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强忧患意识 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论文文献综述)
胡炅坊[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岳红玲[3](2021)在《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大局出发,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底线思维方法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其目标直指解决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面临的新问题和老问题,提高党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底线思维是集原则性、科学预见性、主观能动性、辩证性有机统一的思维方法。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底线思维的基本思想的继承发展,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底线思维智慧的创造性运用,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围绕如何防范化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性风险这一主题呈现出丰富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在政治领域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关乎道路、方向的问题上要立场坚定。第二,在经济领域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采取积极措施守住“六稳”“六保”底线,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在重大风险面前守住经济基本盘。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建设、哲学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引导,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坚守道德底线。第四,在社会领域强调社会政策要兜底,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安全生产红线、国家粮食安全底线、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这些底线事关人民利益和福祉、事关国家大局稳定,体现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第五,在生态领域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意义;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划定并守住三条控制线,保护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六,在党的建设领域党员干部要守住思想底线、初心底线、廉洁自律底线等,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第七,在外交领域坚决守住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底线;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社会的竞争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实现国际社会间的良性竞争。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论述包括:加强科学理论修养,坚持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灵活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化解矛盾、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练就过硬的防范风险的政治本领,科学研判风险,提高化解风险能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善于斗争,加强斗争历练,提高斗争本领。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表现为:在理论品质上其核心要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其本质特征是忧患意识,其重要抓手是两手准备;在理论立场上,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风险和挑战,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满意;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问题就是矛盾,底线思维瞄着问题来、奔着问题去,充分估计最坏可能性、通过实际工作规避风险。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注重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发现问题;在筛选问题时注重统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全局性和局部性、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当前和长远、问题的内部与外部等关系;在研究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两点论和重要论的统一;在解决问题时坚持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点带面开展改革试点、坚持从群众智慧中寻找应对问题的办法。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利于探索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谢鑫鑫[4](2020)在《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能源资源紧缺等问题已日益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正是基于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国内生态安全问题面临的严峻态势,习近平提出了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在继承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国外生态文化中的先进理论成果,并根据当前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将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新观点和新思想加以融入、整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论述,科学判断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风险面临的主要风险,并分析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原因。同时,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思想深刻。其中,坚持生态底线思维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风险防范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和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是习近平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基本原则。此外,在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论述中,习近平认为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还必须要加强生态安全教育和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和积极融入全球生态环境风险治理体系。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任何思想或观点的形成大多都是由时代的困境所提出的。面对时代发展的共同问题,寻求新的解决路径,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也是如此。习近平面对当前生态恶化、资源危机、人民群众优美生活环境无法满足的现实拷问,创造性的提出了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这一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重要论述,具有清晰的制度防范思路、丰富的哲学意蕴、开放的全球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熊亮[5](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吴涛[6](2020)在《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生态环境的视角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内在地包含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即对绿色美好生活的需要。然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显然已成为制约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得以满足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与当前的生态环境越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现实地存在着矛盾与对立。破解这一矛盾的根本路径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觉地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责任,即绿色责任。而这无疑又需要通过积极开展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来实现。由此可见,研究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迫切呼唤的理论回应,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时代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镜像和时代特征。然而,新时代又是一个生态环境危机不断扩大的风险时代。科学应对全球生态风险,破解生态环境危机,促进我国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都需要公民自觉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践履绿色责任。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发展无疑也现实地要求将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纳入自身的学科体系之中。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从内涵上看,是指直面越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与危机,对公民所开展的有关应该“为何”与“如何”履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教育,是弘扬新时代公民的绿色责任理念、增强新时代公民的绿色责任规范意识、培养新时代公民的绿色责任情感、培育新时代公民的绿色生活习惯与绿色生产方式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它的开展能够发挥传授绿色知识、唤醒绿色需要、激发绿色行为、增进绿色幸福与催生绿色审美等重要功能。