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技术监督信息对企业的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张莉[1]（2021）在《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产能过剩、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又会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即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仅存在对应关系,而且能够互相影响,这也被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产业结构演变进程间存在的耦合性不断证实。对于想要获得迅速发展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借鉴先发展国家产业变革的经验,适时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扫清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并奠定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失为加速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良好手段。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产业结构和税制结构都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区域经济差异造成产业结构呈现区域异质性的特点,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当下经济增速放缓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发达国家长时期形成的更合理更高级的产业结构,除了依靠市场利用供需关系自由引导资源配置外,更需要政府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远见和干预,因此税制结构对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引致的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主题,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税制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本文梳理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间的关系,指出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效应,即资源配置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同时从需求侧、供给侧和对外开放三个角度阐述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效应。实践层面,本文采用中国1994年至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测度了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和Moore指数（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其次通过PVAR模型、门槛效应模型计量分析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效应、区域异质效应、门槛效应等影响;再次构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中介效应;随后利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研究结论,为税制结构调整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借鉴并拓展了税制结构及产业结构衡量指标体系。（1）本文组建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分别从税制结构的宏观和中观角度测评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相较已有研究,本文针对税制结构的衡量主要增加了中观指标,该指标更能体现出税制结构内部不同税种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2）选择结构偏离度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指标,结构偏离度指数能够将整体分割成组内与组间差异,通过标准化处理得到产业结构距离理想均衡状况的差异。采用Moore结构变动指数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基于空间向量度量的方法,通过不同时期两组向量空间中的夹角来测度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使得空间向量夹角大小的变动能够作为三次产业结构内部变化幅度的依据,进而刻画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Moore结构变动指数对结构演变的动态过程反应更为灵敏,对三个产业的变动刻画得更为细致,同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整体测度也更为全面。第二,测度了中国产业结构偏离度和Moore指数。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对中国1994年至2017年的省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自200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增值税改革和所得税改革,实施结构性降税,税制结构逐步得到优化,税收负担不断减轻,消费和投资水平不断提高,各产业间关系更加协调,产业供给与国民需求相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近十几年来,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日益合理化。（2）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变动速率在增强,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大,而发达省份高度化程度高,但是高度化趋势相对较缓,上升空间相对有限。总体来看,各省份产业结构变化速率均经过或者正在经历由低值上升到高值而后下降的过程。第三,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均会产生抑制性的影响,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区域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2）企业所得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均具有抑制作用,而个人所得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三个地区均具备促进作用,增值税和消费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并不具有一致性。其次,本文基于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对直接税系而言,当人均实际GDP高于门槛值时,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直接税系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2）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偏离度都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间接税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的抑制效果被削弱。（3）间接税系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的促进效果会增强。这意味着直接税和间接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且相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高发展水平下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增强。第四,构建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路径。采用OLS对建立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实证研究发现:（1）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当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投资需求、劳动供给、资金供给与对外开放为中介变量,而当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投资需求、劳动供给和资金供给为中介变量。（2）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当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中介变量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为中介变量,而当间接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技术供给和对外开放为中介变量。第五,论证了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准自然实验论证税制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考虑到税制结构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因此本文选择以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及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变动来构建税制结构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准自然实验,并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改革效果进行识别,实验结果为“营改增”以及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深入剖析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机理。本文从产业资本形成、产业资源配置等层面分析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机理,解释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同时基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对外开放等层面探究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机理,阐明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这对理论界继续探讨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二是探寻并拓展了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多条传导路径。本文系统梳理并归纳总结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并通过新古典投资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模型加以分析,发现税制结构可通过多条作用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然后采用并行多重中介模型验证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路径。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明晰了税制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和渠道,为更好的发挥税制结构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三是全面考察了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相较于以往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本文构建的影响其优化的税制结构体系更为全面。先是基于税制结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提出门槛效应假设,并且就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进行验证。随后就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检验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间是否存在传导效应。亦即实证检验了税制结构是如何通过“直接影响——门槛效应——中介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最后,利用准自然实验方法考察了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相较已有研究,本文针对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分析更为全面,构建的税制结构体系也相对完整,为有关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张韵[2]（2020）在《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演进,创新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大势所趋。各国竞相出台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完善创新政策制定,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整体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区域创新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特别关注。对于区域的创新发展来说,高质量、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有利于规避创新政策失败风险,加快区域创新创业发展,形成区域创新优势,是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以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创新政策研究文献的梳理、概括和抽象,同时结合区域创新实践,构建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理论;围绕区域创新政策制定中的关键环节,形成以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以及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5项内容为重点的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基本分析框架。构建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有利于提升创新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形成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十分关键。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包括创新政策网络行动者选择、引入与激发,创新政策网络共同价值观的凝炼和培育,创新政策网络组织规则的明确与调适,以及创新政策网络利益冲突的妥善处理。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包括创新政策社群覆盖,创新政策专业网络覆盖,创新政策府际网络覆盖,创新政策生产者网络覆盖和创新政策议题网络覆盖。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强调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密度,创新政策网络中心的均衡,创新政策网络中凝聚子群力量约束和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协同性。