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差距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宋文月[1]（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朱迪[2]（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陈田[3]（2020）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不平衡走向协调》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仅存在于区域之间,还存在于区域内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地和华南、西南、东盟三个经济圈的结合部,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特点,虽然区位优越,但区域内情况复杂,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就经济总体水平而言,2018年北部湾经济区6市人均GDP为36639元,而桂西资源富集区仅为23939元;柳州市、防城港市人均GDP分别为75945、73601元,而河池市、贵港市分别仅为22302元、26635元。作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促进整个广西经济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地理、经济基础等因素致使广西经济发展总体滞后并且区域经济差距大,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划分广西的经济区域才能较全面的观测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程度是怎样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因素是什么?未来如何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进行划分,剖析其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测度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探究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文章内容安排:第1章导论,提出问题、介绍研究意义、确定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第2章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对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前人成就、挖掘文献留白,借鉴基础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第3章介绍广西的禀赋,动态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西总体的经济演进,静态解剖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第4章基于所划分的经济区域,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法,以及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四种指数,探讨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差距;第5章在全面把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第6章探讨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第7章基于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与机遇,结合国家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文件,探寻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出推进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第8章研究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基本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研究的不足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主要观点和结论有:（1）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但横向比较依然落后。从广西内部的区域来看,桂南沿海经济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而桂东经济区和桂西经济区则相对滞后。（2）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经济板块间、城市间、县域间、城乡间,表现于经济总体水平、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是多维的不平衡。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促进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3）经济总体水平在各等级的区域间呈现扩大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区域之间人均GDP差距,区域经济总体差距依次来源于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超变密度;人民生活水平的区域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表现为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差距依然明显;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距也呈缩小的趋势,表现为小学教育差距和医疗卫生差距的缩小,但是,中学教育的差距还较大。因此,要缩小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广西的民族自治（待遇）县、陆地边境县、民族乡的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民族自治（待遇）县之间、陆地边境县之间、民族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不平衡性突出,但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明显。未来要加大力度支持民族自治（待遇）县、陆地边境县、民族乡经济的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并注重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5）2010-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从2010年的勉强协调或濒临失调逐渐向2018年的中等协调或初级协调转变,预计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但是,面临边地和边缘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发展滞后,以及地理禀赋、科教水平、开放程度区域差距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拥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等诸多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条件。（6）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采取“集中均衡”式发展模式,要积极打造以南宁为核心的北部湾经济高地,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推动区域之间融合、互动发展;要加大力度支持广西欠发达地区、民族自治（待遇）地区、沿边地区加快发展;要深化新时代广西经济对外开放,以大开放激发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区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要注重经济与社会尤其是经济与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区域经济与社会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要加大力度支持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提升少数民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坚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前提下,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力度,破除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语言障碍,力求缩小广西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少数民族与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