正因如此,这一教育活动具有培养新时代的绿色公民、推进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社会价值。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一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二是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国家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共党人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论;这一教育活动的思想资源一是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为价值内核的中华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二是西方的生态公民教育思想。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是一项科学的教育活动,因而它有特定的内容体系与方法系统。为了科学地回应新时代对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现实需要、有效地培育与提升公民的绿色责任意识,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容必然包括公民绿色责任理念教育、公民绿色责任规范教育、公民绿色责任情感教育、公民绿色生活习惯培育与公民绿色生产方式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且由它们构成完整的内容体系。与之相呼应,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要综合运用理论教授法、情感渲染法、忧惧启示法、实践锤炼法、榜样垂范法等教育方法,将加强科学知识的传授、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促使忧患意识的形成、强调行为实践的锻炼与重视“绿人”垂范的引领等有机地统一起来。唯有如此,新时代公民绿色教育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效。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现实地存在被边缘化、我说你听、重知轻行、唯德倾向与赏罚分离等几个现实性问题。而究其原因,缺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整体意识、教育者为中心观念的宰制、实践育人价值的被忽略、缺乏对幸福教育价值的认知、对权利责任相统一的认知不足等,无疑是造成这一教育活动存在问题的主要因素。而努力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以完善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则现实地需要采取以下几点对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指导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建构四位一体的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体系,将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部分内容融入到现代法治教育之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渗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通过绿色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的绿色责任意识,把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纳入到媒体传播全过程以及发挥民间组织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的训练作用等。
孙雯[7](2020)在《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问题,既需要外在保障和约束,也需要内在自觉和行动,需要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促进生态文明意识养成和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带来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使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我们应继续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从人类最高利益出发,达成政治共识、增进价值认同、唤起情感共鸣,增强制度自信,使全体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这既是新时代赋予我们每位中华儿女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又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当代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文中以此为背景,分析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时代任务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联系,阐述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时代诉求。首先,在对国内外生态文明观教育相关研究的了解和梳理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所面临的时代机遇与挑战,以及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过去的中国,在历经沧桑与磨难后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到快速恢复与发展时期。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需要,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中过于强调物质的进步,加之各种不良思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致使思想认识偏离方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一切重心包括文化建设、教育内容都围绕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偏移,忽略生态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付出了生态代价。其次,详细论述生态文明观培育原则应当围绕目标来确定,使符合新时代公民要求的“生态人”目标在以时代性、政治性、持续性、协同性和实践性为原则的培育过程中圆满达成。最后,面对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着重探究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整体化实施路径。要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以夯实民族精神基础,提升生态审美能力唤起生态文明意识自觉生成,发挥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优势,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提供精神支持和动力保障;生态文明观培育内容要符合新时代需要,具有新时代特征,呈现新时代气象,以奠定对国家和民族责任感、认同感、自豪感等心理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各单元的有利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筑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共同激发人们对于生态文明观的学习动力和行为自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在新时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刘涵[8](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它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地统一起来,既是对生态文明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推向了崭新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有利于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另一方面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何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发展过程。据此,本文从生态危机爆发、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生态科学繁荣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西方生态理论三个视角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来源;并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孕育阶段、生成阶段、升华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的思考。首先,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入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其次,目标诉求。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最后,核心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它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理由在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结论在于: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最后,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措施在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既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又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二是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它既关爱自然,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又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问题,回应民生关切;三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它继承了人类文明思想的精华,又注重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顶层设计;四是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它既关注人类整体发展,又尊重差异,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践价值在于,它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雷丽娜[9](2019)在《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任务,针对如何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制定了详尽的时间规划和战略部署。