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豫古盐业遗址调查报告

一、渝东地区古盐业遗址考察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朱圣钟^[2]（2019）在《巴盐产地及其变迁——兼论盐业与巴人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从空间维度对巴人时代巴盐产地及其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反思盐业与巴人的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巴盐产地不仅三峡地区分布较多,嘉陵江河谷、沱江河谷地带也是盐产地分布集中的区域,而渠江河谷、清江河谷、乌江下游河谷、长宁河谷、梅江河谷也有零星分布;在时间维度上,前巴国时代和巴国时代巴盐产地数量少,而汉唐时期盐产地数量增幅较大,显示汉唐时期巴地盐业生产较前巴国时代、巴国时代有很大发展;从盐产地数量、地域分布、盐业生产者及巴盐产地交通等方面考量前巴国时代、巴国时代盐业与巴人关系,盐业对巴人的发展是否有决定性作用还有待商榷。

沈灿^[3]（2019）在《云南古盐井及其环境空间特征研究》文中提出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物之一,其背后却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人类发展史。云南古代地方经济的发展长河中,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盐井作为一种特定的工艺技术下特殊的生产性场所及构筑物,也因之具有了特殊的建构特征,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本论文选取盐井这一特殊的生产性构筑,包含与其配套的储卤池、储卤台、晒盐篷、煮盐灶、烧盐盐锅等建筑与构筑为研究对象,探析与盐井产生有直接关联或间接关联的行为活动场所环境空间的构成特征,研究盐井生产管理、运输销售对所在聚落空间的影响,对盐井线性空间盐马古道做出阐述,对推动盐井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具有理论参考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首先把盐井纳入到工业遗产的范围,着眼于盐井的形态与建构特征的研究,同时关注盐的生产工艺技术与环境空间的关系,从盐井本体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构筑产所的研究,延伸到盐井的祭祀信仰、管理运输、生产加工等关联性空间,以及盐井聚落、线性空间盐运古道,建立多层次的盐井认知体系。通过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在云南盐井的历史发展演变与现状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案例深入研究,旨在为地方文化和文物保护研究提供资料,也是未来文化产业建设的核心。

贾海燕,黄凡耘^[4]（2016）在《“川盐古道”渝鄂湘段的遗存现状及其保护利用价值》文中指出"川盐古道"鄂渝湘段位于重庆、湖北、湖南三省市的交界处,该地区盐业生产与销售历史悠久,有大量的盐文化遗存。该地区属少数民族聚集地,具有独特浓郁的民俗风情,存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其中盐道文化是整个地区文化的维系纽带,适合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

谭觅^[5]（2015）在《运用GIS技术探索三峡地区东周至汉代遗址空间分布规律》文中研究指明定量的思想弥漫在考古研究的方方面面，本文拟选取一种地理的观察视角，采用GIS技术，在定量研究思维的指导下，对三峡地区东周至两汉时期遗址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进行总结概括。本文的研究范围位于三峡地区西部平行岭谷地带，复杂的地形势必会限制古代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笔者将遗址分为居址和墓葬两类，分别从平面空间分布概况、高程分布比例、坡度分布比例、与河流的远近这四个角度观察不同时期居址和墓葬的分布规律及时空演变情况。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四点结论：第一，进入汉代以后，随着“汉化”的不断深入，三峡地区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重在增加；第二，和平的环境加之农业的发展，三峡地区人口不断膨胀，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聚落内部功能逐渐细化，在发达聚落内部居址和墓葬逐渐分开，并且相比于墓葬，居址分布在地理条件更加优越的区域；第三，由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质构造，长江两岸多自然盐泉，盐业的发展带动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吸引更多的人口向长江两岸聚集；第四，三峡地区平行岭谷的地形限制了南北交通，贯通东西的长江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交通线路，而交通干线上往往会汇集更多的人口。故不管从盐业资源的角度还是交通运输的角度，长江一直是三峡地区古代人民生活的命脉，古遗址也自然多聚集在长江沿线。

