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行西部名师义务讲座

一、名师西部义务讲学重庆行（论文文献综述）

杨绍军^[1]（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指出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李艳红^[2]（2018）在《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文中指出左舜生是中国青年党的重要领导人,与曾琦、李璜被称为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驾马车。他作为民国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对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受革命史研究范式影响,对左舜生研究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政治和社会活动为纬,对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及其思想主张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将左舜生的学术活动穿插于本文的各章节之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左舜生,拓展与深化民国人物研究。出生于1893年的左舜生,成长在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学校教育、教会学校教育,以及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都影响到了他的治学风格和个性思想。他作为典型的湖湘人物,处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了国家主义的政治信仰,终身追求民主自由,难脱书生议政的本色。左舜生以难得的历史机缘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社团活动及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担任评议部主任,热心处理学会成员间的各种事务,充当学会的联络中枢。他发表对于“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等热点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并参与学会的主义之争、会员能否参与政治活动等问题的论战,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其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书刊编辑与发行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等都得到了提升,并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资源,为后来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从事新书出版工作十余年,出版发行了“新文化丛书”、“教育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系列丛书,为中华书局和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为新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以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为中心,出版了系列国家主义理论着作,为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便利,也为其个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聘中华书局期间,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收集整理史料,出版史学着作。在中国青年党早期活动中,左舜生承担了青年党“舆论造党”、党义传播和干部培训等重任。左舜生长期担任青年党宣传部长,负责党务宣传、联络与组织工作,先后参与《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铲共半月刊》《民声周报》《申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鼓吹反共抗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创建知行学院以培养青年党党政干部,并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在左舜生所创办的系列报刊中,《醒狮周报》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也是影响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份杂志。他在发表了系列论文,宣传反共反苏和鼓吹国家主义,也发文反对西方列强对华的军事、经济与文化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主张平等外交等。他参与共青两党论战,发表系列时评,为国家主义张目,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左舜生全身心投入抗战救国活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北上游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未果;创办报刊（《国论月刊》《国论半月刊》《国光旬刊》）,宣传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与黄郛交谊,居间引领中国青年党其他领导人上庐山与蒋介石会面,促成国青两党共同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左舜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出了颇为准确的预测,凸显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左舜生担任国防参议员以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以在野党身份提出议案,主张抗战救国,鼓吹民主宪政。他参与皖南事变善后调处,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民盟秘书长,居间调和国共关系。在此期间,左舜生投身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和第二次宪政运动,竭力倡导抗战建国与民主宪政。抗战胜利后,左舜生关注战后局势,积极参与国共调停,力争和平建国,反对国共内战。在国共调停失败之际,他向“右”转,退出民盟,率领中国青年党参加制宪国大,参加政府改组,出任农林部长,实现了从在野到当政、从问政到从政的身份转换。但随着民国政局的剧变,左舜生的从政生涯昙花一现,实际上仅充当了国民党的“政治花瓶”,难以实现其书生“干政”的政治理想。纵观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考察其思想主张,他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征,兼具报人、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后来演变成政客）等多重身份,具有多面性,融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反蒋与拥蒋于一体,是一个复杂多变、多重矛盾的集合体。评价左舜生的社会实践与政治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既不能因左舜生秉持反共抗俄的国家主义信条与社会实践而彻底否定他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左舜生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以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抗战建国、民主宪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忽略他一些反动错误的思想行径。面对左舜生的功与过、是与非、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我们必须予以客观公正地评价。

