工制造环节为制造企业创造增值和利润的力量日渐衰弱,制造品中的服务中间投入开始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和增加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为整体“大而不强”,传统代工模式的保持使中国制造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只有通过加强制造产业的自主研发与创新才能焕发中国制造业新的活力,而创新大多集中于制造品产品价值链前端的服务投入环节。因此,将制造产品的资源配置向生产性服务业倾斜,探究“制造业服务化”的传导机制及本土化移植,对中国新型服务业的发展和新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建立了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互为投入的两部门模型,在制造部门的生产函数中加入服务部门人力资源的学习效应,发现服务中间投入参与制造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学习效用降低了制造品的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然后从“产品差异化”,即产品服务化的角度阐述了服务增加值较高的制造品在抢占市场份额方面的竞争优势。在描述“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和竞争优势指标方面,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和KPWW方法分别核算中国制造品内涵国内外服务增加值、跨越国界频繁程度不同的生产路径上制造品的内涵服务增加值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竞争优势。此后,本文建立了动态面板模型,对制造品内涵国内外服务增加值、价值链迂回程度不同的制造品内涵服务增加值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以及不同类别制造行业服务化程度的差异化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结论如下:（1）制造业内涵服务增加值整体对制造业竞争优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国外服务增加值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大于国内服务增加值,中国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优质服务依赖进口;（3）服务增值过程跨越国界的次数越多,对应的服务增加值数量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越强;（4）信息服务化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最强,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效应最弱。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密集的服务投入,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越强,能够显着地提升制造企业的竞争力。综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良好互动有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新方向。我国要发展新型制造业,首先要扶持优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实现优质服务和核心元件的自给自足;其次,发展优质生产性服务业,应当着重于信息产业特别是工业软件的自主研发,引导信息产业向高端技术咨询、流程设计方向发展,加快促进高端信息服务融于制造业价值链;鼓励与产品制造相关的核心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创新,把技术把握在中国制造企业自己手中,避免受制于人。积极参与制造品生产的国际分工合作,鼓励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国际业务,适当放宽进出口限制,加快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制造品内涵服务增加值分解为三部分。通过细分制造品内涵服务增加值研究其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可以探究“迂回生产”以及国际贸易在“制造业服务化”带来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二,构造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研究制造业服务化中的“学习效应”对制造部门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的影响。
二、美国服务业增长 仍落后于制造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服务业增长 仍落后于制造业（论文提纲范文）
（1）迈向2035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21—2035:变化中的世界 |
| (一)世界经济在不确定中增长 |
| 1.全球经济低速增长。 |
| 2.人口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稳定力量。 |
| (二)中美平行发展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秩序 |
| 1.中美是平行发展的合作伙伴。 |
| 2.中美在部分领域成为激烈碰撞的竞争对手。 |
| (三)欧洲处于稳态，欧盟内外困境较多 |
| 1.欧洲经济发展处于稳态。 |
| 2.欧盟内外困境较多。 |
| (四)发展中国家分化，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
| (五)全球科技分化且标准提升 |
| 1.中美引领全球科技分化。 |
| 2.科技伦理等标准成形。 |
| (六)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发展 |
| (七)全球碳达峰、欧美逐渐走向碳中和 |
| 1.碳达峰国家数量持续增多。 |
| 2.欧美引领碳中和之路。 |
| 3.2035年前后全球碳达峰。 |
| (八)产业链重构更加频繁 |
| 1.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 |
| 2.供应链安全问题促使产业链变动。 |
| (九)数字货币冲击美元霸权 |
| 1.美元仍是最主要国际货币。 |
| 2.其他货币和支付系统难成气候。 |
| 3.能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很可能是数字货币。 |
| (十)全球经贸呈现区域化发展趋势 |
| 1.全球化可能被逆转，走向本地化和区域化。 |
| 2.全球贸易模式转变，更加有利于发达经济体。 |
| 二、2021—2035:中国经济展望 |
|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 |
| 1.未来仍需保持较高经济增速。 |
| 2.党中央对经济增速提出了明确要求。 |
| 3.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 (二)产业链实力增强，“中国制造”质量显着提升 |
| (三)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
| 1.服务业发展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 |
| 2.服务业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
| 3.进入高标准服务经济时代。 |
| (四)国内大市场潜力逐渐释放 |
| 1.内需总量和全球占比提高。 |
| 2.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明显。 |
| 3.国内市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区域市场割据和壁垒基本消除。 |
| (五)服务贸易引领对外开放 |
| 1.服务贸易和投资体量大幅攀升。 |
| 2.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
| (六)全面实现绿色发展 |
| 1.非化石能源将从配角转变为主角，化石能源最大限度被淘汰。 |
| 2.电气化进程加快，终端部门电气化是关键所在。 |
| 3.工业结构呈现绿色化发展趋势，低碳新工业体系基本形成。 |
| 4.加快普及绿色智能交通，交通运输模式创新展示巨大发展潜力。 |
| (七)中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 (八)共同富裕之路迈上新台阶 |
| (九)人口峰值回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
| (十)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
| 1.制造业将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为丰富、最具潜力的领域。 |
| 2.各大科技企业扎根场景深挖落地应用，使得人工智能产品真正“有用”。 |
| 3.各地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热度持续。 |
| 4.到2035年中国人工智能仍落后于美国。 |
（2）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驱动因素——融合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测度（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构建 |
| 1. 测度全球价值链经济地位 |
| 2. 测度全球价值链技术地位 |
| 3. 合成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
|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因素分解 |
| (三)数据说明 |
| 二、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与分析 |
| (一)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总体特征 |
| (二)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行业特征 |
| 三、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因素分解 |