李大鸣^[6]（2015）在《先秦时期盐业生产与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古饮食不能缺少食盐，因为食盐不仅可调理菜羹的滋味，而且还是人生存、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物质。食盐为每日饮食必需之物，所以我国先民上古时就开始生产食盐，山东就流传着夙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夙沙氏是使用海水淘洗海边含盐泥沙，来提高海水的含盐浓度，然后烧煮海水来获得海盐。先秦时期我国山东、山西、四川等地都开始生产食盐，各地的食盐还通过陆路或水路销售到其他地区。先秦文献《周礼》记载了各地进贡给周王的各种食盐，还说明各种食盐的不同用途。先秦文献《管子》记载了齐地食盐的生产和贸易。本文将详细论述先秦时期各地食盐的生产和贸易。本文分为八章：第一章论述商代以前的制盐传说。山东和山西均有上古制盐传说流传。通过分析，可推测出上古时期的制盐技术。山东流传着夙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可以推测出夙沙氏制盐的方法是先刮取海边含盐泥沙，然后用海水淘洗泥沙，使泥沙中的咸卤溶于海水中，以提高海水的含盐浓度，等到泥沙沉淀后，再将海水倒入煮盐容器内，用火烧煮海水以析出食盐。山西安邑县自古就有盐池存在，盐池通过天然蒸发析出池盐，池盐沉积在池底，人们可直接捞取食用。相传五帝时先民们就已开始食用池盐。到大舜时使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来制取池盐，就是在夏秋时节，在盐池旁用泥土堆建畦垄，在盐池边开沟引出池水，引到盐池旁的畦垄中，待水蓄满后，就用泥土堵住入口。此时节常刮南风，风的吹拂加速了水的蒸发，从而加快池盐的析出，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后代。第二章论述商代时的制盐业，包括山东和山西制盐业的相关问题。本章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先对商代山东制盐的原料、方法和工人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商代时山东莱州湾地区以地下卤水为制盐原料，先打井汲取卤水，然后再将其排放到坑池内，依靠天然蒸发来提纯卤水，提纯后的卤水就可用于制盐。商代制盐工具为盔形器，是圜底无足的泥质瓦器。当时制盐的方法是将卤水倒入多个盔形器中，再将盔形器摆放在灶室内，最后点火烘烤盔形器中的卤水，随着水分的蒸发，食盐就结晶析出。商代时山东的制盐工人是聚族而居，共同劳作，制盐工艺在家族内世代传习。第二章中也使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来论述商代山西池盐的生产。在夏朝末年，商汤灭亡了夏朝，占据了山西盐池。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商朝设立“卤小臣”一职来管理池盐生产，并在盐池附近建立仓库，储存制成的池盐。第三章论述西周时齐国的制盐业。本章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来推测齐国的制盐方法、制盐工具和制盐工人等内容。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推测，齐国当时是使用淋煎法制盐。齐国制盐工人先开采地下卤水，将卤水泼在摊场上，再铺盖草木灰来析出盐花，然后用卤水灌淋草木灰和盐花，使盐花溶于卤水中，形成含盐度更高的人工卤水，最后将人工卤水倒入盐灶内的盔形器进行烧煮，来析出食盐。与商代相仿，西周时齐国的煮盐工具为陶制盔形器。齐国制盐工人为国家的官有工匠，国家划出一定的居住区，使制盐工人以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并使其制盐技艺在本族内世代相传。制盐家族首领被任命为官员，率领其家族成员为齐国制盐。第四章论述东周时齐国海盐资源的产地。东周时随着领土扩张，齐国海盐资源不断增加，有文献记载的为齐襄公、齐灵公、齐景公和田氏齐国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内，除继承以前的资源外，又通过扩张获得新的海盐资源产地。