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董鹏林[1]（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国梦云[2]（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文中认为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与巩固政权的重要内容。其中,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教育广大民众正确理解与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借助节日的时间主题和象征意义,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完整的纪念政策,并立足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环境,创设了“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等节日纪念主题,开展了文本纪念、会议纪念、行为纪念、符号纪念等多元化的纪念活动,多维度地将“主人翁”意识、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爱国主义、政党认同等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了基层社会之中。基于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的考量,文章以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为研究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基本逻辑、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等内容,按照“历史考察——活动分析——经验总结”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四个主体部分进行细致研究。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先是阐述了研究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现实背景,学理价值、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并立足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内容与功能,根据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节日、纪念日、纪念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理论、实践、文化等多维依据。首先,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宣传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从中挖掘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理论溯源。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文化背景,不仅分析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传统中国社会的仪式文化,更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式化纪念方式的三个阶段,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由苏式化转为中国化的演变过程。由此最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其理论溯源、文化背景和实践基础,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奠定了基本范式。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二、三、四章。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话语环境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按照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挖掘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这三个核心的纪念主题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二七”、“三八”、“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中开展的不同仪式活动为考察对象,以此探析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与内容。第二章“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这一部分,文章以工、农阶级这两大“翻身做主”的阶级为考察主体,具体分析了工、农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回忆式纪念会、春节文化活动、生产竞赛活动、“五一”劳模代表大会、工农阶级“五一”互信等节日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剔除了他们身体上、思想上遗留的封建色彩,并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强化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价值认同,从而分析出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人翁”、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效果。第三章“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文章立足当时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凝聚“保家卫国”价值共识的现实需求,以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发布的纪念通知为政策依据,归纳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保家卫国”节日纪念主题下组织民众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竞赛、掀起爱国捐献、播送爱国广播、举行示威游行等节日纪念活动,并细致地阐述了这些纪念活动开展的主要目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由此探究这些纪念活动是怎样深入推动爱国运动,将爱国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使其在参与这些节日纪念活动中萌发出爱国之情、爱国之言、爱国之行的。第四章“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这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节日,特别是“七一”建党节时开展的多元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文字、话语、活动、空间、图像、器物等仪式要素和象征符号,赋予它们以“跟着党走”的价值意蕴,并发挥出这些象征符号的文化传播与教化功能,将“跟着党走”这一意识形态传播给各界民众,使民众习得政党认同的话语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与行为表达,从而逐步构建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筑起自己的政治权威。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这部分不仅归纳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的四个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更是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这四个维度的现实启示,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深层次、多维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民众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方法支持。