| (一)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驱动因素 |
| (二)中国与代表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差异来源 |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
（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
| 1.3.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3.3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波特假说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 |
| 2.3.1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3.2 环境规制通过能源效率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3.3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2.3.4 环境规制通过FDI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的测算与现状分析 |
| 3.1 环境规制的测算 |
| 3.1.1 环境规制的指标体系 |
| 3.1.2 环境规制的测算方法 |
| 3.2 环境规制的现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的实施现状 |
| 3.2.2 环境规制的测算结果 |
| 3.2.3 我国环境规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与现状分析 |
| 4.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 |
| 4.1.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
| 4.1.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方法 |
| 4.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分析 |
| 4.2.1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
| 4.2.2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测算结果 |
| 4.2.3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的构建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直接影响结果分析 |
| 5.2.2 间接影响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4）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相关问题研究 |
| 1.3.2 产业融合对传统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
| 1.3.3 民族地区的地域要素特性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族地区概念界定 |
| 2.1.2 资源型产业概念界定 |
| 2.1.3 高技术服务业概念界定 |
| 2.1.4 产业融合概念界定 |
| 2.1.5 资源型产业绩效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融合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2.3 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
| 2.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基础 |
| 2.3.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绩效影响机制 |
| 2.3.3 民族地区特性及其调节作用 |
| 2.3.4 研究的总体概念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三、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及融合现状 |
| 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脉络 |
| 3.1.1 发展历史 |
| 3.1.2 发展特征 |
| 3.2 民族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 |
| 3.2.1 发展历史 |
| 3.2.2 发展特征 |
| 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现状——基于田野调查 |
| 3.3.1 田野点介绍 |
| 3.3.2 民族地区资源型企业内部高新技术服务融合的现象、成效与问题 |
| 3.3.3 民族地方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方式及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四、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
| 4.1 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方法 |
| 4.1.1 基于专利数据的测度和刻画 |
| 4.1.2 投入产出法 |
| 4.1.3 熵指数法 |
| 4.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 |
| 4.2.2 评价模型构建 |
| 4.2.3 融合评价结果 |
| 4.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评价 |
| 4.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 |
| 4.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融合水平对比分析 |
| 4.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五、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经济绩效影响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结果 |
| 5.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5.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
| 5.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六、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环境绩效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
| 6.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6.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
| 6.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七、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创新绩效影响 |
| 7.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1.1 研究假设 |
| 7.1.2 模型构建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民族地区的基本回归结果 |
| 7.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7.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创新绩效影响滞后性分析 |
| 7.3.4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7.3.5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的治理水平 |
| 8.2.2 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 |
| 8.2.3 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 |
| 8.2.4 建设实现产业融合的能力体系 |
| 8.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制造业研究现状 |
| 1.2.2 科技服务业研究现状 |
| 1.2.3 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科技服务业的相关理论 |
| 2.1.1 科技服务业概念 |
| 2.1.2 科技服务业构成要素 |
| 2.1.3 科技服务业的影响因素 |
| 2.1.4 科技服务业发展模式 |
| 2.2 制造业的相关理论 |
| 2.2.1 制造业相关概念 |
| 2.2.2 制造业升级与升级路径 |
| 2.3 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作用机理 |
| 3 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 |
| 3.1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
| 3.1.1 行业的产值与其他国家比较 |
| 3.1.2 科技服务业就业人规模 |
| 3.2 科技服务业各地区发展状况 |
| 3.2.1 科技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平衡 |
| 3.2.2 科技服务业固定资产投入规模偏小 |
| 3.3 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制造业企业分布不均 |
| 3.3.2 制造业产值地区差异较大 |
| 3.4 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 |
| 3.4.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财力资源投入 |
| 3.4.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产出现状 |
| 4 基于投入产出的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测算 |
| 4.1 分析方法选择 |