孙英杰[4]（2020）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是在2005年的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上正式提出的,其后,二十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普惠金融联盟（AFI）和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国际组织相继出台了推进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行动和发展规划。之后,在2010年的首尔峰会、2012年的墨西哥峰会、201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会和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以及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等国际重要会议上均将其作为突出议题来进行广泛的讨论。可见,普惠金融发展成为了世界各国的重点关注对象。诚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将“发展普惠金融”正式写入决议,并相继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发展普惠金融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农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等弱势群体。2016年,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发展战略。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2018年10月,财政部下达百亿专项资金来扶持普惠金融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再次明确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性、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由此可见,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基于此背景,如何客观准确评价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着力挖掘其地区差异原因、精准捕捉地区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以及全面厘清调整方向将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着力点。于此,本文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来明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现状和程度,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收敛性检验来把握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进特征及变化趋势,试图通过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探讨来厘清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化发展的机理,以此来为弱化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以及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言献策。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通过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来说明本文撰写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来进一步明确本文的总体规划。最后,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相关文献回顾部分。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具体包括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普惠金融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测度以及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等方面。其次,针对上述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得出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为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谋取一剂良药。第三章是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通过对普惠金融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框架的介绍来深入阐释普惠金融的内涵。其次,通过对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意义以及沿革的介绍来厘清普惠金融发展的脉络。最后,通过对金融功能论、金融抑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论、金融排斥论以及区域金融论等相关理论的详细阐述,为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夯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部分。首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构建,这里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选择19个指标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其次,是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方法的选择,这里采用标准欧式距离法进行测度,并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维度以及子指标的相关权重。最后,对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地区差异的结论。第五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部分。首先,采用加权平均离差法和变异系数法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程度有所下降的结论。其次,采用基尼系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对地区间以及地区内部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大小,以及这些差异的存在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进行分析,得出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组间和组内的差异程度均趋于减弱的结论。第六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部分。首先,通过对收敛假说的理论阐述来诠释普惠金融发展也应符合收敛特征,即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会逐渐弱化。其次,采用β收敛检验从静态的角度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最后,采用核密度收敛检验以及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从动态的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转移情况进行深入探析。第七章是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探讨部分。在前述已挖掘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明显但差异具有减弱趋势的基础上,本部分将继续以三大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和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样本,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平面与立体的融合分析,以此来捕捉各影响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影响,为后续的政策建议埋下伏笔。第八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测度、区域差异的综合评价、收敛性检验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给予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为普惠金融高效提升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开出政策药方。最后,提出研究展望以及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指标的创新。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传统的指标主要从渗透性、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来进行,且指标选择大多集中于银行类指标,而普惠金融发展的主体,不仅包括银行类金融机构,还应包括保险类等金融机构,这就导致传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构建指标的选择上不仅包含了银行类相关指标,还包含了保险类相关指标,并对相应指标进行了深入的拓展与延伸,以期更为全面的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行重新构建,使其测算结果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实际状况更为真实和贴切。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分析中,更多局限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探讨。