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第39卷2004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认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陈斯亮[2]（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指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桂肖珍[3]（2020）在《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江南书写》文中提出与其他小说类型以及明代话本小说相比,清代话本小说与江南地域有着更为密切深入的关联:一方面,在更大规模与更深更细层次上反映江南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小说创作、刊刻和传播接受更多受到江南地域文化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前一方面。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江南地域色彩十分突出,众多以江南地区的府、县、镇为地理文化背景与叙事空间的话本故事反映了既有共性特点又有不同具体内涵的江南地域文化。清代话本小说中江南地域色彩的突出,从表面上看,是以江南地域为故事地点,讲述江南人或异乡人在江南的故事,但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这种较为集中且鲜明的江南地域特征与作者的江南地域意识有关。清代话本小说的商品属性使其聚集在经济较为发达、读者群众多的江南,尤以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为代表,加之江南又为人文之渊数,从而造成清代话本小说家多为江南人的客观存在。基于此,一方面清代话本小说作家在创作时有着明显的南北之分,另一方面,清代话本小说作家受自身经历影响,在创作小说时呈现出有差别的江南认同,既对江南地域内部有差异认识,又对江南地域文化有着相同的价值认同。从数量上看,清代话本小说中以江南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篇目占了总数的2/3,由于清代话本小说家多为江南籍或多旅居在江南,一些江南的方言土语、历史掌故、民间传说、风土人情等江南地域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在作家笔下,影响话本小说的整体风貌。本文着重从清代话本小说突出的江南地域意识、所营造的以江南为重心的叙事空间、对“江南人”以及江南风土人情的书写等角度与层面,具体深入地发掘探讨清代话本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江南地域文化,并从小说人物群像入手,探讨江南地域文化的雅俗两个层面。
李雪铭[4]（2020）在《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的相关文献与文学作品。正定梁氏于明洪武初年因战乱在始迁祖梁聚的带领下由山西蔚县徙至河北正定,到第七代梁梦龙开始逐步走向兴盛。正定梁氏家族素具秉承孝悌、尊师重道的家风,以及好学上进、勤奋苦读的学风。梁氏家族数代为官,世人曾赞“一堂荣五代”,仅明清两代通过科举恩荫入仕的梁氏族人就有几十人,可谓盛极一时。本文自第三章到第五章整理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即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主要生平交游、着述以及文学创作特色。第三章研究梁梦龙的生平着述以及诗歌创作特色,着有诗文集《赐麟堂集》,梁梦龙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包括民瘼民生、边防军事、应制颂圣等,风格特色上善引经据古、敦厚刚正、清新刚劲,不少作品与其曾抗敌卫边以及抚民瘟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梁梦龙作为一代军事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着有海运志《海运新考》,整理其主理淮安直达天津海运时,实地考察所得的海道口岸、里数、捷径等,并亲自绘制海道总图,是明朝试行海运的重要成果;着有史钞《史要编》,是其近十年在搜读史书的基础上,对历代史学着作的序、跋所作的记录。第四章研究梁维枢生平交游以及小说创作特色。梁维枢着有《玉剑尊闻》《姓谱日笺》《内阁小识》《见君子日笺》等,但大部分作品已散佚。梁维枢虽天资聪颖却仕途坎坷,其着作《玉剑尊闻》为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门目丰富,内容上以明代士大夫的轶事旧闻为主,赞颂圣贤、惩治奸佞,梁维枢叙事风格尚质黜华,在人物描述上简笔勾勒,这与当时文坛秉持“实录”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五章研究梁清标的生平交游、着述以及诗词曲创作特色,作为政治家梁清标出仕三朝,一生背负“贰臣”之名,备受世人非议。作为鉴藏家,其书画鉴藏成就非凡。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成绩斐然,着有诗歌集《蕉林诗集》,其诗歌雍容典雅,沉酣诸史;着有词集《棠村词》,其词作秾艳和平,典雅清丽,其中的题画词多见于自身收藏,岭南词是其前往广州撤藩时所作,颇具意义;着有曲集《棠村乐府》,分小令38曲与套数17套,与梁清标的诗词相较,散曲在题材上较为狭小,以相思恋情、纪游思乡、咏写太平为主,在创作风格上以清新雅丽为主,沿诗词中之所已有,而新之变之,颖俊精致。但有别于诗词语言的典雅蕴籍,《棠村乐府》在语言上更加注重浅显通俗。