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中东,政治版图能否重组?（论文文献综述）
孙波[1]（2021）在《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文中研究指明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欧洲国家为克服20世纪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而做出的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实验室,也使欧盟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民众支持一体化的“宽容共识”不断弱化,出现了质疑、反对甚至解体欧盟的“疑欧主义”理念、运动和更广义的实践,渗透到欧盟和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力量相对下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诸多困境,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欧盟一体化遭受制宪受挫、欧债危机、难民浪潮、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爆发等多重现实挑战,疑欧主义成为在这—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目标和现实抓手,二者相互利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使二战后70多年发展起来的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在以下领域开展了众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疑欧主义的历史与现状、此轮民粹主义兴起的特点及其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影响、欧盟主要成员国民粹政党崛起及其影响、英国脱欧变局后疑欧主义和去欧洲化的发展等。本文选取此轮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欧洲合流现象中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行为体一一右翼民粹政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欧洲核心国家英、法、德三大国21世纪初以来的情况,分析其右翼民粹政党如何利用疑欧主义得以产生或扩大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而相对松散的疑欧主义如何借助民粹政党的兴起,扩大了自身对国家体制和主流政治产生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进而对成员国与欧盟的关系及欧盟的角色和未来产生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既有研究更多从多维视角分别研究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或疑欧主义运动。近十多年来民粹主义上升为理解欧洲政治乃至全球政治核心概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民粹主义的主要载体右翼民粹政党为切入点,突出其重点政策目标—一对欧洲关系维度,并与另一相互交叉、又有所区别的疑欧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学理和政策层面的发现和启示。在研究方法和路径层面,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政党研究的路径,同时选取欧洲三大国主要右翼民粹政党一一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法国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开展深度案例研究,聚焦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发展路径、选举表现、行为策略等问题;使用政党竞选纲领、《欧洲晴雨表》大型民调数据、欧盟和成员国官方文件等一手资料;关注政党领导人的背景、思想、身份、行为及其政治影响;深入分析这一阶段选举表现（初级选举的本国大选和次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动态追踪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发展。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分析,在比较二者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挖掘其动因、前景及其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同时关注这些传统边缘政党走向准主流政党,或者对国家重大发展方向和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国家治理、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表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和规律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政治版图影响力整体上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挑战。传统政党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愈发面临代表性的危机。民粹政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体系,使欧洲政党政治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民粹政党的崛起对于在国家治理中理解和看待政党“主流”和边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论文的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英、法、德三个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呈现出右翼民粹政党崛起的态势,疑欧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政治议程中最活跃、现实指向性明确而又具备一定民众支持基础的部分,在右翼民粹政党准主流化和各国对欧政策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国的民粹政党在与疑欧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它们都加强了本国和欧盟层面的疑欧主义;借助疑欧主义推进了传统边缘政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反建制、反欧盟是右翼民粹政党的话语特点,因为欧盟制度化设计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之上的,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形成制约,同时也在追求边缘政党主流化的过程中弱化了该党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同时,受各国政治文化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历史经验的影响,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作为单一的疑欧议题政党,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充分利用本国强烈的疑欧主义传统,促进了保守党的民粹化演变,撬动了英国政党政治的杠杆,导致了英国脱欧重大变局的出现,然而,在更广泛的民粹主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面临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政党政治中的历史长、根基深,很大程度上借助疑欧主义实现了准主流政党地位的提升,疑欧主义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也受到法国民众整体上仍支持一体化和左翼民粹主义兴起竞争的制约。在疑欧主义传统最弱的德国,德国选择党借助欧盟危机和民粹主义浪潮推进了其疑欧主义议程,但影响力的发挥仍取决于德国主流政党博弈的结果。随着英国脱欧,法国和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地位增强,但作为特朗普主义遗产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提出雄心勃勃的振兴欧盟的计划,希望实现战略自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对疫情暴露出的缺陷为右翼民粹政党反对欧盟提供了新的口实。面临世界大变局,右翼民粹政党如何继续推动疑欧主义,面临怎样的制约,对欧盟未来走向及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关注。