| 4.1.1 分析方法 |
| 4.1.2 构建指标体系 |
| 4.2 研究数据来源 |
| 4.3 结果与分析 |
| 5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分析 |
| 5.1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4 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4.1 联立方程估计方法选择 |
| 5.4.2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产业竞争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制药产业发展相关文献 |
| 2.2.2 企业竞争力相关文献 |
| 2.2.3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相关文献 |
| 2.2.4 竞争力评价体系文献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1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状况分析 |
| 3.1.2 美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3 日本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1.4 欧洲国家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制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企业发展周期视角下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3.2.2 制药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因素的作用 |
| 3.2.3 制药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制药产业特征分析 |
| 3.3.1 产业需求特征 |
| 3.3.2 产业竞争特征 |
| 3.3.3 产业技术特征 |
| 3.3.4 产业发展特征 |
| 3.3.5 产业盈利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及竞争力评价 |
| 4.1 制药产业竞争要素分析 |
| 4.1.1 产业发展状况相关要素 |
| 4.1.2 产业支撑环境相关要素 |
| 4.2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 4.2.1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概述 |
| 4.2.2 评价指标的界定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模型 |
| 4.2.5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优势比较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药产业关键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 产业规模、产业质量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研究 |
| 5.1.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5.1.3 产业规模指标分析过程 |
| 5.1.4 产业质量指标分析过程 |
| 5.2 产业结构指标视角下的竞争要素实证比较 |
| 5.2.1 实证研究设计 |
| 5.2.2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 5.2.3 制药企业单一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2.4 制药企业全要素实证比较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分析 |
| 6.1 产业规模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1.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1.2 关键因素分析 |
| 6.2 产业质量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2.1 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
| 6.2.2 关键因素分析 |
| 6.3 产业结构竞争力关键因素分析 |
| 6.4 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与差异分析 |
| 6.4.1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关键因素作用 |
| 6.4.2 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综合分析 |
| 6.4.3 各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差异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
| 7.2.1 中国制药产业现状分析 |
| 7.2.2 中国制药产业竞争力形成路径分析 |
| 7.2.3 中国制药产业发展战略分析 |
| 7.3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7.3.1 不足之处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竞争优势的形成 ——基于投入产出表与动态面板数据结合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制造业服务化的界定与测度 |
| 1.2.2 “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效应 |
| 1.3 制造业服务化基本概念 |
| 1.3.1 制造业服务化的定义与特征 |
| 1.3.2 制造业服务化的成因 |
|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结构安排 |
| 2 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制 |
| 2.1 服务投入的学习效应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 |
| 2.2 分工与“迂回”生产对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 |
| 2.3 差异化生产带来的竞争优势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测度方法 |
| 3.1 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测度指标 |
| 3.2 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指标的两种分类 |
| 3.3 竞争优势指标的测度 |
| 3.4 制造业服务化指标与竞争优势指标描述性统计 |
| 3.4.1 不同国家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比 |
| 3.4.2 不同行业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发展趋势 |
| 3.4.3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竞争优势指标变化趋势及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造 |
| 4.1 指标选取与变量计算 |
| 4.1.1 核心指标测算 |
| 4.1.2 控制变量选取 |
| 4.1.3 模型构建 |
| 4.2 制造业服务化比率对制造业竞争优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2.1 国内外制造业服务化比率对制造业竞争优势影响效应的结果与分析 |
| 4.2.2 制造业服务化比率的分解对制造业竞争优势影响效应的结果与分析 |
| 4.2.3 基于服务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本文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创新之处 |
| 5.4 不足以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美国服务业增长 仍落后于制造业（论文参考文献）
- [1]迈向2035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展望[J]. 夏杰长,刘诚. 全球化, 2022(01)
- [2]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驱动因素——融合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测度[J]. 葛海燕,张少军,丁晓强. 国际贸易问题, 2021(09)
- [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刘佩.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2)
- [4]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D]. 王延霖.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5]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6]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7]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D]. 孙永庆.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8]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9]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因素与形成机理研究 ——基于美日欧制药产业的实证分析[D]. 李超.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10]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竞争优势的形成 ——基于投入产出表与动态面板数据结合的实证研究[D]. 胡玉珠.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