通过系统梳理梁氏族源以及正定梁氏家族发展脉络,分析明清易代时期正定梁氏中最具代表性的族人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生平交游以及着述创作,总结出明清正定梁氏家族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传承特点,梁氏家族一直秉持家法、绵延家学,世敦孝友、常怀敬畏,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陈伟良[5]（2020）在《蔡汝楠理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是在阳明后学还是在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即以甘泉后学中“调和派”代表人物蔡汝楠为核心,具体分析其理学思想,以及他在两家相争相辩的氛围下,为调和王、湛思想所作的尝试与努力。由此,以期对蔡汝楠的理学思想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以往学界对甘泉初代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吕怀、何迁、洪垣、唐枢为代表的甘泉学派“四着者”,而对同时期的其他甘泉学者较少措意。在理学史上,蔡汝楠的声名虽远不及上述四人,但他的思想亦有独特之处,是王、湛之学交流史上不可略过的人物。总体而言,蔡汝楠以“中”与“养中”的观念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阳明所言之“良知”与甘泉所言之“天理”,就在心体“中”的境界下得到了彰显。另外,蔡汝楠虽以其师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为宗,但得益于其开放的门户观念,在与王门学者广泛交游的过程中,使得他的思想也颇具阳明心学之气象。他将良知流行发用过程中境界论上“无执不滞”的向度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无论在其心性论,亦或是其工夫论的思想中,我们皆能有所体会。并且,蔡汝楠对“应然”与“实然”两个面向均有所观照,在主张本体自然的同时,也为作为主体的人以体认本体留下了极大的自主性空间。蔡汝楠对人性的深刻辨析,以及“收摄凝聚”与“事上磨炼”兼具的工夫论系统,都是其博观约取,并不断自得的结果。总之,通过对蔡汝楠理学思想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其时代中阳明学及甘泉学的发展状况,皆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蔡汝楠思想中所体现出的诸多价值,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亦可以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王文章[6]（2019）在《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文中认为道教方志是以存史、弘教为目的的记录某一特定地区道教发展情况的文献,是关于道教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宫观祠庙、仙道人物、宗教思想、法派传承、神异故事、诗文题咏等方面的综合性文献记录。本文是从（省份）地域角度开展系列道教方志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浙江近世道教方志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的编纂、刊行与存录情况,发掘其宗教学、文献学价值和文学属性,为开展道教方志本体研究和道教教派传衍、人物考证、诗歌散文等相关性研究提供参考。第一章,近世道教方志的编纂、刊刻与流传。首先对道教方志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并分析道教方志作为文体与《道藏》“三洞十二部经”文体分类之间的关系,为论文研究对象、存世道教方志的鉴定与归类提供理论支持。继而探讨了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编纂的历史语境,包括浙江优越的经济条件对道教发展的支持、道教宫观的历史分布、着名道教人物及其影响等,勾画出浙江道教方志编纂的外部大环境。最后探讨了道教方志的编纂群体及其不同的编纂目的、编纂方式,以及道教方志的刊刻与收藏情况,对浙江近世存世与存目道教方志作了统计与考订。第二章,近世道教方志的宗教学价值。从道教方志“志在不朽”的编纂观念出发,通过爬梳道教方志中的庞杂内容,分析其中的丰富宗教意涵,包括法派传衍情况、道教宫观的沿革、道教与儒教和佛教的互动关系及其主要表现、道教宗教管理制度、道教神灵与官方奉祀及民间信仰的关联等,揭示道教方志蕴含的宗教学价值。第三章,近世道教方志文学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道教方志在编纂观念、卷目设置、文学风貌上表现出的与史家方志迥然有别的面貌,突出其文学属性。接着以古代文体分类理论为基础,探讨道教方志中的卷目设置、文体分类与作品辑录情况,分析了道教方志文体分类和作品辑录的状况以及不同文体的特点。再以作品为介质,寻绎道教方志所辑录文学作品的思想蕴含,包括阐释教理、论辩人情,抒写交游之情、隐逸之乐,描述宫观胜景,记叙游仙体验等。第四章,近世道教方志的文献辑补价值。以《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为正史类代表,以《浙江通志》《西湖志》为正统方志类代表,以《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为诗文集类代表,以《金盖心灯》《金莲正宗记》等为道经类代表,以《武林梵志》为佛教经籍类代表,比对道教方志所录相关文献,从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宫观祠庙、诗词文记、教派传衍等角度探讨道教方志的文献辑补价值。第五章,近世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基于地方方志文献来源的考察,将地方志划分为地域志、金石典籍和佛教方志三类,分析金石典籍与地域志不同的编纂观念、编纂标准和着录方式,从宫观祠庙、仙道人物、碑铭诗文等角度探讨这三类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补辑,并对佛道等视的两部佛教方志《天台圣迹录》和《天台山方外志》作了专节解读。