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特征表现出更为细致的诉求,单纯以依据地理位置划分的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分析显得有所局限,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时,不仅对其进行了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地区分析,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探讨,以期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予以精准把脉。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收敛假说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用以研究经济系统中不同经济个体间以及不同经济个体与经济整体间的变化趋势的。文中尝试将收敛假说运用到普惠金融发展当中,探讨普惠金融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趋势,以挖掘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资本投入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其增速逐渐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增速是否相趋同,各地区普惠金融增速与整体普惠金融增速是否存在趋同趋势,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和分布特征,以及地区间以和地区内部的各个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转移情况,以此来深入探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协调性和均衡性。
孙冰[5]（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测度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自然禀赋、政策战略等原因导致各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一直十分突出。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文全面测度中国区域间发展的平衡性,为解决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供参考。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发展平衡性的研究,结合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多因素综合指数法、集中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借助Arcgis、Geoda等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省级和地级市两个尺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角度,对2000-2017年中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展开全方位研究,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对策。主要结论有:（1）从区域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来看,发展质量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发展速度中部地区要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差异较大。（2）从时间演变来看,基于省级尺度研究,中国各省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不断拉大,相对差异和整体差异持续缩小;社会发展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整体差异均减小。基于地级市尺度研究,中国283个地级市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均逐步增大,社会发展的绝对差异拉大,但相对差异减小,经济和社会均为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3）从空间特征看,中国省级尺度和地级市尺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但各省之间空间集聚性减弱,各地级市之间空间集聚性增强,283个地级市之间经济发展的辐射、拉动效果显着,而社会发展方面连片凹陷区没有改善。平衡性空间格局方面,快速平衡趋向、中速平衡趋向、弱平衡趋向和不平衡趋向四类在空间上呈交叉分布,2017年经济发展平衡性呈多种平衡性水平类型互相交叉、各自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发展平衡性呈现东部地区最优、东北及南方地区良好、青藏地区较好、西北地区一般的空间分布格局。（4）根据本文的研究,从促进机会平衡、能力平衡的角度,提出对策:推动区域流域一体化发展,增大落后地区发展机会;强化省域内部协调,改善区内不平衡;拓宽全球价值链,保障参与机会的均衡化;推动落后地区社会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发展能力;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增强社会发展基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新动能。
苏杰[6]（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李杰[7]（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古晓洁[8]（2020）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基于非对称异质性视角》文中提出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但同时区域发展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在当今国际上,经济发展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过去四十年,中国优先在东部地区成立各个经济特区,形成诸多经济圈,各种经济资源向东部地区集聚,使得区域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随着区域差异的扩大而日趋式微。同时,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根据Demurger（2001）的观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方式,即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另一种是间接方式,引导地区间的要素流动,通过这种溢出效应来带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各地区在自然条件、要素配置、产业耦合、价值链跃升等方面差异较大,如何弥补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约束,本文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省际之间以及本省与外界的交流,既可以通过投资直接促进本省的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对本省的溢出效应来间接地促进本省的经济增长（Charles et al.,2006）。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改变不同区域间的可达性引起区域之间的时空收缩,降低运输成本、商务成本,增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的集聚、扩散、辐射能力,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丁胜仁,谢永利,2009）。除了直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本文还借鉴Ottavianao线性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做法,将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纳入线性新经济地理模型,更注重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和种类非对称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益,探究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路径及对应的政策措施。这一研究范式更能准确把握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为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搞发展存在种类非对称和空间非对称影响。利用1998-2016年数据建立包含各个具体核心解释变量在内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分析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同一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种类非对称性;进一步分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同一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非对称性。最后,建立门槛效应模型,用于研究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会随着交通运输方式运营规模的变化而具有门限特征,同一交通基础设施在不同区域的门槛效应的差异性和不同交通基础设施在同一区域门槛效应的差异性。