贾韬[3]（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李艳丰[4]（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杨丽霞[5]（2019）在《“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同时,民族危亡催生中国文化裂变与新生,抗战促进现代文学由启蒙的“精英姿态”到人民性转变,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改造“隐忍”、“谦和”的国民精神,开掘新的、鲜活的“刚性”文化力量以抗击暴敌,成为抗战的重要内容。老舍是中国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典型之一,抗战前的自由知识分子老舍,于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战革命洪流,特别在“家”“国”矛盾、“尽忠”与“尽孝”、“新文学”与“旧文艺”的两难选择中,他做出非比常人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其转变历程更具代表意义,老舍以自己最具长处的“笔”服务抗战,为抗战第二条战线胜利做出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本论文试图在以往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抗战中老舍的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建构,开掘抗战中老舍“士”“卒”转变的机制与心路历程,揭示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对文本创作潜在规约作用,从而再现一个“士卒”合一的老舍形象。老舍处在“传统”和“现代”融合非常复杂的时代,他接受“五四”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和批判,期望以西方文明来烛照东方人格。而抗战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境遇与创作理念,为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供机缘。他把目光聚焦到开掘传统文化精华上来,挖掘民众几千年“礼”文化规范下所形成的“谦和”、“隐忍”人格中潜藏的无限战斗力量。老舍把“五四”启蒙志士建构的文化批判路径与“改造民族灵魂”主题延伸到抗日救亡“大时代”,救亡亦即启蒙。本文以老舍投身抗战的心理困境——在抗战中突围——《四世同堂》正好印证抗战中老舍思想的理路设置框架。老舍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由新文学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抗战文艺界“小卒”,从疏离政治到亲近政治、参与抗战宣传到建构抗战文艺,在政治和抗战文艺实践中,其思想产生了“现代”和“传统”二元纠缠的复杂关系,老舍在“士”与“卒”之间、“政治”与“国家”之间、新文学与旧通俗文艺之间徘徊纠结。但老舍毕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抗战中,他饱含情感激越与思想犹疑,却无法阻挡他“舍予”为国的脚步。他对启蒙进行创作性转化,启蒙是实现现代性手段,而救亡又是另类形式的“启蒙。”在“国家至上”这意义层面上,老舍又完成“自由知识分子”到抗战“小卒”的沟通,即“卒”也是“士”,为新文学向“功利性文学”转化提供可行性通道,同时成功从思想禁锢、政治困境、文学规约的泥沼中突围。抗战中的老舍,既是“士”也是“卒”,在沟通“士卒”的基础上,表达对民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精神更新的思考。《四世同堂》即是老舍抗战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以小说人物由“士”到“卒”而“士卒”统一的艰难历程,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抗战时期老舍的心理困境与人生突围,并寄予他们启蒙大众的先锋期待。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裂变与重生;能够感受到其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譬如觉醒与怀旧,追求与失落,保守与激进、困惑与挣扎。抗战中老舍思想纠结与转变,归根到底,属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范畴。传统文化现代化主要包含“继承而扬弃与改造并创新”两个路径,传统文化是根脉,现代化则是灵魂。老舍创造性地把以“个体觉醒”为基点的“五四”启蒙理路,转向“群卒”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在知识精英引领下,开掘“刚性”精神与“猎人文化”特质,打破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文化融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基础上,衍生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文化,更新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人民主体精神建构,完成由个体“士”带动“群”的道德轨迹进而达到人人皆可为“卒”的伦理站位。
邓妍[6]（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葛开勇[7]（2019）在《共青团纪念活动研究：1920-1949》文中提出纪念活动是一种程序化、仪式化的行为,意涵着独特的政治功能,是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就不同的纪念主体而言,其纪念活动所呈现的历史面向、政治导向、功能有不同的组织差异。几与中国共产党同期成立的共青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团的名义组织开展了诸多纪念活动,对中国革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基于团机关刊物《先驱》《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以此为视角,梳理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从初步探索到走向成熟,并随着革命时局呈现出纪念话语的战略转向。重点研究共青团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开展纪念活动的多种形式以及所呈现的些许特点。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共青团的纪念活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成效:建构历史记忆、宣传理论和政治主张、协调多方关系、加强团组织力量。最后通过对共青团纪念活动的研究力求为新时期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些时代启示。
张光润[8]（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指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郭景川[9]（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郝斌[10]（2018）在《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文中研究指明王琦,从20世纪30末至90年代末,一直是活跃在中国艺坛的一位重要美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嘉陵江上》《侯水》《石工》《晚归》《老榕树》等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以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在艺术理论方面,他积极参与理论争鸣,撰写了大量美术文论,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担当中国美术界领导等。