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艺术结构的早期整合

一、论中国艺术结构之早期整合（论文文献综述）

姚元彪^[1]（2021）在《20世纪冰心接受史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般文学史研究的补充,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一个立论根基。所以资借接受史研究方法,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也相当明确:一是从冰心文学形象接受史的考察,实现对冰心文学形象的厘清与再认;二是实现对一般文学史研究的补益。与一般文学史研究相比,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从作家、作品转移到读者。“一千个读者,两个冰心”对20世纪冰心接受史而言,是有效的说法。回到具体历史场景,在共时性的视域中,读者对审美冰心和政治冰心的接受,分别本着不同的“当下”文学兴趣,表达着不同的历史愿望。于是从历时性角度看,这些读者们就分别前后相继的勾连起两个克罗齐意义上的“特殊（史）”接受史脉络,这两条特殊史脉络对于20世纪冰心接受史具有根本重要的说服力。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四个步骤全面检视审美冰心的接受史状况。首先,呈现审美冰心建构的历史脉络。这也是第一部分的主体工作。以阶段性历史特点为依据,同时着力呈现脉络上的前后勾连,分为四个时期:一、1920年代初期,《小说月报》的读者对冰心的审美形象进行了集中而热烈的讨论,初步建构起审美冰心的文学面相;二、1920年代到1930年代,文化名人以及文学史不吝赞美之情,初步确立了冰心审美形象的经典地位;三、1980年代之后,审美冰心重回读者的阅读文本,并且走向深化;四、由于文学地域空间的历史调整,1950年代审美冰心的读者流散到大陆以外的地域,开启了一个审美冰心建构的旅外时期,这也是审美冰心接受史最为曲折之处。然后,在一个共时性层面,集中剖析审美冰心建构话语的共性因素。无论是读者对情感形象与艺术风格的关注,还是直观印象式的批评方式,或是独立性精神世界的想象,其实都在显露读者纯文学的文学期待视野,读者们从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角度接受文学。接下来,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读者打开一个检视文学史的路径。冰心的审美阅读史勾连起20世纪读者的纯文学阅读史脉络。纯文学在一般文学史视域内可能无法成为文学事实,但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明确的接受方式。纯文学观念在读者视域内,从来不是文学的最高追求,而是最低限度。在与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冲突中,纯文学读者的持续在场客观上起到一种制衡作用,推进现代文学走向综合与深化,这才是纯文学读者持续在场的重要性所在。最后,本着当下的文学关切,对于冰心审美形象进行总结再认。一方面,在冰心20世纪一般性审美形象讨论中,冰心在文体方面的创造是最为稳定的因素,情感形象以及艺术结构还有讨论的空间。另一方面,从冰心审美意象阅读史的勾连,我们可以发现冰心前后期创作的断裂意义并不是那么彻底。从静穆到热烈的审美转向不仅是对冰心创作道路有效概括,也能让我们看到现、当代文学不仅是断裂,其间有隐秘的审美关联。如果说审美冰心的读者不仅建构出冰心的审美面相,也表达了对20世纪文学学科发展的关怀,政治冰心的读者则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文学单一性视野的局限,或者说其文学期待,显示着20世纪读者对民族文学命运的本真感知。作为另一条特殊的接受史脉络的全面检视,论文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在结构上基本对称。首先建构政治冰心接受史脉络,以历史性特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1930年左右,与革命文学主张同声相应,以茅盾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专业读者对冰心的阅读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一个具有滞后性的接受现象;二、1949年之后,这一时期的读者接受完全以毛泽东各个时期的着作及其当下的政治意见为中心,所以是政治权威参与并主导的政治冰心接受时期;三、1980年之后,读者对政治冰心的接受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不断丰满与润饰着冰心政治偶像的身份特征,并且持续发酵,这为冰心赢得了崇高的文学声誉。然后,通过对政治冰心读者的阅读话语进行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其鲜明特点:本着对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关切热情,又因为手持最为先进的科学方法,读者往往持着这样的态度,他们的阅读方式是最科学的,在此之外似乎不必再存在其他的文学接受方式,甚至会显露出用科学要素替代文学审美要素的阅读倾向。也就是说,政治冰心接受者与审美冰心接受者的文学接受态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背离性。那么,由对政治冰心接受者功利主义文学期待视野的披露,20世纪读者的功利阅读史线索也浮现。在对文学的功利性阅读中,寄予着近现代几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政治功利性也成为新文学一个胎生属性之一。中国文学不是天然就应该博大精深,但新文学却天然如此。这是近现代被动现代性的民族困境中,亲历者知识分子对血泪民族现实的文学承担,20世纪读者的生活期待视野对文学接受产生了更具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是高扬纯文学意识的读者,也无法逃逸出社会现代性诉求逻辑之外,这最深刻的说明了20世纪读者对文学的功利主义期待。最后,在新世纪的视域内,通过对政治冰心阅读史的检视,必然实现对冰心文学形象的厘清与再认。一方面,冰心在1990年代之后文学地位空前提升,读者的政治阅读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之后乃至当下的文学史叙事中,冰心的政治接受叙事仍旧持续发挥影响。无论是1980年代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是2010年出版的严家炎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尽管都非常注重对审美冰心的推介,然而一旦对冰心的创作道路进行线性梳理时,却又重回1930年代的阿英和茅盾的政治冰心阅读思路。经过冰心接受史的考察,就能看到这是一种不自然的文学史叙事模式:当下文学史貌似想要呈现一种具有客观普遍性的文学史叙事,但其实无法弥和其中两种特殊文学接受史逻辑的分裂。除了审美形象与政治形象,文化冰心也是冰心文学形象的一个重要面相,在20世纪文化转型的大时代,冰心身上的文化符号对冰心文学作品的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爱的哲学”是冰心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1920年代,《超人》最早显示出“爱的哲学”的文化冲击力,也为冰心赢得了广泛的文学声誉;但文化冰心与冰心文学品质的关联并不大,并无法为其赢得持久的文学声誉。

