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认识推动课程改革全面发展——在昆明市官渡区新课程改革中期评价研究会上的讲话总结

一、深化认识 推进课改的整体发展——在昆明市官渡区新课改中期评估调研会上的发言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李鹏瑞^[1]（2021）在《小学教研活动实施现状及策略探究 ——以昆明市A小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新课程改革地不断推进,教研活动作为教研体系的一部分,不论是对新课改地深化、学校发展还是教师专业发展、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都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教研活动作为教师职后教育的一种教育客观存在,对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师成为研究者,这已经成为当下教师身份的要求,是教师教研的必然转变,因此教研活动在学校开展已十分迫切,党和国家对此也十分重视。加之应试教育的管理束缚、传统机械灌输式的教学已然无法满足当下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因此社会的现实需要倒逼当下教师必须成为研究型的教师,通过日常的教学实践,结合教学理论来开展研究,以此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立足于教师在教研活动中出现“为教研而教研”、理论支撑有所欠缺、支撑不到位等使得教研层次提升出现问题等,本文对教研活动的内涵及特点进行了界定,并且对教研活动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以昆明市A小学为例,通过对A小学教研活动实施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其成因,进行个案实践,进一步提出针对该小学教研活动实施的对策及建议。本研究一共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为昆明市A小学教研活动实施的现状,主要从调查研究设计、A小学教研活动问卷调查分析进行,并最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评价;第三部分内容是针对该校教研活动存在不足进行分析,通过调查分别从教研活动的主体、实践、成果、保障四个维度展开;第四部分针对A小学教研存在不足进行原因分析,分别从教研活动的教师层面、团队层面以及学校管理层面三方面对原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通过对A小学教研活动的理论诉求分别从适切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各省市的典型教研活动实践案例进行整理分析;最后根据上述情况得出教研活动质量提升的策略,以期为教研活动建设提供帮助。

郭炎华^[2]（2020）在《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本土化改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年来,我国拟以教育信息化来推动教育的区域均衡化发展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流动和共享。翻转课堂模式是将信息化教学与传统讲授法结合起来,形成线上与线下混合学习的“学本位”模式。这种教与学的翻转模式正好顺应了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发展需求。在现代化信息社会中,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闻名全球。我国在以信息化为媒介的翻转课堂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且翻转课堂在城市学校中也广泛开展起来,但我国的乡村学校在信息化教学中无容置疑处于劣势。与城市翻转课堂相比较,能在乡村学校有效实施翻转课堂的意义会更为鲜明:一是乡村（尤其是偏远山村）与城市相比,信息相对闭塞,因此优质的教育资源引进与信息共享,对乡村教学质量的改善与知识视野的开拓有着更鲜明的意义;二是从“先教后学”到“先学后教”中翻转出来的课堂中的“指导、合作讨论”环节,对于乡村留守儿童家庭中“家长缺位”、“辅导缺位”的学生学习成长更为迫切需要,其意义也更深远、重大。我国这些年的城乡义教均衡与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教育的创新驱动与有效的教学转型发展创造了良机。然而,城乡学习环境与教学条件有别,国外与国内的乡村环境条件大不相同,因此我国乡村课堂“教”与“学”的转型需要本土化的翻转模式与实施路径。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进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的本土化教学模式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实施。主要利用分析法、调查法、比较法与准实验研究方法,在翻转课堂内涵解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研究现状与争议,并对林地公园高中与聚奎中学这两所乡村学校的翻转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以前车之鉴进行取长补短,然后以SMCR（source传播者、message信息、channel信道、receiver受众）循环式交流模型为本研究的调研理论框架依据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维度设计,并在样本乡村实施了问卷调查与深入的访谈调研。根据本研究样本乡村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与结论,并结合前车之鉴进行取长补短,本研究构建了样本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依据研究的目的与拟解决的问题,建立了研究问题的假设,最后对所构建的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实施教学实验。经过教学实验的前测、中测与后测的终结性评估与形成性评估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再结合本研究的后期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得出了本文的实验结论:（1）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没有加剧学优生和学困生的差距;（2）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正向影响乡村学生的学习力;（3）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优先于信息化教学工具显着影响乡村教师水平的发挥;（4）认知前提特征显着影响乡村学生的翻转学习效果;（5）乡村教育信息化无法避免“知识沟”的羁绊。另外,本研究在翻转教学实施过程中还发现了:其一、乡村本土化翻转模式实施后学生的成绩是呈曲线式进程;其二、内外部学习环境的优劣显着影响翻转模式层级的高低;其三、翻转课堂乡村本土化亟待特需的专门化培训路径。本研究的结论解答了聚奎中学与林地公园高中翻转课堂遗留的两个疑问,也就是说翻转模式本身是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升的主要原因,还是教学信息化起主要的作用?学生成绩的提升主要是因为使用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原因,还是不同教师任教的原因?并从实证角度为华南贫困乡村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探索本土化的改进路径,揭示了教育信息化在我国乡村与“知识沟”的艰难博弈,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教育扶贫提供“软实力”发展路径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研究贡献与实践参考。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改进了翻转课堂的乡村本土化模式,并在模式构建与实践运行中添加了乡村特色元素;二是建立了翻转课堂乡村本土化准实验研究的干预模型;三是构建了城乡有别的乡村专门化师资培训路径。最后,在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后续研究策略与展望。时至今日,虽然翻转课堂在聚奎中学与本研究的实验样本学校的本土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乡村翻转课堂尚未形成规模,还在尝试与探索中。本文的实验也还只是本研究的一个探索阶段。在我国义教均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环境与机遇中,乡村翻转课堂的本土化创新模式有望得到更大范围与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