王琦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代美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时,王琦独特的艺术生涯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历史洪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被裹挟、被整合、被改造,既构成了一种“整一性”,也同时包含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以王琦为个案,正恰切地揭示了在时代艺术洪流的磅礴涌动中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或革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艺术家在其中所遭遇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以至“文革”前这一重要时段,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一段加速“整合”的特殊时段,而王琦正成为我们审视、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二、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价值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 |
| 2.1 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 |
| 2.1.1 职业代表制 |
| 2.1.2 统一战线 |
| 2.1.3 人民政协 |
| 2.1.4 协商民主 |
| 2.1.5 界与界别 |
| 2.2 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 |
| 2.2.1 政治上的包容性 |
| 2.2.2 设置上的平等性 |
| 2.2.3 组织上的精英性 |
| 2.2.4 运行上的协商性 |
| 2.3 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 |
| 2.3.1 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 |
| 2.3.2 人民政协界别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1.1 统一战线理论 |
| 3.1.2 政党理论 |
| 3.1.3 民主政治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 |
| 3.2.1 统一战线思想 |
| 3.2.2 人民政协思想 |
| 3.2.3 人民民主思想 |
| 3.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3.1 和同思想 |
| 3.3.2 中庸思想 |
| 3.3.3 仁政思想 |
| 3.3.4 天下为公思想 |
| 第4章 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 |
| 4.1 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 |
| 4.1.1 合群救国思想的兴起与各界联合的实践(1840-1910) |
| 4.1.2 政党中心主义的确立与职业代表制思想的传播(1911-1926) |
| 4.1.3 国共政争与职业代表制的制度实践(1927-1948) |
| 4.2 人民政协界别的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 |
| 4.2.1 “五一口号”的发布与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1948-1949) |
| 4.2.2 代行人大职权期间政协界别的设置与运行(1949-1954) |
| 4.2.3 人大召开后政协界别的曲折发展(1955-1966) |
| 4.3 人民政协界别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至2012) |
| 4.3.1 “阶级”话语的空间压缩和重塑 |
| 4.3.2 改革开放新时期各界别整合与发展 |
| 4.3.3 “界别”概念的提出与界别设置的不断调整 |
| 4.4 人民政协界别快速发展阶段(2012 至今) |
| 4.4.1 新时代大统战格局的提出及对界别发展的意义 |
| 4.4.2 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与各界别的发展 |
| 4.4.3 政协界别优化问题提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日程 |
| 第5章 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 |
| 5.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三重逻辑 |
| 5.1.1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统战逻辑 |
| 5.1.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资政逻辑 |
| 5.1.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社会逻辑 |
| 5.2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主要特征 |
| 5.2.1 宏观层面:政协界别基本结构的日趋完善 |
| 5.2.2 微观层面:政协界别调整策略的综合运用 |
| 5.3 人民政协界别演进的基本经验 |
| 5.3.1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 5.3.2 坚持同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相适应 |
| 5.3.3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
| 第6章 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
| 6.1 当前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政协界别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不足 |
| 6.1.2 政协界别设置重叠交叉与涵盖面不足 |
| 6.1.3 政协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不强 |
| 6.1.4 政协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不健全 |
| 6.2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基本原则 |
| 6.2.1 处理好一元领导与多元合作间的张力 |
| 6.2.2 处理好政治吸纳与利益代表间的张力 |
| 6.2.3 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间的张力 |
| 6.3 人民政协界别优化的主要路径 |
| 6.3.1 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 |
| 6.3.2 优化政协界别设置与界别委员结构 |
| 6.3.3 增强界别委员的身份认同感 |
| 6.3.4 建立健全界别常态化履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节日、纪念日 |
| (二)纪念活动 |
| (三)意识形态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 |
| (一)理论必须掌握群众 |
| (二)立足实际进行鼓动 |
| (三)运用多元宣传媒介 |
| (四)扩大革命宣传范围 |
| 二、传统仪式文化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文化支撑 |
| (一)制度化的国家礼仪 |
| (二)日常化的社会习俗 |
|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 (一)建党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纪念活动的丰富实践 |
| (二)建党初共产国际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直接指导 |
| (三)各革命时期中共对纪念活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
| 第二章 “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 |
| 一、肃清封建思想与培育“主人翁”意识 |