高水平的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是制定有效区域创新政策的逻辑前提。区域创新政策情势感知与分析,包括对创新政策情势的准确感知,创新政策问题搜寻的高效率和对创新政策情势的科学分析。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认知与界定,应树立创新政策问题系统思维,对创新政策问题假设进行创造性综合,以及对创新政策问题本质的合理界定。区域创新政策问题阐述与精炼,强调创新政策利益诉求详述和对创新政策目标的权衡与取舍。区域创新政策问题分类与结构,包括区域创新政策重要问题,区域创新政策次要问题和区域创新政策低级问题。精心定制的区域创新政策,应聚焦区域创新优势,适应区域创新能力,化解区域创新问题,并兼顾边界条件约束,以进一步释放区域创新潜力,提升创新政策的有效性。聚焦区域创新优势,要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创新资源,促进区域优势领域创新,强化区域创新集聚优势。应基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估,调整区域创新政策内容重点;应着力解决组织薄弱、创新锁定、网络分割等特定的区域创新问题,兼顾边界条件约束,适应动态变化的区域技术和产业结构环境。高质量区域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是改善区域创新政策预期效果的重要途径。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强调区域创新资金的精准配给,创新金融资本结构合理化和区域创新资金的稳定投入。区域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包括高质量区域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以及创新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区域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要求建立区域创新技术支持体系和强化创新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良好的创新制度与机制设计,是区域创新政策执行的有力保障。区域创新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要求制定环境与健康标准,规制垄断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推进创新信用制度建设。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机制构建,强调创建良性合作机制和完善互动学习机制。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包括创新成果产权激励,知识溢出补偿,创新金融激励,科技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和股权、期权激励。此外,还应根据技术发展保持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夏新新[3]（2020）在《嵌入与回应：民营企业党建中的“政党-政府-企业” ——以上海市D企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M区第一家党委建制的非公企业,D企业是M区其他民营企业党建的范本,对于揭示非公企业进行党建的原因和具体行动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文以D企业为主要观察对象,通过观察、分析D企业在党建过程中面对政府嵌入的回应及其逻辑,来回答上文我们提出的非公企业党建“为什么做”以及“如何做”的问题。本文基于D企业党建的互动过程,分别阐述政党嵌入企业、企业回应政党和政府的具体表现并试图解释其背后隐藏的逻辑,以此呈现个案生动的互动过程与政企关系形态的演变。一方面,政党对于企业的嵌入从政治联系为主演变为规定性的组织嵌入为主,组织嵌入的过程体现着明显出行政任务特色;同时随着组织嵌入,相关工作制度、规范制度和以政治意识、政治认同为表征的政党文化也嵌入到企业中,逐步融合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企业资源纳入到基层治理资源之中,刺激其利用自身资源奉献社会。另一方面,企业在面临政党多途径嵌入,主动采取话语策略和工具策略回应政党和政府行为,从而影响着政党的行动策略,实现企业本身利益的保障和行为效果最大化。因此,政党通过组织、结构和文化的途径嵌入企业,目的是引导企业有序发展的同时重新整合社会资源,令其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同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政党的作为进行了转译和解读,采用象征话语和工具行为的方式主动转译政党的行动,以期使党建对于企业发展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在这个三方互动过程中,政党、政府和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党出面对企业提出政治要求,政府进一步通过政策、资源刺激企业积极行动,企业在政党和政府的引导之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发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实现三方的共赢,形成了基层民营企业党建的基本样态。
刘柯[4]（2020）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澳洲山火的蔓延,菲律宾火山的喷发,东非肆虐的蝗虫,加拿大的暴雪,印度尼西亚的暴雨,以及新冠病毒爆发等各类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无不向人们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由于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致使环境治理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行动项目,也是人类历史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步骤。本文是一项基础研究,着力于环境治理问题的基础理论建构,试图在行动主义视角下形成环境治理的系统理论框架和基本行动观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促使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环境问题的共生性、跨域性和流动性特征,作为环境治理引导者的政府,如何在环境治理中与多元治理主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理论研究者做出新的探索,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制化、市场化或社会化的策略性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中,从环境合作治理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对关涉整个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我们应建构何种组织,以将环境治理的多元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近代以来,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领下,一场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可否认的是,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的确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却因支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式经济发展方式而让全人类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环境代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着作问世,对于促进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非常有益,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拉开了帷幕。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和观念的积累,人们达成了低碳环保的基本共识,成立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专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环保联盟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协定与方针。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与环境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并未随着环保意识、环保力度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提高,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面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千疮百孔的地球,莫里斯·伯曼指出,我们正处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十字岔路,摆在人类面前有两条拯救地球的道路,一条是通过科学技术赢得地球的拯救;另一条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地球加以保护。对于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美国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后者,他认为,以现代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只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控制需要,因而,为了促进环境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探索适应未来环境治理秩序的新型世界观。在当前人类所处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切实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造成的突出性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的用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与科尔曼新型世界观要求相一致的。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相信,是能够形成人对地球环境加以保护的环境治理路径的,进而把人类带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积极行动者。为了能够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化的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本文从环境治理体制变革的视角提出了建构平等开放的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构想,用以替代封闭集权式的官僚制组织的行动体系。显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中,作为工业社会组织典型形态的官僚制组织的失灵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人类共同体进化的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以及环境治理模式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协作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通过对与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官僚制组织特征、目标追求的客观分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官僚制组织对“权威—命令”“责任—义务”“技术—流程”“领导—激励”等工具主义管控手段的强调可以预防并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但总体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环境治理结构、制度主义的环境治理逻辑和技术化的环境治理方式,因排斥和限制了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以至于难以促使环境问题从根本得到有效治理;再次,论述了用环境行动者网络替代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认为由多元环境治理主体所结合成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因具有平等性、高凝聚性、弱连带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将网络节点上的每一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地集结起来,同时形成巨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场域和强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力;复次,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相适应的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明确“结构——权力关系——制度——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让人们充分认识行动者网络之于环境风险治理的重要性。同时,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背景下,本文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相适应的合作制组织所具有的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释;最后,本文以区域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为例,着力探讨了在将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付诸实践时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行动目标、行动理念两个维度思考政府所应扮演的职能、角色,以及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方案与行动方向等问题。众所周知,对环境治理实践而言,环境治理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它能够提出诸多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参照意义的观点,甚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然而,从当前环境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无疑存在着“重实证而轻理论”的研究倾向。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某种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环境治理项目上取得了成功,而总体上的环境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急需加强环境治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了建构一套适合中国的且适应于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环境治理理论,本文在行动主义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以环境治理组织体制的变革为切入点,在对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及其与之对应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加以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能够适应于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环境治理的理论路线——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结构的构想。