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曹楠楠[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刘晓静[2](2020)在《新时期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研究》文中认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为适应人口结构的改变,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进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短短几年内,两轮机构改革和两次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迎来新的历史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总基调发生变化,逐渐从控制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提升出生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工作内容;生育权从政府管制逐渐向家庭为主转变,传统的计划生育工作方式也面临从管理为主向更加注重服务转变。如何破旧立新,摒弃过去计划生育工作的“惯性思维”,助推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因此,对基层计划生育服务转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本文在国内外人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职能转变理论的指导下,从滨州市基层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现状和特点等入手,总结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遇到的困境,得出了滨州市基层计划生育转型中存在分工协作机制不完善、基层计划生育网络被削弱、基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落后、计划生育家庭支持能力欠缺、生育配套体系不完备、基层计生考核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结合滨州实际,剖析存在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指出基层计生服务机构职能转型不彻底、服务能力落后、缺少信息化支撑、绩效考评制度不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不足等是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原因,逐条提出对策,从加强基层计划生育职能和队伍的转型融合、优化计划生育服务内容、建立“互联网+”新型计生管理服务模式、改革考核激励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等五个方面,积极探讨滨州市基层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的建议,并对滨州市基层计划生育转型发展作了美好的展望,力求建成政府履行职责、社会广泛参与、群众诚信自律的多元共治格局,使计划生育成为惠及群众的“甜蜜”事业。
段翔[3](2019)在《重庆市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离不开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协调。近年来,尤其是“全面两孩”人口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通过与实施,这个继卫计委出台“单独两孩”政策之后的又一个重要人口生育政策,在积极推动我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和改善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无疑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带头作用[1]。纵观我国近现代人口发展史,计划生育自1982年9月被正式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同年12月(1982年12月)被正式纳入宪法。据统计,自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与实施以来,减少了我国人口的增长趋势估计值的一半以上,约为4亿人口左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给我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的良性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其中尤以近年来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最具代表性。有研究指出,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流动人口的广泛性迁移、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因素的凸显、长期走低的生育率、严重失衡的性别出生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演进等[2]严重的社会人口问题的出现,要想真正的满足当前我国多层次多样化的计划生育以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素质提升、家庭发展等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的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本世纪以来,虽然国家相继修订和出台了与人口和计划生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年)》)以及政策(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3],但这跟人民群众的期盼与需求以及社会发展协调需求相比还相去甚远。因此加强人口计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人口计生服务质量,拓展人口计生服务群体,转变人口计生服务方式和深度挖掘人口计生服务领域就成了当前解决我国严重的人口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重庆市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状及相关服务项目进行梳理、分析,针对当前本地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科学、合理、有效的优化措施以解决本区人口计生服务队伍不稳定,服务理念不牢固,专业技术人员和设施保障缺失,计划生育相关政策宣传教育服务贯彻落实不到位以及人口流动严重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4]所面临的短板问题,并期待对世界各国乃至我国未来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深化和进一步完善提供相应的借鉴与参考依据。
张小宝[4](2019)在《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将男女平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以国家最高政策的形式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发展的一项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确立,从一项政府承诺发展为一个不断完善并日益丰富的运行体系,在推动我国男女平等事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战略高度,对如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要求。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进程,探索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策略,既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体制机制”的题中之义。所以,本研究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的研究局限,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问题导向与策略建构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对男女平等认识的发展变化、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及其体系的生成与建构及对男女平等突出问题的解决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从理论上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属性、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变迁,揭示这些思想理论的核心构成、阶段性特征和新发展,以阐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伟大实践,重点回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推动男女平等与国家发展进步共赢的重要举措,揭示党运用法律政策推动男女平等的延续和发展。