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的演变

一、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张瑾^[1]（2021）在《美国情报视阈下的印度核问题（1958—1966）》文中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在亚洲拉拢印度对抗中国。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胜利和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印度视中国为巨大威胁,极为担心其亚洲"老大"的地位不保,于是大力加强军事建设,对核问题的关注度急剧上升。1958年起美国情报机构对印度的核计划进行了详细的情报搜集和评估,分析了印度研发核武器的可能性、印度对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反应以及如何应对印度核政策的变化等,认为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与中国核项目的速度和规模有很大关系,并得出印度短时间内会坚持和平利用核能,但在数年后会开发核武器的结论。这些情报体现出美国对印度核问题的态度由积极支持到理性限制的转变,也从一个侧面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的核大国地位。

谢斌^[2]（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表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唐诗^[3]（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王建党^[4]（2019）在《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彭东辉^[5]（2019）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注“不可思议的印度”,关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坚持“有声有色大国”的诉求下,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由传统安全战略向综合安全战略的转变。一是由以往的国防建设为中心,向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中心转变。二是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成为“有声有色大国”。三是视核武器为大国“标配”,奉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战略。四是重视印度洋安全,实施“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五是缓和与邻国关系,整合南亚力量。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而布局的。从英属印度时期的“三个缓冲区”战略,到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同心圆”战略及冷战结束后的综合国家安全战略,在“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指引下,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不尽一致,但总体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框架。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利用印度半岛“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缘优势,印度在“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中“一超”地位突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信仰非暴力的宗教和频发的教派主义冲突是印度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印度社会的世俗主义转型还远未结束。印度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印巴冲突及中印关系几大战略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要在放权和自治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完成国家整合。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的顽疾,70余年以来,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三场半”战争。战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加剧了印巴对抗。印巴虽有缓和迹象,但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边境线2000余公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推进中印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全球格局来说,印度认同多极格局,通过“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加速了多极化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来说,印巴安全困境造成南亚一体化进程缓慢。印度在大力推进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同时,同东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中印关系来说,中印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主要海洋通道亟须通过战略对话,培育战略互信。对跨境水资源分配,沿江水文观测、水利建设等敏感问题要及时沟通,消除分歧。这些问题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杨颖^[6]（2018）在《印度核战略及其应对分析》文中研究说明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并宣布成为核国家。作为邻国,印度核力量的发展关系着我国的国家安全。一方面,中印双边关系复杂且不稳定。1962年中印战争给两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至今边界争端尚未得到圆满解决,2017年6月的洞朗对峙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印度核力量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国是印度核威慑的主要对象之一。印度将中国视为核战争的假想敌。“烈火5（AGNI-5）”是针对中国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覆盖中国全境。本文通过梳理印度核战略的演变,了解1944年至2018年期间印度核思想的形成与变迁。通过研读和比较1999年《核原则草案（The Draft Nuclear Doctrine）》、2003年官方核理论文件的公开部分,以及2013年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希亚姆·萨仁山（Shyam Saran）的相关主题演讲中的表述,解读印度核战略的两大核心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和“最低限度核遏制（Credible Minimum Deterrence）”,并分析其设计思路。印度核战略的表述模糊,主观性和动态性较强,因此并未从根本上限制其扩充核武库的空间。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印度核战略的走向做出合理的推测。一是印度将扩充其核武库;二是印度有极大可能会挣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框架。因此,本文提出应对方案----应切实提升对印度的核威慑能力:既要全方位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还需要针对“烈火5”、“烈火6”两个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预警系统和反导系统的建设。

张静^[7]（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石志宏^[8]（2016）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三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三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三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三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三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三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三边互动态势,三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岳晓^[9]（2016）在《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印度发展核试验的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核武器是一种利用原子核裂变或聚变的巨大爆炸力的武器,有原子弹、氢弹等,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但在可控的条件下,人类可以利用核能来为自身服务。1945年8月,美国为了加速日军投降,派飞机先后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一颗原子弹,巨大的爆炸造成20.3万人伤亡,大量建筑物被毁坏,其威力震惊了全世界,这也宣告世界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核时代。从广岛上空升起蘑菇云起,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战略、核能利用就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研究对象,作为南亚第一大国的印度也不例外。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恰巧赶上核时代的发轫。印度的核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任总理尼赫鲁高调反对核武器,但在其女儿英迪拉·甘地任期内的1970年,印度却公开宣布印度将进行“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试验,并于四年后成功试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确立了自己在核领域的领导者地位。美国的历届政府的核外交政策也不相同,尼克松执政时期,随着《核不扩散条约》的生效,美国不再像约翰逊时期那样关注全球核不扩散的问题,对印度核试验也不是十分重视,导致相关情报出现错误。本文试图探究尼克松政府对于印度这一时期“用于和平目的”核试验的政策并对其进行浅析。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介绍选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国内外研究现状、原始档案文献,相关概念的界定等内容。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核外交政策及印度的核战略选择,分别简要叙述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核外交政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以1971年12月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为节点,将尼克松政府对印发展和平目的核试验的政策分为前期和后期,即1968年至1971年和1972年至1974年。第三部分是尼克松政府前期对印度的政策抉择。第三部分是尼克松政府后期的美印关系及其对印度核试验的政策抉择。最后一部分叙述了美国政府的自我反省并对这一时期的核不扩散政策进行分析。在结语部分,本文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并结合美国对朝鲜的核政策,总结美国核外交政策的特点。当前,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又摆在了美国和中国的面前。虽然朝鲜和伊朗极端反美,与印度不同,但美国处理印度核问题时的政策仍然值得中国借鉴。