全样本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确实存在显着影响,且铁路、公路、内河航道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即铁路、公路可以显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内河航道对经济的影响不稳定。空间模型结果显示铁路、公路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内河航道的溢出效应不显着。从不同交通基础设施来看,普通面板回归下,公路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显着,铁路次之;在空间模型下,铁路对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显着,公路次之,交通基础设施的这种影响呈现显着的种类非对称性和空间非对称性的双元异质性特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除不考虑空间效应下的铁路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其余不管是在空间效应下还是非空间效应下都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特征,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在相匹配的规模。从地区来看,普通面板回归模型下,三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显着,在三大交通基础设施中,公路对东中西部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显着,铁路次之;在空间模型下,三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最显着,在三大交通基础设施中,铁路对东中西部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显着,公路次之,内河航道作用方向不稳定且不显着。从门槛回归结果来看,特定水平下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锁定”效应。铁路、公路对东部地区经济的影响均呈显着上升趋势,规模越大促进作用越大,但内河航道呈负向影响且不显着;铁路只在第三阶段才对中部经济发展起显着正向促进作用,公路对其始终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内河航道影响不显着;铁路、内河航道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正向影响呈显着下降趋势,公路先下降后上升。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其建设规模应与经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盲目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主要针对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张芷若[9]（2019）在《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金融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科技金融将当今时代最活跃的两个生产力要素——科技与金融有机融合起来,并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拉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科技金融的发展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是我国转变产业布局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促进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有机融合,已成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对调结构、稳增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论文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以区域经济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法、耦合协调分析法等研究手段,对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市场、政府、产业、社会、空间维度来说,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两个互相影响、开放的巨系统。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是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过程的关键,协同作用的程度能够体现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由此,论文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两系统相互影响的程度,定义为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其大小反映了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系统的有机融合程度。首先,论文对科技金融、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概念进行界定,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提出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耦合、功能耦合、效应耦合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市场—政府—产业—社会—空间”五个方面概述了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发生机制。认为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主要表现为系统性、空间性和潜在性。其次,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结合我国国情,分别构建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了19982016年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水平,探究两系统在全国层面、区域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时空演化规律,为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奠定了基础。再次,对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研判。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确定研究期内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两个系统内各子系统及要素之间的耦合关联度,从区域层面与省级层面分析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并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探究其耦合特征。通过对两个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测度,划分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类型,并分析了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演变过程。之后,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阐释,深入地解释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在前文的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剖析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并根据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总结出如下结论:1、我国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差异明显,空间上表现出显着的沿海与内陆差异。2、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耦合作用较强,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沿海—长江经济带—内陆”三级阶梯式变化。3、通过探究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发现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不平衡,存在耦合协调度提升缓慢、空间关联性较差等问题。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影响本地区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不仅取决于周边地区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还受到周边地区其它因素（包括市场、政府、产业等）的影响,其中,市场带动、证券交易与经济驱动成为影响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5、根据研究期内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具有一定的趋向性,二者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协调、集聚与互动三种趋向路径。6、在促进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方面,要求二者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首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行区域差异化政策,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其次还要不断推进金融机构的结构转型,优化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最后,加强区域间信息流动,扩大集聚区的辐射范围,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