本文在出发点上,与国内外已有的应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不同的。本文认为:一方面,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环境治理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由人的行为所致,保护生态与环境免遭破坏的行动者只能是具有道德性和他在性的人。另一方面,所有加入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行动者,都是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平等节点。也就是说,本文所建构的环境行动者网络是无中心、无权威和无控制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行动网络中,才能激发所有的环境治理行动者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陈勇强[5]（2019）在《“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及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民生角度讲,农产品流通既影响农民的“钱袋子”,又关联消费者的“菜篮子”,对保障农户收入,改善城乡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2008年以前,农产品流通渠道不断呈现的“卖难买贵”、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生鲜农产品流通损耗较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促发一种现代的、高效的、创新的“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式应运而生,较大程度地推动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变革,引发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强烈关注。从宏观层面看,“农超对接”供应链作为一种农业供给侧结构优化与改革的产物,从2008年试点,已经运行了近10年时间,在未来,“农超对接”模式仍有较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因此,其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特别是内部的治理结构安排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看,在“农超对接”实际的执行层面上,存在两种比较常见的经济现象:一是有些合作模式取得了成功,在长期、不确定的交易环境下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二是有些合作模式因为合作不满意要么提前终止合约要么双方对薄公堂。对此现象大多数学者侧重于从外部层面进行讨论,而很少从内部制度安排层面即治理机制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切入并展开研究。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这两种经济现象都与制度安排即治理机制导致的“效率含义”是紧密关联的。事实上,有效的治理可以激励交易双方创造价值并带来良好的绩效,现实中运行良好的联盟组织都离不开相匹配的治理机制的运用。对于治理机制而言,既可以处于某一点上,即静态层面,也可以处于不断变换的状态下,即动态层面。因此静态层面下“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绩效差异如何从治理机制的维度进行解释?动态层面下“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的持续合作与治理机制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机理有什么内在关联?这些核心问题都是本文必须给予解答的。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以治理机制为基本切入点,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交易关系生命周期理论等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问题。首先,在“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从“理性系统”和“自然系统”两个视角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动力机制进行阐述,重点剖析了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从静态层面上构建了基于交易特性、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实地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再次,从动态层面上利用动用模型与案例分析结合的方法对关系治理与合约治理在不同阶段的互动过程、替代机理与互补机理进行了探究与检验;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从宏观层面上讲,“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作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制度创新,历经近10年三个不同阶段的稳定发展,在经营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除了消费者偏好、宏观政策变化、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的加速推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基于治理成本、生产成本和风险成本总和最小化的混合治理结构优势是“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原由。（2）从微观层面上讲,“农超对接”供应链中超市与农户合作的治理机制框架可以从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在行业针对性的经验情境下,找到对联盟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构成要素。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及实地访谈的基础上,设计出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测度量表,最终通过了调研数据的检验。其中合约治理由合约的包容性与合约的适应性构成;关系治理则由联合行动、信任和互惠三个关键关系规范组成。（3）从静态层面上讲,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对“农超对接”供应链中的联盟绩效均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对于超市而言,与农户进行合同管理,双方用合约协调交易关系,有利于联盟绩效的提高。同时加强与农户间关系要素的形成与培育刻不容缓。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交易特性的部分变量（包括超市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与联盟绩效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并且关系治理的中介作用普遍大于合约治理的中介作用。在“农超对接”供应链中,交易特性三要素与合作关系类型、政府作用等其他因素均对治理机制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超市而言,在与交易对象的合作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宜的治理机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4）从动态层面上讲,在农产品交易的“真实世界”里,超市与合作伙伴间的治理机制在不同阶段随交易特性三要素的改变而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进而分别呈现出“高合约治理,低关系治理”、“中合约治理,中关系治理”、“低合约治理,高关系治理”的治理特征。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基于各自的交易特点和优势,在合作关系生命周期中呈现此强彼弱的关系,可以互为补充、交替使用。治理机制的替代性意味着超市与交易对象在合作时为获取更多的治理收益可以选择更低的治理成本;治理机制的互补性则说明组织间的制度安排可以保持一致使治理效果达到最佳。本文在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1）大多数学者对于“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研究侧重于从外部层面展开讨论,而缺乏对供应链内部组织形式下制度安排的研究特别是治理机制的考察。强调对“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问题进行解答,从理论上可以增强对农产品供应链作为跨组织合作组织在交易行为中的解释作用。对于关系规范“如何选择”是一个需要结合特定行业和典型情境的学术问题。挖掘和提取“农超对接”情境下对联盟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效应的关键关系规范是一个富有实践意义的研究内容。本文从内在规则和外在行为两个维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2）对于中间型组织合作关系的治理研究,目前研究主要使用基于静态的横截面数据和跨学科的逻辑论证视角的主流范式进行论证。但真实世界的“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既有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同时又是静态与动态不断交替的过程。因此,构建从宏观到微观,从静态到动态的研究视角以加强对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促进治理机制理论分析框架的完善,加强对合作关系的现实解释力。（3）对“农超对接”供应链的合作与治理的探讨从研究方法上既有案例分析,又有多种模型如Williamson启发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动用模型等的综合运用,避免了同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单一化,体现了方法运用方面的多元化与创造性。
龚秋会[6]（2019）在《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合理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2006年开始进行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迄今为止,创新型企业已成为中国中小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使高校在科技成果的处置权等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的问题。就目前来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创新程度较低,且我国科技成果主要集中于科研机构及大学,与市场出现脱轨现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无法更好的调动科技人员进行技术研发,这是我国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瓶颈。基于以上背景,以现实-理论-案例的分析思路,按照研究的可行性、因素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结合创新型企业的特点,就目前中国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存在的问题和现状为基础,以决策主体、程序和资产投入三方面作为切入点,运用分析归纳等方法,对技术入股比例的形成作出合理性阐述,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入股模式提出相关建议和措施。当前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的决策主体是多元主体,但由于创新型企业是中小型企业,多元主体决策会拉长入股周期,不利于创新型企业发展;高效的科技成果管理程序、技术入股程序、风险管理和明确的收益分配规则对创新型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创新型企业处于扩张和发展阶段,要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类规则程序上的问题;技术入股比例确定时,各方的资产投入、比例权重的确定和调整也有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和经营。针对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相对应的建议和措施,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技术作出合理的持股比例区间是未来技术入股研究的方向。
王刚刚[7]（2017）在《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R&D补贴政策设计初衷是通过降低企业的R&D投资风险预期、提升企业创新动力而激励企业对R&D活动更多的投入,解决R&D投入私人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市场失灵,这也是目前R&D补贴政策理论设计的主流理论基础。但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企业依靠外部融资进行R&D活动投资,企业在进行R&D活动融资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融资障碍,在企业R&D活动融资不足背景下,传统R&D补贴政策设计的理论就无法充分解释R&D补贴对企业潜在的激励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在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对企业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R&D补贴对企业的融资效应上,R&D补贴对企业产生外部融资作用具有“双重渠道”: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并且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潜在的激励效应更多是来自于基于信号融资机制的“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R&D补贴的外部融资效应的产生基于市场投资者对R&D补贴潜在的双重政府信用的认可。在企业申请政府R&D补贴以及到最终决定是否获得补贴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投资者在面临企业R&D信息披露不足时,决策存在很大不同,市场投资者会着重从私人收益最大化角度考虑,而政府则主要从R&D补贴的社会收益角度考虑,政府在面临企业R&D信息披露不足时会组织专家对企业R&D项目进行评估,专家可以帮助政府对优质R&D项目进行相对准确的识别。因此,企业申请政府R&D补贴以及到最终获得补贴的过程,相当于被专家评估并被严格进行技术筛选,获得R&D补贴就相当于向市场投资者传递一个政府信用认证信号:该企业R&D项目是优质的或企业研发能力是值得信任的。其次,获得政府R&D补贴意味着企业会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企业被认为会迫于监管压力将会高质量完成R&D项目,这也会传递给市场投资者利于企业信用的信号。在政府的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双重信用认证下,市场投资者给予企业更多的信用融资,政府R&D补贴的外部融资效应被定义为“认证效应”（Certification Effect）。在这样隐性的信用认证过程中,“搭便车者”转变为市场投资者:市场投资者不必承担组织专家对R&D项目进行评估的成本,却可以共享关于企业R&D项目的技术信息,政府实际上充当了一个技术评估的角色。基于上述R&D补贴政府信用对市场投资者的信号引导理论机制,第一,本文对R&D补贴政策外部融资效应及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收集中国1831家开展R&D活动上市公司2007年-2014年的R&D补贴数据,基于PSM匹配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政府“优胜劣汰”偏差的优势,对R&D补贴外部融资效应的信号融资机制进行了识别和考察:从中国的样本,基于一维和二维先验分类的“准自然试验”的实证设计很好地识别了R&D补贴对企业的外部融资效应是通过信号融资机制,该信号融资机制的识别和证实对于R&D补贴的外部融资信号融资机制研究是一个创新性的研究贡献。