沈传河[7]（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宋婧琳[8]（2019）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巡视工作制度化发展的开端。同时,它也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制度成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保证自身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也需要保障党组织内部的有效协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同时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即是说,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探索建立的。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传统监察制度的制衡监督思想,但却在主体、目标和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不同,即:它不是统治阶级维稳的产物,不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具体而言,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政党体系内部建立的,旨在通过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实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政党监督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历经了初步形成、波折发展、自我调整等三个探索阶段。其间,党依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革命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调整了巡视布局、任务安排、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巡视工作初步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探究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实践特点,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对比审视。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受到了来自本土政治文化和国民党腐败溃烂教训的双重影响,其建构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带有历史的、现实的“烙印”。另一方面,它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本土政治文化、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其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因此既带有“苏联色彩”,又具有鲜活的本土性。即:在制度建构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初步从主体、体系、任务、落实和规范等五个层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客观上讲,彼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善、实践条件也不充分,以至于在制度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瓶颈,体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被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受党内左倾思想和“唯成分论”不良影响等。然而,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必须承担起联系中央与地方、党与基层群众的重要革命和组织任务,也的确在党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恢复和沟通央地党组织联系、协助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改组和重建地方党部、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协助各地方开展革命与群团运动等历史作用。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波折探索和实践,既为党内巡视制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初步推动作用,也为党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整顿党内不良风气和思想、走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建立、探索、调整,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不断完善、发展,都是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系列的探索经验,对现今执政党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改善和腐败治理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回顾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整体发展、建构与实践特点、历史作用、经验教训等问题,既有利于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与具体方法,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反观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反思其时代任务、探寻其发展方向、创新其实践方法,以便进一步在新的国内外情势中逐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李强[9]（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宋世瑞[10]（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第39卷2004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第39卷2004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3）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江南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清代话本小说的地域色彩与“江南认同” |
| 二、本文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三、选题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话本小说中突出的江南地域意识 |
| 第一节 清代话本小说江南地域意识的多层展示 |
| 一、对南北差异的认识 |
| 二、对江南地域内部的区别认识 |
| 第二节 “江南认同”在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投射 |
| 第二章 江南作为故事背景在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文本书写 |
| 第一节 清代话本小说多以江南作为故事背景的原因 |
| 一、清代话本小说作者的地域分布及其交游 |
| 二、江南经济发展对清代话本小说地域色彩突出的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清代话本小说中作为叙事空间的江南 |
| 第三章 清代话本小说对“江南人”的书写 |
| 第一节 商业繁华下的众生百态 |
| 一、对商贾及其生活的书写 |
| 二、对手工艺者、贩夫走卒等人的书写 |
| 第二节 人文渊数中的江南士人 |
| 一、科举求仕的士人形象 |
| 二、归隐明志的士人形象 |
| 第三节 对江南女性之才情的书写 |
| 一、对江南女性才情的凸显 |
| 二、书写江南女性才情的现实基础 |
| 第四节 对江南女性之尚利好货的书写 |
| 第四章 清代话本小说对江南风土人情的书写 |
| 第一节 对江南风物的书写 |
| 一、江南名胜 |
| 二、其他江南风物 |
| 第二节 对江南人情习俗的书写 |
| 一、奢靡之风 |
| 二、浇薄之风 |
| 三、赌博之风 |
| 四、娱乐活动 |
| 五、节日习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代话本小说简表 |
| 附录二 清代话本小说作者简表 |
| 附录三 清代话本小说与江南关系简表 |
| 后记 |
（4）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正定梁氏的源流发展 |
| 1.1 正定梁氏的由来 |
| 1.2 正定梁氏的发展 |
| 1.2.1 家族谱系 |
| 1.2.2 仕官经历 |
| 1.2.3 姻娅关系 |
| 第二章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与乡园文化 |
| 2.1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 |
| 2.1.1 重视宗族,强调家法 |
| 2.1.2 秉承孝悌,尊师重道 |
| 2.1.3 好学上进,刻苦勤奋 |
| 2.2 正定梁氏的乡园文化 |
| 2.2.1 移民文化 |
| 2.2.2 燕赵文化 |
| 第三章 梁梦龙生平着述及诗歌创作 |
| 3.1 梁梦龙生平交游 |
| 3.2 《赐麟堂集》与梁梦龙的诗歌创作 |
| 3.2.1 《赐麟堂集》诗歌主要题材 |
| 3.2.2 《赐麟堂集》诗歌风格特色 |
| 3.3 梁梦龙其他着述 |
| 3.3.1 《海运新考》 |
| 3.3.2 《史要编》 |
| 第四章 梁维枢生平着述及小说创作 |
| 4.1 梁维枢生平交游 |
| 4.1.1 梁维枢主要生平经历 |
| 4.1.2 梁维枢的交游 |
| 4.2 《玉剑尊闻》与梁维枢的小说创作 |
| 4.2.1 《玉剑尊闻》刊刻情况 |
| 4.2.2 《玉剑尊闻》创作特色 |
| 4.2.3 《玉剑尊闻》叙事风格 |
| 第五章 梁清标生平着述及其诗词曲创作 |
| 5.1 梁清标生平交游 |
| 5.1.1 梁清标生平主要经历 |
| 5.1.2 梁清标的交游 |
| 5.2 《蕉林诗集》与梁清标的诗歌创作 |
| 5.2.1 蕉林书屋与《蕉林诗集》 |