本章使用文献与考古资料，逐一说明四个时期内齐国新增的海盐资源产地。春秋时，齐襄公攻灭纪国，顺势夺取了纪国在寿光县的海盐资源产地。齐灵公时派兵消灭了山东半岛东北部的莱子国。莱夷所据有的莱州和登州有多处海盐资源产地，此时全都被齐国占有。齐景公时继续向外扩张，夺取了莒国的纪鄣城，此地富含海盐资源，可以制取海盐。田氏代齐后，继承了姜齐在莱州湾的海盐资源，考古资料显示田氏在莱州湾的潍坊设立盐场，汲取地下卤水制盐。田氏齐国又攻占了山东的诸城、莒县和计斤城，以及河北的沧州，这些地区都富含海盐资源。第五章论述晋国食盐的生产和贸易。西周初年，周天子分封诸侯，在山西建立芮国、郇国和晋国。据相关文献推测，可能还有瑕国。芮、郇、瑕三国的封地都在安邑县盐池附近，三国的百姓应是食用盐池出产的池盐。晋国的封地在唐城，距离晋阳很近，唐城和晋阳都位于今山西太原市内。晋阳土壤富含盐分，可制取食盐。晋国初年时晋国人可能到晋阳制盐。至春秋时晋国完成了对芮、郇、瑕三国的吞并，独占了盐池，晋国人在食用池盐时，也将池盐出售到今河南地区。据晋姜鼎和戎生编钟的铭文记载，晋文侯的夫人晋姜曾主持池盐贸易，她派晋国大臣押运大量的池盐，通过中条山到河南去交换铜料。晋国运盐之道的两端原先分别为虞国和虢国，晋献公时攻灭了这两国，占领了通过中条山的交通要道，晋国商队使用马车来拉运池盐，将池盐大量出售到今河南地区。第六章论述先秦时四川的制盐业。先秦时四川有巴、蜀两国，蜀国在战国后期被秦国攻灭，秦国就在蜀地的广都县开凿盐井，汲取地下卤水制盐。巴国建国时就已开始用天然盐泉制盐，巴人祖先廪君为巴国的创建者，廪君率部沿夷水到达盐阳，与当地的部落发生了战争，廪君部落获胜，占据了盐阳的鱼盐资源。根据相关文献推测，盐阳可能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县，盐阳的盐业资源为天然盐泉，廪君时可能就用盐泉之水制盐。随着各代国君的发展，巴国疆域日渐扩大，其界内的巫县、彭水县和朐忍县都有天然盐泉，其泉水均可用于制盐。另外，据文献可知，重庆市的忠县也有盐泉存在，忠县又出土了巴国的制盐遗址，忠县的制盐遗址至迟可确定在西周时期，根据对遗址内设施和工具的分析，可以复原巴国的制盐工艺，包括制盐所用的原料、制盐的作坊设置，以及制盐所用的工具。制盐作坊不呈封闭状，可能是立柱后，在柱顶搭设棚盖，然后工人在棚下制盐。房址内有卤水槽和用火痕迹，盐泉之水即为卤水，说明当时可能是先将卤水存放在槽中，用时将卤水舀出，倒入煮盐容器内，然后点火烧煮卤水以析出食盐。考古研究表明当时的煮盐工具为花边束颈圜底罐。第七章论述《周礼》所记各种食盐的类别和用途。《周礼》中有“盐人”一职，负责为周王室接收各地进贡的食盐，将不同的食盐用于不同的事务。祭祀时使用苦盐、散盐，接待宾客时使用形盐、散盐，供给周王、王后和世子膳馐时使用饴盐。根据考证可知，苦盐和形盐为山西安邑县的池盐，散盐为山东和河北的海盐，饴盐为甘肃的崖盐与池盐。苦盐为山西池盐，“苦”为大咸之意，与其他食盐相比，山西池盐咸味尤甚，且为天然形成，不需人为加工。因其自然质朴，故用于祭祀。形盐也为山西池盐，用于招待大宾客，招待小宾客时并用形盐和散盐，散盐为山东与河北沿海地区出产的海盐。形盐天然生成时外形似虎，用于招待高级宾客，这是因为国君论其武功，要令人畏惧，饮食中要备有相应的物品，以象征其威武之德，招待高级宾客时使用虎形食盐，是为了昭示国君武功上的丰功伟绩。饴盐甘甜，为甘肃崖岩和池盐，供周王、王后和世子膳馐之用。崖盐为山崖上自然生成的食盐，有白色、赤色和黑色三种，尤以白色为贵。甘肃池盐有青色和赤色两种，以武威县的休屠泽为界，其北部盐池出产青色池盐，其南部盐池出产赤色池盐。第八章论述《管子》中所记的制盐法和海盐贸易。其中包括齐国在泲水流域的盐泽制盐，以及战国时齐国可能存在私人制盐业，故《管子》主张国家禁止私人制盐，然后将国家的食盐高价出售于国内外。泲水为齐国界内的一条河流，从西汉时改写为“济水”。泲水流域内有盐泽，如皮丘坑、乌长泽等，分别在薄姑和临淄界内。盐泽之水含盐浓度高，适于制盐。先秦时齐国人可能在盐泽制盐，这可从《管子》的相关文献得以推断。对于食盐贸易，《管子·轻重甲》主张国家在孟春时以农忙为理由，禁止私人雇佣农夫煮盐，这样国家就可垄断海盐的生产，然后将制成的食盐用船队沿黄河运至中原地区，高价销售于梁、赵、宋、卫等国。同时，《管子·海王》也主张将海盐加价后，销售于国内。通过考证，上述有关食盐贸易的《管子》文献很可能作于战国时期，反映出田氏齐国时可能存在私人制盐业，故《管子》作者主张国家以农忙为理由，禁止私人雇佣农民制盐，从而垄断海盐生产，然后将国家制成的海盐高价出售于国内外。