冯译萱^[2]（2021）在《阿城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徐慧极^[3]（2020）在《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体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对艺术门类、类型、体裁、风格等涉及体制与样式问题的总体概括。本文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体式问题。中国古代艺术体式有其独特的形式构成与理论表达方式。本文针对艺术体式理论的论述是以四个结构层次为划分依据,从五个理论维度进行阐述。四个结构层次分别是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以及从体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风格;五个阐释维度分别是物质媒介与艺术语言、形制规范、名家样式、地域风格、时代风格。艺术体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它在门类、类型、体裁三个层级上经历了从混融综合之“艺”到独立之“体”,再到具体体式细化、整合的演化过程。先秦、秦汉是艺术体式的混融期,体式在礼乐制度的规约下发展,该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体式与礼乐制度、百工技艺的生成及规范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体式的确立期,各艺术门类作为独立个体的艺术批评意识日渐强烈,门类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界限渐趋明朗,体式理论侧重于强调艺术家的主导作用及名家样式的典范地位,体式形构、样貌的形式认识逐渐深化,二者在体的生成、确立中互为因果。唐宋是体式的系统整合期,也是体式形制规范的重构期,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的样式标准逐渐建立,书、画、乐门类艺术的样式类型论逐渐形成,奠定了后世艺术体式阐述的理论基础。元明清时期,艺术体式在整合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艺术体式理论通过拓展体式阐述的本体向度,整合前代艺术体式,再释体式活力。从种类形式层面延伸至风格,时代风格、名家样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成为体式阐述的主要方面。历史阐述维度进一步推进,既有体式的样式形态获得了系统的梳理,体式的形式构成因素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凝练,部分原有艺术样式的体式价值得以彰显。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理论,是重审古代艺术样式形态、样式谱系、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等论题的一个窗口,也是认识古代艺术整体样式构成的一架梯子,对之进行系统整理,有助于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阐释。

