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

一、论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特色（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王慧明^[2]（2021）在《明代募兵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募兵制是以有偿方式召集自愿者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募兵入伍前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人群,入伍后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有人身控制的强化,也有人身控制松弛的雇佣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管理和有偿方式。本文以明代募兵制为研究对象,考察明代军事动员从卫所制的强制动员到募兵制的自愿动员的发生发展,召募对象的身份地位,募兵入伍后的管理、有偿方式及体现人身关系,进一步分析对军事、财政等方面影响和反映的社会变迁。明代募兵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英宗即位初的宣德十年（1435）募兵榜谕到嘉靖十三年（1534）募兵被编入卫所,此后至明亡为第二个时期。第一期募兵制的发生与部分军事物资的市场化动员几近同时,招募对象有军户中具有相对自由空间的卫所舍余、免差徭而从军的民户人丁、接受军队再控制的流民等。舍余即武官户下舍人和军户下余丁的统称。募兵的规模在土木之变后扩大,募集士兵因明蒙对峙而服役长期化,召募民壮、舍余和北边召募土兵等募兵名目陆续展开。带管于卫所的募兵、州县召募的民壮在管理方式和粮饷结构上类同于卫所正军,仍是兵农合一的原则,除了本身从军及从行粮到如卫所正军一样行月兼支的经济报酬外,其家庭在享有丁粮优免权利同时也负有户丁帮贴乃至世袭替补的义务。卫所制随着募兵制的发展也采用召募方式补充操军、屯军的缺额。所以此时募兵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强控制的形态而非雇佣关系,也就难免在推行日久后出现类似卫所废弛的弊病。将该期的募兵制与同期的卫所舍余差操制度化、民壮从自愿应募到以里甲为单位的强制佥派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动员向卫所军户内剩余人口及州县各种户籍的扩展。该阶段募兵制在军事上对外巩固了北边防线,对内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财政上主要是节省了客兵远戍的军费;在兵制上使卫所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缓解了废弛的速度,召募土着为兵被奉为圭臬并延续以后的募兵制中。第二个时期随着嘉靖中期“北虏南倭”的新变化使明军作战编制由卫所制向常备营兵制普遍化发展,兵农分离的士兵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募兵制逐渐摆脱上一时期的兵农合一的管理方式。召募对象主要是民户人丁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流民,前者随着明中后期赋役改革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施行,来自国家的人身控制趋于松弛,具有一定的职业选择权;后者也不再如前一时期以人身与土地结合的再控制为目标。除了军事资源调节部分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外,朝廷为解决人身控制较强的士兵雇佣他人顶替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及浪费财政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募兵制。从抗倭战争开始,召募、管理、作战视粮饷厚薄为准,入伍后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募兵从东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卫所内的募军与世袭的祖军相区别,仅是本身从军,因老疾而退出,以名籍、粮饷、人身为序,不同程度地处于卫所管理之下,而雇佣关系更强的就是全然脱离卫所而仅受营兵制管理的募兵。后期募兵赋税优免只及本身,家庭既无丁粮优免也无户丁帮贴,军饷结构上包括本身的军饷及经济上惠及家庭的安家银、内顾银。将帅家丁是募兵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九边军官阶层在边疆地区的土地市场化经营而产生,与将领的人身关系从附庸关系为主向雇佣关系为主发展,即先与军官结成支配关系,再由军官与朝廷交换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以朝廷为单独买方的雇佣兵队。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时期的募兵制不是后期取代前期的关系,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于第一阶段募兵对财政的节省,第二阶段募兵从嘉靖中期到隆庆时期的“覆定军制”,除了数量有限的军事家丁双粮和南兵厚饷外,军饷并未超过卫所正军,财政支出扩大的原因是军数的增长和兵农分离后常备士兵的增多。万历中期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数量增加和自援朝战争开始的、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造成了明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对于包括募兵在内的军费扩张,在中央引发了以户部和兵部之间为主的部门矛盾并延及边镇或前线军事负责部门,在地方上引发了因户籍人口减少导致的赋役完纳问题和军费导致的百姓负担加重及地区分配不均等等矛盾。至万历中期,包括卫所募军、经制募兵、临时募兵、在营家丁形式的个体雇佣兵和将帅家丁式的雇佣兵队的多样化雇佣关系的募兵制体系形成了。但是募兵的训练、解散、安置、预备役、军事领导权力分配却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个体募兵为经济利益自愿应募,但在入伍后却有极大的趋利性,表现为军饷上的逃薄就厚,军事任务上的趋利避害,以致朝廷因逃亡过甚而只求数量充足。尽管明末募兵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1/2,但却没有带来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明代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家丁为核心、普通营兵为外围的军队结构,这个趋利性的结构压倒了戚继光所代表的强调军队团结协作的军队结构,再加上军官阶层沿袭自卫所制的腐败愈发严重,不仅军事改革被打断,反而在调募这种军队集结方式共同作用下,在明清交替时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皮建霞^[3]（2020）在《明代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的生成与并立》文中研究指明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发展上承宋、元,下启清代,以汉人文化为主脉。明代书画艺术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书画艺术风格发展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形态特征,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关于明代书画艺术发展情况的单方面研究,但对于研究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形成的原因并不深入。