| 5.2.2 《蕉林诗集》刊刻情况 |
| 5.2.3 《蕉林诗集》主要题材 |
| 5.2.4 《蕉林诗集》风格特色 |
| 5.3 《棠村词》与梁清标的词作创作 |
| 5.3.1 《棠村词》刊刻情况 |
| 5.3.2 《棠村词》价值影响 |
| 5.3.3 《棠村词》主要题材 |
| 5.3.4 《棠村词》风格特色 |
| 5.4 《棠村乐府》与梁清标的散曲创作 |
| 5.4.1 《棠村乐府》抄本基本情况及小令、套数辨析 |
| 5.4.2 《棠村乐府》主要题材 |
| 5.4.3 《棠村乐府》风格特色 |
| 第六章 明清正定梁氏文化与文学传承 |
| 6.1 秉承家法,绵延家学 |
| 6.2 世敦孝友,常怀敬畏 |
| 6.3 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蔡汝楠理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时代背景 |
| 2 蔡汝楠其人 |
| 3 本研究之意义、取径与方法 |
| 1 王、湛之学交锋下湛门“调和派” |
| 1.1 湛门后学中的“调和派” |
| 1.1.1 良知、天理混同 |
| 1.1.2 工夫上的统一 |
| 1.1.3 本体上的统一 |
| 1.2 小结 |
| 2 蔡汝楠与王、湛之学 |
| 2.1 蔡汝楠的门派观念 |
| 2.2 批判王学流弊 |
| 2.3 融通王、湛之学 |
| 2.3.1 “中”与“养中”:良知与天理的统合 |
| 2.3.2 “格物”:主体与外部世界的贯通 |
| 2.4 “调和派”视域下蔡汝楠思想定位及评价 |
| 3 “太极”宇宙生成论 |
| 3.1 “太极”动静 |
| 3.2 “太极”与万物 |
| 4 蔡汝楠心性系统的内涵 |
| 4.1 “初心”与“亚心” |
| 4.1.1 “四端之心”与“赤子之心” |
| 4.1.2 “初心”与“亚心”之内涵 |
| 4.1.3 “初心”与“亚心”之评价 |
| 4.2 性善与性恶之辩 |
| 4.2.1 性善之一贯义:至善无恶 |
| 4.2.2 人性之现实义:有善有恶 |
| 4.3 心性论系统的总结与评价 |
| 5 蔡汝楠工夫系统的进路 |
| 5.1 工夫系统的渊源与合理性前提 |
| 5.2 工夫的初机:收摄凝聚 |
| 5.2.1 静坐 |
| 5.2.2 敬觉工夫 |
| 5.2.2.1 敬觉工夫的取径 |
| 5.2.2.2 敬觉工夫的内容 |
| 5.2.2.2.1 慎即是敬 |
| 5.2.2.2.2 无物为敬 |
| 5.2.2.2.3 敬即自乐自适 |
| 5.2.2.3 敬觉工夫评价 |
| 5.2.3 持志与养气 |
| 5.3 工夫的递进:事上磨炼 |
| 5.3.1 “事上磨炼”工夫的内在理路 |
| 5.3.1.1 《大学》与《中庸》的关系 |
| 5.3.1.2 “未发”与“已发”的关系 |
| 5.3.2 默识与善问 |
| 5.3.3 治经之功 |
| 5.4 蔡汝楠工夫系统的总结与评价 |
| 6 结语与评估 |
| 6.1 蔡汝楠理学思想的特征 |
| 6.2 蔡汝楠理学思想的定位与价值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成果综述 |
| 二、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世道教方志的概貌 |
| 第一节 道教方志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 |
| 一、道教方志的内涵与外延 |
| 二、道教方志与《道藏》“三洞十二部经”文体分类的关系 |
| 第二节 道教方志编纂的历史语境 |
| 一、浙江优越的经济条件为道教发展提供了土壤 |
| 二、道教宫观的定位、分布与高道辈出 |
| 第三节 道教方志的编纂、刊刻与收藏 |
| 一、道教方志的编纂群体与编纂目的 |
| 二、道教方志的刊刻与收藏 |
| 三、浙江存世、存目道教方志统计 |
| 第二章 近世道教方志的宗教学价值 |
| 第一节 教派流传情况的记载 |
| 一、记录道教法派的承传 |
| 二、记录道教宫观的沿革 |
| 第二节 道教与儒、释二教互动关系的记载 |
| 一、儒、道交往 |
| 二、佛、道交往 |
| 第三节 道教方志的管理价值与文化价值 |
| 一、宗教管理制度的存录 |
| 二、官方崇祀与民间信仰的反映 |
| 第三章 近世道教方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道教方志的文学属性 |
| 一、道教方志与史家方志在编纂观念上有所不同 |
| 二、道教方志与史家方志在卷目设置上互有歧异 |
| 三、道教方志与史家方志在文学风貌上面目有别 |
| 第二节 道教方志文体概貌述论 |
| 一、文体分类及作品辑录 |
| 二、文体特点 |
| 第三节 道教方志艺文思想内容探微 |
| 一、记录宫观沿革,演绎教派承传 |
| 二、阐释教理玄道,论辩人情物理 |
| 三、抒写交游之情,倡论隐逸之乐 |
| 四、记叙灵踪法迹,描绘游仙体验 |
| 五、描述宫观胜景,抒写游历感悟 |
| 第四章 近世道教方志的文献辑补价值 |
| 第一节 道教方志对史籍、方志的辑补价值 |
| 一、对《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的增补 |
| 二、对《浙江通志》《西湖志》等地方志的辑补 |
| 第二节 道教方志对诗文作品集的辑补价值 |
| 一、对《全宋诗》等的辑补 |
| 二、对《全宋文》《全元文》等的辑补 |
| 第三节 对其他道经和佛教经籍的辑补 |
| 一、对其他道教经籍的辑补 |
| 二、对佛教经籍的辑补 |
| 第五章 近世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第一节 地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一、对道教人物的辑补 |
| 二、对宫观沿革的辑补 |
| 三、对碑铭诗文的辑补 |
| 第二节 金石典籍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一、金石典籍与地方志不同的编纂表现 |