张昊^[10]（2015）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合作问题研究 ——以国际核危机为例》文中提出合作问题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所要探讨的合作问题主要是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合作问题、是一种国际合作。本文认为,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主要就是指在综合运用一种或者多种手段对国际危机进行控制和处理的过程中,各国际行为体（国际危机管理的各方）之间通过相互的政策协调以实现集体行动的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国际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顺利达成往往需要国际行为体之间通过不断地谈判和讨价还价而得以实现。具体来说,在国际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研究中,相关的理论有很多。本文所涉及的国际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理论,主要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不涉及建构和认知层面。为了进一步更切实际地探究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笔者想到了通过选择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研究议题,再从这个研究议题着手,从中选取一组具有典型特征的发生于不同时间段的案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经过反复地推敲,最终笔者选取了“国际核危机”这样的一个研究议题,来作为本文的主要案例分析对象。选取这样的一个研究议题,笔者主要的考虑是:国际核危机不仅会破坏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生命安全、国家秩序,国际秩序,而且,一旦发生,往往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和灾难性的后果。由于国际核危机的特殊性,又因为此类危机涉及到多个国家,因而需要参与到国际核危机管理中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配合、共同努力,这也就产生了国际核危机管理中的合作问题。虽然,在目前的形势下,国际核危机管理也可以通过非合作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国际核危机的严重性以及紧迫性,并且当前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准核国家正越来越多,大国强制与干涉在很多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在国际危机管理尤其是国际核危机的管理当中,各国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理论基础已经明确、研究的主要议题（即案例分析的主要对象）也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选取合适的案例来进行具体的解释和分析了。为此,回顾历史、经过筛选,笔者从中选取了古巴导弹危机、南亚核危机以及第二次朝核危机等三个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意义的三个案例（这样的三个案例刚好体现了国际核危机管理中三类国际合作的困难）。通过对这三个典型案例的具体研究,笔者分析出了古巴导弹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情形（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一种管理国际核危机的国际合作情形,属于一种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胆小鬼博弈情形）、南亚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情形（以南亚地区的两个地区性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主导的一种管理国际核危机的国际合作情形,属于一种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囚徒困境博弈情形）以及第二次朝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情形（以美国和朝鲜为主导的一种管理国际核危机的国际合作情形,属于一种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说服型博弈情形）等三种不同的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情形。在对现实案例的纵向探讨之后,最后笔者进一步又分别从国际背景、各方利益、主要因素、其它因素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对三种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情形进行了一个横向的比较分析。在所有以上这些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之上,最后笔者对国际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之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了一个总结:在国际核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当中,首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际背景的因素,正是每一个国际核危机所处于的不同国际背景,决定了其国际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具体内容和要求;除了国际背景之外,利益因素也是影响国际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共同利益是国际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在国际背景和共同利益的因素之外,国际核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还存在着多种博弈的情形。就本文所解释和分析的来看,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胆小鬼博弈情形。这一情形当中国际合作最大的难题主要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要想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相关的国际规制就要能够体现分配的功能。第二种是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囚徒困境博弈情形。这一情形当中国际合作最大的困难主要就是可能的背叛问题。要想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相关的国际规制就必须要具有监督和制裁的功能。第三种是核危机管理国际合作的说服型博弈情形。在利益的分配问题这一首要的难题之外,这一情形当中的国际合作还会存在着可能的背叛问题。要想解决这样的两个难题,相关的国际规制不仅要能够体现分配的功能,而且还必须要具有监督和制裁的功能;除了以上三种博弈情形当中可能会影响到国际合作的一些主要的因素之外,在国际核危机的管理当中还存在着其它七个方面的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着国际合作。这其它七个方面的因素也都是影响国际核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一些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它们的存在也有可能导致国际核危机的管理过程当中即使存在着国际合作的规制,但国家之间仍然可能无法进行国际合作。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国际核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中,国际核危机的管理者应当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以上这些所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合作的各种因素,也只有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以上这些所有的因素,未来国际核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也才能够得到更好地实现。

二、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情报视阈下的印度核问题（1958—1966）（论文提纲范文）

（2）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印度核战略及其应对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印度发展核试验的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合作问题研究 ——以国际核危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50年来印度核武器发展政策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情报视阈下的印度核问题（1958—1966）[J]. 张瑾.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2]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变迁研究[D]. 王建党.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5]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彭东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印度核战略及其应对分析[D]. 杨颖. 外交学院, 2018(12)
• [7]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8]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02)
• [9]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印度发展核试验的政策[D]. 岳晓. 辽宁大学, 2016(02)
• [10]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合作问题研究 ——以国际核危机为例[D]. 张昊. 南京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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