第三部分从国内妇女发展状况、国际社会推动妇女发展的潮流及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拓展三个层面分析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梳理1995年前后到2012年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提出到在国家政策、法律和党的执政纲领层面的确立,呈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由一项国家承诺发展为一个内含组织机构、规划纲要、法律政策、监测评估在内的国策运行体系的过程,并以此期间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男女平等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在新时代妇情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新思想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作用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相关机制、激发妇女主体潜力等方面的新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研究党和政府直面弱势妇女和农村妇女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走向深入。第五部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内在局限及国策运行的外部环境来理解和认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探讨如何在完善法律政策、健全配套措施、增强机构建设、优化国策实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发展。总之,二十多年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不断发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正视不同时期中国男女平等的现实情况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需求,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男女平等事业逐渐走向深入的历史图景。但是,面向新时代背景下“三个平等”的新观点给中国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面临着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对此,党和政府应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更加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的方式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平等发展、妇女自身全面发展。
李致江[5](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林文斌[6](2019)在《新时代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服务探析》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我国由于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经济资源负担大,结合人口国情,制定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政策实施40多年来,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国家经济综合实力显着提高,并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人口呈现重大的变化,正在快速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政府于2016年1月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该政策是在单独一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基础上调整的,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但是,受生育观念、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等因素影响,部分家庭出现“不想生、不敢生、生不起”现象,政策实施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而且生育两孩对公共服务也提出新的需求,这是新时代下人口计生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对人口计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服务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将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群众福祉,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介绍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历程,以及漳州市人口计生工作现状,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问卷法、数据分析法等方式,深入剖析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漳州市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基于新公共政策作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服务型政府价值追求理论和人口均衡发展理论,对新时代下漳州市人口计生转型服务提出对策和建议。
罗菲[7](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周长友[8](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说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李庆召[9](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认为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谢莲莲[10](2017)在《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研究》文中指出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作为基本国策35年以来,计生网络在我国计生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层计生网络具有及时提供计划生育工作信息和统计数据、政策代言、政策执行、社情民意的传递等四大基础功能,其特定的工作机制和部门对于计生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的加剧,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不断调整,2013年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国家提倡多元主体综合治理,“互联网+”等四大背景给基层计生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四大改革背景,新时期下我国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急需转型。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数据报表、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对我国基层计生网络的基本功能特点及优势,基层计生网络建设现状等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通过对重庆市五个区县的三大类计生工作人员,其中150名计生行政管理人员,190名计生技术人员,90名计生专干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第一,在人口政策调整及卫生计生机构整合的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建设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强化,大部分人对机构整合持支持态度,但机构整合后卫生计生管理体制亟待理顺。第二,基层计生人员普遍反映工作难度增强。82.12%的基层计生行政管理人员与44.71%的计生专干认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让群众觉得政策放松了,基层计生工作更难了。第三,计划生育机构职能急需转型。69.15%的基层计生技术人员与72.94%的计生专干认为基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机构应该积极进行职能转型。第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不足。基于以上实证研究内容,本文从服务观念转型、服务内涵转型、服务内容转型、服务方式转型、服务组织架构转型等方面提出了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的合理路径,其中结合服务内容转型与服务方式转型重点提出“全生命周期服务3+3”模式。