| 二、金石典籍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第三节 佛教方志对道教方志的辑补 |
| 一、佛教方志中道教方志文献的辑录情况 |
| 二、“释氏仙风,玄谈释理,不妨并志”的佛教方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7）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国内研究述评 |
| 1.2.1 整体研究概貌 |
| 1.2.2 历史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3 理论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2.4 实践维度的相关研究 |
| 1.3 国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基本思路与内容安排 |
| 1.4.2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5 相关概念辨析 |
| 1.5.1 时期界定：土地革命时期 |
| 1.5.2 基础概念：监督与监察、巡视与巡察 |
| 1.5.3 重点概念：执政党建设、党内监督、党内巡视、行政监察 |
| 1.5.4 身份概念：监察员、巡视员与特派员 |
| 1.5.5 制度界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 |
| 1.6 研究的创新点、难点与局限性 |
|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 |
| 2.1 思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 2.1.2 列宁的党建思想 |
| 2.1.3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思想 |
| 2.2 传统文化根基 |
| 2.2.1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 |
| 2.2.2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 |
| 2.2.3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 |
| 2.3 革命斗争需要 |
| 2.3.1 白色恐怖下中共各级党组织遭遇重创 |
| 2.3.2 部分党组织与党员出现思想与行动上的混乱 |
| 2.3.3 党内人才匮乏,基层干部选拔体制不够畅通 |
| 2.4 组织实践基础 |
| 2.4.1 党内巡视工作的早期实践经验累积 |
| 2.4.2 联共(布)对中共巡视工作的指导 |
| 2.4.3 土地革命前中共组织与群众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1 初步形成：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
| 3.1.1 历史背景：机遇与挑战并存 |
| 3.1.2 中心任务：重建、联络并改组党部 |
| 3.1.3 机构部署：建立三大中央派出机关 |
| 3.1.4 具体实践：央地巡视工作初步互动 |
| 3.2 波折发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 |
| 3.2.1 历史背景：波折忧患中前进 |
| 3.2.2 中心任务：服务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
| 3.2.3 战略方针：初步建构央地巡视互动体系 |
| 3.2.4 具体实践：推进巡视探索并颁布巡视条例 |
| 3.3 自我调整：从遵义会议到洛川会议 |
| 3.3.1 历史背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党内纠偏 |
| 3.3.2 中心任务：服务反围剿和党的军队建设 |
| 3.3.3 系统优化：巡视渗透各领域并提升地方主动性 |
| 3.3.4 具体实践：扩大巡视力度并创新巡视方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主要特点 |
| 4.1 大体上沿用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建构框架与原则 |
| 4.1.1 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区划作为巡视布局与实践的基础 |
| 4.1.2 重视巡视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对独立性与职能多样性 |
| 4.1.3 以法规、条例等方式来规范巡视工作 |
| 4.2 吸取了国民党党政腐败与监察失灵的惨痛教训 |
| 4.2.1 反对独裁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
| 4.2.2 警惕制度失灵,重视党内巡视的有效运行 |
| 4.2.3 整顿官僚腐化,强调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
| 4.3 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带有“苏联监察制度色彩” |
| 4.3.1 重视监察工作的制度化发展及其地位提升 |
| 4.3.2 将党内外监督方式统一于巡视制度设计 |
| 4.3.3 受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监察制度“左”的偏执影响 |
| 4.4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初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 |