白九江^[7]（2014）在《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盆地古代制盐技术——以出土遗迹、遗物为中心》文中提出近年来,四川盆地盐业考古有较大进展。以龙灶为代表的制盐遗迹和以尖底杯、圜底罐为代表的先秦制盐遗物的大量出土,初步揭示了古代井盐制盐工艺中诸多不为人知的技术细节,结合文献材料,能够大体复原先秦盐业生产技术的全流程。

裴一璞^[8]（2014）在《资源博弈与群体互动 ——宋元时期四川盐业地理与区域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食盐是宋元时期四川地区最为重要的民生资源之一,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宋元时期又是四川盐业生产、技术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川盐历史地理与盐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意义。本选题将其做为研究资源历史地理的一种重要视角选择,一方面是源于通过一种地方重要资源探析其所引发的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动,进而引发资源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是源于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要尝试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结合,不仅要单纯研究其地理分布,还要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掌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同时从食盐本身来看,现有的研究多是一种单纯盐业史的研究,主要注重研究盐政史、盐业科技史、盐文化、盐业考古以及盐业研究综述等；同样缺乏食盐做为一种地方重要资源所触发的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分析。本选题通过尝试运用多学科的综合,通过探求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尝试对盐业研究的创新之处。宋元时期是四川卓筒井发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凿井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食盐产量的迅速增加,提升了川盐在全国食盐市场的地位与份额。同时食盐做为当地一种重要的资源,关乎国计民生,触发地方群体间为争夺盐权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本选题首先介绍了该期川盐的分布与变迁,其中涉及了川盐的分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所占的地位,并对历史及今人的相关产地统计进行了归纳。通过分析认为,这些统计对川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参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同时针对前人单纯食盐产地分布研究的不足,细化并弥补其具体盐井位置,新增了盐井属性、盐井结构、产量、盐课、开凿、兴废、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对前人关注较少的元代川盐产地及相关情况也进行了相关探讨,并与宋代进行了相关对比,以了解川盐的动态发展。通过对宋元时期四川食盐市场与交通的地理研究,认为该期全国食盐实行政府“划界行盐”的专卖政策,买卖未经官方允许不得相互流通,违者视为私盐。但不同时期官方政策的执行措施不一,又为各盐区之间的流通提供了契机,对川盐区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川盐市场是一个既相对封闭,同全国其他盐区相比又不失开放的市场。川盐区的食盐贸易包含内、外两个市场,其运输则充分利用了当地便利的水运条件,因此水运要远重于陆运。宋元时期食盐做为政府财利之源,所谓“川峡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控制食盐便可获得丰厚的盐利,首先成为官方之间争夺的对象。为管理四川盐业,官方设置了众多盐官机构,既包括州、县级,也包括路、省级。这些不同职能的盐官机构的存在,既保证了政府盐课的增加,也造成盐官之间针对盐权的争夺,使其官方间的盐权博弈在地区间呈现更加多样化和激烈化的趋势。宋元时期食盐对四川民间社会的重要性同样导致了官民之间针对盐权的博弈,四川官方对盐权的垄断造成了官民之间的冲突。民间为寻求食盐利益不可避免地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主要包括行为层面及社会舆论的营造上。如民间食盐的私贩及偷开私井、通过社会舆论鞭挞盐官贪苛等,以寻得食盐需求的满足。官方针对民间的反抗,为保障盐区秩序的稳定,也会通过一些政策调整来进行缓解。通过官民之间的盐权博弈,官方对双方的食盐利益都有所照顾,有利于实现地区盐权秩序的稳定。随着隋唐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民财富观念的增长,宋元时期食盐在四川成为地方豪民介入社会事务的重要目标之一。豪民是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角色扮演,绝大部分不属官方,但却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其作用发挥及影响主要在民间。豪民在四川盐区的行为表现突出为“豪横”,由此与普通民众的食盐利益发生冲突,进而导致两者之间的盐权博弈。豪民的身份构成众多、分布广泛,在川盐区的介入多呈现一种破坏作用。官方既与其相勾结,共同欺压盐民;有时为寻求四川盐区秩序之稳定,也会对其进行限制,并采取措施缓和豪、民之间的冲突。宋元时期四川盐区周边少数民族众多,食盐成为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汉族及其官方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针对盐权的博弈亦由此展开。该期四川族群盐权博弈的焦点集中在川东南、川南、川西三大区域。因汉族官方实施的食盐垄断政策,少数民族食盐需求难以满足,同时四川盐井的开发也是少数民族被逐步边缘化的过程。少数民族为寻求食盐利益和应对边缘化,主要采用军事掠夺的方式相对抗。这其中既包括少数民族对汉地盐井及食盐的抢掠,也包括双方因食盐问题进行的军事对抗。汉族官方为寻求与少数民族盐权博弈的妥协,在加强盐区防御的同时,通过食盐进行羁縻,并加强贸易往来,实现双赢。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缓解了各民族之间因食盐问题而产生的冲突与对抗,有利于盐区的安定与民族关系的缓和。宋元时期在四川盐区因食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自古就食盐的崇拜形成各种信仰,在全川形成一个广大的信仰文化圈。另外官方发现通过营造食盐信仰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因此也支持、推动盐神信仰圈的形成。四川盐神信仰内容丰富,涉及地区极为广泛,既包括官方盐神信仰,也包括民间盐神信仰,这两种方式的信仰也暗含了官民双方在意识形态的博弈。通过各自盐神的塑造以彰显自身盐权享有的合理性,并排斥对方对盐权的控制。同时这种盐神信仰圈的形成,也代表了官民双方信仰博弈中的缓和与调整。官方通过妥协的方式对民间盐神信仰通过赐封、改造或转化,使其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盐神。民间也在官方的利益让步下,表现为对官方盐权分配的信仰认同,以此完成当地信仰圈的形成。综合来看,宋元时期四川食盐以其在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引发了社会各群体间以盐权利益为内容而展开的形式各异的博弈。在社会群体的博弈中,各方通过冲突与妥协,最终寻得一种合理的盐权分配秩序,完成盐区社会的有序与稳定。