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之后逐步实现“强起来”的内在要求,更是未来数十年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奋斗的首要任务和一切行动的根本遵循。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就其理论来源看,它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及论述,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就其生成的现实基础看,是在国际上面临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特征,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和国内上面临我国基本国情朝着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的现实背景下产生的。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基本思想主要包含了描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定位,新战略,新内涵的战略蓝图,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坚持非扩张性的强国战略的本质要求,彰显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人民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的价值取向,阐释了解决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增强发展的质量性和效益性,城乡区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社会群体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增强发展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发展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增强发展的全局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任务,拓展了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需要我们“快干”“实干”“会干”增强忧患意识的实践路径,并表明了全局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推进科学社会主义迈入新阶段的政治意义。其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强国思想,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强国思想的新认识的理论意义。然后,引领了全国奋勇前进的蓝图和方向,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立足了实践基础谋划国家的长远发展,彰显了解答世界现代化最新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实践意义。最后,体现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意义。深入研究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既有利于在理论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强国思想研究和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明确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主攻方向,集中精力来研究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增强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心。
孙蕾[10](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理论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提出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诸多发展问题,一些重大基本问题有待深入解决,这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梳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以往成果和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文献研究法,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力求在研究视角和观点上有所创新。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有利于回应“工业文明”生产方式,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探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在实践层面能够发挥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作用,能够促进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实践提供有效借鉴。具体而言,论文内容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五章。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研究的结构及创新点。第一章,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关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由来、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的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理论、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及联系。通过从不同角度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对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及联系的阐述,明确了本研究内容和其他相关理论内容的区别所在。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思想资源。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我国传统文化渊源和西方理论中生态文明思想三个角度,阐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思想渊源,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列宁生态文明思想和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儒家生态思想、道家生态思想和佛教生态思想等等。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实践历史基础上,历经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迎来飞跃的阶段,取得了初步成就,如国土空间开发初具规模,格局错落有序;资源节约工作初显成效,减排能力有所提升;环保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保护能力有所增强;环保宣传力度有所加大,环保意识有所加强;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力度增强;社会转型阶段性告捷,环保目标更加明确;生态求美文化逐步深化,制度体系加快形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要素之间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价值观、意识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论文根据取得的初步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建设的必要性。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本内容。包括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本内容。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应响应“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突出“中国特色”,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蕴含中国政治想象,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挥导向作用,指导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集百家之所长,推动生态发展战略转型。在结语部分,除了总结论文的大致思路和基本观点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化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二、增强忧患意识 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增强忧患意识 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实践价值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相关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及重、难点 |
第一章 底线思维的内涵和特征 |
第一节 底线思维的内涵 |
一、底线的内涵 |
二、思维的内涵 |
三、底线思维的内涵 |
第二节 底线思维的特征 |
一、原则性 |
二、科学预见性 |
三、主观能动性 |
四、辩证性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底线思维的基本思想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底线思维的资源 |
三、毛泽东思想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 |
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
三、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要求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基本形态的重要论述 |
第一节 关于政治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二、坚持党的领导 |
第二节 关于经济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
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 |
四、守住农业农村改革的“三条底线” |
第三节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
二、守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