中意^[3]（2013）在《国际化视野中的城市公共外交研究 ——以重庆为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进入中段，城市以其更有针对性、更加多样化的对外交流方式成为中国外交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与国际社会接触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城市国际化的程度也得到有力推动。笔者既关注城市参与国际交往的理论研究，也关心城市国际化的实践经验，因此，本研究糅合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归纳分析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在定义“城市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上，回答城市国际化的实践中城市公共外交发挥的作用。首先，关于地区和城市开展的外交行为，定义繁多。有国外学者定义为非国家行为体外交，国内也曾沿用；有的使用美国学者在联邦制背景下定义的“次国家政府”外交、“多层外交”、“城市外交”；有的将城市行为体作为国际行为体进行研究；等等。在以上研究中，对于城市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表述都不统一，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多种不同表述。笔者认同“除了传统的政府对政府的外交，其他的外交行为体和外交对象之间的组合关系，都属于公共外交”，但公共外交的“软实力”并非城市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公共外交是通过对他国公众产生积极“影响”，从非物质层面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那么，城市公共外交是从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促进地方发展。文中分析了几个概念间的差异，并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主要方面详细剖析的城市公共外交的内涵。其次，城市公共外交与城市国际化一样，都在动态发展之中。在城市国际化的不同阶段，需要的城市公共外交政策、机制和体制并不相同，城市公共外交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完全一样。在城市国际化的初期，城市公共外交全方位参与城市国际化的每个步骤，从出台政策性的战略指导，到搭建融资平台给予经济支持，再到构思各种交流合作方式，扩大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往来。这个过程是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城市公共外交的主要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是城市公共外交帮助城市成就并适应了这些变化；同时，城市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分界线逐步被打破，传统的外交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城市在这些变化中的作用、问题和未来的方向。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城市重庆，是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内陆城市，但论及面积、人口和行政级别，又不仅是一个城市，兼具城市与地区的双重特征。尽管地理区位上逊色于沿海城市，但借助笔者身居其中的信息优势，更能够发掘城市国际化起步阶段，城市公共外交所显示的雏形以及逐步完备的过程。本文略微回顾了重庆被世界所知的历史沿革，着墨于巴国文化、钓鱼城战役、半殖民地时期的内陆口岸、外事机构和租界、民国时期的涉外团体、陪都外交等，试图勾勒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在世界中的角色，对比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变迁，特别是直辖以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国际都市目标的推进，展现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公共外交所发挥的作用。凭借直辖和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优势，重庆利用内陆保税港和国家级开发新区等开放平台吸引跨国企业，创新内陆加工贸易模式；借助国家部委力量参与国际谈判，构建国际贸易大通道，对外开放速度和质量跻身全国前列。第三，地方政府是城市公共外交的“总导演”。地方政府主导着城市公共外交的战略方向、经济来源和活动方式，进而决定着城市国际化的速度和目标。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政策设计和行政管理方面，还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民间社团管理等各种权限，发展有实力“走出去”的企业和民间组织。以本文选取的旅游系统为例，管理部门不仅拟定政策，还亲自参与到国际旅游市场开发和旅游产品的生产之中，形成了景区、酒店、游轮、旅行社、地产和行业管理“六位一体”的旅游产业新格局。地方政府的导演模式，即城市公共外交的政策设计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全方位的氛围营造；二是设定具体明确的量化目标及实现时间；三是为实现既定目标的集体行动。反映到城市国际化的进程中，则进一步印证了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以致于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公共外交中难以生长。然而，随着城市国际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和社交方式革命的出现，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公共外交的局面将要发生改变。特别是在变化莫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城市国际化程度越深，集聚效应越强，城市越无法独立掌控自身命运和发展方向。这时，城市公共外交需要依靠城市全体，而不单纯是地方政府，去选择和确定国际化的方向，解决出现的问题，避免盛极而衰。双轨制的城市公共外交时代会随之到来。总之，城市公共外交是城市代表内部利益集团在国际社会寻求自身定位和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城市公共外交在城市国际化进程中具有引导和控制作用；城市公共外交保证了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地位，提供了大众参与的可能；城市公共外交的方式和方法为城市国际化树立了有公信度的形象。

蒋超^[4]（2010）在《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文中提出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朝初年景教的传入,后因唐武宗灭佛殃及而消亡；第二次是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传入,但仅是昙花一现；第三次是明清之际的再度传入,因“中国礼仪之争”,1724年雍正禁教被驱逐出中国内地,传教活动仅被限于澳门一隅；第四次是鸦片战争以降,在列强的炮舰掩护下,由于“条约政策”的庇护而大规模传播。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教会与学校关系密切,“当差会在一个新的国家着手工作时,必须以新教徒创设学校作为它的滥觞。”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广东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鸦片战争以降,列强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广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广东因地缘优势,最早与西方进行接触,因而也是中国最早出现教会学校,开展教会教育的地方。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历史的原因,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即为外国差会所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列强的炮舰政策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教斗争愈演愈烈,其中以义和团运动为高潮。与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不同,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蕴含着丰富的理性因素,它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结果,更是国人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标志。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收回教育自主权。“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外国在华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中国人开始掌握校权。岭南大学收回由中国人自办正是“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果。岭南大学收回自办后,陆续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执掌校务。其间他们各自面临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取得办学的瞩目成就,奠定了岭南大学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独特地位。钟荣光是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被誉为“岭大之父”。在其任上,收回教育自主权,筹措经费,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工学院、医学院,聘请名师；在学生教育上重视爱国教育、华侨教育、爱的教育,主张学生自治,使收回自办后的岭南大学很快步入正规,实现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李应林是岭南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由于抗战军兴,日军入侵,岭南大学面临空前的困难,但李应林带领岭大师生坚持办学,辗转香港粤北,筹措经费,同时倡导学生自治,实行工读制,聘请名师,以一颗爱国心支持抗战,注重学生德育教育,凝铸了“岭南精神”,成为学校发展的灵魂。继李应林之后的陈序经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长,他的治校方略中学者味较浓,特别注重教授队伍建设与经费的筹措。此外,陈序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倡学术“优容雅量”；严格管理,坚持办学民主；拓展校务,注重生源质量,进一步扩大了岭南大学的影响。通过对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的探究,可以分析归纳出他们办学有如下特色：三任华人校长在治校过程中都注重民主管理方式的应用；注重经费的筹措,开源节流；狠抓教授队伍建设,重视学术研究；坚持办学自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倡爱的教育,尤重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们治校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特质如优秀的品质、丰厚的学识、崇高的品格、卓越的才能,亦是他们治校能够为人所推崇的重要因素。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在教会大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的研究于当代大学发展有重要启示：一是教育的大背景对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有重要影响；是治校理念和方法的特色可为当代大学校长治校提供参考；三是表现出的优秀个人素质是众多管理者特别是大学校长的垂范；四是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灵魂。