刘原媛[2]（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宋芳[3]（2020）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文中研究说明2000年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以来至今,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这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研究这一时期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欧美相关政策差异的特征分别是“软制衡”和“新遏制”,进而着力分析这种差异生成的主要变量,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本质、乃至当下国际格局的嬗变。本文认为,从结构性层面来说,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同异源于两种结构性矛盾:一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前者是欧美选择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原因,而后者则成为了欧美对俄政策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美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而且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应该大于差异性,因而总体上双方保持着合作。总体而言,欧美对俄政策是以同为主,同中有异。欧美对俄政策的一致性在于,从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希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转变为2000年以来共同防范、压制俄罗斯,对俄政策从缓和到趋于强硬。究其根源,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是欧美选择共同压制、对抗俄罗斯的原因。欧美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认知出发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共同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扩大西方势力范围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美的对俄政策制定是基于对“目标+所能承受的后果”的综合考量。从目标上来说,欧盟和美国都希望能够消除俄罗斯的威胁、约束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二者所能承受的后果而言,欧盟不能承受刺激俄罗斯所带来的可能后果,而美国能够承受严厉打击俄罗斯的后果。本文提出,200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新遏制”政策,表现为公开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步步紧逼的战略压制。相比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政策显然没有美国的强硬,是某种“软制衡”政策,即并非要将俄罗斯逼入墙角,而是留有较大余地,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强烈对抗,一个安分、稳定的俄罗斯更符合欧盟的利益。本文认为,安全威胁的感受度不同、经济依赖度不同、战略文化差异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四个变量决定了欧美对俄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第一,就安全威胁的感受度来说,欧盟军事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加之地理上与俄罗斯邻近,造成了欧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是邻居,激怒俄罗斯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大西洋同盟有效性的怀疑,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牵连,担心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助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实力强,距离俄罗斯又远,能够承受与俄罗斯“硬碰”的后果。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是源于担心俄罗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和盟友安全,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第二,欧美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欧盟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低。第三,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历史的创伤使欧盟逐渐形成了审慎的战略文化,倾向于使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而美国喜欢使用单边的、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第四,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欧盟是国家集团,决策和执行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俄罗斯,欧盟内部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政策协调十分困难,而美国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美国总统手中。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威胁之一并加强了对俄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商品加收关税、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硬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等凸显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护持美主欧从的霸权等级结构与欧洲追求更为均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矛盾。欧盟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不得不将“战略自主”提上日程,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不顾美国反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合作,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有所发展。然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
周超[4]（2020）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生成逻辑 ——基于社会联盟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社会联盟视角对美国对外政策演变历程进行简要的历史与理论化梳理,并以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演变为背景,挖掘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深层逻辑。借助广义的社会联盟这一核心概念,分析近年来社会联盟的撕裂性演变,即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角度阐释其如何影响了当前美国对外政策,搭建社会联盟视角下美国对外政策形成的分析框架,以解释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发生转向“美国优先”的原因。由于美国在国际体系地位的特殊性与国内强大的社会联盟力量,造成其对外政策形成的因果机制为:美国参与、领导全球化的进程形成不同社会联盟（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等（干预变量）---国内政治机构运作（中介变量）---形成对外政策（因变量）,这一理论闭环是始于国内、内外互动,再到内部政治运作产生对外影响。在这一机制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在对待全球化态度、对华关系与盟友关系做出重大调整。广义的社会联盟视角是当前研究中解释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生成逻辑的创新性尝试,借此可窥探美国对外政策演变的根本动力及其演化规律,同时对中国等国应对这一世界大国对外政策的异动提供一定价值的参考。
田文林[5]（2020）在《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类型变迁及对中东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变迁:维也纳体系及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和冷战格局以及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每次国际体系变迁都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国际体系因素对中东政治的干预程度和方式,大体呈"M形"结构:在中东由少数利益相近的国家共同主导时（如一战后的英法主导和冷战后的美国主导）,对中东进行"分而治之"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提高;而在势均力敌的两极格局下（如美苏共同主导中东的冷战时期）,中东成为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为防止该地区的冲突导致大国迎头相撞,地缘政治格局进入"休眠期"。冷战结束后,大国对中东的直接控制和地缘分裂的局势重新加剧。
苏闻宇[6]（2019）在《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
