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教育》1985年总目录

一、《甘肃教育》1985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普化才让^[1]（2021）在《敦煌古藏文写本《摩利支天陀罗尼经》研究》文中指出

李思家^[2]（2021）在《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白话诗代表,敦煌藏经洞所存的王梵志诗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以往学界多从文献、文学、语言词汇、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对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整理、结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不足。通过搜集整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14个写本,并从写本的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全面地关照,重点分析写本的抄写者、抄写情景和应用情景,注重从写本的抄写状况归纳出其包含的社会文化活动信息。同时结合传播学和文学视角,探究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卷“上中别”版本和卷第三版本情况及其成书过程,并在整理研究王梵志诗写本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王梵志诗的思想内容和文学史意义。在上述研究思路之下,第一章论述王梵志的生平及敦煌文献中存王梵志诗的不同写本,论及学界对王梵志和王梵志诗的研究现状。第二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特征,首先从写本的题记、装帧形制入手探讨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抄写人、使用人及抄写和流传等问题。重点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写本的抄写及应用情况,写本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章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情况,通过对14个写本叙录的整理和叙录工作,结合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论证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过程,同时分析了诗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深入探究了写本时代的诗歌传播问题。论证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结集及唐代结集之风对诗歌传播的推动作用。梳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不同结集的受传者及传播范围差异,结合时代特征探究其成书过程。第四章论述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的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结合其创作背景分析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其“生不如死好”的现世观与“有钱多造福”的转世观体现了佛教传播的“世俗化”和“庶民化”过程。最后重点探究了三卷本《王梵志诗集》对后世白话诗和僧人宗教诗的继承和影响。

焦树峰^[3]（2021）在《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研究》文中认为敦煌壁画是丰富的形象史料。敦煌石窟中有坐禅、燃灯、绕塔等佛教日常行事图像。坐禅图像可能是僧人日常修行的反映,也可能是僧团在进行冬夏安居的写照。燃灯图像的意涵包括燃灯供养和节日燃灯。礼忏祈福是绕塔图像的主要涵义。敦煌壁画中有讲经和授戒等法会图像,维摩诘经变是对讲经法会中法师讲法、都讲问难、听众听讲等仪式的图像折射。莫高窟第323窟可以反映出授戒法会有设置坛场、请师、问遮忏悔、宣示戒相等仪式。浴佛节、盂兰盆节、腊八节等佛教节日在敦煌石窟中也有反映。浴佛节时要用香水洗浴佛像,石窟中的“九龙灌顶”图像可以为我们提供“浴佛”的图像参考。不仅如此,浴佛节还要举行写经、供佛大会、浴僧等活动。盂兰盆节起源于目连救母的故事,敦煌石窟中有盂兰盆节送盆破盆活动的图像折射。腊八是佛陀降魔成道的日子,壁画中的放生情景是腊八节举行放生活动的图像再现。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有教化僧众、辅助僧人进行俗讲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消灾祈福、安定人心等功能。

张亦鸣^[4]（2021）在《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文中认为敦煌乾元寺是唐宋之际敦煌地区的重要僧寺,敦煌文献中简称“乾”,寺名很有可能源自唐肃宗年号乾元（758年二月至760年闰四月）。该寺自吐蕃统治时期的辰年（788年）出现,至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仍有活动。乾元寺应与莫高窟有特殊关系,笔者认为文献中所见“窟寺”亦为乾元寺。乾元寺拥有寺门、钟楼、经楼、佛殿、讲堂、仓库等建筑,但规模较小。乾元寺僧人数量较少,出身乾元寺的张金炫和阴海晏分别担任都教授和都僧统,他们积极广结善缘、弘法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乾元寺积极参与敦煌僧团组织的斋戒活动,并依靠自身丰富的藏经,成为敦煌地区传播禅宗义理的大寺,吸引敦煌地区的大族入寺修习。囿于寺院规模,乾元寺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与其他僧寺相比缺少借贷收入。虽然凭借自身的影响力获得了较多信众布施和僧团纳赠,但始终无法积累起可观财富。由于人手不足,乾元寺较多雇佣百姓从事寺院各类劳役,在此过程中加深了与世俗百姓的联系,沟通起世俗世界与宗教空间。对于以香料为代表的奢侈品,乾元寺仅在僧团组织的法事活动中使用配额,基本不会额外购买。与此同时,迫于经济压力,乾元寺甚至拍卖信众布施的奢侈品,以补贴寺院日常用度。