三、重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
四、守住道德底线 |
第四节 关于社会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
二、坚守食品安全底线 |
三、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 |
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
第五节 关于生态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
二、守住“三条控制线” |
三、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
第六节 关于党的建设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牢守政治红线 |
二、牢守思想防线 |
三、牢守党的初心使命 |
四、牢守廉洁自律底线 |
第七节 关于外交方面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 |
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安全的底线 |
二、国与国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 |
三、坚守军事底线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论述 |
第一节 加强科学理论修养 |
一、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
二、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新思想 |
三、坚持科学思维方法 |
第二节 练就过硬的防范风险的政治本领 |
一、增强战略定力 |
二、警惕“灰犀牛”防范“黑天鹅” |
三、提高科学研判风险能力 |
四、提高化解风险能力 |
五、提高制度执行力 |
第三节 发扬斗争精神 |
一、发扬斗争精神是时代的需要 |
二、保持斗争精神并敢于善于斗争 |
三、加强斗争历练以增强斗争本领 |
第五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第一节 理论品质 |
一、其核心要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二、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 |
三、其本质特征是忧患意识 |
四、其重要抓手是两手准备 |
第二节 理论立场 |
一、坚守人民立场 |
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
三、让人民群众满意 |
第三节 问题导向 |
一、发现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起点 |
二、筛选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丰富 |
三、研究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关键 |
四、解决问题是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归宿 |
第六章 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第一节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 |
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 |
第二节 有利于党探索和把握执政规律 |
一、牢守纪律底线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二、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底线以夯实执政基础 |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针 |
一、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结晶 |
二、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有利于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
四、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
第四节 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
一、有利于清醒认识我国面临的形势 |
二、有利于抓住中心工作促进多条底线动态平衡 |
三、有利于补齐短板并筑牢底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和拟创新之处 |
一、研究的重难点 |
二、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论述 |
二、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理念 |
三、西方生态文化中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
一、全球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 |
二、国内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我国当前生态环境风险的科学分析 |
一、我国当前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风险 |
二、我国当前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成因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生态底线思维 |
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
三、坚持风险防范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
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现实路径 |
一、加强生态安全教育和风险防范意识 |
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风险的防范体系 |
三、积极融入全球生态环境风险治理体系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 |
一、清晰的制度防范思路 |
二、开放的全球视野 |
三、强烈的忧患意识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一、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
二、有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
三、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
四、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现代性流变及相关研究的意义 |
一、现代性、流变的概念及多维度 |
(一)现代性的多重涵义及维度 |
(二)流变的多重涵义及维度 |
(三)现代性的流变及其相关因素 |
二、现代性流变运动与“机器”变革的关系 |
三、现代性流变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成果 |
(一)关于“人是机器”论断研究 |
(二)现代性与“机器”关系研究 |
(三)关于“机器是人”论断研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一)关于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研究 |
(二)关于人与机器异化关系的研究 |
(三)关于“机器是人”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 |
(四)简评 |
第三节 内容与重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范围、重点和难点 |
(一)研究的范围 |
(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人是机器”,近代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历史直觉 |
第一节 罗吉尔.培根的质疑 |
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世界观 |
二、罗吉尔.培根的质疑 |
第二节 英国工业革命发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解读 |
一、“物”的开发和激活 |
二、资本的嬗变和转型 |
三、土地要素的改变 |
四、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 |
第三节 法国战斗唯物主义思想的投射 |
一、“彻底而又坚决”的无神论世界观 |
二、“从自然中把握自然”的机械自然观 |
第四节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由神学转向人为中心、自然为本 |
一、人为中心的属性及地位 |
二、自然为本源的法则及规律 |
第二章 “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 |
第一节 弗朗西斯.培根关于新自然科学四种范畴的诠释 |
一、自然:被人改造的质料 |
二、自然性:主体把握客体的逻各斯范畴 |
三、自然法:统治宇宙万物的规则秩序 |
四、新自然科学:知识论的拷问确证 |
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内在逻辑关系 |
一、科学技术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 |
二、科学技术与创造物质财富的关系 |
三、科学技术与生产精神财富的关联 |
第三节 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解读:自然 |
一、自然范畴的历史嬗变 |
二、工具理性范畴的现代性解读 |
三、征服自然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性起源的关联 |
第三章 “人是机器”催生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
第一节 物化的机器与分工关系 |
一、劳动分工的缘由 |
二、劳动分工与机器的关系 |
三、劳动分工的结果及论断 |
第二节 英国早期兴盛: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 |
一、早期英国踏上成功之路的秘诀: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 |
二、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
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动力要素:机器的发明和应用 |
第三节 机器崇拜时代的开始及现代性特征的生成 |
一、机器崇拜的缘由 |
二、机器崇拜的表现 |
三、现代性发育生成的特征原则 |
第四章 卢梭:从自然人到文明人——关于历史化的忧患 |
第一节 卢梭的忧患意识 |
一、忧患历史化的进程:由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 |
二、忧患历史化的工具:农业和冶金术的使用 |
三、忧患历史化的思维:理性对人的束缚与异化 |
四、忧患历史化的终点:自然的“回环闭合”运动 |
第二节 科学技术导致人性道德的异化 |
一、追问科学技术的溯源 |
二、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异化的表现 |
三、科学技术导致人类道德异化的结果 |
第三节 现代性的本质:二律背反 |
第五章 黑格尔的精神异化思想 |
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的产生及其内容 |
一、黑格尔哲学的自然异化 |
二、黑格尔哲学异化的历史过程 |
第二节 黑格尔晚期重要着作:《法哲学原理》中的现代性诊断 |
一、现代性的起点:市民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
二、市民社会的自我超越与意志定在 |