孙倩[7]（2018）在《中美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路径的差异研究（2012-2018）》文中研究表明在“亚洲—太平洋”的地缘战略意义逐渐得到提升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领土领海争议与大国战略竞争等传统安全挑战依旧突出,而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使这一地区的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因此,重塑一个尽可能照顾多方安全关切、规范明晰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尤为重要。本文在对亚太的时空范畴做出基本界定的基础上,拟将运用“构建安全秩序的两种路径手段——安全关系互动和安全规范塑造”这一理论框架,分别梳理中美建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既有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中美两国的安全秩序观存在价值导向分歧——美国奉行“以利为先”,而中国追求“义利结合”;安全关系建设中的对象国家和安全关系性质也不一样——美国是“遴选盟友”,而中国则是“广交朋友”;两国在安全规范塑造上的差异则表现为——美国强调外在形式感强的规则、程序制定,而中国主张内在持续性强的原则、观念引导。最后,基于对中国当前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既有实践的初步评估,本文认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建构应有新型理念引领、应由内生力量驱动、应更具包容性;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应立足地缘起点,积极调适战略视角;丰富安全秩序建构的手段模式,提升地区安全影响力;同时,在共同体理念基础上变革地区安全观念,并以协商方式推动完善地区安全规则体系。
季澄[8]（2018）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愈加通过海权维度予以集中呈现。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加速由一个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又增加了海权相较于陆权在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的比重与分量,甚至不排除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或全球型海洋大国的可能性。中国海权的崛起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地区重大利益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正成为“一种现象”或是“一种问题”,美国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一旦战略应对失策,美国将付出类似于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极其沉重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战略界认为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与判断,既不宜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但也绝不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领导地位可能造成切实影响的核心要素的考察。美方认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看,中国海权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塑造美国地区战略和海上实践的最大外部牵引因素。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赋予其发展海权的一般性逻辑依据,也就是说,中国旨在通过海洋实现国家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的战略谋划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国家谋求强国地位的应有之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数次对海洋的探索与实践,并得以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海洋战略实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美方认为,伴随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原本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陆海二元分离型”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融入更多的海权要素,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影响力正迅速进入东亚周边海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广阔的海域延伸。鉴于美国自身鲜明的海权属性,美国势必会对此种具有颠覆地区传统地缘格局潜能的海上实践予以高度防范与警惕,并致使其在战略态度的选择上倾向于对抗而非妥协,在此基础上锻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其应有的灵活性。此外,双方海上互动频率的增加难免带来摩擦与对抗的风险,如何有效管控此类风险并防止其升级,进而危及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也是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从海权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海上力量核心要素—海军的发展,正在侵蚀美国的传统海上优势地位,这将迫使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其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及其所应肩负的职责与角色,并将战略关注的重点由非国家行为体转向国家行为体,并以此牵引美国海权的建设,实现海权的战略回归,即将最终的战略着力点放在应对潜在的挑战者身上。与此同时,海权本身及其战略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马汉倡导的海权的基本原理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主力舰队决战赢得制海权已不再被各国海军视为“定律”。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科技水平的跃升,使得制海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受到极大限制,夺取制海权的目的已超出单纯的军事范畴,海上安全更多地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这也促使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更强调合作,而非纯粹的零和博弈。总之,在美方看来,鉴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中美新一轮海上博弈及其所开启的权势转移进程,将很难实现半个多世纪前英美两国海上权势的和平转移,摩擦与对抗将长期伴随两国海上互动进程。但另一方面,美方始终认为摩擦与对抗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美方应寻求与中国达成最起码的海上战略谅解,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并尽可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进而分担其维护海上公共安全的成本。对中国来说,其与美国的海上互动需以三点认知作支撑:一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地区性海洋强国之前,中国仍是两国海上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尽管其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享有地区海上主导权;二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道路选择已上升至国家大战略层面,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海洋强国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地缘环境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定,中国仍应追求旨在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限的海权,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海上领导权;三是美国仍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限制性因素,与美国的海上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对此,寻求中美海上互动新模式,构建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架构,尽量降低美国对自身海上力量建设和海洋利益拓展的阻碍和干扰,理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选项,而不是权宜之计。