通过研究明代“疏简”与“精谨”两种不同艺术风尚生成与并立的历史现象,可以深化明代美术研究成果,深化明代断代史的研究以及明代文化史的研究,因此说,对明代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生成与并立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文献检索方法力求真实复原明代书法与绘画艺术发展的历史实际状况,着重于中国美术史研究范筹内的明代部分进行断代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图像分析、古籍查阅、风格比较等研究方法对明代书画艺术两种不同艺术风尚进行梳理比较,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艺术风尚形成与存在的历史动因。整体以明代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的生成与并立为主线展开说明。首先,绪论部分就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进行阐述。就明代的政治状况、经济的发展进行论述,包括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从而为明代书画艺术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做铺垫;复原明代书法、绘画艺术发展状况的史实,进而了解明代书画艺术发展的基本概况;其次,主要以“行草书”和“楷书”为代表分析明代书法艺术的总体风格特征;以“文人画”和“宫廷院体画”为代表分析明代绘画的风格特征,通过代表作品具体分析、比较明代书画的不同风格特征,得出明代书画艺术形成的两种不同时代风尚,即以行草书与文人画为代表的“疏简”之风和以楷书与宫廷院体画为代表的“精谨”之风。然后分析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生成的历史进程,以及从时代性与地域性两方面分析这两种风尚的并立;最后,从明代的经济发展与人文思潮两方面分析促成“疏简”之风生成的因素;从“政治集权“与“文化专制”两方面分析促成“精谨”之风生成的因素。通过揭示明代两种不同艺术风尚生成与并立的历史现象,得出明代书画艺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风格风貌。可见,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在书画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说明书画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研究明代美术史发展状况获得启示,对当代中国书画的继承与发展都有启发意义,对当代美术创作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具有实际理论指导实践意义。

薛繁洪^[4]（2020）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成为引领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一种显着的社会现象,文人饮茶成风,究其缘由,与江南经济富庶、文人仕途失意以及休闲思潮的兴盛等因素密切相关。茶是江南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诸如读书、社交、文艺、旅游等,皆离不开茶。茶不仅是他们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还是文艺增趣的辅助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江南文人推动了茶艺的革新,在评鉴名茶、品水之论、茶具变化以及茶艺理论上均有创新性见解,从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赏茶具、领茶韵和悟茶道六个方面对品茶艺术进行鉴赏和领悟。他们不仅极力追求品茶过程艺术化、雅致化,还营造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他们通常在茶寮书斋、园林庭院、寺院道观品茗,或泛舟湖上,在林下泉畔、野外亭轩品茗,注重茶人的身份素养和精神风貌,讲究独啜、对饮和聚饮,并营造琴棋书画、焚香插花的饮茶艺境。在继承历代养生思想的基础上,江南文人注重饮茶养生,表现在与茶相关的饮食养生、精神养生和环境养生。首先,他们认识到饮茶可以去病保体,不仅自制养生茶,还在茶艺规范中践行养生理念;其次,遵循先秦儒道养生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培养个人心性和道德情操达到养生的目的;再次,注重饮茶地点、气候、物象等选择,以此裨益身心。由于茶性平和冲淡、苦寒醒脑、纯真自然,与文人淡泊仕途、自省静虑和贵真求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此外,饮茶生活还蕴含着他们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闲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尘拔俗的隐逸情怀以及静心自虑的禅悦心态。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胡林燕^[5]（2020）在《宋代劝农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劝农诗歌的核心是“劝”,即鼓励农业生产。此类诗歌主要涉及宣扬重农思想、描写劝农场面、实施劝农措施等层面的内容,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劝农制度及劝农礼俗。宋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繁荣期,劝农诗的创作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这不仅得益于宋朝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建立完善的劝农制度保障农业生产。同时,宋代的大批诗人也对农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特色的劝农诗。本文主要对宋代的劝农诗进行整体性研究。第一章对劝农诗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包括与劝农诗产生密切相关的劝农制度、劝农仪式、劝农习俗等内容,在论述宋代的劝农制度时运用比较研究法,与前代的劝农制度相比较,发现宋代劝农制度的新特色,旨在说明劝农诗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的重要历史原因。第二章对劝农诗的创作主体进行探究,宋代诗人多亲自参与劝农活动之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劝农诗的大量存在与诗人的仕途经历密切关联。通过分析诗人的仕途阶段与创作间的关系,可以获悉劝农诗创作的原因及内在动力,并发掘诗人在劝农诗创作中的共同情感趋向和心理特征。第三章就具体的文本出发,分析宋代劝农诗较前代诗歌的独特之处,包括数量、内容、体式等方面的差异。此外,两宋之间的劝农诗在创作中也存在着不同,这部分要结合宋室中兴特定历史时期的助农政策、社会风气等进行论述。第四章对劝农诗的社会功能及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与劝农文相联系,探讨劝农诗与劝农文之间的共通与补充。其次,突出劝农诗的美刺功能:一方面歌颂圣德,另一方面讽刺劝农弊端。劝农诗缺少审美特质,更多的表现实用价值,这是宋代时代精神之体现。最后,简要论述宋代劝农诗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学军^[6]（2020）在《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文官考课制度是对全体文官的政绩、才能、品德等进行考核评价并进行相应奖惩的法律规范。作为明代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集前代考课制度之大成,更系统、严密。本文首先介绍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明代之前历代考课制度的发展沿革以及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的建立和演变。然后通过介绍考满、考察、考成法三种考课模式和与之配套的奖惩制度来具体呈现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的运行机制。最后归纳了明代文官考课制度具有形式多样、体系严密,区分等级、分类考课,考课制度与监察制度紧密相结合的特点。它为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和加强皇权,为加强官吏管理和澄清吏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缺乏公正性、考课标准不明确等弊端。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的发展历程还启示我们,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建设要与时俱进。