| (一)工农阶级身上的封建思想残留 |
| (二)召开回忆式纪念会进行对比教育 |
| (三)开办春节“课堂”进行文化教育 |
| (四)开展各式生产竞赛进行生产教育 |
| (五)举行劳模代表大会进行榜样教育 |
| 二、“五一”帮扶失业工人与阶级友爱精神的发扬 |
| (一)发出救济指示 |
| (二)工人捐款捐物 |
| (三)工人写慰问信 |
| 三、工农阶级“五一”互信与阶级联盟意识的强化 |
| (一)农民阶级“庆祝式”来信 |
| (二)工人阶级“保证式”回信 |
| 第三章 “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 |
| 一、订立爱国公约 |
| (一)中共发出订立爱国公约指示 |
| (二)师生结合课业订立爱国公约 |
| (三)工农立足生产订立爱国公约 |
| 二、开展爱国竞赛 |
| (一)爱国竞赛指示的发出 |
| (二)发起挑战与积极应战 |
| (三)竞赛计划的基本完成 |
| 三、进行爱国捐献 |
| (一)工人的增产捐献 |
| (二)各界捐献慰问品 |
| 四、播送爱国广播 |
| (一)各地召开的控诉大会 |
| (二)模范代表的政治讲话 |
| (三)示威游行的爱国歌曲 |
| 五、举行爱国游行 |
| (一)成立筹备会制定游行方案 |
| (二)组织建立宣传员与报告员 |
| (三)召开纪念会解释游行意义 |
| (四)各地游行示威的正式展演 |
| 第四章 “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 |
| 一、组织民众给毛主席写节日信 |
| (一)感谢信:“感谢毛主席的恩情” |
| (二)庆贺信:“给毛主席献生产礼” |
| (三)保证信:“在您的领导下前进” |
| 二、开展“学习党史运动” |
| (一)党员开展党内学习 |
| (二)民众接受党史教育 |
| 三、举行成渝铁路“七一”通车典礼 |
| (一)选取与布置纪念空间 |
| (二)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 |
| (三)其他仪式活动的展演 |
| 四、制作“七一”纪念器物 |
| (一)发行纪念邮票 |
| (二)绘制纪念图画 |
| (三)铸造纪念奖章 |
| (四)修建纪念建筑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 一、历史经验 |
| (一)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 |
| (二)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 |
| (三)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 |
| (四)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 |
| 二、现实启示 |
| (一)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 |
| (二)纪念活动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
| (三)纪念活动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 |
| (四)纪念活动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3）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4）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研究评析 |
| (三) 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思考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来源 |
| 一、概念的定义与界限 |
| (一) 制度的概念 |
| (二) 党的制度相关概念 |
| (三) 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四) 毛泽东思想语境中的制度概念 |
| (五) 党的制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
| 二、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前应该厘清的几个问题 |
| (一)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地位不应否定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研究对象 |
| (三)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关系 |
| (四)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与党的其他建设思想的关系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二)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三) 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四) 关于党内选举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五) 关于党内监督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六) 关于党对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第二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形成过程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萌芽时期(1918-1927)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早期酝酿向具体实践过渡 |
| (二) 节点:创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完成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开始萌发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1927-1935)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发动工农向武装斗争过渡 |
| (二) 节点: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 |
| (三) 特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发展突出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形成时期(1935-1949)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指导地方向指导全党过渡 |
| (二) 节点:遵义会议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
| (三) 特征:革命党制度建设思想体系框架基本建构完成 |
| 四、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成熟时期(1949-195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二) 节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全面成熟 |
| 五、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总结借鉴向全面自主过渡 |
| (二) 节点:中国共产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在曲折中发展 |
| 第三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基本内容 |
| 一、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思想 |
| (二) 中央对地方领导制度思想 |
| (三)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 |
| (四) 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制度思想 |
| (五) 多党合作制度思想 |
| (六) 党对军队领导制度思想 |