王浩[9]（2018）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由安全与经济两个核心维度构成的,它们分别反映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因此,这两种逻辑的互动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从安全维度看,战略制衡和战略克制是两种基本形态;从经济维度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两类政策取向。基于此,安全与经济的不同组合形塑出美国历史上的三种对华战略:地缘政治逻辑主导下的遏制（战略制衡+经济民族主义,1949—1971年）、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逻辑交互主导下的接触（战略克制+经济自由主义,1972—2008年）以及双重逻辑共同作用下的对冲（战略制衡+经济自由主义,2009—2016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已转化为国内政治逻辑主导下的挂钩（战略克制+经济民族主义）这一新形态。然而与此同时,一种以地缘政治逻辑为基础的强硬对华战略思维正在成为美国主流政策精英的共识,并逐步开始作用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地缘政治—国内政治双重逻辑的互动和博弈。
蒋旭栋[10]（2017）在《冷战后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研究》文中提出对外援助是实现日本政治大国化的重要工具,也是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极具战略性,其原因有三。一、中东地区是日本最重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二、中东地区独有的“两洋三洲五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扼守着日本与欧洲之间的商道,其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海外贸易极其重要。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对日本政治大国化起着间接地推动作用,屡次成为日本自卫队“走出去”的契机与借口。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决定了日本对中东援助的重视程度。同时,中东地区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日本援助手段的多样性。对中国而言,日本开展中东援助较早,各种机制较为成熟,其优势值得借鉴,其走过的弯路亦是前车之鉴。同时,日本在援助中的许多创新点与“东方特色”可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援助规划上提供新的思路。其次,日本与中国在东亚的竞争性关系是否会延伸至中东地区亦是值得注意的重点。听其言,观其行。援助是日本外交的具体表现,可通过日本援助的具体实践来确认日本中东战略的真实意图,研判是否有利于我“一带一路”之建设。本文旨在探讨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与日本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演进始终遵循着明暗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明线,即日本对中东援助的转型,在援助手段上的军事化、援助理念上的意识形态化。把中东当作突破口,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第二条是暗线,即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通过重构国内的权力体系,来应对冷战后的国际剧变及新一轮全球化对日本的冲击。与此同时,对外援助的立案、立法与决策过程也发生了变化。本文首先通过上述的明暗两条主线,梳理日本对中东援助的历史演进,从中找出日本在援助实践中的固定模式及其背后的成因。其次,本文着重阐释日本对中东援助所体现出的三个特点。一是硬实力的软运用,即在对外援助中使用日本自卫队;二是“看得见的援助”,即注重与当地的人文交流与技术合作;三是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主导地区国际机制与议题的设定。最后,通过案例研究来辨析上述三种特点在具体实践中的得失。案例研究可分为两个不同的议题,即日本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如何参与反恐战争,具体包括四个案例:（1）对巴勒斯坦的援助;（2）参与联合国在戈兰高地的维和行动;（3）介入对阿富汗的重建工作;（4）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的重建中发挥的作用。其后,针对“阿拉伯之春”后的日本中东援助的新趋势做进一步剖析。
二、战后中东,政治版图能否重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战后中东,政治版图能否重组?（论文提纲范文）
（1）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二)、 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欧盟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作为思想与实践的疑欧主义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 |
| 二、疑欧主义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作为欧洲新兴政治力量的右翼民粹政党 |
|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 |
|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理念 |
| 三、右翼民粹政党的历史发展 |
| 第三节 多重危机下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模式 |
| 一、危机与民粹主义 |
| 二、欧洲危机与右翼民粹政党 |
| 三、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的互动 |
| 第二章 英法德三国的疑欧主义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英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英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英国民众 |
| 第二节 法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法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法国民众 |
| 第三节 德国疑欧主义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疑欧主义与德国政党政治 |
| 三、疑欧主义与德国民众 |
| 第三章 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与英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英国独立党的政治理念 |
| 一、疑欧主义理念 |
| 二、保守主义理念 |
| 三、民粹主义理念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英国独立党和脱欧党的兴起与脱欧变局 |
| 一、欧债危机与英国独立党兴起 |
| 二、难民危机与边界管控 |
| 三、英国公投脱欧与独立党的胜利 |
| 四、英国脱欧党成立与脱欧完成 |
| 第三节 英国独立党兴起与英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英国疑欧主义的巅峰:英国脱欧 |
| 二、右翼民粹疑欧主义与精英化的疑欧主义的融合 |
| 三、后脱欧时代的疑欧主义 |
| 第四章 法国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与法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与政策主张 |
| 一、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历史发展 |
| 二、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借助选举的进一步崛起 |
| 一、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的表现与影响 |
| 二、欧洲议会选举表现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民阵线/国民联盟兴起与法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准主流政党的疑欧主义议程 |
| 二、反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法兰西疑欧主义? |
| 第五章 德国选择党与德国疑欧主义 |
| 第一节 德国选择党的成立和政策主张 |
| 一、德国选择党的成立 |
| 二、德国选择党的主要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多重危机下德国选择党撬动德国政党政治格局 |
| 一、欧债危机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 |
| 二、难民危机下德国选择党的身份转变与影响 |
| 三、借助欧洲议会选举与地方选举影响政党政治版图 |
| 第三节 德国选择党兴起与德国疑欧主义的发展 |
| 一、从隐性疑欧主义到显性疑欧主义 |
| 二、从精英货币疑欧主义到多议题疑欧主义 |
| 三、一体化主要推动力量面临的制约 |
| 第六章 英法德右翼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共性 |
| 一、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反映了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
| 二、危机驱动的双重崛起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英法德在民粹政党与疑欧主义关系上的差异性 |
| 一、英法德三国政治文化传统及其与欧盟关系上的差异 |
| 二、英法德三国民粹政党推动疑欧主义发展的路径不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缘起(1945-1949)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中的“德国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决定分裂德国 |