孙景鹏^[4]（2020）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叙述”是语言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一门尚未成形、有待建构的学问。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为此,笔者在通读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叙述学、文体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围绕“谁在叙述、怎么叙述”的基本问题,从现代散文叙述艺术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努力把文本细读、叙述分析和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着重辨析和概括现代散文叙述的特点和特长,从中总结和建构出初步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散文叙述学首先要解决“谁在叙述”的问题。“叙述主体”主要探讨散文作者、叙述者与叙述主体的复杂关系、组合形态和叙述功能。中国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大致有作者、叙述者以及作者与叙述者合体三种常见的形态,相应形成自叙、分叙、合叙三种叙述模式,叙述主体意识也有理性、感性和潜意识层面诸因素的错综交融。散文叙述学还要着重解决“怎么叙述”的问题,包含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等主要问题。“叙述角度”探讨叙述人称、叙述视角和叙述聚焦三个问题,着重辨析散文叙述的观察方式与思维特点;现代散文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内聚焦的叙述为主,也善用其他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叙述形态”涉及叙述结构、叙述顺序和叙述节奏,着重解决散文谋篇布局、组合有序的章法问题。“叙述语言”探讨现代汉语与散文变革的相互关系,辨析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话语特色,以及闲话体、对话体、独语体、训导体等主要语体的叙述特点。“叙述方式”则探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具体表达方式的组合交融关系,以及记叙类、抒情类、议论类三类散文的叙述特色。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现代散文展开具体研究,不仅能发现散文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而且能开拓散文研究的新景观,推进散文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学理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忆澄^[5]（2020）在《中国现当代艺术传播中的媒介转化研究》文中认为

阿瑚德^[6]（2020）在《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埃友好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前202年-8年）期间,由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这也成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使“丝绸之路”成为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特别是在文化上交融与互动的古中国和古埃及,成为这条路上最耀眼的明星。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的中国和埃及,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是璀璨的、历史是悠久的。进入二十世纪,虽然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历史挑战,各自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在文化发展以及文学艺术方面,也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话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是话剧的摇篮。据历史记载,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至今约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出现了成熟的悲剧和喜剧,也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期、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到19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与演变。这长期多变的过程,使西方在出现多种戏剧思潮与丰富多彩的戏剧风格与流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戏剧理论与研究,还拥有了诸多着名的戏剧作品与剧作家,他们发挥并起到了引领世界戏剧思潮的意义和作用。中国与埃及作为两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埃及的影子艺术等就类似于西方戏剧,但是以对话为主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前后,中埃两国在借鉴西方戏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借鉴、模仿、筛选、融合的过程,最后创作出了具有丰富民族化的剧作。因此,本文以二十世纪中国与埃及话剧作为分析对象,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戏剧对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的影响,梳理两国话剧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以及比照它们的异同,着重于探讨它们相同之处;再进一步探究两国话剧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与其代表剧作的相同之处,以便促进中埃两国民族在新时代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实现促进两国文明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第二节主要是梳理中国对埃及话剧的研究之现状与埃及对中国话剧的研究现状。第三节论述了本研究方法、难点以及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两国历史与国情视角,对二十世纪话剧在中国和埃及的引入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探讨哪些内外因素有助于两国话剧的发展;二、西方戏剧如何影响到两国话剧创作的发展与成熟。相似的历史与国情背景,使中埃话剧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似的生存境遇与经历。因此,本章将中埃话剧发展过程分为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埃话剧初期,追溯话剧作为“舶来品”在两国新土壤的产生途径与生存境遇。第二阶段,是中埃话剧发展期,重点论述推动中国和埃及话剧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介绍此时期所涌现的优秀的剧作家与剧作。第三阶段,是中埃话剧成熟期,主要介绍中国与埃及历史与社会变革给话剧事业与研究等方面带来的新生命力。第二章:主要论述四种不同西方戏剧流派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埃话剧创作的影响。重点探讨中埃话剧创作采用西方戏剧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和荒诞派的表现。本章在回顾流派思潮的来历与主要特点后,介绍借鉴该流派的两国话剧代表性的作品。第三章,为进一步探讨西方戏剧对中埃话剧的影响,本章则以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为例,分析他们生平与代表作作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曹禺与哈基姆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们对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的发展与成熟所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大师,其剧作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具有思考性、社会意义,并一直启迪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的思考与感悟,滋养读者的心灵。第三章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的生活背景与成长过程,所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社会真实面目;教育背景所给予他们接触与钻研西方戏剧的机会等方面,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及创作来源与内涵;第二节:以曹禺的《雷雨》与哈基姆的《洞中人》两部话剧剧本为例,试图通过对两部剧本的人物形象与多种类型冲突的详细解读,指出两不剧本的相同之处,并指出两位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剧作所表达对人生、命运、社会和感情等方面的独特思考与观念,他们从不同视角挖掘了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的生存困境。第四章分为两节。主要探究《雷雨》与《洞中人》在借鉴西方戏剧的两共同点。第一节重点分析西方古希腊戏剧的悲剧意识在曹禺的作品《雷雨》与哈基姆的作品《洞中人》中体现出来,揭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人与命运冲突与悲剧命运对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的影响,揭示三部剧本所展示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违的主要观念与表达的“人”活着就被某种超越人的能力所支配与压抑着,而不管人怎挣扎、反抗,最终的结果却付之东流的思想。第二节主要分析象征主义在两部剧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将两部相同的象征意象分为剧名、地点与人物三种,并阐述它们所蕴藏的象征意义与对深化剧本意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本研究意义与目的,也探讨曹禺在《雷雨》与陶菲格·哈基姆在《洞中人》中,在借鉴了西方戏剧的基础上,所表现的独特特点与超越之处,介绍两位剧作家如何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揉进两部剧本之中。