谢仁敏^[5]（2010）在《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这是一篇尝试“文学低潮期”研究的探索性论文,分析样本是宣统朝小说界,核心任务是勾勒“低潮期”小说界的运行状况及其演变轨迹,考察彼时的小说界为何陷入“低潮”,又如何为酝酿“高潮”作预前准备。论文主要分四大板块：导论——中国本土小说研究编（1—7章）——海外华文小说研究专编（末章）——附录。此外,若干章添设“附论”,为该章话题的延伸。导论,主要阐释基本研究思路,厘清基本概念,概述宣统朝小说界运行轨迹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例如,某些文学常规在宣统朝如何“走样变形”、评判晚清小说适用的价值标准、海外华文小说的独特参照价值等。“附论”包括前人研究评述、未来研究走向以及选题缘由,最后提出关于“文学低潮期”研究的命题。第1章,通过数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得出结论：从宣统朝开始,晚清小说迅猛发展的势头被遏制,陷入一个约为时五年的“低潮期”。其原因是政局动荡、小说内部机制失衡,两者导致“小说界经济危机”,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本章重点是对中国小说史上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进行考察,论证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附论”则进一步延伸,提出影响小说演变的“第三种力”命题,并以此考察《域外小说集》传播失利的原因,提出最新的看法。第2章,提出将三大小说载体区别对待、相互比照的命题并阐释其意义,讨论低潮期中单行本、期刊、日报三大载体小说的博弈、调适以及各自发展模式的最终确立。第3章,通过数理分析发现肇始于宣统朝前夜的一个特殊现象——翻译小说与自撰小说比例出现逆转,从小说发展驱动力角度切入,考察两者易位的深层原因,并勾勒其渐变过程。第4章,勾画晚清小说理论界的“三派一群”格局,重点讨论其在低潮朝如何演进和调适。大致情况是“社会派”勉力支撑场面,但疲态渐显；“美学派”几乎集体失语；“现代派”理论前卫新颖,但收效甚微；“消闲群”寻求“正当性”之呼声日高,但理论建设乏善可陈。第5章,考察低潮期中的作家众生相。“小说界经济危机”（低潮期）对作家生活、心理造成之冲击甚大,部分作家选择离开,部分选择留守。论文重点考察留守群体的文学选择及其生存状态,最后以陆士谔为样本进行个案考察。“附论”是关于陆士谔的一组考辨文字。第6、7章,作品研究专题。论文将宣统朝小说作品大致归纳为四大类型：旧小说、“新消闲小说”、“时闻小说”和“先锋实验”小说。论述各个类型作品的特征,重点考察其在低潮期中如何加速演变、调适及其未来走向,并将之置于传统旧小说与“五四”时期小说（包括新、旧小说）的历史坐标中,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大致描述。第8章,海外华文小说专编。论文将晚清华文小说大致划为四大板块：中国本土、东洋、南洋、北美。本章以中国本土为参照中心,通过联系和比照,重点勾描后三者小说界的发展历程、文史地位及其作品特征,并考察当时境况下各板块小说“本土性”的生成有无可能。附录,含统计表和“宣统朝小说编年”（合作）,将披露一批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新发掘的近代华文小说文献。

张新洲^[6]（2003）在《名师西部义务讲学重庆行》文中研究指明

二、名师西部义务讲学重庆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名师西部义务讲学重庆行（论文提纲范文）

（1）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际化视野中的城市公共外交研究 ——以重庆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4）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名师西部义务讲学重庆行（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2]民国时期左舜生的社会与政治活动研究[D]. 李艳红.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国际化视野中的城市公共外交研究 ——以重庆为案例[D]. 中意.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4]岭南大学华人校长研究[D]. 蒋超. 暨南大学, 2010(10)
• [5]晚清小说低潮研究 ——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D]. 谢仁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6]名师西部义务讲学重庆行[J]. 张新洲. 人民教育, 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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