| 第三节 德国的分裂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与德国统一问题的演进(1950-1988) |
| 第一节 东西对峙:美德默契与分裂固化 |
| 第二节 美苏缓和:美德矛盾与统一新思路 |
| 第三节 德国崛起:新时期的美德关系与统一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欧洲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
| 第一节 欧洲变局与美国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十点纲领”提出前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 |
| 第三节 “十点纲领”提出后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护持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推动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推动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的“配合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对德国统一政策的演变和实质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政策效果评估: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 |
| 第一节 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德国统一对冷战后北约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美关系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一、美国政策综述 |
| 二、美国作用概述 |
| 三、德国问题的解决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3）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本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本选题的学术价值 |
| (三)关于研究时段的选取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跨大西洋同盟存续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欧美与俄罗斯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研究 |
| (四)关于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研究 |
| 三、本文基本假设、主要概念和变量选取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主要概念 |
| (三)影响欧美对俄政策差异的主要变量 |
| 四、研究思路和内容 |
| 五、本文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2000年以来国际秩序的变化与欧美俄对外战略的调整 |
| 第一节 国际秩序的变化 |
| 一、国际体系的重构 |
| 二、地缘政治竞争与欧亚大陆地缘环境的重塑 |
| 三、美欧同盟的延续与分歧 |
| 第二节 欧盟一体化的深化与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
| 第四节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重塑大国地位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欧美与俄罗斯结构性矛盾的激化:欧美对俄政策趋硬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美欧的对俄政策 |
| 第二节 欧美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过程 |
| 一、2000年至2008年 |
| 二、2008年至2014年 |
| 三、2014年至今 |
| 第三节 欧美与俄罗斯矛盾激化的原因 |
| 一、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 |
| 二、“双东扩”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强化 |
| 第四节 欧美政策趋硬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欧美对俄政策特征的差异 |
| 第一节 “软制衡”:欧盟对俄政策选择 |
| 一、欧盟对“软制衡”政策的选择 |
| 二、欧盟内部关于对俄政策的博弈和协调 |
| 三、欧盟对俄“软制衡”的政策体现 |
| 第二节 “新遏制”:美国对俄政策选择 |
| 一、美国对俄“新遏制”政策的选择 |
| 二、美国对俄“新遏制”的政策体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美对俄政策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安全威胁的感受度差异 |
| 一、实力差距 |
| 二、地缘环境因素 |
| 三、安全认知差异 |
| 第二节 经济依赖度差异 |
| 第三节 战略文化差异 |
| 一、战略文化中的单边与多边 |
| 二、战略文化中武力的使用 |
| 第四节 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俄格战争与乌克兰危机中的欧美对俄政策 |
| 第一节 俄格战争中欧美对俄政策比较 |
| 一、俄格战争爆发及欧美俄的纷争 |
| 二、美国的对俄政策 |
| 三、欧盟的对俄政策 |
| 四、欧美对俄政策的比较 |
| 第二节 乌克兰危机中欧美对俄政策比较 |
| 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
| 二、美国的对俄政策 |
| 三、欧盟的对俄政策 |
| 四、欧美对俄政策的比较 |
| 第三节 西方与俄罗斯会出现“新冷战”吗?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欧俄关系 |
| 第一节 欧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
| 一、原有矛盾的加深——利益分配的分歧加深 |
| 二、新矛盾的产生——特朗普的“另类”风格 |
| 第二节 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盟和美国的对俄政策比较 |
| 一、欧美对俄罗斯的态度和政策 |
| 二、欧、美、俄在“北溪-2”问题上的角力 |
| 第三节 欧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
| 一、美俄竞争日趋激烈 |
| 二、跨大西洋关系“变局”还是“延续”? |
| 三、欧俄关系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生成逻辑 ——基于社会联盟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的由来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一)全球化 |
| (二)社会联盟 |
| (三)美国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理论路径研究 |
| (二)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演变的研究 |
| (三)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演变的社会联盟路径的研究 |
| (四)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政策演变的社会联盟视角 |
| 一、社会联盟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分析框架 |
| 二、社会联盟重组与美国对外政策演变的概述 |
| (一)东北部—西部社会联盟主导与美国对外政策 |
| (二)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主导与美国对外政策 |
| (三)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中西部、南部社会联盟对等极化与美国对外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转向“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选择 |
| 一、逆全球化:“退出外交”与单边主义 |
| (一)退出国际组织与国际协定 |
| (二)收紧移民政策 |
| 二、从接触到战略竞争:贸易战与中美关系巨变 |
|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辩论 |
| (二)贸易战与对华战略竞争 |
| 三、向盟友“开刀“:经贸与安全关系的再调整 |
| (一)经贸关系“再平衡” |
| (二)调整安全议题的“搭便车”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转变的重要推力:新社会联盟重组 |
| 一、新的社会联盟重组的基础: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动 |
| (一)经济分化 |
| (二)政治极化 |
| (三)价值对立 |
| 二、社会联盟的新近重组:从奥巴马联盟到特朗普联盟 |
| (一)奥巴马联盟的构成及其政策诉求 |
| (二)特朗普联盟的构成及其政策诉求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联盟影响“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机制分析 |
| 一、特朗普联盟在影响逆全球化政策的机制分析 |
| 二、特朗普联盟在影响对华政策的机制分析 |