高慎强^[9]（2012）在《先秦食盐经济文化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食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明、清几个时间段,对先秦时期的食盐关注较少,综合性的研究更是稀少。但先秦时期的食盐研究因为其年代跨度大且对秦汉以后的食盐研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显得意义重大。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先秦主要食盐产地及地理分布。这一章节介绍了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海盐、池盐、岩盐、泉盐、井盐、土盐等诸多食盐类型。对海盐地理分布的分析,依照考古资料和相关的历史记载,放弃以前对海盐产地笼统分类的方法,力图精确的以这些地域开始进行海盐生产的时间先后为序进行分析。青州鲁北地区,除辽东地区外的幽州地区,吴越地区,辽河东部地区渐次进入了海盐的规模化生产阶段。对井盐和泉盐的地理分布的分析以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对于产地进行综合性的概述。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考察出三峡地区、四川的长宁和湖北的长阳等地从商末开始,相继进入泉盐大规模生产时期,井盐的生产要到战国末期。对盐池地理分布的分析主要依托文献资料,除了对山西运城这一最重要的盐池关注外,还对西北的诸多盐池加以探查。西北的盐池在先秦时期就是中央王朝所依赖的重要池盐产地。通过文献资料可知,我国出产岩盐的地方有两个地区,一是渝东地区的云阳及附近地区；二是大西北地区的古凉州地区。土盐的生产区域包括今日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和西北部分地区如青海东部。第二章,食盐的运输与消费区域。食盐的运输方式是不断进步的,从人力背负开始,内河航运、畜力运输、近海航运相继发展起来。对消费区域的研究,过去很少涉及。通过研究发现,食盐的消费区域随交通发展、政治变迁等因素的变化不断由各个产盐区向四周延伸。战国时已经覆盖了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就海盐而言,夏朝时期仅有少量海盐通过进贡的方式进入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经过先秦数千年的发展,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末期,吴越之地、燕、齐所产海盐的消费区域已经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楚国领土及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等大片地区。泉盐、井盐、池盐的消费区域也正是在夏商时代的基础上不断向四周扩张。对于上盐、岩盐消费区域鉴于其产量小和资料匮乏,不予论述。第三章,先秦时期食盐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该章涉及内容较广,总概而论：先秦时期,食盐便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食盐对陶器制造、商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食盐获取得便利程度在先秦时期曾对先民在遗址的选择和古代帝王的都城选址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争夺盐源,各股政治势力不惜发动一场场的战争。食盐与我国的神话传说、饮食文化、丧葬文化和先秦医药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较之前,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关我国先秦时期主要食盐产地的地理分布,前人大多是笼统的进行表述,但先秦时期时间跨度达数千年,这些产盐区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先后顺序,本文在立足于考古发现与文献的基础上深刻解读,尽力还原之。第二,过去的研究成果对先秦食盐运输与消费区域基本没有涉及,本文想通过结合先秦交通、人口分布、政治和军事状况等对这一问题进行试探性的研究。第三,过去的研究成果对“先秦时期食盐的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这一问题大多只是涉及其中某一个方面。本文在尝试着对各种史料深入发掘的基础上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力图做到细致、系统。