代金辉[10]（2019）在《区域经济福利 ——核算、差异性及均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社会福利包括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指一切能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资金、服务、制度与措施,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简称福利。经济福利通常指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能够与货币建立联系的福利,而非经济福利通常指不能与货币建立联系的福利。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经济福利问题。我国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经济福利发展极不均衡,而过大的区域经济福利差异会引发人口大量迁徙、低福利地区成为“工业荒地”、高福利地区加剧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区域经济福利进行核算、计算区域间差异性以及寻找如何缩小区域间经济福利差距的对策,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借助客观而翔实的大样本数据,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福利核算指标体系CEWI,对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7-2016年城乡经济福利水平进行核算,并对10年间城乡人均经济福利的变动趋势、差异性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与评价,深入、透彻的分析中国各地区经济福利分布格局的不同状况、背景、过程及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区域经济福利实现协调、绿色、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力图为各地区在新形势下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战略提供参考依据。论文研究内容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绪论、文献综述和相关基础理论三章组成。内容主要为阐释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经济福利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福利、经济福利与区域经济福利的内涵,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个人消费、公共产品、资源环境等的关系;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等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即第四、第五章。内容主要为借助我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大量的实际数据,结合我国国情构建能够衡量当前福利与可持续福利,具体包括居民加权消费、公共财政支出、无酬家务劳动、私人防御性支出、净资本增长以及资源环境耗损六个二级指标,包含个人消费支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耐用消费品收益、通勤成本、社会不公正因素成本等14个三级指标的经济福利核算指标体系CEWI,对中国2007-2016年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城镇、乡村经济福利水平进行核算分析。第三部分即第六、第七章。内容主要为对我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7-2016年区域整体、城镇、乡村人均经济福利的变动趋势、差异性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测度与评价,客观、充分地分析我国各地区内部经济福利的分布格局、状况、背景与过程,全面并准确地揭示我国区域间经济福利差异性的实际状况;对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性的总体、消费、公共财政支出、私人防御性支出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因进行分析。最后即第八章。内容主要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探究消除区域经济福利过大差异、实现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1）2007-2016年中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城乡居民经济福利稳定增长,区域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稳步提高。各省市城乡经济福利总额的平均水平从2007年6900亿元增加到2016年19201亿元,增长了178%,各省市城乡人均经济福利平均水平从2007年16853元增加到2016年42698元,增长了153%;各省市城镇人均经济福利平均水平从2007年29132元增长到2016年61666元;各省市乡村人均经济福利平均水平从2007年6675元增长到2016年14588元。（2）2007-2016年区域城乡经济福利总额与城乡人均经济福利格局发生了变化,省际间差异较大。个别省份出现了明显下滑,如辽宁、黑龙江、山西及河北等省;同时,个别省份表现出了明显上升,如湖北、海南、宁夏等省。2016年经济福利总量排名前四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及浙江,排名后四位的省市依次为:甘肃、海南、宁夏及青海;人均经济福利排名前四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排名后四位的省市依次为:安徽、河北、甘肃及山西。（3）2007-2016年中国30省市城乡居民人均加权消费、人均公共产品收益、人均私人防御性支出稳定增加,同时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各省市各年间排序变化不大。上海、北京、天津与浙江居民消费能力最强,青海、云南、甘肃与贵州居民消费能力最弱;人均公共产品收益最多的省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及青海,收益最少的省市依次为:广西、河北、河南与湖南;人均私人防御性支出最多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浙江及天津,支出最少的省市依次为:安徽、陕西、甘肃与贵州。2007-2016年人均资源环境耗损成本呈倒“U”型趋势,10条趋势曲线走势较为接近;各省市人均净资本增长各年间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与人口流动以及资本增量相关。（4）2007-2016年区域人均经济福利绝对差异不断变大,相对差异不断减小,总体上差距较大。区域消费差异、公共产品差异、私人防御性支出差异均表现为绝对差异不断增加,相对差异不断减小;区域净资本增长差异、资源环境耗损差异均表现为绝对差异先增加后减小,相对差异缓慢下降。2007-2016年区域城镇人均经济福利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下降或上升趋势;区域城乡整体、乡村人均经济福利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略有减小。各省市城乡整体、城镇、乡村人均经济福利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福利整体较高,中、西部地区经济福利整体较低;区域经济福利城乡间差异最大。（5）政策倾向性、区位因素、资源禀赋、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福利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收入、消费习惯及消费理念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市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地方财政能力、中央转移支付及人口数量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市公共财政支出收益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均收入、城市规模、居住成本及消费习惯的差异是造成各省市私人防御性支出差异的主要原因;自然条件、三次产业比重及产业布局是造成各省市资源环境耗损差异的主要原因。（6）实现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为: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提升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推进落后地区城镇化进程、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区域开放合作、在低福利省市培育增长极、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论文在以下四方面有所创新:第一,选题创新。研究区域经济福利的核算、差异性与均衡发展,并将研究范围确定为能够用货币衡量的经济福利。第二,研究视角创新。从区域差异性角度衡量经济福利,对各省市城镇、乡村与区域整体经济福利分别进行核算,并测算了各省市城乡经济福利差异。第三,方法创新。（1）基于SNA的GDP核算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及数据可得性,构建了包含当前福利与可持续福利的核算指标体系CEWI,首次定量核算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及港澳台除外）城镇、乡村、区域整体加权消费、公共财政支出、私人防御性支出、无酬家务劳动、净资本增长与资源环境耗损的具体数值,并最终核算了区域城镇、乡村及区域整体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2）利用永续盘存法（PIM）对1982-2016年各省市城镇、乡村以及区域整体的资本存量分别进行了估算;分别采用行业替代法与机会成本法对2007-2016年各省市城镇、乡村居民无酬劳动价值进行了估算;利用成本估价法对2007-2016年各省市资源环境耗损进行了估算,主要包括自然能源耗损、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物污染,其总成本为实际治理成本与虚拟治理成本之和,其中大气污染的价值损失采用修正的治理成本系数法进行估算。（3）对各省市2007-2016年城镇、乡村GDP予以估算。（4）利用“区域基尼系数”衡量区域经济福利、区域消费、公共财政支出、私人防御性支出、净资本增长以及资源环境耗损的差异性。第四,研究观点创新。提出了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的八条基本路径。