第一个“3”指青少年、成年、老年等三大类服务人群,第二个“3”指基础服务需求包、辅助服务需求包以及特殊服务包等三大类服务需求包。具体表现为:其一,向全人群以基础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信息咨询、生殖健康相关疾病预防及治疗、孕周期生殖健康服务、生殖健康权利的维护等服务,以咨询与现场服务的方式开展。其二,向青少年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健康教育服务,以计生工作人员政策宣传、学校课程设置与父母言传身教等方式开展。其三,向育龄妇女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健康教育、宣传指导、随访服务等孕周期服务,以服务项目衔接强化、孕周期转介与信息查漏结合等方式开展。其四,向老年人以辅助服务需求包的形式提供医疗保障,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满足等家庭服务,以医养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活动参与等方式开展。其五,向特殊人群以特殊服务包的形式提供职业规划、心理辅导、家庭权益保障等服务,以职业教育、心理辅导教育及民生建设与养老服务建设等方式开展。最后,本研究为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成功转型提供了保障条件。第一,促进基层计生网络服务职能转型,以适应计生新形势;第二,理顺卫生计生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均衡发展;第三,提高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标准,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第四,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保障特殊群体权益;第五,发挥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第六,探索“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促进信息共享。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首次结合人口政策调整、卫生计生机构整合、社会治理创新、“互联网+”等四大背景,为我国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提供了合理路径,并丰富了计生网络的服务内涵。但由于政策的调整,实证研究范围有限,本研究在此方面尚有不足,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二、推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小结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小结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小结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5.1.3 “降消”项目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5.2.1 春蕾计划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5.4.2 手工编织 |
5.4.3 妈妈制造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5.5.1 幸福工程 |
5.5.2 母亲水窖 |
5.5.3 母亲邮包 |
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新时期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论文研究的背景 |
1.1.2 论文研究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阐释 |
2.1.1 计划生育 |
2.1.2 计划生育公共服务 |
2.1.3 “二孩”政策 |
2.2 理论基础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2.2.2 政府职能转变理论 |
第3章 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现状及转型存在的问题 |
3.1 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现状 |
3.1.1 基层计生服务转型取得的基本成就 |
3.1.2 基层计生服务转型的特点 |
3.2 基层计生服务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
3.2.1 未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 |
3.2.2 基层计生网络弱化 |
3.2.3 基层计生服务与需求不匹配 |
3.2.4 计划生育家庭支持能力欠佳 |
3.2.5 生育保障体系不完备 |
3.2.6 基层计生考核科学性欠佳 |
第4章 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1 职能转型不彻底 |
4.1.1 各级对计划生育转型认识不足 |
4.1.2 基层计划生育行政权责弱化 |
4.1.3 服务理念转变难 |
4.2 服务能力落后 |
4.2.1 基层妇幼保健服务机构建设落后 |
4.2.2 基层计生队伍专业能力欠缺 |
4.2.3 宣传方式落后 |
4.3 缺少信息化支撑 |
4.3.1 信息化建设滞后 |
4.3.2 信息共享程度低 |
4.4 绩效考评制度不健全 |
4.4.1 计生考核存在弊端 |
4.4.2 激励制度欠缺 |
4.5 非政府组织参与不足 |
4.5.1 发展理念亟需转变 |
4.5.2 基层基础受到削弱 |
4.5.3 职能发挥不力 |
第5章 滨州市基层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的对策 |
5.1 加强职能和队伍的转型融合 |
5.1.1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
5.1.2 转变工作理念 |
5.1.3 提升基层计生干部业务素质 |
5.2 优化计划生育服务内容 |
5.2.1 从育龄妇女管控向妇幼健康服务转型 |
5.2.2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政策保障 |
5.2.3 完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
5.3 建立“互联网+”新型计生管理服务模式 |
5.3.1 搭建计生服务信息平台 |
5.3.2 加快跨部门信息共享 |
5.4 改革考核激励制度 |
5.4.1 健全计生考核体系 |
5.4.2 建立技术型人才激励机制 |
5.4.3 健全基层卫生计生专职主任激励保障机制 |
5.5 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 |
5.5.1 从行政化走向市场化 |
5.5.2 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
第6章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重庆市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2 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核心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借鉴 |
2.1 核心概念 |
2.1.1 公共服务 |
2.1.2 计划生育公共服务 |
2.2 理论借鉴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2 人口均衡发展理论 |
3 重庆市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现状 |
3.1 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主客体现状 |
3.1.1 服务机构概况 |
3.1.2 服务对象情况 |
3.2 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项目相关内容现状 |
3.2.1 宣传教育情况 |
3.2.2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现状 |
3.2.3 家庭服务现状 |
4 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
4.1 计生公共服务队伍稳定性缺乏 |
4.2 计生公共服务保障措施缺乏 |
4.3 计生公共服务转型存在问题 |
4.4 计生公共服务考评依据与考评指标缺乏 |
4.5 流动人口的计生公共服务缺乏 |
5 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优化对策 |
5.1 加强建设服务队伍,强化服务保障 |
5.1.1 完善人才机制建设 |
5.1.2 强化人员培训 |
5.1.3 树立良好的计生服务品牌形象 |
5.2 加大公共资源投入力度 |
5.2.1 以整合资源为主导,优化服务为模式 |
5.2.2 打造大数据平台,提升区内工作效率 |
5.2.3 做好本区特殊人群针对性服务 |
5.3 打破传统提升人口宣教实效 |
5.3.1 坚持以对象服务为主开展人口宣教 |
5.3.2 改善传统人口计生管理思维 |
5.4 建立科学、健全的人口利益导向机制 |
5.4.1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5.4.2 提升家庭风险防范能力 |
5.4.3 优化区内流动人口扶持政策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4)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一)国内关于男女平等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男女平等观 |