敖红艳^[7]（2019）在《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朝代。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迹象。在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下,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到世人的一致推崇,以致于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大众化旅游热潮,这也使得中国古代旅游达到了另一个巅峰。而江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等因素,其旅游活动最为发达。从旅游主体看,明代中后期,由于旅游活动在江南地区更加普及化、大众化,使得这一时期旅游者的构成更加多元化,除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外,商人、市民、僧侣等也纷纷加入到了这股旅游热潮当中,成为客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妇女们也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到大众化旅游热潮中来,成为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特殊群体。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繁荣发展,相应地带动了交通运输业、旅馆业、饮食业、娱乐业、图书出版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一方面,驿道、大运河的修建,使得江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形成了沟通南北以及江南各地的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极大地便利了旅游者的出行。另一方面,随着出游人数的增多,也带动了与其相关的食宿业、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旅馆、茶楼、酒肆、戏园等数量繁多,遍布各地,服务热情,经营方式多样,满足了不同类型游客的需求。另外,专门为往来旅游者及客商等提供旅游服务的牙家及导游的出现,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的兴盛及其商品化倾向。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发展还导致了旅游文学创作的繁盛,一大批旅行家们在其旅游文学作品中对旅游思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不仅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化的内容,而且还对后世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上可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明代旅游活动的研究,研究方法和角度多种多样,但是尚未对其做出系统、深入、整合性的研究。本文将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旅游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旅游活动的各个要素,以期能拓宽明史研究的范畴,同时也为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启示。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写作缘起、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概念的研究范围、研究目标及方法,并最终总结归纳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从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分析阐述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兴起的背景及其原因。第二章全面总结分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者的构成及其旅游动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的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宗教人士这些特权阶层,而是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甚至于乡村居民也参与到旅游的浪潮之中。与此同时,不同的旅游活动主体的旅游动机也不尽相同。第三章重点论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与旅游相关的交通、食宿、娱乐等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它们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主要以明人文集、游记等为史料基础,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情况进行梳理归纳。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并秉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成就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名山大川、亭台楼阁、庙宇古迹等等都对旅游者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怀古名句、山水诗文更是激发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第五章对明代中后期在旅游思想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几位江南旅游家的旅游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着名的旅行家以及以撰写纪游文学出名的诗人与作家,他们在观赏、游览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旅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他们丰富的旅游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主要从对居民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阐述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安红^[8]（2019）在《元明时期播州土司贡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个中央王朝为了更好的统治和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实行的一种“因俗而治”的管理制度。播州地区地处川黔边界,该地少数民族居多,这就为中央在该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提供了主观条件。土司制度包含的内容较为广阔,其中土司贡赋制度就是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土司制度始于元朝,播州土司制度也始于元朝,完善于明初,终结于明万历年间。进而,播州土司贡赋制度也伴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与衰落一路随行。