第二,在R&D补贴政策信号机制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作为提供技术认证信号的R&D补贴政策与传统的政治关联信号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对于企业和市场投资者来说,哪类政府信号对于投资者来说更重要。对两类政府信号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拓展了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关系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政府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和切入点。第三,在R&D补贴政策信号传递机制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R&D补贴激励企业R&D投入的“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该外部激励机制很好解释了企业在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的额外激励效应,证实了融资不足背景下,R&D补贴对企业R&D具有的额外激励效应是基于R&D补贴政策信号机制获得额外的融资,即“非主动性”的外部融资激励机制来实现的,从理论构建和经验数据上进一步完善了R&D补贴整体激励的传导机制。本文对R&D补贴政策的外部融资信号机制的识别、R&D补贴信号与政治关联信号两类政府信号的考察不仅发现了金融市场上来自政府信用的新的信号,并对于其信号作用机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和经验数据论证,验证了其与传统的来自于政府的另一类信用信号—政治关联信号之间的关系,而且“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提出弥补了以往单一内部激励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普遍确立、金融改革进行背景和信息公开披露不足情形下对现实中R&D补贴政策额外激励效应解释的不足,从R&D补贴政策设计初衷之外的“非主动”、外部激励视角进一步论证了R&D补贴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在R&D资源配置实现资金、制度、信息新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刘进[8]（2017）在《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国务院于2012年7月9日印发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2012-2020年）,之后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从购置补贴、税费减免、研发支持、消费优惠、基础设施以及标准规范等各方面,密集出台大量扶持政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资金,这些补贴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但过于粗放的财政补贴也带来种种负面问题,如在产能快速扩张的同时核心技术上的缺失,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失衡背后暴露出的骗补问题,等等。显然,政府也关注到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不完善产生的不利影响。从2016年开始,已经开始施行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机制。可以预见,这仅仅是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调整的开始,下一步还会有更多的政策调整。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研究回答以下问题:（1）为什么现行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对私人消费者市场作用有限?（2）为什么在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中会出现大规模的“骗补”现象?（3）如何评估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4）如何优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分析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基本思路。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作为一种消费品,影响消费选择的因素除了价格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有很长的产业链条。因此,与一般财政补贴相比,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具有独特的复杂性。现有的财政补贴分析理论在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上存在局限性,分别从消费者的角度分析需求效应,从生产者的角度分析供给效应,从管理者（政府）的角度分析政策效应,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解析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2、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需求效应分析。（1）影响新能源汽车消费数量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价格和偏好,其他因素可以通过影响价格偏好间接地影响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数量。（2）价格是影响销量的第一大因素,价格变化会显着影响销售数量。偏好是一个综合性因素,包括城市限购、充电配套设施建设、安全性等。（3）刺激新能源汽车私人消费的关键是提高新能源汽车性价比,同时加强配套设施建设,逐渐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增强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3、我国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供给效应分析。（1）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中,政府与企业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对补贴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2）财政补贴并不一定能增加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当企业有骗补行为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的技术研发作用更弱。（3）当政府补贴为同时提供研发补贴和产品补贴时,企业便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夸大研发投入和产品投入,从而获取更多政府补贴。当政府减小或取消产品补贴时,反而可以减少骗补情况,促进企业的技术研发。4、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分析。（1）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大力度的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处于发展初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使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有效地化解了市场失灵。（2）财政补贴也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方面,过度补贴易导致大量低端产能过剩,造成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浪费;另一方面,粗放的补贴设计诱发大量骗补行为,财政补贴资金效益不高;另外,由于政府在补贴设计中的市场机制不够,未能引导企业自主创新。（3）目前我国仍以火电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鼓励大电池的使用的政策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都影响了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此外,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政策成本。5、优化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策略。（1）补贴目标的优化,把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从做“大”产业转变为做“强”产业。（2）补贴重点的优化,消费补贴上要加强对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补贴,生产补贴上要侧重对技术研发进行补贴。（3）补贴规模的优化,提高补贴标准,逐步降低对企业的技术研发补贴,并取消产品补贴。（4）补贴方式的优化,以交叉补贴方式实现自然退坡,避免重复补贴,并考虑优化新能源汽车税收结构。（5）补贴监管的优化,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措施,放开市场管制。
刘素坤[9]（2013）在《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新药规制与专利制度视角》文中提出制药产业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高技术产业。制药强国的新药研发强度基本上在15%以上,全球100强的制药企业也几乎都是研发型企业,这些企业仅依靠少数的“重磅炸弹”级药物就能够获得垄断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然而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现状却非如此,甚至是违背了制药产业发展的特征：一方面,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较低,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还低于国内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制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数量可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每年都会批准几百、几千种“新药”,而实际上这些新药的创新程度并不高。目前,中国的实际国情需要制药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中国在构建创新型国家,以及制药产业发展政策都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口增加,社会老龄化等因素增加了药品市场需求；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对新药的需求,也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因此,研究制药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有助于发现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之处,通过对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现状的研究,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不足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的前提；有利于推动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实现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转变。企业的内部因素和企业外部因素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本文主要研究技术创新的企业外部因素中最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新药规制和专利保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主要研究以新药研发为目的的技术创新活动,研究新药规制和专利保护两个方面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以及提出基于这两个方面的激励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研究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及问题。本部分内容在分析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特征的基础上,利用产业数据,从国内外角度和横向纵向维度,分析中国制药产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研究经费和研发人员）和产出（专利和新药）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与之不匹配的是SFDA批准的新药数量较大。二、研究中国新药规制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作用。本部分内容首先研究了中国新药规制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现状,为后续分析提供制度背景。然后,分析政府新药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验证新药规制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计量结果表明,在中国比较宽松的新药规制情况下,新药规制与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为了提高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程度,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政府应提高药品注册审批的标准,设计科学的、合理的药品定价制度。三、研究药品专利制度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本部分内容首先研究了中国专利制度历史演变的过程,同时,分析中国药品专利制度的改革历史。然后,在借鉴前人的最优专利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药品最优专利设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再次,本文构建了含有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的药品专利保护强度测算新指标体系,并测算了中国1995-2011年药品专利保护强度以及2002—2011年各省的药品专利保护强度。最后,在此基础上,本部分通过数据检验中国药品专利保护对制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激励效果,计量结果显示：中国药品专利保护对技术创新投入的非线性关系显着,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即加强药品专利保护仍然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有效手段。四、优化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本部分主要从新药规制和专利制度角度出发,研究优化激励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本部分以原创药品生命周期为依据,分析制药企业研发预期收益,得出影响企业研发收益的主要因素是药品专利有效保护期限、新药的价格、新药销售产量等。本部分以增加企业研发收益为目的,结合药品研发上市过程中的政府规制政策和前几章的分析结论,提出从药品专利制度、药品的注册审批和药品定价制度以及新药规制和专利制度之间协调的角度激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的政策建议。相比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为研究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本文研究新药规制（药品注册管理、药品定价）以及药品专利保护对制药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克服了以往只是片面研究其中一方面因素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的不足。（2）构建了药品专利保护强度新指标体系。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特征,修正国外只注重专利立法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既涵盖立法强度又包括执法强度指标的药品专利保护强度新指标体系。（3）提出优化中国制药产业技术激励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以药品研发为主线,分析药品研发过程中的政府规制和药品专利以及他们对企业研发收益的影响。此基础上,提出减少无谓时间损失、优化定价策略、加强政府规制等角度出发构建了激励制药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