马聚英^[5]（2021）在《唐宋时期敦煌永安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永安寺是唐宋时期敦煌僧寺,敦煌遗书中简称“永”。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诸寺各种名目的宴设活动频繁,设院是永安寺专门进行宴设招待的场所。永安寺在财产管理方面十分成熟,寺院财产按照佛教经律的规定分而置之于仓司、招提司等不同的机构进行管理,管理人员有执仓和都师,均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且采用算会、点检等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核算与监督。S.9227《永安寺僧绍进上表》所载永安寺僧人的房舍纠纷反映了永安寺住寺僧人过的是个体生活,房舍位于寺院的东西两院,属于他们个人所有。该件诉状包括了诉事人姓名身份、诉讼理由、诉讼请求以及具状时间等项内容,是晚唐五代时期诉牒的典型代表。同时由该表文的文体和文本格式并不相符可窥知“西汉金山国”的性质及张承奉称帝的实际情形。P.3223《某甲勘寻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申上状》所展示的永安寺僧人借粮纠纷案的审理程序大致包括四个环节,即诉讼人提起诉讼、官府立案受理、官员调查取证和审判官判决结案。该案承办官员审理案件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讯问获得原被告双方的口供,同时控辩双方陈述结束后还需在案卷上签字画押,这是唐代证据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作为敦煌名寺,永安寺积极履行对僧团的义务,活跃于都司组织的抄经、转经、勘经等修习弘法活动以及方等道场、佛教节日等法事活动中,这些宗教实践极大促进了佛法的传播,为敦煌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社邑活动和寺学教育为永安寺与敦煌在家信众之间架构了有型的纽带。永安寺不仅为信众团体举办各类活动提供了聚会场所,寺院僧人还积极参与社邑举行的丧葬互助、营建佛塔等活动。该寺的寺学教育活动以僧俗并收、兼顾儒佛的特色,成为影响敦煌世俗民风和教化乡民的重要途径。

张重洲^[6]（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曹丹^[7]（2021）在《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文中认为典型的敦煌类书可分为类事类书、类句类书、类语类书、赋体类书四种,敦煌类语体类书包括《语对》《籯金》《文场秀句》《对语乙》《类辞乙》《类辞甲》、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八种写本类书,共计二十四个写卷。敦煌类语体类书又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类目详备、注释完整的《语对》《类辞乙》《类辞甲》、P.3622V+P.4034V《类语体小类书》、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第二类是体例完备、兼有叙文的《籯金》和《文场秀句》;第三类是既无类目、又无小注的《对语乙》。从体例上看,上述敦煌类语体类书,最为典型的当属《语对》,《籯金》《文场秀句》多有变异,《对语乙》则仅有事对。类语类书是类事类书、类句类书发展的结果,又是赋体类书产生的温床;从内容上看,《语对》最为完整,《籯金》次之,其他多是残卷;从部类上看,《语对》《籯金》《文场秀句》、TⅢM Q23《类书残片（太守刺史篇）》包含有相同的部类,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引书角度上看,敦煌类语体类书多引用正史之合传、类传,特别是《汉书》《後汉书》的合传、类传,这体现了类书与杂传的编纂渊源,也是合传、杂传向类传、类书转变的证据;从功用角度上看,类语体类书与文学创作、科举考试、教育教学皆有密切联系,而与科举考试之关系尤为显要,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无论是试策、试诗赋,还是试杂文,短小精悍的类语体类书皆是利器,常作“科举辅导书”之用,故敦煌类语体类书之内容与唐代科举考试试题多有重合。总之,敦煌类语体类书用途广泛,影响深远,常被各类学校当做教材使用,学郎杂写即为明证,而学习诸类书之後的敦煌士人,就将诸多内容运用到写作之中,故敦煌邈真赞、发愿文、功德碑中也多有借用敦煌类书之内容。