元时期,播州土司制度处于雏形阶段,随之土司贡赋制度也处于不规范阶段;明初,土司制度越来越完备化,贡赋制度也随之走向完善;明后期,随着杨氏土司的叛乱,播州土司制度逐渐走向终结,随之播州土司贡赋制度也逐渐没落。播州土司贡赋制度不仅是播州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播州土司经济领域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中央王朝为了管理土司地区而专门形成的经济制度。不管是在内容上、特点上,还是在意义上,贡赋在播州土司经济的发展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不管是进贡的“贡品”还是缴纳的“赋税”,都与当地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可见,自然因素影响着贡赋行为。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来写。首先是绪论部分,分别对选题的缘由与选题意义做一个阐述,以及对土司贡赋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研究方法与内容作一个简单的说明,为后续撰写论文提供中心要点。第一章是阐述土司贡赋制度与土司制度之间的关系,对播州土司制度也有一个简单的梳理,概述土司贡赋制度的建立,并对元明两朝在土司地区实行土司贡赋制度的原因进行梳理,并以期对论文有一个清晰的思路。第二章是播州土司朝贡的内容,其中包括朝贡的具体形式、具体规定、具体贡品以及朝贡所带来的赏赐与惩罚,对元明时期播州土司朝贡内容有具体的了解。第三章是播州土司纳赋的内容,其中包括纳赋的具体形式、具体规定、具体赋品以及纳赋所带来的赏赐与惩罚,对元明时期播州土司纳赋内容有具体的了解。第四章是论述播州土司贡赋的特点,对贡赋背后所彰显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进行简单的概述,并从土司贡赋制度与环境兼容的视角出发,从播州土司贡赋与当地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环境进行论析,阐述土司贡赋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兼容。第五章是播州土司贡赋所带来的意义,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进行简单的分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将对元明时期播州土司贡赋问题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研究土司贡赋制度的成果较为显着,但对于深入研究播州土司贡赋问题的成果更为稀少。研究土司贡赋问题,是基于史料的思考。本文对元明时期播州土司贡赋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深刻的了解土司贡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加深对土司贡赋制度的整体性认识,为中国土司制度中土司贡赋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样本。

程紫旋^[9]（2019）在《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流民问题一直是历代王朝所面对且受统治者重视的社会问题。明代流民问题同样层出不穷,且与明朝相始终。明朝境内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流民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地处北方边境的山西地区作为明代流民问题的多发区,以及内陆河南、荆襄等地流民的重要来源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山西地区流民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加深对明代流民问题的整体认识,并进一步探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论文主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明前期山西流民问题研究。山西在明洪武时期已经出现流民现象,前期流民出现的原因主要为自然灾害的严重、山西人多地少的矛盾、北方蒙古族的入侵以及地方官吏的失职所造成的流民大量外流的现象,但明初期政府采取蠲免赋税、招抚流民等措施使流民没有深入发展,没有对明朝统治造成大的冲击。第二部分为明中后期山西流民问题研究。这一时期由于朝政腐败,国家内部出现种种问题,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赋税徭役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加之北方蒙古族的入侵,天灾的侵害,这一切都使得百姓不堪重负,纷纷向外逃亡,明中后期流民越来越多,虽然政府也在实施救济,但在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时,其救济也显得力不从心,由流民而引起的农民起义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第三部分探讨了明代山西流民的流向。山西的流民既包括山西人口的外流,也包括外地流民流入山西。山西流民多流入邻近省份以及北方蒙古地区,而流入山西的也多为邻近省份流民。在流出和流入山西的流民中都有不少会在一地短暂停留后又继续流移,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第四部分分析了山西流民产生的影响。山西流民的流出对明代社会、对山西当地以及流民流入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流民流入山西无疑又会对山西当地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涉及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总的来说产生的积极影响较大。

王国梁^[10]（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论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募兵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的生成与并立（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代劝农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元明时期播州土司贡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特色（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明代募兵制研究[D]. 王慧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明代书画艺术“疏简”与“精谨”之风的生成与并立[D]. 皮建霞. 齐齐哈尔大学, 2020(02)
• [4]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D]. 薛繁洪. 青岛大学, 2020(02)
• [5]宋代劝农诗研究[D]. 胡林燕.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明代文官考课制度研究[D]. 唐学军.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7]明代中后期（1506-1644）江南地区旅游活动研究[D]. 敖红艳. 内蒙古大学, 2019(05)
• [8]元明时期播州土司贡赋问题研究[D]. 安红.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9]明代山西流民问题研究[D]. 程紫旋.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10]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标签：明朝论文;  中朝关系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朝鲜经济论文;  中朝边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