李鹏飞^[7]（2020）在《杜诗章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杜甫重视诗法是历代研究者的共识,但相较于杜诗字法、句法研究而言,其章法研究却较为薄弱。因此,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章法批评视角出发,阐明杜诗章法命题的研究意义、学术前景,理清当前研究的学术成果和薄弱环节,深入思考诗歌形式原理,以完善杜诗章法原理、结构类型、美感效果、艺术思想等相关研究,重申章法批评在当今杜诗研究中的理论优势,并认清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典型价值和历史地位。论文核心部分主要围绕四大问题进行书写:第一,梳理章法在哲学、艺术、文学、学术等学科范畴下的理论意涵,以重新界定章法概念。澄清中国古典诗歌的先验性章法规律与经验性章法原则的关系,以阐明杜甫的章法意识。认为章法乃是指特定对象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属性,具有诸多切实可寻的潜在规律,且在杜诗中获得空前凸显。第二,采用共时性角度,根据诗歌因素的不同类属分列出四大结构模式,即主客结构、物我结构、情景结构、事理结构,以理清杜诗章法结构的多种类型及其与诗人情感心理的内在关联。认为大体来说,诗歌中的主客、物我、情景、事理等二元要素,融合地愈紧密,则结构愈浑融,情感愈浓烈;相隔地愈疏散,则结构愈疏阔,情感愈平淡。第三,探究杜诗章法的主流美感风格,主要表现为严整绵密的井然秩序、错综变幻的波澜体势、思力沉厚的混茫气象、山高水深的平淡老境。随着杜甫的创作心态,从“心从弱岁疲”到“老去诗篇浑漫与”,其诗歌章法风格,也从整饬有度趋向复杂多变,从思力沉厚趋向不着力气,基本呼应了杜诗不同阶段下的主流艺术风貌。第四,分析杜诗章法的结构策略与诗学思维,一是诗文相生的创作意识,表现为以有韵之赋法、无韵之笔法入诗。二是诗画一律的艺术思维,表现为以设色、造型、透视、光影等绘画技巧入诗。认为杜甫精熟诗、文、画之间的共通原理,由此潜移默化地将多种文体与艺术的技法融入诗法,并予以不同程度上的超越。