丁斯甘^[8]（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提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龙光海^[9]（2020）在《敦煌蒙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面世,流传在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蒙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敦煌蒙书作为一种童蒙教材,内容上具有丰富多彩、通俗易懂等特点。形式上具有句式整齐押韵、篇幅结构短小松散、文章体例多样等特点。敦煌蒙书被唐五代敦煌地区各类学校所采用,深受当地学童的欢迎。蒙书写本的内容和抄写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及学生学习生活最为原始的社会风貌。不仅如此,敦煌蒙书对中国古代民间文艺的创作也产生一定影响,对今天的语文教育也有一些借鉴意义。以往学者对敦煌蒙书文学性的研究虽有涉足,但多倾向于单篇蒙书的研究,从写本层面去把握蒙书文献在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所具有的应用价值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鉴于此,我们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以保存在唐五代宋初时期的蒙书写本作为文献基础,立足蒙书写本与唐五代敦煌学校教育的关系,将蒙书写本置于唐五代宋初历史文化背景下,就敦煌蒙书与蒙书文献的发展演变、敦煌蒙书的内容与形式特点等从文本细读展开研究。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就敦煌蒙书与蒙书文献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首先,概述蒙书文献的发展演变,使人们对蒙书这一批文献的起源、发展过程有大致了解。其次,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蒙书进行概说。最后,把敦煌蒙书置于唐五代宋初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为敦煌蒙书奠定历史视角。第二章主要分析敦煌蒙书的内容特点。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是分析敦煌蒙书内容的丰富多彩,第二节是分析敦煌蒙书内容的通俗易懂,第三节是分析敦煌蒙书注重实用性。第三章主要分析敦煌蒙书的形式特点。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从句式整齐押韵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二节从篇幅结构短小松散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三节从文章体例多样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四节从对偶、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敦煌蒙书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对蒙书写本与唐五代敦煌地区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从写本视角选取有代表性的蒙书写本,对蒙书写本的内容、抄写方式、学郎诗、学郎杂抄及其杂写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探究蒙书写本在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中所具有的应用价值。第五章主要分析敦煌蒙书的研究价值与影响。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史料与思想价值方面对敦煌蒙书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古代民间文艺创作、当今小学语文教育的借鉴意义及其从学郎杂写看敦煌蒙书的应用价值方面对敦煌蒙书的影响进行分析。

吴园^[10]（2020）在《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敦煌写本《事林》与《事森》皆是以道德伦理和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人名居首体类书,在类书的发展史尤其是《类林》系类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为上、下两编,对《事林》《事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上编绪论部分讲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并通过回顾王三庆、张涌泉、张文举等学者对P.4052号写卷、P.2621号写卷以及S.5776号写卷的相关研究史,对《事林》《事森》写卷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叙录。第一章对《事林》《事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厘清了其与《孝子传》的关系,并通过对写卷题记及诸多杂写的考察,提升了对《事林》《事森》的认知,《事森》的抄写者可能是出身敦煌翟氏的净土寺学郎员义,员义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杂抄诸书而成新作,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早期敦煌寺学的教学状况。第二章是关於《事林》《事森》引书研究的考察,二书引用了经部、史部、子部典籍共54部,经部类引书不限於九经,数量不多;史部类引书共42则,比例最大,其中主要是《高士传》《列女传》《孝子传》《楚国先贤传》等杂传类史籍,也有前四史与《东观汉记》《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籍,还有少量地理类着作,如《会稽录》《晋阳春秋记》等;子部类引书为《说苑》《世说》等。《事林》《事森》的主要内容多为先贤人物故事,二书之事例亦非通常的类书引书模式,多对所引文献进行节抄、缩写,甚至有删减过度之举,而《事林》《事森》思想多是积极向上的,内容上多半是宣导道德教化、忠孝仁义。第三章通过对《事林》《事森》残存篇目与《类林》《语对》《籯金》的对比,阐释了《事林》《事森》的编纂体例,二书之体例无疑是类事类书,但是又有其独特的特点,与《类林》之体例关系最爲密切,可统称为《类林》系类书,人名居首是其特点,《事森》廉俭篇、孝友篇、敦信篇、贞洁篇、报恩篇的部分内容,亦见於《语对》等类书,但是体例有别,人物取舍、故事内容又不完全一致。文章下编对写卷内容作了更加准确的录文和校注。

二、《甘肃教育》1985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肃教育》1985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宋时期敦煌永安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9）敦煌蒙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甘肃教育》1985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古藏文写本《摩利支天陀罗尼经》研究[D]. 普化才让. 西藏大学, 2021
• [2]敦煌三卷本《王梵志诗集》研究[D]. 李思家.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敦煌石窟寺院仪轨图像研究[D]. 焦树峰. 兰州大学, 2021(12)
• [4]唐宋时期敦煌乾元寺研究[D]. 张亦鸣.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唐宋时期敦煌永安寺研究[D]. 马聚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7]敦煌写本类语体类书综合研究[D]. 曹丹. 兰州大学, 2021
• [8]《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9]敦煌蒙书研究[D]. 龙光海.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10]敦煌写本《事林》《事森》整理与研究[D]. 吴园. 兰州大学, 2020(01)

标签：甘肃教育;  法国经济;  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