赵可煊^[3]（2020）在《教育科研对校长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第四期上海市双名工程“高峰计划”入选校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教育科研被认为是影响校长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把校长承担教育科研课题、取得教育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校长的重要指标;许多教育培训机构把指导校长如何开展科研作为校长培训的内容;积极争取科研课题、不断产出教育科研成果,成为许多校长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但从研究的角度看,校长开展教育科研与其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程“高峰计划”10位入选校长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访谈等方法收集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案例研究讨论校长如何参与教育科研,其过程又如何影响校长的专业成长。研究发现,校长在教育科研中的角色可以被描述为教育者、管理者、领导者和研究者,校长通过实现上述角色功能参与学校教育科研,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改善办学绩效。教育科研促进校长专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包括:内部作用,即校长通过扩展知识外沿、优化知识结构;搭建思维结构、转变思考方式;优化工作方法、提升管理能力;深化教育理解、优化教育思想四个维度,实现专业知识、专业思维、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四个方面的提升。外部作用,即校长参与教育科研所带来的内部素质结构的完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高水平的办学实践,通过促进学生发展,实现教师队伍建设,促进组织优化,产出学术成果及学术影响这四个方面的努力,最终转化为校长的工作实绩。在现实状态下,教育科研促进校长专业发展过程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整体、动态、复杂的过程。此外,本研究描述了校长开展教育科研的阶段性特征、解析了校长通过教育科研进行自我学习的过程。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提出了正确认识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功能、教育科研的要求应匹配学校现实状态、为校长及学校开展教育科研提供更多抓手等帮助校长专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肖先柳^[4]（2019）在《昆明市主城区公共空间规划管理体系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昆明市主城区公共空间系统不能满足市民的使用需求,为应对供需关系的转变,政府在政策法规和机构设置中有所调整,但管理改革方向和思路仍不清晰。论文以昆明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以主城区公共空间系统和管理体系为研究对象,围绕主城公共空间系统“管什么”和公共空间管理体制“怎么管”两条研究逻辑线,通过文献综述、田野调查、问卷访谈、对规划管理部门行政工作观察研究（一年）、规划设计管理会议旁听以及对一手政策法规文件分析比较的综合研究方法,得出昆明市公共空间系统管理的主要矛盾和未来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管理应朝向“公共空间系统化完善”和“消极空间积极化”的努力方向。“管什么”是理现象的逻辑,主要通过三方面展开:构建“管理者视角”的公共空间质量评价体系;对昆明主城区量和质进行分析评价;梳理出主城区公共空间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矛盾。“怎么管”是梳机制的逻辑,主要通过两方面展开:对昆明市公共空间“量”的法规、规划编制及管理和建设管理进行分析建议;对昆明市公共空间“质”的法规、设计管理和后期管理进行分析建议。