| 4.4.1 主体层面：意识到必须坚持党对巡视制度的领导 |
| 4.4.2 体系层面：尝试由“自上而下”转向“上下联动” |
| 4.4.3 任务层面：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调整巡视部署 |
| 4.4.4 落实层面：调研地方实际,开展“活泼的”巡视 |
| 4.4.5 规范层面：总结实践经验,颁布并修订《巡视条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作用 |
| 5.1 危急关头协助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与恢复工作 |
| 5.1.1 恢复央地联系并传达上级指示与精神 |
| 5.1.2 协助改组地方党部并指导地方实际工作 |
| 5.1.3 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人才 |
| 5.1.4 筹备党的秘密组织和人民军队 |
| 5.2 提升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决策的科学性 |
| 5.2.1 通过巡视调研,综合考察各地党组织的工作环境 |
| 5.2.2 探索并推动了党内集中和党内民主的统一 |
| 5.2.3 总结反思巡视问题,逐步规范巡视工作 |
| 5.2.4 纠偏地方党组织错误思想并平反冤假错案 |
| 5.3 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协助建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5.3.1 推广革命军与当地农民结合的经验 |
| 5.3.2 争取广大群众,“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 |
| 5.3.3 发动群众组建工农学会,开展群团运动 |
| 5.3.4 领导群众开展革命、建设、起义,建构民族统一战线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局限 |
| 6.1 整体建构上,党内巡视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 |
| 6.1.1 不同层级党部巡视体系建构与落实差异较大 |
| 6.1.2 党内领导方式没有完全转变,巡视规范落实程度较低 |
| 6.1.3 部分地区巡视人员短缺、能力欠缺、作风不良 |
| 6.2 实践过程中,受到党内左倾思想、“唯成分论”等不良影响 |
| 6.2.1 选人用人“唯成分”,削弱党员革命积极性 |
| 6.2.2 巡视工作犯“盲动”错误,党组织遭到破坏 |
| 6.2.3 错误批判党员干部,党内人才流失 |
| 6.3 制度体系内,党内巡视系统的联动和监管程度较弱 |
| 6.3.1 战争、交通、通讯、资金等因素限制了央地互动效果 |
| 6.3.2 将集中凌驾于民主之上,削弱了地方主动性 |
| 6.3.3 某些地方巡视态度不端正、工作不作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7.1 找准定位：坚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三个“立场” |
| 7.1.1 鲜明政治立场：坚定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
| 7.1.2 人民本位立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现实诉求的实现 |
| 7.1.3 战略发展立场：服务不同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
| 7.2 科学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展开巡视工作 |
| 7.2.1 重视开展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 |
| 7.2.2 把握工作的“度”,警惕思想与行动上的偏执 |
| 7.2.3 总结巡视经验与教训,推进巡视工作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
| 7.3 制度优化：进一步提升其规范性、协作性和生命力 |
| 7.3.1 党内巡视制度与法制相结合,推进其规范化建设 |
| 7.3.2 促成两个“联动”,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
| 7.3.3 批判借鉴古今中外优秀巡视制度成果,提升制度生命力 |
| 7.4 实践推进：明确巡视重点与主体权责,创新巡视方法 |
| 7.4.1 明确当前阶段巡视任务与重心,加大政治巡视 |
| 7.4.2 明确巡视主体权责与激励,优化主体结构 |
| 7.4.3 创新巡视工作方法,拓展全媒体参与渠道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第39卷2004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清代话本小说中的江南书写[D]. 桂肖珍.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D]. 李雪铭. 河北大学, 2020(08)
- [5]蔡汝楠理学思想研究[D]. 陈伟良. 浙江大学, 2020(02)
- [6]浙江近世道教方志研究[D]. 王文章.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7]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8]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宋婧琳.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