张宏洲[10]（2013）在《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创新这一经济学概念,但是在他提出后的前七十年间在中国只有学界对他和创新一词有所了解。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殃及中国经济,政府方深切意识到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但在现实中,政府和企业界仍然没有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没有理清科技创新对于企业发展、出口贸易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层次逻辑关系。仍存在两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各级政府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反复宣讲,另一方面却很少深入研究如何创新如何转型；一方面都说科技创新很重要,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却并不积极主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密切关注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增长理论。但是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中,重点集中于讨论政府资助解决研发市场失灵的有效性上,较少涉及公共科技创新资金对经济增长直接作用的机制研究,也较少研究公共科技创新支出对出口贸易增长的机制和影响效果。我国学者对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对国外理论研究的改进以及借鉴国外实证研究经验的检验,总体上不够系统,这也许是导致我国对科技创新重视不够、理解不透和推进不快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建设创新型国家己成为国家战略之一。所以,从理论角度揭示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与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内在的联系机制,分析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产出增长的实际作用效果,提出优化我国公共科技创新资金配置和管理的政策建议,紧迫而富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与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机制为研究主题,继承Aghion&Howitt所建立的新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思想,构建包括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刻画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对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我国和上海市的部分投入产出数据做计量分析,研究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中不同投向、不同来源以及资助企业的不同方式对产出增长的具体影响效果,分析存在的问题,为调整科技创新投入政策提供参考。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概念模型,揭示出公共科技创新资金通过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激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成果通过“创造性破坏”发生作用,再通过科技创新及产业化的规模效应、联结效应和网络效应逐级放大最终表现为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的全过程作用机理。然后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内生增长数学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和模拟分析发现,高等院校和公共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公共研发活动通过影响社会创新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公共科技创新资金支出不同方式或不同来源都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有正向影响,但正效应存在区别；当公共科技创新资金资助应用研究时,会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增加公共科技创新资金总量,或提高其财政支出占比,都有助于经济增长,但由于会挤占社会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这种正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积累的减少而不断抵消。经过数学模型推导分析后,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对数学模型进行检验,使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分析一系列具体的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产出乘数和影响趋势,研究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对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计量分析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使用国家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投向和总量数据对产出增长影响做计量分析,第二部分使用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级别财政来源数据对产出增长影响做计量分析,第三部分以上海市为例使用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方式数据对区域产出增长影响做计量分析。计量分析的第一部分证明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总量和不同投向对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投入都有激励引导作用,对科技创新的产出特别是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有明显乘数作用,并且表现出从局部到整体的乘数放大作用；具体的不同乘数有很大差别,说明对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效应不同；公共科技创新资金资助公共研发部门应用研究的乘数作用最大,资助高等院校作用效果次之。计量分析的第二部分证明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级别财政来源对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投入均有激励引导作用,对科技创新的产出特别是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有明显乘数作用,但是具体的不同乘数有很大差别,说明影响效应不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对产出增长的乘数作用及长期趋势影响不及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计量分析的第三部分证明上海市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方式对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投入均有激励引导作用,对科技创新的产出特别是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有明显乘数作用,但是具体的不同乘数有很大差别,说明影响效应不同；研发费加计扣除折算补贴额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都明显大于财政科技拨款的影响乘数；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比研发费加计扣除折算补贴额的影响作用大；三类方式的影响乘数具有局部到整体的逐级放大特点。在国际比较研究部分研究了美国、日本、韩国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历程及经验,分析了部分发达国家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我国目前还处于起飞阶段,应尽快突破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投入强度高,我国应不断加大公共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投入结构普遍经历了从政府投入占主导到企业投资占主导的转换过程,我国应加快推动相应转变；当前阶段发达国家公共科技创新投入资助重点为基础研究和高等院校,我国应进一步提高资助基础研究和高等院校水平。最后,根据概念模型研究、数学模型模拟、计量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的18条研究结论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给出综合性的政策建议：优化制度设计,为提高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及绩效提供保障；拓宽投入渠道,切实加大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并以之引导提升全社会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严格公共科技创新投入资金管理,提升公共科技创新资金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绩效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详尽界定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投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概念,并与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联起来。二是构建了一个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概念模型。三是构建了一个包括公共创新投入多变量的四研发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四是使用协整理论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检验数学模型,分别计量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投向、不同来源以及不同方式对产出增长的影响,通过综合比较影响乘数来研究作用效果,分析改进方向。本文在目前阶段就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对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是比较完整的,其中以上海市为例将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和研发费加计扣除折算补贴额作为公共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方式进行计量是首创。
二、谈技术监督信息对企业的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技术监督信息对企业的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制结构相关研究 |
| 2.1.1 税制结构及其优化理论 |
| 2.1.2 税制结构的经济效应 |
| 2.2 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研究 |
| 2.2.1 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界定 |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
| 2.3 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中的政府角色及其政策有效性 |
| 2.3.2 税系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
| 2.3.3 税种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现有文献取得的成果 |
| 2.4.2 研究启示 |
| 第3章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与产业结构演变实践分析 |
| 3.1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
| 3.1.1 中国税制结构的演变路径及特征 |
| 3.1.2 中国区域税制结构变更进程 |
| 3.2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 |
| 3.2.1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阶段及特征 |
| 3.2.2 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 3.2.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
| 3.3 中国税制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耦合性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 |
| 4.1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作用机理 |
| 4.1.1 资源配置效应 |
| 4.1.2 全要素生产率效应 |
| 4.1.3 门槛效应 |
| 4.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作用机理 |
| 4.2.1 需求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2.2 供给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2.3 对外开放视角下税制结构影响结构优化的理论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测度 |
| 5.1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 |
| 5.1.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方法 |
| 5.1.2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水平测度 |
| 5.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 |
| 5.2.1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方法 |
| 5.2.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度 |
| 第6章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基准模型与实证检验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实证研究设计 |