侯晓梅^[5]（2019）在《中学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研究 ——以昆明市五华区L工作室为例》文中认为班主任在学校中担任着基础性工作,既是管理者、组织者,又是辅导者和协调者,构建了学校、家庭和社会间紧密的关联。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班主任培训已经无法适应班主任管理工作的复杂性。昆明市五华区优秀班主任L工作室作为校级共同体,对于班主任的专业发展有独特的意义。笔者作为班主任工作室的成员,在三年的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把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理论作为理论支撑,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方法,深入观察和剖析工作室的建设情况,挖掘班主任专业学习共同体对班主任专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班主任专业学习共同体在构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和策略,对昆明市后续班主任工作室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本研究对班主任工作室共同体建构的研究延续了霍德关于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五个维度来考虑:共享的价值与愿景、支持和共享的领导、集体学习和应用、共享个人实践和支持性条件。笔者结合班主任专业学习共同体在实践中呈现的特点,得出其建构的五个特点:建立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建立以合作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建立以民主管理为核心的和谐共同体;建立以外部力量为保障的多元共同体;建立以集中式为特色的学习共同体。班主任工作室作为班主任培训的新载体,笔者结合个案研究法,对工作室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发现班主任在这种新生培训模式的推动下,有三方面的价值:班主任工作室成为班主任的学习基地—促进了班主任专业发展;是班主任专业成长的智库空间—提升了本区域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是班主任蜕变的孵化温室—创出班主任管理班级的风格和特色。同时,工作室作为班主任培训和促进班主任专业发展的新生事物,在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挑战,包括外部保障的不足和内部机制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本文为班主任工作室未来的长远发展制定可行性的战略举措。

余柏青^[6]（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指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马宏微^[7]（2018）在《新课程背景下成长导师制的实践研究 ——以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04年9月开始实施的高中新课程改革方案,其中心点就是新课程、新理念、新高考。云南省从2009年起,与河北、湖北、内蒙古等省份一同开始了新课程改革,改革的特色之一就是将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并进行学分制管理。普通高级中学如何改革才能保证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引导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学校改革的重点,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于高中生的成长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更应注重个性发展与自我表现。从目前国内外的教育实践和研究来看,以导师制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已然成为了一种趋势和必然。导师既是班主任角色的辅助与有益补充,又是学生心理、思想、生活的引导者。在新课程改革进程中,云南省内各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各学校在课改过程中呈现出各自的优势与特点。其中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在这次探索中,获得全省教育行业的关注与效仿。其将“成长导师制”作为改革突出特色,加以理解及推广,获取的改革成绩十分显着,且特点鲜明。故本文以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的新课程改革实践为例,阐述新课程背景下“成长导师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访谈法、观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笔者在论文准备期间共阅读了参考文献60余篇,从中进行分析整理与比较。发现“导师制”在中国中学阶段试行的学校有一些,但专门的“成长导师制”的学校还是比较少,尤其云南除了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其他学校还没有进行尝试。故笔者这次课题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更多“成长导师制”素材,完善“成长导师制”。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依据、研究现状、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介绍“成长导师制”的理论基础,对导师、导师制、成长导师制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相关理论;第三部分以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的新课程改革实践为例,实证考察“成长导师制”的实施过程;第四部分总结分析“成长导师制”在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第五部分,提出保障“成长导师制”有效且长期进行的有效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笔者的调查研究,同时参与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的改革实践,从新课程改革的角度分析了“成长导师制”的合理性,并在实践基础上发现、总结其仍存在不足之处,最后提出其长期有效实施的应对策略。

罗华玲^[8]（2018）在《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务教育是政府须优先保障的社会公共服务公益性事业,是当前脱贫攻坚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事业,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云南属少数民族边疆贫困农村地区,2020年要实现100%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的目标,此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其瓶颈是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非均衡问题,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显着的差异性已严重影响义务教育发展、教育公平及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当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在分析2011-2016年省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变化的总体态势基础上,以2016年州市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差异性显着的实况为背景,基于义务教育管理权限设在县域,采用所研发的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即空间配置评价方法）,选取反映129个县域社会发展义务教育需求、为满足义务教育需求的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实然配置格局中义务教育需求满足程度等相关数据,建立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数据库,通过数理统计法测算相关指标,分析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分布、差异、联系等关系,应用R型层次聚类对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进行区域划分,通过GIS空间分析,直观呈现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现实格局所凸现的失衡,在实证层面聚焦问题区域,并结合调研所获信息对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现状进行相应的问题诊断。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县域义务教育需求,即地理区位、人口基础、民族构成、经济基础、政策支持分别与为满足义务教育需求的教育资源配置即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教育物力资源配置、教育财力资源配置、及其义务教育需求满足情况即教育起点——入学率、教育过程——辍学率、教育结果——升学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合调研所开展座谈、访谈收集的第一手信息,发现并论证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非均衡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开展优化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明确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控方案及保障机制,为后续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调控做好相应研究,利于促进未来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分区调控及反梯度补给,服务于教育公平的逐步实现。