| 三、特朗普联盟在影响调整盟友关系的机制分析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类型变迁及对中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播种危机:多极国际体系与中东区域政治 |
| (一)维也纳体系与奥斯曼帝国的维系 |
| (二)凡尔赛体系与中东悲剧命运的开端 |
| 二保持危机:两极国际体系与中东区域政治 |
| (一)美苏争霸使中东热点问题日趋复杂难解 |
| (二)美苏对峙在中东引发“阿拉伯冷战” |
| (三)两极争霸客观上为中东国家提供了回旋空间 |
| 三升级危机:单极权力体系与中东区域政治 |
| (一)由维持现状转向颠覆秩序 |
| (二)霸权战略彻底搞乱中东 |
| (三)霸权受挫迫使美国进行战略收缩 |
（6）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周边外交研究综述 |
| 二、土耳其周边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土耳其周边外交研究 |
| (二)国外土耳其周边外交研究 |
| 第二章 周边外交理论及其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周边”与周边外交 |
| 一、“周边”概念的解析与界定 |
| 二、“周边外交”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
| 第二节 周边及周边外交的基本属性 |
| 一、时间属性：对周边外交的历史主义考量 |
| (一)“周边区域”的历史形成 |
| (二)“周边意识”的历史形成 |
| 二、地缘属性：对周边外交的结构主义考量 |
| (一)“地缘政治学”的整体主义转向 |
| (二)周边系统的结构主义分析 |
| 第三节 周边外交的研究路径 |
| 一、单一范式的研究困境 |
| 二、分析折中主义的启示 |
| 三、跨越范式的周边外交研究 |
| 第三章 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历史探源 |
|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 一、内忧外患与帝国的衰落 |
| (一)帝国治理能力的衰弱 |
| (二)工业革命的冲击 |
| (三)民族主义的兴起 |
| (四)西方列强的介入 |
| 二、“衰而不亡”的帝国“怪象” |
| (一)帝国晚期的改革 |
| (二)大国均势与帝国的残存 |
| 第二节 现代土耳其周边的形成 |
| 一、土耳其周边区域的形成 |
| (一)东南欧周边板块的形成 |
| (二)南高加索及黑海北岸周边板块的形成 |
| (三)西亚、北非周边板块的形成 |
| (四)历史悠久的伊朗板块 |
| 二、土耳其周边形成过程的特点 |
| 第三节 土耳其周边外交思想溯源 |
| 一、历史记忆与“帝国意识” |
| 二、突厥源流 |
| (一)“突厥”与“土耳其”辨析 |
| (二)“突厥主义”的出现 |
| 三、伊斯兰教源流 |
| (一)伊斯兰教信仰与“集体身份”的建构 |
| (二)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 |
| (三)“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影响 |
| 四、地方性源流 |
| (一)本土文明及其影响 |
| (二)地方性源流与“凯末尔史观” |
| 五、西方化源流 |
| 六、“四股源流”与土耳其周边外交思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从建国到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一节 土耳其现代外交开端及早期周边外交 |
| 一、融入欧洲外交体系 |
| 二、初试现代周边外交的困境 |
| 第二节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革命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
| (二)革命时期土耳其的周边外交状况 |
| 二、独立初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凯末尔主义”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二)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关系 |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二战时期的国际格局 |
| (一)西方大国的战前状态 |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
| 二、战乱与失序状态下的土耳其周边 |
| (一)法西斯势力在土耳其欧洲邻邦中的扩张 |
| (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
| (三)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中东地区 |
| 三、土耳其的中立政策及其周边影响 |
| (一)“中立”的意义 |
| (二)土耳其的中立外交 |
| 第四节 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冷战格局下的世界与土耳其 |
| (一)土苏关系持续恶化 |
| (二)土美关系不断加强 |
| (三)土耳其多党制政体的确立 |
| 二、冷战初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紧张对立的土苏关系 |
| (二)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土阿关系 |
| (三)西方主导下的土耳其—伊朗“友好关系” |
| (四)土希矛盾影响下土耳其的巴尔干周边外交 |
| 三、走向多元化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土美矛盾初现 |
| (二)走向缓和的土苏关系 |
| (三)塞浦路斯问题与土耳其的西南欧周边外交 |
| (四)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土伊关系 |
| (五)巴以冲突与土耳其中东周边外交 |
| 第五章 两极格局结束后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一节 土耳其周边外交新探索 |
| 一、厄扎尔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新奥斯曼主义”的提出 |
| (二)重建与突厥语国家关系 |
| (三)加强与环黑海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 |
| (四)“两伊战争”影响下的土耳其中东外交 |
| (五)龃龉不断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关系 |
| (六)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 |
| 二、“失去的十年”中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奇莱尔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二)埃尔巴坎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三)耶尔马兹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四)埃杰维特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二节 正发党执政前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进入新世纪的世界与土耳其 |
| (一)国际背景及大国因素 |
| (二)土耳其国内背景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 |
| (一)“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战略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的内涵 |
| 三、“零问题”外交政策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中东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伊朗 |
| (三)“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中亚、南高加索及环黑海国家 |
| (四)“零问题”外交政策在巴尔干 |
| 第三节 中东剧变以来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秩序重构背景下的世界与土耳其 |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蜕变 |
| 三、中东剧变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 (一)从“零问题外交”到“问题外交” |
| (二)“宝贵孤独” |
| (三)“回归正常”的周边外交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 第一节 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周边外交特征的历史对比 |
| 一、帝国史与大国心态 |
| (一)伊朗的“帝国记忆”与“大国心态” |
| (二)俄罗斯的“帝国历史”与“大国意识” |
| (三)土、伊、俄三国的帝国历史比较 |
| 二、宗教信仰与“宗教领袖情怀” |
| (一)作为“什叶派领袖”的伊朗 |
| (二)东正教信仰与“弥赛亚意识” |
| (三)土、伊、俄三国的宗教信仰比较 |
| 三、抗争史与独立、灵活的外交传统 |
| (一)“抗争历史”与伊朗的外交传统 |
| (二)俄罗斯的“抗争” |
| (三)土、伊、俄三国的外交传统比较 |
| 第二节 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周边外交特征的结构性对比 |
| 一、“文明结合部”与国家认同构建 |
| (一)“不要东西方”的伊朗 |
| (二)从“左右摇摆”到“东西兼顾”的俄罗斯 |
| (三)土、伊、俄三国的“东西之惑” |
| 二、“战略枢纽”与大国因素 |
| (一)伊朗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及其应对 |