| 二、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三) 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三、党的干部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干部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四、党的监督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监督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监督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五、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管理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六、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宣传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宣传制度思想的内容 |
| (三) 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第四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解析 |
| 一、毛泽东制度建党思想中的制度属性探讨 |
| (一) 制度属性的质疑与评判标准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特征 |
| (三) 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思想的特例 |
| 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 (一) 人性善恶与制度设计 |
| (二) 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 |
| (三) 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 |
| 三、制度建设的技术抉择 |
| (一) “人民主体”的实质正义追求 |
| (二) “群众路线”的程序正义保障 |
| (三)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与偏离 |
| 四、制度调整的关键把握 |
| (一) 三个选择 |
| (二) 三对关系 |
| (三) 四个要点 |
| 第五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意义与启示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党中国化先河 |
| (二) 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三) 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总体性框架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位置 |
| (二) 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解决制度缺位和制度虚设问题 |
| (三) 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 |
| (四)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部分 |
| (五)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于研究成果 |
（5）“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从“士”到“卒”的心理困境 |
| 2.1 老舍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 |
| 2.1.1 蛮夷——满族——中华民族 |
| 2.1.2 “国家”意识与实体的认知差异 |
| 2.2 在国家和政治之间 |
| 2.2.1 “国家至上”的生命选择 |
| 2.2.2 非权力欲望的参与 |
| 2.3 抗战文艺界“小卒”的苦痛 |
| 2.3.1 从“艺术家”到“战士” |
| 2.3.2 激情狂热中独味“苦痛”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卒”到“士”的人生突围 |
| 3.1 启蒙思想在抗战中坚守 |
| 3.1.1 启蒙方式的差异 |
| 3.1.2 启蒙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
| 3.2 “我就是抗战派” |
| 3.2.1 “舍予”与“舍文” |
| 3.2.2 “卒”的担当 |
| 3.3 抗战与文艺的双向互动 |
| 3.3.1 抗战对文艺的要求 |
| 3.3.2 “文以载道”的现代转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世同堂》:一个“士卒”的抗战故事 |
| 4.1 从“隐士”到“战士” |
| 4.1.1 闲适文化与钱默吟 |
| 4.1.2 “士”到“卒”转变的内在规定性 |
| 4.2 从“家”“国”到“国家” |
| 4.2.1 家庭的精神牵绊 |
| 4.2.2 “尽忠”与“尽孝” |
| 4.2.3 “文化濡化”下的“国”之殇 |
| 4.2.4 民族败类的逆向“家”“国”关系 |
| 4.3 “士卒”抗战——战时国民意识新凝成 |
| 4.3.1 从个体抗争到群体觉醒的曲折 |
| 4.3.2 “卒”的抗争到“士卒”觉醒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7）共青团纪念活动研究：192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从创立到大革命时期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初步探索 |
| 一、共青团初创 |
| 二、大革命时期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初步成型 |
|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纪念活动的走向成熟 |
| 一、共青团工作方针的转向 |
| 二、共青团纪念活动的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共青团纪念活动的战略转向 |
| 一、共青团改造 |
| 二、共青团纪念活动的战略转向 |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共青团重建过程中纪念活动的延续 |
| 一、共青团试点重建 |
| 二、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延续 |
| 第二章 共青团纪念活动的类型、形式及基本特点 |
| 第一节 共青团纪念活动的类型 |
| 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 |
| 二、纪念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重要人物、节日 |
| 三、纪念中国革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 |
| 第二节 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形式 |
| 一、出版专刊、纪念文章 |
| 二、发布纪念宣言和标语、口号 |
| 三、创作革命诗、歌作品 |
| 四、召开纪念集会 |
| 第三节 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基本特点 |
| 一、纪念主体的青年性和群众性 |
| 二、纪念对象的实时性和周期性 |
| 第三章 共青团纪念活动的历史成效 |
| 第一节 加强团组织力量 |
| 一、发展团员 |
| 二、开展扩红 |
| 第二节 宣传理论、政治主张 |
|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二、宣传政治主张 |
| 第三节 协调多方关系 |
| 一、协调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 |
| 二、协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
| 三、协调与其他青年团体的关系 |
| 第四节 建构历史记忆 |
| 一、强化历史记忆 |
| 二、总结历史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和社会 |
| 一、政治背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 |
| 二、经济背景:萧条落后的经济状况 |