乔健^[9]（2018）在《博物馆与高中非正式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新时期课程教育改革的推进,当代博物馆迎来了职能转变的契机,学校同时也面临着需进行多元化课程教育的境遇。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学校,都需要作出改变。本次论文旨在以昆明XX实验中学高中二年级历史学科的具体教学内容为基点,针对昆明市博物馆的具体馆藏资源,进行博物馆非正式课程资源的开发;同时将此次博物馆课程与学校常规教学下的学生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达到了学以致用的效果,充分实现了新时期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扩延。在论文研究的框架内,通过前期相关的问卷、访谈调研,建立起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昆明市博物馆馆藏资源和昆明市XX实验中学具体学科教学大纲的合理化筛选,确定出“翱翔的飞虎”这一课程开发主题,遂进行客观系统地开发及实施。最终通过相应的有效沟通,形成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联动机制”,使得博物馆与学校建立起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为今后昆明市博物馆的教育外延拓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借鉴;也为昆明市XX实验中学的教学模式多元化给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角。通过论文的撰写和相关博物馆非正式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践,是对眼下“馆校合作”模式的一种有效尝试,也是对于昆明市博物馆教育实践的一次良好探索,在此次博物馆非正式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上,形成了博物馆示范性课程材料,对于昆明市博物馆今后的教育活动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模板素材。对于昆明市XX实验中学而言,弥补了其在历史学科教学手段单一的短板,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了该校研究性学习的模块多元化,客观上也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能力,促进了学生自我核心素养的提高。

周国斌^[10]（2018）在《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文中研究指明“郡县治,天下安。”在我国教育行政体制中,市县教育局长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说“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那么也可以说“一位好教育局长就是一方好教育”。基层教育实践场域中的关系十分复杂,关涉各方利益,教师、家长、教育行政人员等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习性,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教育场域中的博弈相当激烈。作为教育政策落实落地的主要执行者,教育局长所处的教育场域十分复杂。一个具有执行力的教育局长,要具有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教育场域中的具体情境,对教育政策的内容、执行程序作一定程度的变通,灵活性、创造性地执行教育政策,保证教育政策落实落地。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局长遵循的是现实教育场域中的实践逻辑。教育局长的实践遵循着自身独特的逻辑。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是其教育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也是本论文研究教育局长的理论视角。本论文以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为理论工具,以L省A市L教育局长为个案,对教育局长这一实践主体和教育局这一实践场域进行了白描,从内场域、外场域和综合场域三个方面,以叙事的方式,分析了其在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展现的“日用而不自知”的实践行动,描述教育局长复杂艰巨的日常工作和生存状态,客观呈现了教育局长的具体实践逻辑样态,对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内涵、表征形式、特征、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教育局长实践背后的实践逻辑,进而改进教育局长的实践,推动区域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局长实践逻辑的表征形式包括象征性语言、实践策略和路径依赖,具有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的生成性、行为的情境性、选择的优先性、风格的稳定性的特征,其影响因素包括主观因素、现实因素、专业因素、潜在因素几方面。教育局长实践逻辑具有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对教育政策进行矫正和发挥教育局长的主观能动性的价值,其局限性表现为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存在断裂的风险、工具理性的泛滥和角色转换困难。生成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需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政策与策略相结合,确保主观能动性的导向性与科学性,构建教育局长实践逻辑,要保持政策文本与实践文本、个人与他者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合理张力。

二、深化认识 推进课改的整体发展——在昆明市官渡区新课改中期评估调研会上的发言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化认识 推进课改的整体发展——在昆明市官渡区新课改中期评估调研会上的发言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小学教研活动实施现状及策略探究 ——以昆明市A小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本土化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教育科研对校长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第四期上海市双名工程“高峰计划”入选校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昆明市主城区公共空间规划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学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研究 ——以昆明市五华区L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7）新课程背景下成长导师制的实践研究 ——以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博物馆与高中非正式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四、深化认识 推进课改的整体发展——在昆明市官渡区新课改中期评估调研会上的发言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学教研活动实施现状及策略探究 ——以昆明市A小学为例[D]. 李鹏瑞. 大理大学, 2021(08)
• [2]翻转课堂在我国乡村学校的本土化改进研究[D]. 郭炎华.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5)
• [3]教育科研对校长专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第四期上海市双名工程“高峰计划”入选校长为例[D]. 赵可煊.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4]昆明市主城区公共空间规划管理体系研究[D]. 肖先柳.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7)
• [5]中学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研究 ——以昆明市五华区L工作室为例[D]. 侯晓梅. 云南大学, 2019(03)
• [6]《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新课程背景下成长导师制的实践研究 ——以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为例[D]. 马宏微.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
• [8]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D]. 罗华玲. 云南师范大学, 2018(11)
• [9]博物馆与高中非正式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D]. 乔健. 云南大学, 2018(01)
• [10]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D]. 周国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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