| 6.2.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2.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影响 |
| 6.3.2 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异质性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1 中介效应模型 |
| 7.1.2 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1.4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7.2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
| 7.2.1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总体效应 |
| 7.2.2 税制结构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2.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2.4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 税制结构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
| 7.3.1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总体效应 |
| 7.3.2 税制结构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3.3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直接效应 |
| 7.3.4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4 税制结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异质性检验 |
| 7.4.1 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影响 |
| 7.4.2 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异质性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7.5.1 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稳健性检验 |
| 7.5.2 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税制结构改革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问题的提出 |
| 8.1.1 政策背景 |
| 8.1.2 研究假设 |
| 8.2 实证研究设计 |
| 8.2.1 双重差分法 |
| 8.2.2 模型设定 |
| 8.2.3 变量与数据 |
| 8.2.4 共同趋势检验 |
| 8.3 “营改增”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
| 8.3.1 基准回归 |
| 8.3.2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
| 8.3.3 稳健性检验二:反事实分析 |
| 8.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
| 8.4.1 基准回归 |
| 8.4.2 稳健性检验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
| 8.4.3 稳健性检验二:反事实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增值税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
| 9.2.2 推动消费税改革以引导消费行为促进产业转型 |
| 9.2.3 完善企业所得税改革“加减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
| 9.2.4 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助推产业升级 |
| 9.2.5 推进地方税体系改革协调区域产业结构发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2）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的基础理论与逻辑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 研究的逻辑分析框架 |
| 3 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环节的有效性 |
| 3.1 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 |
| 3.2 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 |
| 3.3 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环节的有效性 |
| 4.1 创新政策情势的感知与分析 |
| 4.2 创新政策问题的认知与界定 |
| 4.3 创新政策问题的阐述与精炼 |
| 4.4 创新政策问题的分类与结构 |
| 4.5 本章小结 |
| 5 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环节的有效性 |
| 5.1 内容定制关键之一,聚焦区域创新优势 |
| 5.2 内容定制关键之二,适应区域创新能力 |
| 5.3 内容定制关键之三,化解区域创新问题 |
| 5.4 内容定制关键之四,兼顾边界条件约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环节的有效性 |
| 6.1 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2 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3 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4 本章小结 |
| 7 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环节的有效性 |
| 7.1 创新政策执行的制度保障: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 |
| 7.2 创新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 |
| 7.3 创新政策执行的动力保障: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 |
| 7.4 创新政策执行的弹性保障: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3）嵌入与回应：民营企业党建中的“政党-政府-企业” ——以上海市D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新时期的民营企业党建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营企业及其发展 |
| 二、民营企业党建的新命题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政府、市场与党建 |
| 一、政府-市场 |
| 二、党建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三、实证个案——案例的说明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主体概念的区分 |
| 一、“政党-政府-企业” |
| 二、经济企业及其类型 |
| 三、经济组织与两新组织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嵌入理论 |
| 一、嵌入的概念界定 |
| 二、嵌入理论在中国 |
| 第三节 本文的分析框架:嵌入与回应 |
| 第二章 嵌入:党组织的进入策略与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组织策略:正式组织的进入 |
| 一、党建嵌入的施动方:基层党群部门 |
| 二、党建嵌入的政策法规与硬性要求 |
| 三、党组织的嵌入过程 |
| 第二节 结构策略:企业党建的规范机制 |
| 一、规范化制度 |
| 二、党建项目制 |
| 第三节 文化策略:认同的生成 |
| 一、目标认同 |
| 二、行为规范 |
| 三、政治符号 |
| 第四节 嵌入的内在机制 |
| 一、组织人事的扩展 |
| 二、纳入社会网络,参与社会治理 |
| 三、伴生的行政逻辑扩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回应与共识达成:选择与转译 |
| 第一节 企业回应的激励因素 |
| 一、政治要求下企业的选择困境 |
| 二、荣誉性称号的价值激励 |
| 三、双向借力的资源激励 |
| 四、合作与配合为主的企业行为 |
| 第二节 企业回应的路径与背后的逻辑 |
| 一、博弈与共识:默契达成的逻辑 |
| 二、社会资本获得:转译逻辑 |
| 三、党组织功能发挥:弱控制,强引领 |
| 第三节 良性互动的形成:共赢性共识 |
| 一、党建的正式沟通平台 |
| 二、基层部门的服务性提高 |
| 小结 |
| 第四章 嵌入与回应:“政党-政府-企业”三方互动的结构与未来 |
| 第一节 互动的结构 |
| 一、互动因素 |
| 二、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互动效应和发展空间 |
| 一、社会自主性的增长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 |
| 小结 |
| 结语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价值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涉共同体命运的环境治理 |
| 2.1 环境治理的成就与失败 |
| 2.1.1 环境治理的成就 |
| 2.1.2 环境治理的失败 |
| 2.2 环境治理的目标与理念 |
| 2.2.1 环境治理的目标 |
| 2.2.2 环境治理的理念 |
| 2.3 作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组织 |
| 2.3.1 环境治理的组织视角 |
| 2.3.2 环境治理的行动者思路 |
| 2.3.3 建构环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 |
| 第3章 环境治理模式的演变 |
| 3.1 农业社会的环境应灾模式 |
| 3.1.1 农业社会的环境思想及其应灾模式 |
| 3.1.2 农业社会环境思想的当代启示 |
| 3.2 工业社会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 |
| 3.2.1 经济利益追求导致全球性环境危机 |
| 3.2.2 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生成及其演变 |
| 3.2.3 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缺陷 |
| 3.3 建构行动主义的环境治理模式 |
| 3.3.1 合作共同体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
| 3.3.2 行动主义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 |
| 第4章 对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审查 |
| 4.1 作为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官僚制组织 |
| 4.1.1 官僚制组织与政府管控的环境治理方式 |
| 4.1.2 对环境协作治理目标追求的反思 |
| 4.2 官僚制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失灵 |
| 4.2.1 中心—边缘环境治理结构的失灵 |
| 4.2.2 .制度主义环境治理逻辑的失灵 |
| 4.2.3 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的失灵 |
| 4.3 环境参与治理的民主悖论及其解决路径 |
| 4.3.1 环境参与治理的产生 |
| 4.3.2 环境参与治理的民主悖论 |
| 4.3.3 从环境参与治理向环境合作治理的转变 |
| 第5章 作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的行动者网络 |
| 5.1 建构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基础 |
| 5.1.1 环境正义理论 |
| 5.1.2 民主行政理论 |
| 5.1.3 合作治理理论 |
| 5.1.4 行动主义理论 |
| 5.2 建构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现实条件 |
| 5.2.1 环境风险和危机事件的频发 |
| 5.2.2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
| 5.2.3 “私有化运动”的选择 |
| 5.2.4 环保NGO的成长 |
| 5.3 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特性 |
| 5.3.1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平等性 |
| 5.3.2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弱连带性 |
| 5.3.3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高凝聚性 |
| 5.3.4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灵活性 |
| 第6章 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合作体制 |
| 6.1 环境治理中的组织体制变革 |
| 6.1.1 组织结构的变革 |
| 6.1.2 组织权力关系的变革 |
| 6.1.3 组织制度的变革 |
| 6.2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建构 |
| 6.2.1 生成中的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 |
| 6.2.2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特征 |
| 6.3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优势 |
| 6.3.1 行动的自主性 |
| 6.3.2 行动的自觉性 |
| 第7章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 |
| 7.1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目标 |
| 7.1.1 区域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 |
| 7.1.2 区域环境正义的实现方式 |
| 7.2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中的地方政府 |
| 7.2.1 引导者的职能定位 |
| 7.2.2 服务者的角色定位 |
| 7.3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的生成路径 |
| 7.3.1 促进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
| 7.3.2 发挥环境任务型组织的作用 |
| 第8章 全球化中的环境合作治理 |
| 8.1 全球环境合作治理是无可选择的行动方案 |
| 8.1.1 环境治理的全球化与合作化 |
| 8.1.2 全球环境合作治理的阻碍 |
| 8.2 建构全球环境合作治理模式 |
| 8.2.1 对话 |
| 8.2.2 包容 |
| 8.2.3 信任 |
| 8.3 全球环境行动者网络中的信任关系 |
| 8.3.1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信任危机 |
| 8.3.2 从契约型信任向合作型信任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及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农超对接” |
| 1.2.2 “农超对接”供应链 |
| 1.2.3 合作关系 |
| 1.2.4 治理机制 |
| 1.3 技术路线与结构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结构框架 |
| 1.4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供应链管理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1.3 关系契约理论 |
| 2.1.4 交易关系生命周期理论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研究 |
| 2.2.2 关于农产品供应链治理机制的研究 |