| 三、社会背景:紊乱失调的乡村社会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个人理想的双重作用 |
| 一、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冲击 |
| 二、教育家人生理想信念的驱动 |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带动 |
| 一、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 |
| 二、欧美教育精英的访华 |
| 三、出洋留学活动的勃兴 |
| 四、官员的出国教育考察 |
| 第二章 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之籍贯分布 |
| 一、民国教育家籍贯的整体分布:以江浙两湖为渊薮 |
| 二、民国教育家籍贯的院校分布:以国立大学为重点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地缘关系及其交往 |
| 一、结交同乡:教育交往活动的初始网络构建 |
| 二、依靠同乡:个人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
| 三、相互扶持:-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患难与共 |
| 第三节 教育家地缘交往之利弊得失 |
| 一、地缘交往之利:易于建立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
| 二、地缘交往之弊:容易形成势力膨胀的教育帮派 |
| 第三章 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 |
| 第一节 留学教育与教育家学缘交往的勃兴 |
| 一、留学之风的强劲吹起 |
| 二、留学教育精英的崛起与学缘认同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学缘关系及其交往活动 |
| 一、师生交往活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 二、同窗学友之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 三、同事交往活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 第三节 学缘交往的特点及评价 |
| 一、广而持久,有情有谊 |
| 二、阶段存在,或延或断 |
| 三、彼此独立,和而不同 |
| 第四章 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 |
| 第一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个体间交往 |
| 一、教育交往活动之缘起与展开 |
| 二、对交往双方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群体性交往 |
|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
|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
|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
| 第五章 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 |
| 第一节 陈鹤琴与师长的交往及其特点 |
| 一、大学师长:厚爱与熏染 |
| 二、哥大师长:感召和互助 |
| 第二节 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网络的构建 |
| 一、求其友声: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交往网络之构建 |
| 二、精神领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中的角色和地位 |
| 三、国际展现:交往网络在国际舞台上的向外拖延 |
| 四、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提携与厚爱:陈鹤琴与学生晚辈的交谊 |
| 一、校园活动中增进师生了解 |
| 二、业余交往中联络师生感情 |
| 三、携手教育中升华师生情谊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 |
| 一、书信往来 |
| 二、学术交流 |
| 三、工作交往 |
| 四、社团活动 |
| 第二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特点 |
| 一、交往活动的多样化 |
| 二、基于志缘交往的相对持久性 |
| 三、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 |
| 四、由地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 |
| 第三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因素 |
| 一、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教育家交往的重要因素 |
| 二、个人专长的互补性影响交往活动向外拓延 |
| 三、交往活动受政治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成效 |
| 一、从制度到实践,推进民国教育现代化变革 |
| 二、从青涩到成熟,促进民国教育家自我生成 |
| 三、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学术共同体形成 |
| 四、谱写真情华章,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王琦早年的艺术学习与思想转型(1934—1938) |
| 第一节 洋画的信仰——20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与王琦的艺术取向 |
| 第二节 艺术,还是抗战?——王琦在武汉政治部三厅的宣传画创作 |
| 第三节 苦闷与抉择——王琦的鲁艺学习及其矛盾选择 |
| 第二章 生活的自觉: 王琦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艺术选择(1939—1945) |
| 第一节 运动,还是研究?——“后鲁艺”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从战斗之美到生活之美——王琦抗战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三节 王琦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新现实主义” |
| 第三章 隐含的苦闷: 王琦抗战胜利后至香港时期艺术诸问题(1945—1950) |
| 第一节 走向批判?——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木刻运动与王琦的艺术选择 |
| 第二节 规训与改造——王琦香港时期的艺术选择 |
| 第四章 宏观语境与个体选择: 新中国时期王琦艺术诸问题(1950—1965) |
| 结语 |
| 图版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王琦年表 |
| 2、王琦着述文献目录 |
| 3、回忆与评价——王宏建谈王琦先生几个问题 |
| 4、怀念我的父亲和老师王琦——王炜访谈 |
| 5、社会各界深切哀悼王琦同志 |
| 6、王琦《朝霞映船台》画里画外 |
| 7、难以割舍的情怀——王琦画笔下的香港 |
| 8、并非老生常谈——李桦、王琦纪念个展解析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四、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D]. 国梦云. 西南大学, 2020(01)
- [3]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5]“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D]. 杨丽霞. 河北大学, 2019(04)
- [6]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7]共青团纪念活动研究：1920-1949[D]. 葛开勇. 厦门大学, 2019(08)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9]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D]. 郝斌.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