| (二)俄罗斯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及其应对 |
| (三)土、伊、俄周边外交中大国因素比较 |
| 三、“地缘困境”与周边外交的应对 |
| (一)伊朗的复杂周边及其应对 |
| (二)俄罗斯以“后苏联空间”为核心的“多层次周边” |
| (三)土、伊、俄三国周边系统的比较 |
| 第三节 基于比较分析的几点启示 |
| 一、“帝国遗产”——在一国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依然巨大 |
| 二、国际、地区和国家——多层次因素决定一国周边外交的当前状态 |
| 三、世界或地区秩序重构对一国周边外交既是机遇,亦是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三、主要参考网站 |
| 后记 |
（7）中美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路径的差异研究（2012-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来源与选题依据 |
| 二、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与价值 |
| 三、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本课题的基本方法及思路 |
| 五、论文的重点与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六、核心概念说明 |
| (一)对“亚太”的时空范畴界定 |
| (二)对“安全秩序构建”的要素分析 |
| 第一章 21世纪初的亚太新格局呼唤新的地区安全秩序 |
| 1.1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
| 1.1.1 亚太概念的发展与新的亚太地缘空间 |
| 1.1.2 亚太政治版图上的三类国家及其相互关系 |
| 1.2 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迫切性 |
| 1.2.1 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新变化 |
| 1.2.2 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现实基础 |
| 1.2.3 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有利条件 |
| 第二章 美国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路径分析 |
| 2.1 “美国利益优先”原则主导下的地区安全秩序观 |
| 2.1.1 争夺权势地位,确保地区霸权 |
| 2.1.2 强化优越思维,信奉“美国第一” |
| 2.2 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互动 |
| 2.2.1 加强亚太地区同盟安全体系 |
| 2.2.2 塑造与亚太地区新兴大国印度的安全关系 |
| 2.2.3 建设与亚太地区新兴战略伙伴的安全关系——以印尼为例 |
| 2.3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规则塑造 |
| 2.3.1 强化南海地区“航行自由”规则 |
| 2.3.2 建构“非军事化”的地区安全概念 |
| 2.3.3 争夺亚太地区新型安全领域的规则制定权 |
| 2.4 美国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面临的双重考验 |
| 2.4.1 限度与可持续备受考验 |
| 2.4.2 地区安全共识难以达成 |
| 第三章 中国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路径分析 |
| 3.1 “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地区安全秩序观 |
| 3.1.1 推动多边主义,强调合作共赢 |
| 3.1.2 倡导和谐理念,坚持对立统一 |
| 3.2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互动 |
| 3.2.1 建设中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
| 3.2.2 注重发展亚太地区伙伴关系网络 |
| 3.2.3 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领域合作 |
| 3.3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塑造 |
| 3.3.1 加深“亚洲新安全观”的理念认同 |
| 3.3.2 形成“以发展促安全”的地区共识 |
| 3.3.3 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内涵 |
| 3.4 中国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面临的实际问题 |
| 3.4.1 “战略透支”风险可能上升 |
| 3.4.2 地区安全影响力拓展受到阻碍 |
| 第四章 中美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路径的本质差异 |
| 4.1 地区安全秩序观的价值导向分歧 |
| 4.1.1 美国“以利为先”的价值追求 |
| 4.1.2 中国“义利结合”的价值观念 |
| 4.2 地区安全关系互动中的对象区分 |
| 4.2.1 美国“遴选盟友”式的关系建设 |
| 4.2.2 中国“广交伙伴”式的关系建设 |
| 4.3 地区安全规范塑造上的重点差异 |
| 4.3.1 美国侧重“一家独大”式的规则禁制 |
| 4.3.2 中国采取“平等协商”的方式进行引导 |
| 第五章 对未来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路径的思考 |
| 5.1 未来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应如何构建 |
| 5.1.1 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需要新型理念的引领 |
| 5.1.2 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需要内生力量的驱动 |
| 5.1.3 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需要体现包容性特点 |
| 5.2 中国如何成为更具影响力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建设者” |
| 5.2.1 立足地缘起点,积极调适战略视角 |
| 5.2.2 丰富手段模式,提升地区安全影响力 |
| 5.2.3 塑造安全规范,深化地区国家认同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注释 |
（8）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概念界定与探析 |
| 论文的主要议题和写作思路 |
|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战略界眼中的海权与中美关系 |
| 1.1 海权是美国战略界经久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 |
| 1.1.1 美国海权的一般逻辑及其发展演变 |
| 1.1.2 美国对于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护持 |
| 1.2 海权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嬗变 |
| 1.2.1 19世纪中后期至冷战前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2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3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3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海权维度 |
| 1.3.1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再思考与战略调整 |
| 1.3.2 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议题的再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的评估 |
| 2.1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历史维度的透视 |
| 2.1.1 辉煌与挫折交织的中国海权演进历程:助推中国海权发展的智识基础 |
| 2.1.2 借鉴过往守成国与崛起国海上博弈的经验教训:中美实现海上权力和平转移仍存在“不确定性” |
| 2.2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理论维度的透视 |
| 2.2.1 新兴国家海权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逻辑辩证关系 |
| 2.2.2 从“陆海二元对立”到“陆海统筹”:中国海洋政策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2.3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现实维度的透视 |
| 2.3.1 对“建设海洋强国”背景因素的评估 |
| 2.3.2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认知及其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对接 |
| 2.3.3 对“建设海洋强国”具体实施情况的评估 |
| 2.3.4 “建设海洋强国”对于中国周边海域及美国自身的影响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力量建设进程的评估 |
| 3.1 对中国海上军事学说构成要素的评估 |
| 3.1.1 对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海权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