张承志^[8]（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赵培泽^[9]（2020）在《景观设计空间布局对书法结构的借鉴研究》文中提出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华夏民族思想的重要精髓,也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对于结构的追求是书法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景观空间布局设计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不仅为景观设计在空间布局中有效汲取书法结构的艺术表现手法提供了契机。也为包括景观空间设计在内的跨学科应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景观设计相互融合,进一步拓展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空间与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通过对书法空间表现结构的借鉴,可以促使我国的景观设计走上更具民族展道路。此研究主要探讨景观空间布局设计对书法结构的借鉴作用,并对书法结构和景观设计的相互关联性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

姚珏^[10]（2020）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明清时期是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鼎盛期,它以独特的静态形制和动态活动而成为中国木雕艺术的经典之一,并体现出徽州先人的伦理观念、族群民俗、生态意识、信仰传统、艺术品格等文化形态,具有吉祥审美的象征符号意义和传承表达的基本特征。它以遮与露、高与敞、闭与通、隔与透的对照点画天井、厅堂、门窗、栏杆等处的木雕静态存在,以及民居木雕在制与用、造与赏、传与承等方面的动态活动。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就装饰母题而言,明代民居木雕以本土艺术为主,室内外木雕多为祥物,颇具汉唐之风,简洁大气;清代室外木雕多为镇宅之象,室内多为祥和之物,细密繁缛。就风格类型而言,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具有均衡开合、饱满律动、虚实相生、质朴本色等基本特征。徽州民居木雕图式内容分为意象表达为主,佐以符号隐喻。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意象表现大多形成意境组合,或由一系列单个“心象”组合成多个迭加的审美想象意境。民居木雕艺术源自徽州人对“木”塑造立体“心”象,反映宅主们对“木”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思考结果的文化表达。民宅主人的主观情思寄托于具体的客观物象,观者与宅主意同象异,各见其趣。徽州民居木雕艺术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汇集着多路的文化信息,它包容着祖制家教、士族名门的礼制文化,阴阳相承、除凶纳吉的民俗文化,崇儒廉正、外朴内华的仕商文化,以及时空对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等,并以行善积德、孝仁祥和、近福远祸、光宗耀祖、繁衍兴旺、富贵有余等为表达的主题。历史上名门望族的隐逸造就了徽州地域的传奇,徽商经济的支撑促进了民居木雕艺术的繁盛,文人的纷纷介入使得善鉴书画的徽商在民居木雕设计中获得更多的灵感,文人体系融入庶民文化,俗雅相乘,自然、社会、历史和人伦文化被组织在民居木雕艺术的结构图式中,使现实世界和精神境界呈现在一个画面上,同时明清工匠艺人在“工”和“术”方面的手艺传承和不断精进,得以使徽州民居木雕艺术日益精湛,终成经典。近些年来,由于民居木雕艺术信仰的错位,传承密码的缺失,过度的开发性修复,以及异地重建之风的兴盛,使得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的传承困难重重。徽州人曾利用民居木雕艺术创造“桃花源”式的家园,舒缓精神压力,寄托热爱生命与生活的审美理想,以及借助艺术教化族人后代的做法等,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其浓郁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已经深深融入国人的血脉之中,依然推动着当今的乡村美化和城市建设。

二、论中国艺术结构之早期整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艺术结构之早期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冰心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杜诗章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9）景观设计空间布局对书法结构的借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艺术结构之早期整合（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冰心接受史研究[D]. 姚元彪. 吉林大学, 2021(01)
• [2]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D]. 徐慧极. 东南大学, 2020(02)
• [4]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D]. 孙景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中国现当代艺术传播中的媒介转化研究[D]. 陈忆澄. 东南大学, 2020
• [6]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D]. 阿瑚德. 山东大学, 2020(12)
• [7]杜诗章法研究[D]. 李鹏飞. 广西大学, 2020(07)
• [8]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9]景观设计空间布局对书法结构的借鉴研究[D]. 赵培泽. 兰州大学, 2020(01)
• [10]徽州民居木雕艺术研究[D]. 姚珏. 东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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