二、湖北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差距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差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3）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不平衡走向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3章 广西禀赋、经济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
|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禀赋 |
| 3.2 广西的经济演进(1949-2019) |
| 3.3 广西经济区域划分及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广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维差距 |
| 4.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 |
| 4.2 区域经济发展多维差距评价指标体系 |
| 4.3 区域板块间经济发展差距 |
| 4.4 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 |
| 4.5 县际经济发展差距 |
| 4.6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 |
| 4.7 小结 |
| 第5章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估 |
| 5.1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
| 5.3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
| 5.4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
| 5.5 小结 |
| 第6章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机遇 |
| 6.1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2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机遇 |
| 第7章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与保障措施 |
| 7.1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与格局 |
| 7.2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
| 7.3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措施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基本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相关文献回顾 |
| 2.1.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1.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1.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1.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2 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重要性 |
| 2.2.2 关于普惠金融内涵 |
| 2.2.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测度 |
| 2.2.4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普惠金融发展范畴及理论基础 |
| 3.1 普惠金融内涵 |
| 3.1.1 普惠金融概念 |
| 3.1.2 普惠金融特征 |
| 3.1.3 普惠金融体系框架 |
| 3.2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原则及意义 |
| 3.2.1 普惠金融发展目标 |
| 3.2.2 普惠金融发展基本原则 |
| 3.2.3 普惠金融发展意义 |
| 3.3 普惠金融发展沿革 |
| 3.3.1 国外发展沿革 |
| 3.3.2 国内发展沿革 |
| 3.4 普惠金融发展理论基础 |
| 3.4.1 金融功能论 |
| 3.4.2 金融抑制论 |
| 3.4.3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 |
| 3.4.4 金融排斥论 |
| 3.4.5 区域金融论 |
| 第4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度 |
| 4.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说明 |
| 4.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方法选择 |
| 4.2.1 测算方法介绍 |
| 4.2.2 测算方法确立 |
| 4.3 普惠金融发展区域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2 八大综合经济区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3.3 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测算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综合评价 |
| 5.1 加权平均离差法 |
| 5.1.1 方法介绍 |
| 5.1.2 结果分析 |
| 5.2 变异系数法 |
| 5.2.1 方法介绍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基尼系数法 |
| 5.3.1 方法介绍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泰尔指数法 |
| 5.4.1 方法介绍 |
| 5.4.2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 |
| 6.1 收敛假说 |
| 6.1.1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 |
| 6.1.2 普惠金融发展的收敛假说 |
| 6.2 β收敛检验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检验结果 |
| 6.3 核密度收敛检验 |
| 6.3.1 模型介绍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马尔可夫链收敛检验 |
| 6.4.1 模型介绍 |
| 6.4.2 检验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影响因素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机理分析 |
| 7.1.2 研究假设 |
| 7.2 模型构建 |
| 7.2.1 普通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的构建 |
| 7.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于普通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4.2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 |
| 8.2.2 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化协调战略 |
| 8.2.3 拓宽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 |
| 8.2.4 优化普惠金融需求主体的生态环境 |
| 8.2.5 推进普惠金融运作模式的市场化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中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测度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区域 |
| 2.1.2 区域发展 |
| 2.1.3 平衡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核心-边缘理论 |