(一)私有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
(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 |
(三)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
二、毛泽东男女平等思想 |
(一)“四权”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总根源 |
(二)在革命斗争中求解放,在参与生产中求平等 |
(三)劳动妇女是争取男女平等的主体力量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的男女平等观 |
(一)邓小平男女平等观 |
(二)江泽民男女平等观 |
(三)胡锦涛男女平等观 |
(四)习近平男女平等观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孕育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初步探索 |
(一)动员妇女参政议政,争取男女政治权利平等 |
(二)打破封建土地制度,争取男女经济权利平等 |
(三)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争取妇女婚姻自由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面探索 |
(一)男女平等成为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
(二)颁布《婚姻法》构建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
(三)保障妇女参加普选和民主建政 |
(四)强调同工同酬与保护妇女劳动权益 |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推进男女平等的全新探索 |
(一)修改《婚姻法》,应对新时期婚姻新问题 |
(二)直面妇女参政低谷,切实维护妇女参政权利 |
(三)促进妇女公平就业,深化妇女劳动权益保障 |
(四)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及逐步完善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和确立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时代背景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建构 |
(一)明确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组织体系 |
(二)制定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纲要规划体系 |
(三)构筑保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执行的法律政策体系 |
(四)建立科学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监测评估体系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的初步推进 |
(一)多措并举保障妇女就业创业 |
(二)齐抓共管积极推动妇女参政 |
(三)多部门联合共促妇女成长成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发展 |
一、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的新机遇 |
(一)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新样态 |
(二)习近平男女平等的新思想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 |
二、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运行体系的新进展 |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体系的突破性成果 |
(二)妇女发展纲要规划凸显妇女的主体地位 |
(三)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三、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对妇女发展问题的新突破 |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
(二)助力贫困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
(三)促进农村妇女平等参与村民自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
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妇女发展问题凸显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
(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亟需加强 |
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
(一)地方政府对男女平等的重视程度有限 |
(二)相关机构的权威性与协调性不足 |
(三)性别平等文化环境尚未形成 |
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
(一)完善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法律政策 |
(二)健全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配套措施 |
(三)增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机构建设 |
(四)营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文化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
(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
(三)水族研究 |
(四)研究现状简评 |
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理论基础 |
(三)创新之处 |
四、田野调查点概况 |
(一)水族传统文化 |
(二)田野点基本情况 |
(三)调查过程 |
第一章 水族人口变动的历史考察 |
一、水族人口数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 |
(一)人口数量 |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 |
二、水族人口素质 |
(一)人口文化素质 |
(二)人口身体素质 |
三、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
(一)人口性别结构 |
(二)人口年龄结构 |
四、水族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
(一)人口城乡结构 |
(二)人口产业结构 |
(三)人口职业结构 |
五、水族人口迁移 |
第二章 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一、水族人口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一)人口增长速度锐降 |
(二)人口素质偏低 |
(三)人口性别比失调 |
(四)人口老龄化严重 |
(五)人口单向流迁 |
二、水族人口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一)人口城镇化率较低 |
(二)人口产业结构滞后 |
(三)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 |
(四)人口相对贫困 |
(五)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
第三章 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选择 |
一、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机遇 |
(一)二孩政策创造了生育空间 |
(二)民族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
(三)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五)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 |
二、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
(一)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 |
(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
(三)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调查问卷(节选) |
附录二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访谈提纲(部分) |
附录三 :田野调查相关照片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新时代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服务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研究的背景 |
(二)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 研究的对象 |