| 2.2.3 简要评述 |
| 2.3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
| 2.3.1 宏观:合作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治理结构 |
| 2.3.2 静态:“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 |
| 2.3.3 动态:“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 |
| 2.3.4 一般分析框架 |
| 2.4 结论与讨论 |
| 3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历史演进与动力机制 |
| 3.1 “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的历史演进 |
| 3.1.1 不断探索阶段(2008年以前) |
| 3.1.2 快速发展阶段(2008—2015年) |
| 3.1.3 逐步完善阶段(2015年以后) |
| 3.2 “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 |
| 3.2.1 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供应链组织成员主动求变 |
| 3.2.2 消费者需求异质化给供应链变革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
| 3.2.3 科技进步给供应链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
| 3.2.4 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加速供应链组织的持续变革 |
| 3.3 “农超对接”供应链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
| 3.3.1 混合治理的组织优势是供应链组织发展的本质原由 |
| 3.3.2 对供应链合作剩余的追逐是供应链变革的内在激励 |
| 3.4 结论与讨论 |
| 4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 |
| 4.1 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 |
| 4.1.1 合约治理的特征 |
| 4.1.2 合约治理的内涵 |
| 4.1.3 关系治理的特征 |
| 4.1.4 关系治理的内涵 |
| 4.1.5 联盟绩效 |
| 4.2 交易特性与治理机制 |
| 4.2.1 资产专用性 |
| 4.2.2 环境不确定性 |
| 4.2.3 交易频率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的治理:一个概念模型 |
| 4.4 交易特性与治理机制的关系假说 |
| 4.4.1 资产专用性与治理机制 |
| 4.4.2 不确定性与治理机制 |
| 4.4.3 交易频率与治理机制 |
| 4.5 合约治理与联盟绩效的关系假说 |
| 4.5.1 合约包容性与联盟绩效 |
| 4.5.2 合约适应性与联盟绩效 |
| 4.6 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的关系假说 |
| 4.6.1 信任与联盟绩效 |
| 4.6.2 互惠与联盟绩效 |
| 4.6.3 联合行动与联盟绩效 |
| 4.7 治理机制的中介效应假说 |
| 4.8 变量测度 |
| 4.8.1 交易特性变量测度 |
| 4.8.2 合约治理变量测度 |
| 4.8.3 关系治理变量测度 |
| 4.8.4 联盟绩效变量测度 |
| 4.9 结论与讨论 |
| 5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与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
| 5.1 样本特征 |
| 5.2 量表检验 |
| 5.2.1 信度检验 |
| 5.2.2 效度检验 |
| 5.3 交易特性量表检验 |
| 5.3.1 农户资产专用性 |
| 5.3.2 超市资产专用性 |
| 5.3.3 环境不确定性 |
| 5.4 治理机制量表检验 |
| 5.4.1 合约治理 |
| 5.4.2 关系治理 |
| 5.5 联盟绩效量表检验 |
| 5.6 Pearson相关分析 |
| 5.7 模型设定与运算结果 |
| 5.7.1 SEM模型的构成 |
| 5.7.2 SEM模型拟合结果 |
| 5.7.3 SEM模型运算结果 |
| 5.8 假说检验与讨论 |
| 5.8.1 交易特性与治理机制 |
| 5.8.2 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 |
| 5.8.3 治理机制的中介效应 |
| 5.8.4 控制变量与治理机制 |
| 5.9 结论与讨论 |
| 6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的治理机制动态过程与作用机理 |
| 6.1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生命周期的划分 |
| 6.2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治理安排 |
| 6.3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动用的机理 |
| 6.3.1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动用的替代机理 |
| 6.3.2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中治理机制动用的互补机理 |
| 6.4 “农超对接”供应链治理机制的互动过程与作用机理:案例分析 |
| 6.4.1 案例对象选择 |
| 6.4.2 案例分析 |
| 6.4.3 案例评析 |
| 6.5 结论与讨论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2.1 企业微观层面 |
| 7.2.2 政府宏观层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调查问卷 |
| 附录2 超市与农户合作关系的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合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2 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影响因素分析 |
| 2.3 创新型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整体流程 |
| 3 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决策主体合理性 |
| 3.1 决策主体构成 |
| 3.2 决策主体功能 |
| 3.3 决策主体行为规则 |
| 4 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程序合理性 |
| 4.1 科技成果管理程序 |
| 4.2 技术入股程序 |
| 4.3 入股风险管理 |
| 4.4 入股收益分配规则 |
| 5 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资产权重合理性 |
| 5.1 企业技术资产投入 |
| 5.2 技术人员持股比例 |
| 5.3 持股比例的调整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与措施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注释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研究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4 可能存在的研究贡献 |
| 2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和理论构建 |
| 2.1 R&D补贴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 |
| 2.2 R&D补贴的间接融资效应—信号认证(Certification Effect) |
| 2.2.1 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困境的缓解效应(Alleviating Effect) |
| 2.2.2 R&D补贴分配“优胜劣汰”过程与额外缓解效应(Additionality) |
| 2.2.3 缓解效应机制: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和实证检验 |
| 2.3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渠道:市场第三方信号 |
| 2.4 外部融资困境改善的另一种渠道:政治关联 |
| 2.5 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探讨 |
| 2.5.1 模型设定—企业的R&D投入决策 |
| 2.5.2 信息对称情况下银行的决策 |
| 2.5.3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的决策 |
| 2.5.4 信息不对称:“优胜劣汰”决策机制与R&D补贴政策的信号融资作用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科技政策和R&D支持制度演变 |
| 3.1 科技创新政策历史演变 |
| 3.2 R&D资助计划概述 |
| 3.2.1 国家主导的战略性R&D资助计划 |
| 3.2.2 政策引导类企业R&D资助计划 |
| 3.2.3 企业主导型R&D资助计划 |
| 3.3 本章小结 |
| 4 R&D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PSM匹配和CDID的考察 |
| 4.1 倾向得分匹配(PSM)和CDID的选取—基于样本选择偏差 |
| 4.1.1 倾向得分匹配(PSM) |
| 4.1.2 条件双差分(CDID) |
| 4.2 数据 |
| 4.3 变量定义 |
| 4.3.1 结果变量(Outcomes) |
| 4.3.2 处理变量(Treatment Variables) |
| 4.3.3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R&D补贴分配 |
| 4.4.2 R&D补贴政策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5 融资影响机制—信号机制的检验—基于一维和二维先验分类 |
| 5.1 高科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及定义 |
| 5.2 一维先验分类的融资信号认证机制识别 |
| 5.3 二维先验分类的信号认证机制识别 |
| 5.4 信号认证机制: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府信号的比较:R&D补贴与政治关联 |
| 6.1 政治关联的信号融资效应:“所有权歧视” |
| 6.2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政治关联的融资效应 |
| 6.3.2 外部融资效应的一维先验分类检验:哪类信号更重要? |
| 6.4 稳健性检验之一:政治关联的重新定义 |
| 200万门槛设置'>6.5 稳健性检验之二:R&D补贴>200万门槛设置 |
| 6.6 本章小结 |
| 7 R&D补贴激励新渠道:“非主动”外部融资激励机制—基于R&D补贴政策信号融资机制 |
| 7.1 “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 |
| 7.2 实证检验设计 |
| 7.2.1 关于数据库 |
| 7.2.2 变量定义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政府进行R&D补贴分配的参考因素 |
| 7.3.2 基准结果—R&D补贴政策的额外激励效应 |
| 7.3.3 激励机制:“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学术研究总结 |
| 8.1.1 可能的学术贡献—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的理论建立和基于大样本的机制识别 |
| 8.1.2 政府两类信号的比较 |
| 8.1.3 “非主动性”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理论和机制的识别 |
| 8.2 提升R&D补贴效率的政策设计建议 |
| 8.2.1 以信号机制为核心推进R&D补贴供给改革 |
| 8.2.2 以事前科学审核、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线完善R&D补贴审核、监督机制 |
| 8.2.3 梳理整合R&D补贴政策及其相关财政税收、科技服务类政策,提升政策效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新能源汽车 |
| 1.2.2 财政补贴 |
| 1.2.3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研究的不足 |
| 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必要性 |
| 2.1.2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现状 |
| 2.1.3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发展方向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
| 2.2.2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现状及存在问题 |
| 2.2.3 改进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机制 |
| 2.2.4 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财政补贴监管 |
| 2.3 国内外研究综合评述 |
| 3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情况 |
| 3.1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历程的简要回顾 |
| 3.1.1 政策扶持初期 |
| 3.1.2 政策扶持中期 |
| 3.1.3 政策扶持现阶段 |
| 3.2 以新能源汽车整车为补贴对象的财政补贴政策 |
| 3.2.1 中央财政补贴政策 |
| 3.2.2 地方财政补贴政策 |
| 3.3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及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财政补贴政策 |
| 3.3.1 对充电桩的财政补贴政策 |
| 3.3.2 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财政补贴政策 |
| 3.3.3 对生产厂商技术研发补助 |
| 3.3.4 对新能源汽车使用方面的财政补贴政策 |
| 4 分析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理论基础 |
| 4.1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
| 4.1.1 外部性的基本原理 |
| 4.1.2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必要性 |
| 4.2 财政补贴效应的相关理论 |
| 4.2.1 财政补贴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
| 4.2.2 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 |
| 4.2.3 博弈论 |
| 4.3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特性 |
| 4.3.1 新能源汽车作为消费品的特性 |
| 4.3.2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特性 |
| 4.3.3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特性 |
| 4.4 研究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新思路 |
| 4.4.1 传统财政补贴效应分析的局限性 |
| 4.4.2 从三个维度研究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 |
| 5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需求效应分析 |
| 5.1 新能源汽车消费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
| 5.1.1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 |
| 5.1.2 相对价格变化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 |
| 5.1.3 偏好变化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 |