| 2.2.3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
| 2.2.4 梯度推移理论 |
| 2.2.5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论 |
| 3 中国区域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1 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总体状况 |
| 3.1.2 经济发展的省域差异 |
| 3.2 社会发展现状 |
| 3.2.1 中国总体状况 |
| 3.2.2 社会发展的省域差异 |
| 4 中国区域发展平衡性的时间演变 |
| 4.1 指标选取 |
| 4.2 研究方法 |
| 4.3 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的演变 |
| 4.3.1 基于省级尺度的研究 |
| 4.3.2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研究 |
| 4.4 区域社会发展平衡性的演变 |
| 4.4.1 基于省级尺度的研究 |
| 4.4.2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研究 |
| 5 中国区域发展平衡性的空间特征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经济发展平衡性的空间特征探究 |
| 5.2.1 基于省级尺度的研究 |
| 5.2.2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研究 |
| 5.2.3 经济发展平衡性空间格局 |
| 5.3 社会发展平衡性的空间特征探究 |
| 5.3.1 基于省级尺度的研究 |
| 5.3.2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研究 |
| 5.3.3 社会发展平衡性空间格局 |
| 6 中国区域发展平衡性的优化研究 |
| 6.1 影响因素分析 |
| 6.1.1 地理探测器模型 |
| 6.1.2 影响因子选取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优化对策 |
| 6.2.1 机会平衡:加强宏观调控,推动区域流域一体化发展 |
| 6.2.2 机会平衡:强化省域内部协调,改善区内不平衡 |
| 6.2.3 机会平衡:拓宽全球价值链,保障参与价值链机会的均衡化 |
| 6.2.4 能力平衡:推动落后地区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发展能力 |
| 6.2.5 能力平衡: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增强社会发展基础 |
| 6.2.6 能力平衡: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
| 6.2.7 能力平衡: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培育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新动能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 第7章 结语 |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8）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基于非对称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一、交通基础设施的概念 |
| 二、交通运输理论 |
|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四、新经济地理理论 |
| 五、包含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理论 |
| 六、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关于门槛效应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 |
| 一、短期路径和长期路径 |
| 二、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 |
| 三、反馈路径 |
| 四、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和门槛效应模型 |
| 五、作用机制图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四章 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空间自相关性 |
| 第一节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描述 |
| 一、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运输能力的发展状况 |
| 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描述 |
| 第二节 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差异描述 |
| 一、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里程和运输规模的差异 |
| 二、经济发展的差异 |
| 第三节 交通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二、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自相关性 |
| 第五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说明和指标选取 |
|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
| 二、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说明 |
|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二、数据的相关性说明 |
| 三、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 第三节 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 |
| 一、OLS回归和GLS回归 |
| 二、RE(随机效应回归)和FE(固定效应回归) |
| 三、面板数据多种工具变量法 |
| 四、分地区FE(固定效应)回归 |
| 第四节 空间溢出模型 |
|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 |
| 二、全样本下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
| 三、交通基础设施异质性分析 |
| 四、地区异质性分析 |
| 第六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 |
| 第一节 门槛效应模型的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门槛回归结果 |
| 一、东中西地区三大交通基础设施门槛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 |
| 二、东部地区门槛回归 |
| 三、中部地区门槛回归 |
| 四、西部地区门槛回归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与目标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科技金融 |
| 二、区域经济发展 |
| 三、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系统科学理论 |
| 二、“核心—边缘”理论 |
| 三、灰色关联理论 |
| 四、新供给理论 |
| 五、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 |
| 一、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三、金融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
| 一、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判定 |
| 二、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的要素 |
| 第二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形式 |
| 一、结构耦合 |
| 二、功能耦合 |
| 三、效应耦合 |
| 第三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 |
| 一、市场机制 |
| 二、政府机制 |
| 三、产业机制 |
| 四、社会机制 |
| 五、空间机制 |
| 第四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 |
| 一、系统性 |
| 二、空间性 |
| 三、潜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数据选取与指标体系 |
|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说明 |
| 三、指标权重确定 |
| 四、综合评价指标测算 |
| 第二节 科技金融水平时空变化 |
| 一、科技金融水平时序分析 |
| 二、科技金融水平空间演化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变化 |
|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
| 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演化 |
| 第四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时空异同点 |
| 一、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时空发展相同点 |
| 二、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时空发展不同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时空演进 |