| 3.1.2 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3.1.3 “海军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影响 |
| 3.2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进程的评估 |
| 3.2.1 基础能力提升阶段(2004 年至2006 年) |
| 3.2.2 初步涉足西太平洋地区(2007 年至2009 年) |
| 3.2.3 实现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部署(2010 年至2012 年) |
| 3.2.4 逐渐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演进(2013 年至2014 年) |
| 3.3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认知依据的评估 |
| 3.3.1 对中国重要海洋利益的评估 |
| 3.3.2 对中国面临的周边海上安全风险的评估 |
| 3.3.3 中国的主要海上战略目标:近海与远海的统筹 |
| 3.4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及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3.4.1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的评估 |
| 3.4.2 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国海上实践的核心战略关切 |
| 4.1 对中国提升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关切 |
| 4.1.1 美方对中国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评估 |
| 4.1.2 美方应对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相关举措 |
| 4.2 对中国与邻国海洋争端的关切:以南海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2.1 南海争端的具体表现类型及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
| 4.2.2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应对:战略层面的“拖延战略”与战术层面的“胁迫策略”相结合 |
| 4.2.3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及其策略应对 |
| 4.3 对中国海权拓展的战略取向的关切:以印度洋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3.1 印度洋将成为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战略方向 |
| 4.3.2 中国在印度洋拓展海权的具体战略举措 |
| 4.3.3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保障基地的模式选择问题 |
| 4.3.4 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拓展海权的限定性要素 |
| 4.4 对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服役及其战略影响的关切:以航空母舰作为考察重点 |
| 4.4.1 对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基本条件的评估 |
| 4.4.2 对中国航空母舰具备的功能性要素的评估 |
| 4.4.3 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的美国政策因应 |
| 5.1 美国政府的因应之策:具有高度现实适切性的印太战略谋划 |
| 5.1.1 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特征”:冲突与合作并存 |
| 5.1.2 印太地缘概念及其缘起探析 |
| 5.1.3 美国印太战略愿景谋划及其“包容性平衡”理念的体现 |
| 5.2 美国国防部的因应之策:对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的解读 |
| 5.2.1 美国防部对于印太海上安全环境的判断 |
| 5.2.2 美国防部关于印太海上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
| 5.2.3 美国防部关于确保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相关举措 |
| 5.3 美国海军及相关军种的因应之策:对制海权的重新掌控 |
| 5.3.1 对变化中的全球海上安全环境及其威胁来源的判断 |
| 5.3.2 新时期美国海军理应具备的五项基本能力与战略素养 |
| 5.3.3 对水面舰艇力量建设的高度关切:获取制海权的关键 |
| 本章小结 |
| 尾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冷战后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研究议题与研究现状 |
| 第二节：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理论假设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日本对中东国家的援助概况 |
| 第一节：日本对中东ODA的起源 |
| 第二节：日本对中东ODA的发展与冷战后的转型 |
| 第三节：21 世纪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转型深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和平构筑”—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理论创新 |
| 第一节：“和平构筑”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和平构筑”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三节：理解“和平构筑”的三个维度 |
| 第四节：日本“和平构筑”战略的实施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核心利益 |
| 第一节：能源是日本在中东的重要目标 |
| 第二节：日美同盟在中东的存在 |
| 第三节：日本的中东利益与美国霸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动员体制 |
| 第一节：政治体制的右倾化 |
| 第二节：外交决策体制的一元化 |
| 第三节：ODA体制的集中化 |
| 第四节：军事体制的动态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日本在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援助研究 |
| 第一节：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援助 |
| 第二节：日本参与戈兰高地UNDOF行动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日本参与反恐战争及其援助研究 |
| 第一节：“和平构筑”：日本对阿富汗的重建援助研究 |
| 第二节：“车之两轮”日本自卫队参与伊拉克重建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阿拉伯之春”后日本的中东援助新趋势 |
| 第一节：日本援助理念的新变化 |
| 第二节：日本对中东援助政策的新发展 |
| 第三节：日本对中东援助手段的新变化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第一节：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特点 |
| 第二节：日本对中东援助所面临的困境 |
| 第三节：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影响 |
| 第四节：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的前景 |
| 第五节：日本援助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四、战后中东,政治版图能否重组?（论文参考文献）
- [1]右翼民粹政党与英法德疑欧主义演变[D]. 孙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3]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D]. 宋芳. 南京大学, 2020(04)
- [4]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生成逻辑 ——基于社会联盟视角的分析[D]. 周超.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5]国际权力体系的三大类型变迁及对中东的影响[J]. 田文林. 国别和区域研究, 2020(01)
- [6]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D]. 苏闻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中美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路径的差异研究（2012-2018）[D]. 孙倩.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8]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D]. 季澄.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J]. 王浩.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03)
- [10]冷战后日本对中东国家援助研究[D]. 蒋旭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