三、现代性的诊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背离 |
第三节 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 |
一、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合理性 |
二、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扬弃 |
第六章 马克思的人机异化理论 |
第一节 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生成:从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到劳动异化 |
一、异化的开端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批判精神 |
二、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成熟 |
第二节 剩余价值理论深刻解剖了人机关系的本质 |
一、机器在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作用 |
二、机器与资本范畴的关系 |
三、机器、劳动以及人的关系 |
四、人机关系的异化问题 |
五、人机关系与私有制的批判 |
第三节 现代性:《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一、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 |
二、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 |
三、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 |
四、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 |
五、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 |
第四节 马克思之后对“机器”的现代性诊断与反思 |
第七章 21世纪智能化科技革命 |
第一节 20世纪图灵测试一种大胆的设想:“机器是人” |
一、人工智能发端的前奏:两大测试实验 |
二、人工智能“三阶段说”及其特征 |
第二节 21世纪智能化科技革命的经济哲学表征 |
一、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的再升级 |
二、人工智能与新型的社会分工 |
三、人工智能与重新定义世界的思维方式 |
第八章 由“机器是人”引发唯物史观的三个重大问题 |
第一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一个形上学问题:生命的原理与机器的原理能否重叠? |
一、智能化机器具有生命吗? |
二、智能化机器会有意识吗? |
三、智能化机器要伦理道德吗? |
第二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二个形上学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消失了吗? |
一、智能化机器取代人劳动的表现与担忧 |
二、智能化时代“无人工厂”与劳动价值论 |
三、智能化时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会消失吗? |
第三节 “机器是人”提出的第三个形上学问题: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时了吗? |
一、异化理论及其在智能化时代的嬗变 |
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时了吗? |
第九章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的关系反思 |
第一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延异 |
一、智能化机器显现人类遗忘缺陷的记忆 |
二、智能化机器“检查”一切具体的资源 |
三、智能化机器的外化表现得以澄明并被解蔽 |
第二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断裂 |
一、智能化机器使得主体性人的理性能力完全“短路” |
二、智能化机器与人在时空发生断裂的表现 |
三、智能化机器与人对真理的认知 |
第三节 现代性场域里智能化机器与人关系的重塑 |
第十章 “机器是人”命题背后关于人类的遭遇、人类的命运以及人类的未来忧思 |
第一节 智能化时代现代性的转换、遭遇、发展及隐忧 |
一、历史进步与历史整体性观念 |
二、自然是继续被人征服,还是与人日趋和谐? |
三、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造福于人类? |
四、工具理性是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 |
五、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 |
第二节 人类面对智能化机器未来的三种抉择 |
一、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 |
二、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 |
三、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 |
第三节 “机器是人”视野中的人类未来 |
结语 |
一、现代性流变的总体轮廓:概念范畴的反思 |
二、现代性流变的核心轴线:人机关系的嬗变 |
三、现代性流变的风险危机:终结论的沉思 |
四、现代性流变的未来去向:人类面临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内容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学科依据 |
一、新时代的实践镜像与特征分析 |
(一) 新时代的实践镜像 |
(二) 新时代的特征分析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生成的社会背景 |
(一) 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 |
(二) 我国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
三、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生成的学科依据 |
(一) 与时俱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
(二) 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新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课题 |
(三) 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价值 |
第二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涵、功能与价值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涵 |
(一) 责任与绿色责任 |
(二)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 |
(三)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 |
三、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功能 |
(一) 传授绿色知识 |
(二) 唤醒绿色需要 |
(三) 激发绿色行为 |
(四) 增进绿色幸福 |
(五) 催生绿色审美 |
四、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一) 培养新时代的绿色公民 |
(二) 推进绿色发展国家战略 |
(三)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第三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理论指南与思想资源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理论指南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 |
(二) 中共党人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论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思想资源 |
(一) 中华传统生态思想 |
(二) 西方生态公民教育思想 |
第四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容体系与方法系统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容体系 |
(一) 绿色价值理念教育 |
(二) 绿色道德规范教育 |
(三) 绿色家园情感培育 |
(四) 绿色生活方式教育 |
(五) 绿色生产方式教育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方法系统 |
(一) 理论教授法,加强科学知识的教授 |
(二) 情感熏陶法,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 |
(三) 忧惧启示法,促使忧患意识的生成 |
(四) 实践锻炼法,强调行为实践的锤炼 |
(五) 榜样垂范法,重视“绿人”典范的引领 |
第五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析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 现实对待上的“被边缘化” |
(二) 教育模式上的“我说你听” |
(三) 方式建构上的“重知轻行” |
(四) 教育设计上的“唯德倾向” |
(五) 机制运用上的“赏罚分离”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中的问题的原因解析 |
(一) 缺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整体意识 |
(二) 教育者为中心观念的影响 |
(三) 实践育人价值的被忽略 |
(四) 缺乏对幸福教育价值的认知 |
(五) 对权利责任相统一的认知不足 |
第六章 新时代完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对策 |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指导公民绿色责任教育 |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及其对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指导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基本要求 |
二、建构四位一体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体系 |
(一) 四位一体及其对促进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建构四位一体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 |
三、将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有机地融入现代法治教育 |
(一) 现代法治教育及其对完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有机地融入现代法治教育的基本要求 |
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渗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 |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对促进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渗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基本要求 |
五、通过绿色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的绿色责任意识 |
(一) 绿色文化建设及其对提升公民绿色责任意识的价值 |
(二) 通过绿色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绿色责任意识的基本要求 |