李丽娜^[10]（2010）在《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文中认为龙山至二里头时代,一般是指中国文献记载的夏代及其以前的尧舜禹时代,其中龙山时代代表了公元前3000～20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而二里头时代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但其并不能完全包括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因为这些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年代多数已进入了商纪年。考古资料表明,龙山至二里头时代是中国史前城邑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龙山时代各地区城邑的蓬勃发展和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城邑的继续发展而周边地区城邑的相继衰落。由于城邑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被看作是国家和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和形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据各地区间地理环境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差异,在龙山至二里头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区的基础上,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可分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巴蜀地区、太湖地区和河套地区等六大区域。在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基础上,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可进行一定的考古学分期,其中,龙山时代城邑可划分为4期,二里头时代城邑依据其共存关系,可初步分为两期。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时空范围的确定无疑为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由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各地区城邑的对比分析可知,在分化到融合的历史大趋势的推动之下,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经历了由多到少、由简单到复杂、由多中心到一个中心的变革。而这一过程正与文献记载的从“万邦”林立到夏王朝统一国家的出现的社会变革相一致。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特点,即多元一体的演进模式。在这一演进模式的推动下,龙山至二里头时代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由“万邦”社会正式迈入到了文明与国家的社会。

二、渝东地区古盐业遗址考察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渝东地区古盐业遗址考察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巴盐产地及其变迁——兼论盐业与巴人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3）云南古盐井及其环境空间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川盐古道”渝鄂湘段的遗存现状及其保护利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5）运用GIS技术探索三峡地区东周至汉代遗址空间分布规律（论文提纲范文）

（6）先秦时期盐业生产与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盆地古代制盐技术——以出土遗迹、遗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资源博弈与群体互动 ——宋元时期四川盐业地理与区域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先秦食盐经济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渝东地区古盐业遗址考察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巴盐产地及其变迁——兼论盐业与巴人的关系[J]. 朱圣钟. 盐业史研究, 2019(03)
• [3]云南古盐井及其环境空间特征研究[D]. 沈灿.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4]“川盐古道”渝鄂湘段的遗存现状及其保护利用价值[J]. 贾海燕,黄凡耘. 中华文化论坛, 2016(06)
• [5]运用GIS技术探索三峡地区东周至汉代遗址空间分布规律[D]. 谭觅. 吉林大学, 2015(08)
• [6]先秦时期盐业生产与贸易研究[D]. 李大鸣. 吉林大学, 2015(08)
• [7]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盆地古代制盐技术——以出土遗迹、遗物为中心[J]. 白九江. 盐业史研究, 2014(03)
• [8]资源博弈与群体互动 ——宋元时期四川盐业地理与区域社会研究[D]. 裴一璞. 西南大学, 2014(09)
• [9]先秦食盐经济文化地理研究[D]. 高慎强. 西南大学, 2012(08)
• [10]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城邑研究[D]. 李丽娜. 郑州大学,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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