| 第一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第二节 耦合度模型与测算 |
| 一、耦合度模型构建 |
| 二、耦合度测度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度的时空分析 |
| 一、时序过程分析 |
| 二、空间过程分析 |
| 三、收敛性分析 |
| 第四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分类 |
| 一、耦合度区域差异 |
| 二、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协调度模型与方法 |
|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
| 二、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
| 三、耦合协调度空间分析 |
| 第二节 耦合协调类型及其时空演变过程 |
| 一、类型划分标准及意义 |
| 二、耦合协调类型时空演变过程 |
| 第三节 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 |
| 一、全局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
| 二、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三、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及其GMM估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问题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问题 |
| 一、区域间耦合协调发展不平衡 |
| 二、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提升缓慢 |
| 三、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较差 |
| 第二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目标 |
| 一、经济目标 |
| 二、社会目标 |
| 三、生态目标 |
| 第三节 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路径分析 |
| 一、耦合协调趋向路径 |
| 二、耦合协调集聚路径 |
| 三、耦合协调互动路径 |
| 第四节 促进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实行区域差异化政策,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
| 二、推进金融机构结构转型,优化科技金融资源配置 |
| 三、加强区域间信息流动,扩大集聚区辐射范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区域经济福利 ——核算、差异性及均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福利的测算与评价研究 |
| 2.1.2 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福利的测算与评价研究 |
| 2.2.2 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3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性研究 |
| 第3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3.1 经济福利与区域经济福利 |
| 3.1.1 福利 |
| 3.1.2 经济福利 |
| 3.1.3 区域经济福利 |
| 3.2 经济福利与相关因素关系理论 |
| 3.2.1 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
| 3.2.2 经济福利与国民所得关系理论 |
| 3.2.3 经济福利与收入分配关系理论 |
| 3.2.4 经济福利与个人消费关系理论 |
| 3.2.5 经济福利与公共产品关系理论 |
| 3.2.6 经济福利与资源环境关系理论 |
| 3.3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
| 3.3.1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
| 3.3.2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第4章 区域城乡经济福利核算 |
| 4.1 区域经济福利核算理论依据 |
| 4.1.1 国民经济福利核算标准 |
| 4.1.2 国民经济福利核算指标梳理 |
| 4.2 经济福利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核算方法、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 区域城镇经济福利核算 |
| 4.3.1 区域城镇经济福利分项核算 |
| 4.3.2 区域城镇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核算 |
| 4.4 区域乡村经济福利核算 |
| 4.4.1 区域乡村经济福利分项核算 |
| 4.4.2 区域乡村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核算 |
| 第5章 区域经济福利核算分析 |
| 5.1 区域加权消费总额核算分析 |
| 5.2 区域公共财政支出收益总额核算分析 |
| 5.3 区域私人防御性支出总额核算分析 |
| 5.4 区域无酬劳动价值总额核算分析 |
| 5.5 区域净资本增长总额核算分析 |
| 5.6 区域资源环境耗损成本总额核算分析 |
| 5.7 区域经济福利总额与人均经济福利核算分析 |
| 第6章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性测算分析 |
| 6.1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性的测算方法 |
| 6.2 区域经济福利总体差异性测算分析 |
| 6.2.1 区域经济福利总体分类差异 |
| 6.2.2 区域经济福利总体变动趋势差异 |
| 6.2.3 区域经济福利总体空间分布差异 |
| 6.2.4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度计算 |
| 6.3 区域经济福利分项差异性测算分析 |
| 6.3.1 区域消费差异 |
| 6.3.2 区域公共财政支出收益差异 |
| 6.3.3 区域私人防御性支出差异 |
| 6.3.4 区域净资本增长差异 |
| 6.3.5 区域资源环境耗损差异 |
| 6.4 区域城乡经济福利差异性测算分析 |
| 6.4.1 区域城镇经济福利总体差异 |
| 6.4.2 区域城镇经济福利分项差异 |
| 6.4.3 区域乡村经济福利总体差异 |
| 6.4.4 区域乡村经济福利分项差异 |
| 6.4.5 区域城乡经济福利总体差异 |
| 6.4.6 区域城乡经济福利分项差异 |
| 第7章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性成因分析 |
| 7.1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过大的后果 |
| 7.2 区域经济福利差异成因分析 |
| 7.2.1 区域经济福利总体差异成因分析 |
| 7.2.2 区域消费差异成因分析 |
| 7.2.3 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差异成因分析 |
| 7.2.4 区域通勤支出差异成因分析 |
| 7.2.5 区域资源环境耗损差异成因分析 |
| 7.3 区域经济福利城乡差异成因分析 |
| 第8章 区域经济福利均衡发展路径选择 |
| 8.1 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 |
| 8.2 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
| 8.3 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 8.4 加速推进落后地区城镇化进程 |
| 8.5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
| 8.6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状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
| 8.7 加强区域开放合作,实现区域共赢 |
| 8.8 在低福利区域中培育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湖北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差距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2]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3]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不平衡走向协调[D]. 陈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D]. 孙英杰. 辽宁大学, 2020(01)
- [5]中国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测度及优化研究[D]. 孙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7]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8]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 ——基于非对称异质性视角[D]. 古晓洁.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9]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D]. 张芷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区域经济福利 ——核算、差异性及均衡发展研究[D]. 代金辉. 辽宁大学, 2019(10)