六、将公民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纳入媒体传播的全过程 |
(一) 媒体传播及其对促进公民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的价值 |
(二) 公民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纳入媒体传播全过程的基本要求 |
七、发挥民间组织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训练的作用 |
(一) 民间组织及其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训练的价值 |
(二) 发挥民间组织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训练作用的基本要求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4 主要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新时代 |
2.1.2 公民 |
2.1.3 生态文明观 |
2.2 理论依据 |
2.2.1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
2.2.2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思想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
2.2.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时代境遇 |
3.1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时代机遇 |
3.1.1 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为生态文明观培育增强动力 |
3.1.2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提供政策支持 |
3.1.3 教育现代化为生态文明观培育掌握目标方向 |
3.2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面临的挑战 |
3.2.1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矛盾 |
3.2.2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交织 |
3.2.3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有待具体完善和落实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现状分析 |
4.1 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调查问卷分析 |
4.1.1 参与调研者的基本情况 |
4.1.2 个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 |
4.1.3 个人践行生态保护的状况 |
4.1.4 个人对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认识 |
4.1.5 个人对生态保护了解状况 |
4.2 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问题 |
4.2.1 生态伦理道德失位 |
4.2.2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缺位 |
4.2.3 生态文明观培育自觉性偏低 |
4.3 生态文明观培育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
4.3.1 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观念制约 |
4.3.2 生态文化缺乏系统性建设 |
4.3.3 生态文明教育缺乏整体效能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原则和目标 |
5.1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基本原则 |
5.1.1 时代性原则 |
5.1.2 政治性原则 |
5.1.3 持续性原则 |
5.1.4 协同性原则 |
5.1.5 实践性原则 |
5.2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的价值目标 |
5.2.1 生态人是生态文明践行的主体 |
5.2.2 生态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有之意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实施策略 |
6.1 引导公民树立生态意识 |
6.1.1 树立绿色消费观遵循绿色生活方式 |
6.1.2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超越资本逻辑 |
6.1.3 树立循环节约意识践行基本国策 |
6.2 推进生态文化建设 |
6.2.1 培育生态审美情趣 |
6.2.2 发展生态文化自觉 |
6.2.3 发掘生态文化资源 |
6.3 拓展生态文明观培育内容 |
6.3.1 生态理性的价值观教育 |
6.3.2 生态责任感的道德品质教育 |
6.3.3 合理需求与适度消费的幸福观教育 |
6.3.4 平等、公正的大国精神教育 |
6.3.5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忧患教育 |
6.4 强化生态文明观培育路径 |
6.4.1 以家庭教育为起点培育生态文明习惯 |
6.4.2 以学校教育为阵地加强生态文化教育 |
6.4.3 以社会教育为依托构筑生态文明基石 |
6.4.4 以个人教育为重心提高生态文明自觉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调查问卷 |
(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生态危机爆发 |
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 |
三、生态科学繁荣发展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来源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
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
三、西方生态理论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
一、孕育阶段 |
二、生成阶段 |
三、升华阶段 |
第二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识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诉求 |
一、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 |
二、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
三、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
一、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 |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
三、绿色发展理念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
第三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 |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 |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
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第二节 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 |
一、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三、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 |
第三节 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 |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 |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
第四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 |
第一节 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一、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诠释了世界性 |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彰显了民族性 |
三、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第二节 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一、生态忧患意识体现了预见性 |
二、回应民生关切彰显了现实性 |
三、实现了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第三节 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一、坚持生态关怀体现了继承性 |
二、注重顶层设计诠释了创造性 |
三、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第四节 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一、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
二、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
三、实现了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第五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
二、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三、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
二、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引言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重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基本理论阐析 |
一、核心概念阐释 |
(一)现代化 |
(二)现代化强国 |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 |
二、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生成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 |
三、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生成的现实背景 |
(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二)国内机遇挑战并存 |
第二章 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基本思想及其特征 |
一、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内容 |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蓝图 |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本质要求 |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取向 |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 |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