| 5.1.4 收入水平变动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 |
| 5.1.5 新能源汽车消费函数 |
| 5.2 影响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需求效应的主要因素 |
| 5.2.1 需求的价格弹性 |
| 5.2.2 财政补贴的政策设计 |
| 5.2.3 对传统燃油汽车的“负补贴” |
| 5.2.4 公共部门消费的示范作用 |
| 5.3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需求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3.1 补贴政策变化对新能源汽车销售的影响 |
| 5.3.2 价格补贴的有效性 |
| 5.3.3 城市限购对补贴效应的影响 |
| 6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供给效应分析 |
| 6.1 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关系 |
| 6.1.1 理论依据 |
| 6.1.2 假设前提 |
| 6.1.3 博弈步骤 |
| 6.1.4 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 |
| 6.1.5 主要结论 |
| 6.2 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下的财政补贴效应分析 |
| 6.2.1 财政补贴对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影响 |
| 6.2.2 企业有骗补行为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的作用 |
| 6.2.3 当政府减小或取消产品补贴时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 |
| 6.3 个案分析——以比亚迪和宇通客车为例 |
| 6.4 几点启示 |
| 7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效应分析 |
| 7.1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分析 |
| 7.1.1 市场推广方面 |
| 7.1.2 技术进步方面 |
| 7.1.3 基础配套方面 |
| 7.2 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的负面效应分析 |
| 7.2.1 过度补贴易导致低端产能过剩资源浪费 |
| 7.2.2 补贴方式粗放导致补贴资金效益不高 |
| 7.2.3 补贴设计中市场机制不够导致车企严重依赖补贴 |
| 7.3 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效应的其他因素 |
| 7.3.1 能源结构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效应的影响 |
| 7.3.2 鼓励使用大电池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效应的影响 |
| 7.3.3 地方保护主义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效应的影响 |
| 7.3.4 石油价格走低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影响 |
| 8 国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经验与启示 |
| 8.1 美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及相关经验 |
| 8.2 德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及相关经验 |
| 8.3 日本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及相关经验 |
| 8.4 国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及相关经验的启示 |
| 9 优化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策略 |
| 9.1 补贴目标的优化 |
| 9.2 补贴重点的优化 |
| 9.2.1 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
| 9.2.2 加大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力度 |
| 9.3 补贴规模的优化 |
| 9.3.1 提高补贴标准 |
| 9.3.2 整车补贴要加快实现自然退坡 |
| 9.3.3 保持一定规模的对企业的技术研发补贴 |
| 9.4 补贴方式的优化 |
| 9.4.1 面向私人消费者重新设计补贴方式 |
| 9.4.2 加快推出交叉补贴方式 |
| 9.4.3 考虑优化税收结构 |
| 9.4.4 积极运用基金化方式运作涉企补贴资金 |
| 9.5 补贴监管的优化 |
| 9.5.1 加强制度建设 |
| 9.5.2 完善监管措施 |
| 9.5.3 放开市场管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9）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新药规制与专利制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制药产业 |
| 1.2.2 制药产业技术创新 |
| 1.2.3 新药规制 |
| 1.2.4 药品专利制度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论文研究不足 |
| 2 新药规制和药品专利视角下的技术创新：理论分析与文献述评 |
| 2.1 技术创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技术创新的类型 |
| 2.1.2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
| 2.2 政府规制与制药产业技术创新 |
| 2.2.1 制药产业中的政府规制 |
| 2.2.2 政府规制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 |
| 2.3 专利制度与制药产业技术创新 |
| 2.3.1 药品专利制度 |
| 2.3.2 专利制度与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效果 |
| 2.4 本章小结 |
| 3 基于新药规制和药品专利制度的技术创新：现状评价与作用机制 |
| 3.1 中国制药产业及其技术创新特征 |
| 3.1.1 制药产业特征 |
| 3.1.2 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特征 |
| 3.1.3 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
| 3.2 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
| 3.2.1 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情况 |
| 3.2.2 制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情况 |
| 3.2.3 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
| 3.3 基于新药规制和药品专利制度的技术创新激励作用机制 |
| 3.3.1 新药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作用 |
| 3.3.2 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新药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决策模型与实证效果 |
| 4.1 新药规制政策历史演变及现状 |
| 4.1.1 中国药品注册管理的历史演变和现状 |
| 4.1.2 新药价格规制的历史演变和现状 |
| 4.2 新药规制与制药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模型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模型分析 |
| 4.2.3 结论分析 |
| 4.4 新药规制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效果实证分析 |
| 4.4.1 研究假设 |
| 4.4.2 变量选取 |
| 4.4.3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
| 4.4.4 估计方法：动态GMM估计 |
| 4.4.5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药品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专利保护与创新投入 |
| 5.1 中国药品专利制度历史演变及评价 |
| 5.1.1 中国药品专利立法进程 |
| 5.1.2 专利法改革简要评述 |
| 5.2 激励技术创新的最优药品专利保护理论模型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模型构建 |
| 5.2.3 模型分析 |
| 5.2.4 模型结论 |
| 5.3 中国药品专利保护强度的度量 |
| 5.3.1 专利保护强度测度方法 |
| 5.3.2 中国药品专利保护强度测算指标设计思路 |
| 5.3.3 药品专利立法强度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强度测量 |
| 5.3.4 药品专利执法强度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强度测量 |
| 5.3.5 中国药品专利保护强度的测量 |
| 5.4 药品专利保护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激励效果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4.2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
| 5.4.3 内生性问题与GMM估计方法 |
| 5.4.4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优化：新药规制与专利制度 |
| 6.1 制药企业技术创新成本收益分析 |
| 6.1.1 制药企业研发成本分析 |
| 6.1.2 制药企业技术创新收益分析 |
| 6.1.3 政府激励企业研发体系 |
| 6.2 优化制药产业技术创新专利制度激励机制 |
| 6.2.1 建立药品专利预警机制 |
| 6.2.2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
| 6.2.3 延长药品专利保护期 |
| 6.3 优化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新药规制激励机制 |
| 6.3.1 强化药品注册审批制度的创新导向 |
| 6.3.2 优化中国药品定价机制 |
| 6.4 优化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专利制度与新药规制的协调激励机制 |
| 6.4.1 建立《药物参比制剂目录》 |
| 6.4.2 加强部门协调、规范专利药上市申请程序 |
| 6.4.3 建立专利信息技术平台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内生增长、国际贸易、乘数等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财政、研发投入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模型 |
| 第二节 科技创新以成本、品质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企业成长 |
| 第三节 科技创新以集聚、结构和范围经济效应促进行业增长 |
| 第四节 科技创新以结构、网络和乘数经济效应促进产业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增长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
| 第一节 Aghion&Howitt模型 |
| 第二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增长模型的构建与求解 |
| 第三节 模型分析、结论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投向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本文使用的协整检验计量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投向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投向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
| 第四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总量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计量分析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来源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来源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来源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计量分析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方式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一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方式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不同方式影响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计量分析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发达国家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历程及经验 |
| 第二节 日本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历程及经验 |
| 第三节 韩国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历程及经验 |
| 第四节 发达国家以公共科技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趋势 |
| 第五节 本章国际比较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总结与研究展望 |
| 附录：第四章命题的证明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研究课题 |
| 后记 |
四、谈技术监督信息对企业的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张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韵.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嵌入与回应：民营企业党建中的“政党-政府-企业” ——以上海市D企业为例[D]. 夏新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D]. 刘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2)
- [5]“农超对接”供应链合作关系及治理机制研究[D]. 陈勇强.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6]创新型企业技术入股比例形成的合理性研究[D]. 龚秋会.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7]R&D补贴信号融资机制研究[D]. 王刚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8]我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研究[D]. 刘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7(01)
- [9]中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新药规制与专利制度视角[D]. 刘素坤.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9)
- [10]我国公共科技创新投入对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张宏洲.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