(五)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六)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二、人口变迁理论基础 |
(一) 新公共政策导向作用理论 |
(二) 人力资本理论 |
(三) 服务型政府价值追求理论 |
(四) 人口均衡发展理论 |
三、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变迁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 |
(二) 计划生育部门的变迁 |
四、漳州市人口计生工作现状分析 |
(一) 漳州市人口计生队伍的建设 |
(二) 漳州市人口计生工作的转型 |
五、新时代下漳州市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
(一) 从管理独生到面临不想生问题 |
(二) 从严惩超生到面临不敢生问题 |
(三) 从严控人口到面临生的少问题 |
六、漳州市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服务的建议 |
(一) 转变思想观念 |
(二) 强化服务能力 |
(三) 注重服务保障 |
(四) 完善服务网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缘起 |
1.1 选题依据 |
1.2 选题意义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2. 前人研究述评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3.3 研究目的 |
3.4 研究意义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4.1 研究内容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4.3 创新之处 |
5. 文献资料 |
5.1 文献来源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4. 小结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6. 小结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2. 学校教育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5. 小结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4. 小结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3. 小结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3. 小结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5.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详细摘要 |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2、研究综述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1、生育的概念 |
2、政治的概念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 “杜赞奇命题”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二、文献回顾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框架 |
(二) 研究方法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七、小结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七、小结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五、小结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四、小结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10)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1.5 核心概念释义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人口均衡发展理论 |
2.2 社会治理理论 |
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第3章 我国基层计生网络的基本功能特点及优势研究 |
3.1 传统时期基层计生网络的特点 |
3.2 传统时期基层计生网络的优势 |
3.3 基层计生网络在我国人口计生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
第4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建设实证研究 |
4.1 计生队伍结构与服务需求的匹配现状研究 |
4.2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计生工作现状的认识研究 |
4.3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人口政策调整的认识与评价研究 |
4.4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机构整合的认识研究 |
4.5 机构改革和人口政策调整后对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影响研究 |
4.6 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对计生工作未来发展的认识研究 |
第5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现状小结 |
5.1 传统时期基层计生网络特点与优势具有多样性,且新时期下依然能发挥作用 |
5.2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最基础的四大功能仍需保留 |
5.3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急需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
5.4 卫生计生机构整合后权责不明,分工协作机制尚未建立 |
5.5 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不足,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降低 |
5.6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应与其他惠普性政策衔接,且需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与强化规范性 |
5.7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需凸显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 |
第6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路径研究 |
6.1 服务观念转型 |
6.2 服务内涵转型 |
6.3 服务内容转型 |
6.4 服务方式转型 |
6.5 服务组织架构转型 |
第7章 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的保障研究 |
7.1 促进基层计生网络服务职能转型,以适应计生新形势 |
7.2 理顺卫生计生管理体制机制,促进卫生计生事业均衡发展 |
7.3 提高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补助经费标准,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与群众满意度 |
7.4 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保障特殊群体权益 |
7.5 发挥基层计生网络在社会公益性事件中的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创新理念 |
7.6 探索“互联网+妇幼健康”服务模式,促进信息共享 |
第8章 创新与不足 |
8.1 研究创新 |
8.2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参与课题情况 |
四、推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2]新时期滨州市基层计生服务转型研究[D]. 刘晓静.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重庆市长寿区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段翔. 重庆大学, 2019(05)
- [4]中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历史演进及推进策略研究[D]. 张小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新时代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服务探析[D]. 林文斌. 厦门大学, 2019(08)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9]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新时期下基层计生网络服务模式转型研究[D]. 谢莲莲. 重庆工商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