二、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 |
(一)指导性 |
(二)前瞻性 |
(三)全局性 |
第三章 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
一、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政治意义 |
(一)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 |
(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治优势 |
(三)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
(四)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迈入新阶段 |
二、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理论意义 |
(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强国思想 |
(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强国思想的新认识 |
三、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实践意义 |
(一)引领了全国奋勇前进的蓝图和方向 |
(二)回应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 |
(三)立足了实践基础谋划国家的长远发展 |
(四)彰显了解答世界现代化最新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四、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
(一)体现了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
(二)体现了战略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
(三)体现了历史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
(四)体现了底线思维的方法论意义 |
(五)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意义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依据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三)研究的实践价值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
(二)系统研究的方法 |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四、论文的结构及创新点 |
(一)论文的基本结构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 |
一、生态文明概念的由来 |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 |
(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二)从人类社会形态组成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三)从生态文明组成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四)从生态文明所涉及的对象间关系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五)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理解生态文明 |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特征 |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理论 |
(一)“五力模型”设想 |
(二)注重理念说 |
(三)生态主导说 |
(四)机制构建说 |
五、生态文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及联系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思想资源 |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 |
(二)列宁生态文明思想 |
(三)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 |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
(一)儒家生态思想 |
(二)道家生态思想 |
(三)佛教生态思想 |
三、西方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
(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
(二)生物中心主义理论 |
(三)生态中心主义理论 |
(四)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 |
(一)实践历史依据 |
(二)实践探索阶段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步成就 |
(一)国土空间开发初具规模,城市格局错落有序 |
(二)资源节约工作初显成效,减排能力有所提升 |
(三)环保顶层设计初具雏形,保护能力有所增强 |
(四)环保宣传力度有所加大,环保意识有所加强 |
(五)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力度增强 |
(六)社会转型阶段性告捷,环保目标更加明确 |
(七)生态求美文化逐步深化,制度体系加快形成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要素之间的矛盾问题 |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价值观、意识的矛盾问题 |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 |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
(一)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二)建设美丽中国 |
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一)科学规划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 |
(二)树立科学的生态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保障 |
(三)完善生态法律制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 |
(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为保障 |
三、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一)科学规划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 |
(二)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参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三)坚持绿色发展之路 |
(四)坚持循环发展之路 |
(五)坚持低碳发展之路 |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
(一)“两型社会”背景下的空间格局 |
(二)“两型社会”背景下的产业结构 |
(三)“两型社会”背景下的生产方式 |
(四)“两型社会”背景下的生活方式 |
五、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 |
(一)走实现人类全面发展之路 |
(二)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之路 |
(三)走延伸人类文明发展之路 |
(四)走科学总结历史教训之路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方向 |
一、响应“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一)弘扬生态求美文化,将求美精神渗透到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 |
(二)发挥生态文化内聚力,形成并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
二、突出“中国特色”,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
(一)传承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精髓 |
(二)破解生态发展难题,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
三、蕴含中国政治想象,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一)蕴含中国的政治想象,保持理论活力 |
(二)破除僵化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
(三)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作用 |
四、发挥导向作用,指导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
(一)理论要发挥科学树立生态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的导向作用 |
(二)理论要发挥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导向作用 |
(三)理论要发挥提升全民生态消费意识水平的导向作用 |
五、坚持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借鉴国外先进生态建设理论是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 |
(二)借鉴国外先进生态建设理论是克服生态弊端的有效方法 |
(三)具有全球视野,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
六、集百家之所长,推动生态发展战略转型 |
(一)吸收交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及时解决新问题 |
(二)科学总结经验,发挥推动生态与发展战略转型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增强忧患意识 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研究[D]. 岳红玲.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习近平关于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重要论述研究[D]. 谢鑫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研究[D]. 吴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公民生态文明观培育研究[D]. 孙雯.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刘涵.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习近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思想研究[D]. 雷丽娜. 西南大学, 2019(01)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D]. 孙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